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桓之事，《公羊》、《左氏》以隐为是，《谷梁》以隐为非。《左氏》以隐之让为贤，君让固美德，不义之让与让而自立，皆不得为贤。《公羊》又创为立子以贵之说以实之。惠公既有元妃矣，则其他皆不得为适，仲子何贵之有？故《公羊》、《左氏》之说皆未得为当。惟《谷梁》之说以为《春秋》贵义不贵惠，信道不信邪，乃为正论。但谓惠公能胜其邪心而与隐，则恐未必然。既以手文而立仲子为夫人矣，又岂肯立隐以为世子乎？此乃惠公殁，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非惠公意也。非惠公意，则当如夷齐之事，乃为得其正也。若隐者，盖义利交战于胸中而不能自决，贪实利而慕虚名，是以不免于弑也。又推其原，则其祸实始于惠公失礼而惑于邪，不思诸侯一娶九女无再娶之义，而又惑乎手文之异，是以贻祸于后世也。

郑庄公无孝友之诚心，又不明于予夺之大义，故勉强以徇其母，而处心积虑以杀其弟也。使其有孝友之诚心，而又明于予夺之大义，则必能委曲顺承而区处得宜，如舜之于象也。

颍考叔舍肉遗母之意甚善，而阙地及泉之对甚愚，此皆不达于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