臣窃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之所钟也，人心之所会也，衣冠礼乐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岂天地之外夷狄邪气之所可奸哉！不幸而能奸之，至于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于一隅，凡其志虑之所经营，一切置中国于度外，如元气偏注一肢，其他肢体往往萎枯而不自觉矣，则其所谓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气，郁遏于腥膻而久不得骋，必将有所发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系也。东晋自元帝息心于一隅，而胡、羯、鲜卑、氐、羌迭起中国，中国无岁不寻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宁。然渊、勒遂无遗种，而悯、怀之痛犹有所诿以安也。晋之植根，本无可言者，而江左诸臣若祖逖、周访、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视河洛之意。而桓温之师西至灞上，东至枋头，又于其间修陵寝于洛阳，盖犹未尽置中国于度外也。故刘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后晋亡。百年之间，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气，固将有所发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阳，以修中国之衣冠礼乐；而江左衣冠礼乐之旧，非复天命人心之所系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东南，天人之际，岂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大祸也！恭惟我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无也；二圣北狩之痛，汉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国，而蠢尔丑虏安坐而据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为五十年犬羊之渊薮，国家之耻不得雪，臣子之愤不得伸，天地之正气不得而发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与虏俱生，卒能以奔败之馀而胜百战之虏。及秦桧倡邪议以沮之，忠臣义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气惰矣。三十年之馀，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而君父之大雠，一切不复关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为何事也。况望其愤中国之腥膻，而相率北向以发一矢哉！丙午、丁未之变，距今尚以为远；而靖康皇帝之祸，盖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独陛下奋不自顾，志在灭虏，而天下之人，安然如无事时，方口议腹非，以陛下为喜功名而不恤后患，虽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势而独胜之。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时，君臣父子相戕杀之祸，举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独以为三纲既绝，则人道遂为禽兽夷狄，皇皇奔走，义不能以一朝安。然卒于无所寓，而发其志于《春秋》之书，犹能以惧乱臣贼子。今者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雠，此岂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学者知学孔子，当进陛下以有为，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河洛腥膻，而天地之正气抑郁而不得泄。岂以堂堂中国，而五十年之间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自三代圣人皆知其为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齐、晋、秦、楚皆衰，诸侯往往困于陪臣而不自振。当此之时，虽如鲁卫之邦，苟能举大义以正诸侯，则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惓惓斯世，而卒莫能用。吴越起于蛮夷之小邦，而举兵以临齐晋，如履无人之地，遂伯诸侯。黄池之会，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气发泄于蛮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国之无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怀之，三才其舍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讲也。今丑虏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举而遂灭；国家之大势未张，不可以一朝而大举。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者，劝陛下积财养兵以待时也。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宜其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馀年，凡今日之指画方略者，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今日之击毬射雕者，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府库充满，无非财也；介胄鲜明，无非兵也。使兵端一开，则其迹败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无事，庸愚龌龊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书，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东晋百年之间，未尝与虏通和也，故其臣东西驰骋，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论常如虏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虽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虏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能使人不知所备，而兵无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点兵聚粮，文移往返，动涉岁月；一方有警，三边骚动。此岂能岁出师以扰我乎，是固不知势者之论也。然使朝野常如虏兵之在境，乃国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机也，执事者胡为速和以惰其心乎！晋楚之战于邲也，栾书以为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晋楚之弭兵于宋也，子罕以为：「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诬道蔽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废，故虽成康之太平，犹有所谓「四征不庭」、「张皇六师」者。此李沆之所以深不愿真宗皇帝之与虏和亲也。况南北角立之时，而废兵以惰人心，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雠，而置中国于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则执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义而慨然与虏绝也！贬损乘舆，却御正殿，痛自克责，誓必复雠，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矣；盈虚相补，而兵食见矣；狂妄之辞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缩矣；当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云合响应之势，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请为陛下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伏惟陛下试幸听之。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而藩镇自相雄长，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财赋，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尽心于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艺祖皇帝一兴，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镇拱手以趋约束。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易。财归于漕司，而兵各归于郡，朝廷以一纸下郡国，如臂之使指，无有留难，自管库微职，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势一矣。故京师尝宿重兵以为固，而郡国亦各有禁军，无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纲纪总摄，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绝世之隽功。天子蚤夜忧勤于其上，以礼义廉耻婴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斯民之生，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与中国抗衡，俨然为南北两朝，而头目手足混然无别。微澶渊一战，则中国之势浸微，根本虽厚而不可立矣。故庆历增币之事，富弼以为朝廷之大耻，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盖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贡，是臣下之礼也。夷狄之所以卒胜中国者，其积有渐也。立国之初，其势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严庙堂而尊大臣，宽郡县而重守令；于文法之内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皆所以助立国之势，而为不虞之备也。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矣；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矣。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脧削之。虽微章得象、陈执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独其破去旧例，以不次用人，而劝农桑，务宽大，为有合于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视中国之耻，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事矣；西北两边，至使内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锐然南征北伐，卒乖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馀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祐、绍圣，一反一覆，而卒为夷狄侵侮之资，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夷狄哉！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而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雠，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其罪可胜诛哉！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励志复雠，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括郡县之利以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无五年之积；不重征税，而大商无巨万之藏；国势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宴罢，以冀中兴日月之功，而以绳墨取人，以文法莅事。圣断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以阘茸，臣恐程文之士，资格之官，不足以当度外之用也。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尽用，臣不敢尽具之纸墨，今其遗意岂无望于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而况于复故物乎！不然，维持之具既穷，臣恐祖宗之积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试幸令臣毕陈于前，则今日大有为之略必知所处矣。夫吴、蜀天地之偏气也；钱塘又吴之一隅也。当唐之衰，而钱镠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六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馀，上下宴安，而钱塘为乐国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馀矣。故谷粟桑麻丝枲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也。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其后三百馀年，而光武起于南阳，同时共事，往往多南阳故人。又二百馀年，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荆楚之士从之如云，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皆以其地显名。又百馀年，而晋氏南渡，荆雍常雄于东南，而东南往往倚以为强，梁竟以此代齐。及其气发泄无馀，而隋唐以来遂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土产庳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于建炎、绍兴之际，群盗出没于其间，而被祸尤极。以迄于今，虽南北分画交据，往往又置于不足用，民食无所从出，而兵不可由此而进。议者或以为忧，而不知其势之足用也。其地虽要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况其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是亦形势消长之常数也。陛下慨然移都建业，百司庶府，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作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宁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师为虏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至于相时弛张以就形势者，有非书之所能尽载也。石晋失卢龙一道，以成开运之祸，盖丙午、丁未岁也。明年，艺祖皇帝始从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后契丹以甲辰败于澶渊，而丁未、戊申之间，真宗皇帝东封西祀以告太平，盖本朝极盛之时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实以丁未岁即位，国家之事于是一变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为靖康之祸。天独启陛下于是年，而又启陛下以北向复雠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间尔，天道六十年一变，陛下可不有以应其变乎？此诚今日大有为之机，不可苟安以玩岁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杰之士而与之论今日之大计。盖尝数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雠，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于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讲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臣于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厉志复雠，足以对天命；笃于仁爱，足以结民心；而又仁明足以临照群臣一偏之论；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驱委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陛下诚令臣毕陈于前，岂惟臣区区之愿，将天地之神，祖宗之灵，实与闻之。干冒天威，罪当万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