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窃以为今日人臣之义所当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愤，臣子之深责也，或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皆非人臣之义也。虏并兼强大而难攻，故言者皆曰「当乘其机」；积久坚固而不可动，故言者又曰「当待其时」。夫究极本末，审定计虑，而识所施为之后先，然后知机自我发，非彼之乘；时自我为，何彼之待！今之率易苟且，习闻卑论而无复振起之实意，则固以为必当乘机，必当待时，以缓岁月而误大事，是必然矣。且虏知其不可以羁制中原久矣。黏罕之立伪楚、伪齐，挞懒之还五路、河南，今酋之初又议割白沟以南而定盟好，盖其本谋未尝欲于河东、河北之外越而有之也。颜亮虽威胁天下，而北方起事以归命者固已系踵；我之偏师虽浪战无律，亦能捣陕、虢，摇关辅，得其要郡而守矣。然则虏之所谓难攻者岂真难，而不可动者岂真不可哉？此姑未论可也。方今之虑，正以我自有所谓难，我自有所谓不可耳。夫我自有所谓难，而不知变其难以从其易；我自有所谓不可，而不知变其不可以从其可；于是力屈气索，甘为退伏，常愿和好，抽兵反戍，拱手奉虏，而暂安于东南。臣以为此今日之大患，所当先论者也。陛下感念家祸，始初嗣位，葺两淮，理荆、襄，慰绥蜀道，安集归正人，立忠毅、忠锐等军，教民兵、弩手，新城壁，造器械，讲马政，籴米储货，处处桩积。臣诚愚陋，窃计陛下志望广远，中夜太息，何止一事哉！然而二十六年于此，终未能奋发明诏，有所举动者，积今之所谓难者阴沮之，积今之所谓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盖其难有四，其不可有五，臣请得为陛下条陈之。夫重誓约，畏先事，以金币啖虏，本景德以来立国之素规耳。既隳于契丹，复成于女真，以至浮海再三而谋夹攻，费数百万以买空燕，则又宣和之新画也。故斡离不之始至也，不过责纳张觉、纷乱元约而已；黏罕复至，又不过责悔割三镇及閒结余睹而已；青城之辱，忍复陈之，则又不过以为当如誓书而已。是三役者，可谓覆灭天常，神理不容之巨罪也。然虏自以彼直我曲，用兵有名，而国家遂为之包容垢耻，恬受奇祸，窜逐议臣，降诏谢过。建炎未和，则祈请不绝；绍兴既和，则绌损不较；册命行于至尊，陪隶施于宰辅。赖陛下威灵远畅，始得以匹敌往来尔。置不戴之仇而广兼爱之义，自为虚弱，既已久矣。陛下欲尚加回护，阴俟他隙，则愤怒未昭，固不足以激使受命之士；若流涕行诛，显示决绝，而国信所藏，典故具在，亦恐天下之大义，未足以易有司之常守。此则国是之难一也。国之所是既然矣，而士大夫之论何独不然！故不以贼虏为可怒而反咎平燕之不当，不责主和之致寇而反罪守京之非策；弃三镇则同议者皆是，割大河则签书者不疑。至于秦桧，遂行其「南自南、北自北」之论。汤思退从而效之，撤守弃地，开门纳敌，几危于隆兴之初。王之望、尹穑翕然附和，更为务实黜虚、破坏朋党、趋赴事功之说，相承至今。况守已撤矣，地已弃矣，和亲成矣，尚何实之可务，何事功之可赴哉？虽然，此犹小人之论耳。至若为奇谋秘画者，则止于乘机待时；忠义决策者，则止于亲征迁都；沈深虑远者，则止于固本自治；高谈者远述性命，而以功业为可略；精论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为无辨。小人之论如彼，君子之论如此。陛下欲询众谋，则流言成市，互为废兴；若断以独志，则虑之不尽，事难轻发。此则议论之难二也。女真方之前世，非勍虏也。然而童贯逃师于始至，种师道玩寇于被围，李纲失守于太原，李回扫迹于河上，黄潜善不知南渡，杜充未战迎降，赵鼎持重，迄无定算，张浚经略，屡致奔溃。此皆国家受付托、委心腹之大臣也，贤佞虽异，败事岂殊！陛下遍览往策，当艰难鼎峙之时，岂无杰材异禀、克就勋绩者乎？今环视诸臣，前者后者，迭进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议论者谁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励期望者谁乎？以奔趋官簿为阀阅，以句校朱墨为详练；能缚一奸民，遂自许为有智；能斩一黥卒，遽自负为有勇。其怀利尚同，毁伤善类，阴塞正路，谋以力据要津者，充满内外。陛下欲倚赖此徒，责骥足于蹇步，固无可言；若出意收拾，拔于度外，则又孟浪欺谩，无足凭仗。此则人材之难三也。国家规模，特异前代。本缘唐季陵夷，藩方擅命，其极为五代废立、士卒断制之祸，是以收揽天下之权，铢分以上悉总于朝，上独专操制之劳，而下获享其富贵之逸。故内治柔和，无狡悍思乱之民，不烦寸兵尺铁，可以安枕无事，此其得也。然外网疏漏，有骄横不臣之虏，虽聚重兵勇将而无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损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论者方偏乐安靖，以为宁有外虞而无使内变，课其功效固已过于汉、唐远矣。且靖康之事，未闻我有一城一邑敢为叛命，而坐视胡虏长驱深入，惕息待死，屠戮之惨，与五代何异！其得失之算，岂不明哉！夫徒鉴五代之致乱而不思靖康之得祸，故李纲请裂河南为藩镇，范宗尹尝割边面为镇抚，皆随以废格。陛下循守旧模，而欲驱一世之人以报君仇，则形势乖阻，诚无展力之地；若顺时增损，则其所更张，其所动摇，关系至重，岂得易言！此则法度之难四也。虽然，是四难者，特其精华景象而已，计其事实，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为兵，不以兵为民；因事以养兵，不养兵以待事；兵聚则求战，不聚则不敢战。今食钱自日百钱以上，家小口累仰给于官，国力不供而常有饥寒之色，是以兵为民也；北方无事二十馀年，终不解甲，是养兵以待事也；养兵如故，和亲亦如故，是聚兵而不敢战也。今营、屯、厢、禁，见卒至六十万，群校贵将，廪禄无算，外虚州县，内困朝廷，盖兵以多而遂至于弱矣。此举天下以为不可动者一也。昔固有以乏财为患矣，未有皇皇汲汲，取之无度，如今日之甚者也。自漕司造船、督府犒军而酒价十倍，和买、折帛行而民有二赋，免役钱起供而役法弊，盐袋钱增添而盐筴尽，头子，勘合、免丁、牙契无不增钱，而州县之间益以苛碎。大抵经总制钱为州之害，月桩、板帐为县之害，而西蜀折估、青草、水脚、对减、激赏、隔漕名色，其患苦又为特甚。天下之钱，岁入于官者八千万缗，而支费常不足，盖财以多而遂至于乏矣。此举天下以为不可动者二也。夫诛讨仇贼，脩立大事，使不愆紊，是人主宰相之任也；整挈纲目，振举小治，使不失时，是百官群有司之任也；未有以百官群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自检正、都司、六部列属以及寺监，皆纲目之所在也；受成吏手，能否莫辨，贿赂公行，关节交市，民冤不直，事滞不决。小治若此，况大事乎！盖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此举天下以为不可动者三也。夫以官听吏，疲愞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国家以法为本，以例为要。其官虽贵也，其人虽贤也，然而非法无决也，非例无行也。骤而问之，不若吏之素也；暂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举而归之吏。官举而归之吏，则朝廷之纲目，其在吏也何疑！夫先人而后法，则人用；先法而后人，则人废；不任人而任法，则官失职而吏得志矣。此举天下以为不可动者四也。法虽用矣，人虽废矣，然人材之定品，孰堪为某官，孰不堪为某官，孰宜为小，孰宜为大，其可用之实犹在也。今也任职则以人为可废，择官则为人之饵，学科举，挂名荫，计级而升，循途而进，无不可为者，何贤何不肖，何君子何小人之有哉！廉耻日阙，名实日丧，风俗日坏而不可救。盖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于不用贤能而用资格耳。此举天下以为不可动者五也。是之谓不特四者精华景象之难变，而五者事实之尤不可动者也。夫国是难变，议论难变，人材难变，法度难变，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动，财多而乏不可动，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动，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动，不用贤能而用资格不可动。故期之以功名而志愈惰，激之以志节而俗愈媮；右列未能登进勇爵，而儒生或以见薄为愧；信臣未足承接密旨，而外廷或以见疏为疑。公卿大夫，私窃告语，咸以今之事势举无可为者，姑以美衣甘食老身长子自足而已，岂非今之实患深害，一大事之残贼者欤！沿习牵制，非一时矣。其利害当讲，其虚实当明，其是非当断，其废置当决。不讲，不明，不断，不决，陛下之志虽欲有为，将何恃而独行哉？一世之人维絷手足，涂塞耳目，失正性矣，岂知君仇之当报而为陛下尽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于此，终未能奋发明诏有所举动者，积今之所谓难者阴沮之，积今之所谓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然则其难者岂真难乎？其不可者岂真不可乎？盖自古人君，有虽居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制天下之利势，以卒于无成者矣。陛下则不然。以陛下之圣之武，之勤之明，博学远览，绝识独睿，汉之宣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大义既立，则国是之难者先变矣；陛下之国是变，则士大夫议论之难亦变矣；群臣之在内者进而问之，在外者举而问之，其任是事者亲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远之，则人材之难亦变矣。变国是，变议论，变人材，所以举大事也，其所当顺时而增损者某事耳，非轻动摇而妄更易也，则法度之难亦变矣。四难既变，则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后强也；财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后裕也。然后使官与吏相制而不制于吏，使人与法相参而不役于法，使贤能与资格并行而不屈于资格，皆无不可动之患矣。期年必变，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仇必报，故疆之半必复，不越此矣。臣故以为机自我发而非彼之乘，时自我为而何彼之待者也。若置而不论，因而不改，则我之所谓难者真难矣，虏岂复有易攻之机！我之所谓不可者真不可矣，虏岂复有可动之时！亶之废，亮之殒，斡鲁之叛，皆彼之机也，我何乘焉？彼之时也，我何待焉？臣故以为率易茍且，习闻卑论，缓岁月而误大事者也。臣昼诵夜思，审观天意，稽考人事，十五年矣，今日始得对清光，发绪论，陛下加听之，愿反覆诘难以究其始末，非独臣之幸，天地祖宗之灵所以望于陛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