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道，布在方册，昭然示人至矣。尧之授舜曰中而已，舜之授禹加三言焉。其曰人心者，人欲之谓也；其曰道心者，天理之谓也；择之精，守之一，而后中可执。中也者，天理当然之则，而一毫人欲之私无所与乎其间者也。《大学》、《论语》、孟氏指言义利之分，皆同此意，未尝以天理言。独见于《乐记》曰「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又曰「物至而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世谓记礼之书，类出汉儒。汉儒之言，传者多矣，有及于是者乎？自时厥后，道日晦冥。更千馀年以及我朝，治教休明，风气醲厚，于是始有濂溪周子出焉，独得不传之妙。明道先生程公见而知之，阐幽发微，益明益章。今观《遗书》所载，先生论学必以达天德为本，论治必以行王道为宗。有天德而后可语王道，天人内外，一以贯之，无殊辙也。故先生尝语学者曰：「吾学虽有所受，然天理二字自吾体验而表出之」。呜呼至哉！此所以上继尧舜孔孟之统绪，而下开万世学者之准的也欤。夫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品物流形而理赋焉。仁义礼智之性，恻隐辞逊羞恶是非之情，耳目鼻口四支百骸之为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为伦，何莫而非天也？人知人之人而不知人之天，物欲肆行，义理汩丧，于禽兽奚择焉？知人之天然后知性善，知性善然后能知穷理，能穷理然后能诚意以修其身，推之于治国平天下，无非顺帝之则也。先生之生，钟乎元气之会，学之所至，纯乎天理。故其生色也，盎然若春阳之温；其吐辞也，泛然若醴酒之醇。同设教于家而士之愿从者众，同争新法于朝而天子亮其忠，用事者感其诚。一时忤意者皆贬而先生独畀宪节，力辞不就，去之久而犹见思。及其殁也，士大夫知与不知，皆为流涕，以为使时见用，必将有绥斯来动斯和之效，而重哀生人之不遇，不得与于先生佐兴王道之泽也。悲夫，先生之心之学，纯乎天理，其孰能与于斯乎！先生之仕也，尝主江宁之上元簿。考其设施，若均田赋、兴水利、息邪说、正人心等事，皆天理之流行著见者也。中更变故，乡之人士罕有能言之者。乾道中，资政殿学士刘公珙知府事，始祠先生于学宫，而侍讲文公先生实为之记，则既较然昭著而足以风厉学者矣。其后主簿赵君师秀复即廨舍之前为屋数楹，以寓尊事之意，而庳隘弗称。嘉定甲戌，临川危君和嗣居其职，始请于帅守莆田刘公矩，增而大之。某时将漕在焉，捐金三十万、粟二十斛以助之。未几，豫章李公大东、长乐李公珏继至，咸相其役。为堂三间，中严像设而扁之曰「春风」，其上为楼，高明洁清。内为斋二，东曰「主敬」，西曰「行恕」。后为小室焉，曰「读易」。外为斋一，曰「近思」。斋之侧为亭，曰「静观」。又将为两庑翼之，而刻墓表与《河南雅言》于其壁，危君之于斯役勤矣。初刘公之经始也，尝属某为之记，危公又重以为请，再三返而不置。某以固陋力辞而不可得也，顾自惟念，少知诵习先生之书，初盖茫然不知所向，久粗而若有见者。窃谓自有载籍而天理之云仅一见于《乐记》，先生首发挥之，其说大明，学者得以用其力焉。所以开千古之秘而觉万世之迷，其有功于斯道可谓盛矣。而其所以进于此，则又有二言焉，毋不敬以操存于未发之先，思无邪以戒谨于将发之际，涵养省察，动静交饬，知天事天二者兼尽。及其至也，中一外融，显微无间，则虽人也而实浩浩其天矣。若是者，其于先生之道抑有合乎否也？过不自料，次第其说以授之。危君幸以为然，则刻置堂上，以示来游于斯者，使知先生之道虽高而用力有要，万有一可为兴起之助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