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三代以还，王政不明，而天下无善治，寥寥千百载间，岂无明君令辟，修立法度，讲明政刑，欲以挈其国于久安长治之域者哉？然撑东而西倾，捉衿而肘见，治之形常浮于乱之意，则亦未明乎纪纲而已矣。使吾朝廷之上，君制臣承，淑慝有别，国是归一，士心不偷，则纪纲一定，自可以立万世法程而无变，而况目前小小节目之未备者乎？不然，所以为立国之规者，方抢攘舛逆，未甚有纪，则四肢虽强，而脉已受病，庸医之喜，而仓、扁之惊也。我国家之有天下也，以仁厚立治体，以宏大植规模，真儒硕才，肩袂摩接，相与修明纪纲，以为子孙帝王凭藉扶持之计。奸憸权慝，胥史舆隶，不得以挠宪章；后家阉尹，宠昵嬖倖，不得以干朝政。国论出于一，而士大夫以名义自检，不以枉进，不以苟偷立人之朝。一政事之失，则大臣请对面列，台谏留班伏閤，小臣封章扣匦，随即正救。诚以大纲之或紊，则败法乱纪，纷裂四出。任使非人，而军政堕矣；耗蠹无艺，而财力殚矣；有司失职，而刑狱繁矣。一丝之棼，而头绪如猬，是安可不循其本而为之忧乎？当是时选用将帅，内则拔之禁近大臣，试以藩岳而后用；外则取之都漕待制杂学士，迟以岁月而后授。武臣不过为总管，领兵马，受节制，未尝俾之得专制一道也。纪纲一定，故择帅不挠于私，而绩用咸著，况祁若水能使老师宿将屏气慑息，韩、范诸人能使悍羌黠贼骨寒胆破，其将帅之效，有如此者。财用悉归三司，内外帑藏非条例之有定数者，不得擅支。而军器土木河防之费，皆有专案，以关防出纳之名数，人主不得与知，宰臣不敢取索，计相不肯供具，皆所以防微杜渐，不欲以隙横恩滥赏之门也。纪纲一定，故财用不病于耗，而公私俱利。初年不过有千六百馀万之入，而内帑金帛如山积。而至于宝元、康定间，民不加赋而帑藏盈溢，其财用之裕有如此。犴狱之寄列圣尤重，既分遣朝臣提点刑狱，又间遣近臣分录刑禁。凡有奏谳，则棘寺与审刑详覆之，同书以上于朝。又虑有司之交委其责也，则令详断官不得避事，紊烦朝廷。乾德诏书，列圣遵守。纪纲一定，故司臬者各供其职，而狱讼用稀。盛度知审刑院，而在京及诸路止有断案三道。庆历之间，郡数奏狱空，其刑狱之清有如此。自熙、丰大臣以私意误国，引用资浅新进之士布满中外，要官右职皆出其门，废弃典章，隳紊经制，凡祖宗所以维持斯世之纪纲荡无复存。血脉受病而外邪交攻，众證皆由此始。河朔增置诸将而勤兵费财，韶、向、充、谔之徒，出师屡败，使貂珰节制诸军，而士莫肯为用，则军政失律矣。凿《周官》以符新法，分三司使权以归朝廷，置旁通簿以说上意，则国用无节矣。杀伤自首之律，议论蜂起，奏谳驳勘之条，删著无常，鞠狱或由内降，必傅重议，则法令滋章矣。方熙、丰大臣锐意求治，悉从更张，未尝不曰：「吾将以振起偷惰，作新弊政也」。而庙堂纪纲之所自出，乃使国是多岐，憸佞竞进，举措不审，条章纷错，以伤吾立国之体。使无元祐，则阳九之厄，盖不待后日而见矣，而何特是三者之不满人意哉？即是而观，则知出治有本末，施置有先后，治本既立，则节目所不必虑；区区然随事以为之图，而纪纲之地谩不加意，则亦终于无成而已矣。善计天下者，常于是而致察焉。厥今天下何病哉？国是挠于浮言，朝变夕改，而无成规；士大夫狃于苟偷，阿意顺旨，而无特操；法度屡更，主威不立，爵赏轻滥，流品混淆。庆元之初，尝为变更之说矣，未几而易以安静；未几又为皇极之说矣，未几而易以振作。上既无一定之论，以把握国势，而士大夫迎合苟容，不自爱重，倖门邪径，抉关毁垣。其嗜利亡耻者，往往剽掠传闻，追媚时好，求容左右，扣阍投匦，指心誓日，以功名自诡。而朝廷之上所以植立纪纲，以为出治之本者，虑不动于耳目，以为上之人无意于是，而时论所不尚也。嗟夫，安有为天下阽危若此，而充塞周行，掠禄养谀，独无正人为上分明之？姑以将帅言之。国家休兵四十馀年矣，旧臣宿师日替月零，骄将騃夫久縻廪稍，未尝有横草尺寸之功，而高官厚禄宠异逾等，不复有功名之望。剥下媚上，背公首私，升差夺于货贿，拣汰挠于请嘱，庸者有输，假贷子钱者有输。每旬宣限，帮给银会，或以铁钱兑给，而规其倍称之息，戍兵之愤惋不恤也。市刍草以给战骑，往往抑配均备，而乾没其四分之三，将队之怨嗟不问也。甚者收房廊，掌回易，置箄筏，建第宅，古人之所与同甘苦者，今役使科抑，几同奴隶。方时晏安而专事朘削，士有离心而无斗志，万一有犬吠之警，则忧不在敌而在我矣。是安可不讲求其故乎？问遗公行，货赂旁午，或求召对，或觊节钺，或图移镇，倾囷垂橐，莫非责偿于得请之后。此其溪壑之欲，岂曰仅偿宿负而已哉？此可忧者一也。姑以财用言之，中兴以来，以十六路百七十郡之地，不能当天下全盛之半，岁入乃增至六千五百馀万，而经制月桩等钱二千万不预焉。两浙之岁输缗钱千二百万，四川之盐钱九百五十馀万又不预焉。校之祖宗取民之数不知凡几倍矣。而平居无事，版曹无累月之储，大农无旬时之积，鳃鳃然若不能一朝居者。祠牒积滞而亟出空名，祗以重商贾之疑。而拘以折纳，使胥吏得以交通为市。扈农急阙，而招诱纲运，反以致诸郡之窥。而掯期始至，使官吏得以旁缘为奸。方时晏安，而小小举措，首尾呈露，动招窥议如此。万一有赤白囊之警，虽百弘羊，亦不知所以为吾计矣。是可不讲求其故乎？苞苴成风而贪吏满天下，名器轻滥而节察防团满京师。后家之庙侈于畴曩，掖庭内人动以千数。今其甚者，封桩内帑，破坏阜陵之成规。御前军器，修内司营造之需，关拨无时，比部不得而驱磨，庙堂不得而致诘。宣和以天下之全力，侈汰无节，犹不过月支百二十万。而今乃与之等，此可忧者二也。姑以刑狱言之，祖宗立法，罪疑惟轻。令甲所载，凡无證佐，不经检验，法轻情轻，疑虑可悯，皆得以上于朝，盖虑其冤抑而无告也。因循日久，而胥吏缘法舞文，应大辟下吏，不先考正情实，或导之以前六者之条，迁就周回，以为奏谳之地。狱司受贿而饰词，法吏交通而弃法。天下之狱，岁上于朝廷者，充曹牣府，而皆无證不验也，皆法轻情轻也，皆疑虑可悯也。文书盈几，披览莫遍。福建、湘、湖、川、广之间，报可之命，近辄逾年，远或再岁，瘐死者不可胜计。详刑之职，无案可覆，是可不讲求其故乎？守令务为姑息，不肯任责，而宪吏之于州胥，吹毛求疵。甚至呵问勘官，逮治推狱，毫氂之差，便入一案。推结之文，若径从奏裁，则省部据案铺法，不复駮难。举天下无一可死之刑，凶徒之所以轻犯法。而狱讼繁多，寇盗之兴，实基于此。此可忧者三也。夫将帅所以捍吾圉也，财用所以强国势也，刑狱所以戢奸暴也。先王经理天下，孰有外于是？而今皆未能一焉，则纪纲之不可忽者如此。上拊髀思将，固尝申节诸帅，至谓「专事脧削，藉为苞苴」，可谓深中弊源矣。将帅之弊至今日极矣，非大有以更张之不可也。诚能如祖宗故事，参用儒将，自宰职禁从以至藩方帅守，其有年劳素深，威望素著，谙历山川道路，甲兵财谷者，命大臣各以一二姓名条上，蔽自圣志，俾之分领重镇，假之以权而久其任，隆之以名而厚其礼，使位貌威名诸将素所屈服。遇有缓急，则授以大将旗鼓，俾得以尽护诸将。而武臣不过领兵马，受节制，出入战守，为所指纵耳。舍是不思，而必待夫临事仓卒，然后辍大臣以宣威，则上下捍格，举措乖方，往事可鉴也。况介胄之夫，寡廉鲜耻，而恣为聚歛，又堪专委乎？上旰食渴治，固尝申命大臣兼总邦计，且使之参考内外财赋所入，经费所出，可谓深中时弊矣。然今日之帑藏，不难于理其外，而难于理其内。盖外之出内有常，可以考覈，而内之耗蠹无节，不容预知。所闻国用司已遍行取会诸路上供赋入及所在钱物名数，诚能始自内帑，取一岁非汎支费，严加覈实，一毫之出纳，国用使别得以制其可否，而参计官得以覆其虚实，毋若平时比部驱磨之具文，则内帑金帛当无欺隐。然后以绍兴制度为率，约为定数，月支不过八九十万，比今所支则岁可省三之一。以三十年之通，当有馀财万万，遂可为十年之蓄。以绍兴兵戈扰攘之际，所费仅尔，岂其承平无事而独不可行乎？上好生恤刑，固当申饬宪臣，俾之条具详覆失职之因，可谓深中弊源矣。然今日之弊，有未易言者。狭其奏谳之涂，则省部固无壅积之患，而非古人「宁失不经」之义。不问其可贷可杀，而皆得以上闻，则朝廷固有好生之名，而又非古人「刑故无小」之意。今不若行下敕令所，将奏裁之法详加订正，比类问难，疏于其下，俾上下晓然，易避难犯。仍责任宪司，凡州郡所当上之狱，审勘结录，止得申宪司详覆。有当取裁，则宪司独衔具奏。夫宪司岂专以杀为事者？而今也州郡欲予之死则申，欲予之生则奏，甚失夫详覆之本意也。如前二说，不犹愈于刀笔之吏巧为傅会，而冤死长奸者乎？三者之病，愚既推源夫受病之由，而陈所以治疗之方矣。然脉候有虚实，药石有先后，敢终言之。自晋之东，中原遗黎未尝忘晋。晋之诸君进筑以广地，增募以强兵，储粟以厚粮，亦知所以用强其国矣。然纪纲不立，初无一定之规，而谋国之臣议论矛盾，亦无同心徇国之意。古之举大事者，必上下一心，臣民协志，议定而后行，谋审而后发。而今也国无定是，人怀异情。一人举事则一人蹑其后以议其失。庾翼徙镇而王述非之，褚裒北伐而蔡谟非之，殷浩出师而王羲之非之，桓温议迁洛而孙绰非之。夫事未及举，而内之人心乖离不一如此，则其连年出师，随即败衄，间虽小有克捷，实为温、裕僭窃之资。然则非其外治之不讲，皆以在内之纪纲未尝素立故也。有国者岂可徒计在彼而不计其在我者哉？今日之势，愚谓莫若急于内修，而缓于外攘。内修若无所事乎急也，救弊如支倾，极力撑柱，不急则仆。外攘若不容以缓也，然对敌如弈棋，当量彼己，不缓则失。请先言其内者。人主恭俭寡欲，渊默临朝，固未尝有失德，而立政造事，未闻与外廷之士推诚临问，熟议而后行。虽日御经筵，亲近儒生，而罕垂咨访。日御便殿，轮对百官，而未尝可否。政令之阙失，纪纲之废弛，宵旰之忧，亦尝及此否也？庙堂，政本所出也。今体貌浸轻，威望不著。旬岁之间，免两执政，如逐奴隶。异时犹曲示宽假，俾之自为去就。今一封朝奏，则仓皇就道矣，殆非所以重朝廷也。台谏，公论之所系也。今论监司则反为所诋，甚至诬抗台臣，而快其私。论一郡守，则反为所慢，甚至迁延岁月而不肯去。简墨未乾，而已畀祠廪矣；烦言在耳，而复造班行矣。事势陵夷，殆非所以崇国体也。进一贤焉，惟恐用之或后也，未及施置，寻即罢去。退一不肖焉，惟恐去之不速也，未及旋踵，寻即收用。则贤否混殽矣。千馀缗之赃，褫爵窜徙可也，而百馀万计者，或夤缘以求祠，则赏罚无章矣。事之不得其当者如此，而欲以振天下趋事赴功之心，不几于却行而求前乎？愚故谓急于内修。请复言其在外者。自一二年来，道路籍籍，皆谓朝廷将议北伐，移戍兵，修战舰，蓄边储，备犒赏，缮城郭，文移往来，项背相望。曾未有衅，而两淮之间人情汹汹，若王师之将至。不知朝廷果有是耶，抑不过坚边设备而已？有之则不当使敌知，知则彼有备，而我无功。无之则不当使敌疑，疑则敌生衅，而我无应。二者皆非我之利也。今进言者皆曰：「虏人困于鞑靼，而有危亡之形。遗黎不忘本朝，而起讴吟之思。彼其民困于屯戍，而签刷未已，财匮于给饷，而赋歛横兴。若我以义兵临之，不遗一矢，而境土可以坐复」。此近日规恢之说，所以上下鬨然也。然尝静而绎之，今虏人积衰之势虽犹强弩之末，然其奄有秦、晋、齐、鲁、燕、赵之地，并吞大辽幽、蓟、瀛、莫之区，地广形强，未易卒图。而求其在我，则廪廪然未有可以胜人之实。为今日之计，莫若振纪纲，定国是，一人心，作士气。使吾内治修明，国势增壮，使精神之运固足以詟敌人之心，然后徐举而图之，此万全之利，不可以腐儒常谈忽之也。不是之思，而欲举二百年祖宗之天下以轻试于一掷之暂，则举足之间，庙社之安危存亡系焉。愚故谓缓于外攘。区区謏儒，不识忌讳，妄有窥度如此。若曰国家大事，我不当言，言之有罪，则狂僭之诛，所不敢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