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缜言：准尚书省劄子节文，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守吏部尚书兼侍读胡宗愈奏，「昨蒙恩命，侍读迩英。窃虑将来当次读《唐书》。按，《新唐书》乃欧阳脩、宋祁据旧史所撰，脩与祁皆当世名儒，所撰《唐书》，亦杂采诸家异说，脩撰帝纪、表、志，而祁为列传。各据所闻，商略不同，故其所书事迹，详略先后，不免或有差误。窃见左朝散郎、前知蜀州吴缜撰成《新唐书正谬》，分二十门，是正差误。伏望圣慈指挥下本官，令缮写进呈。取进止」。三省同奉圣旨，许脩写投进者。唐家新史，久模印以颁行；蜀地鲰生，忽著书而窃议。迩臣建请，睿旨俯从。祗奉诏文，伏深兢惕。臣缜诚惶诚惧顿首。臣窃惟唐室最近圣朝，著纪者将三百年，传世者凡二十帝。其国家兴衰之迹，及君臣治乱之端，贤人君子功名德业之□成，元恶大奸祸败破亡之明鉴，简编业夥，淑慝混淆，讫于末年，未有完史。暨五季天福之际，有大臣赵莹之徒缀缉旧闻，次序实录，草创卷帙，粗兴规摹，仅能终篇，聊可备数。斯盖时异光华之旦，人非宏杰之才，辞采不足以发挥幽潜，书法不足以耸动观听，纪述取舍，乖戾舛差。我仁宗皇帝所以临文咨嗟，当宁感叹，思成书于盛际，冀垂宪于永年，申命名儒，博招时彦，访朝绅之撰述，发策府之秘藏，无使逸遗，悉归采掇。讨论润色，积十有七年；删削增多，成二百馀卷。然而篇第浩博，事条猥并，刊脩之官既分，编集之员不一，好尚各异，责任靡专。记事止于笔端，定论出于言下，曾不参考，了无适从。善恶多相异之辞，纪、传有不同之事。虚实详略，年月姓名，阙漏复重，牴牾駮杂。既布传之已久，但习用而莫知。臣虽至愚，常切私愤，从吏之暇，披卷以寻。岁月寖深，瑕颣愈见。恭惟仁祖，可谓圣时，集当世之名臣，成前朝之大典，期示万载，自为一家，岂容方来，复有异论。臣是以夙夕兴念，启处不遑。欲昧死以开陈，愿据文而刊正。方将具稿，已睹奏封。敢谓皇帝陛下曲赐允从，许令写进。纶言炳耀，贲私室以生光；管见迂疏，渎宸聪而增惧。自量不韪，难逭严诛，仰丐睿慈，特垂矜贷。其上件文字，初名《新唐书正谬》，寻以未尝刊正，止是纠擿谬误而已，遂改为《新唐书纠谬》。凡二十门，为二十卷。已脩写了毕，谨随表附递，上进以闻。臣缜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绍圣元年九月日，左朝请郎、前知蜀州军州事、臣吴缜上表。

史才之难尚矣，游、夏，圣门之高弟，而不能赞《春秋》一辞。自秦汉迄今，千数百岁，若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之徒，方其著书之时，岂不欲曲尽其善而传之无穷，然终亦未免后人之诋斥。至唐，独称刘知几能于脩史之外，毅然奋笔，自为一书，贯穿古今，讥评前载。观其以史自命之意，殆以为古今绝伦。及取其尝所论著而考其谬戾，则亦无异于前人。由是言之，史才之难，岂不信哉。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反是，则篇帙愈多，而讥谯愈众，柰天下后世何？我宋之兴，一祖五宗，重熙累洽，尊儒敬道，储思艺文，日以崇广学校、脩纂文史为事，故名臣缀缉，不绝于时。前朝旧史，如《唐书》洎《五代实录》，皆已修为新书，颁于天下。其间惟《唐书》自颁行迨今几三十载，学者传习，与迁、固诸史均焉。缜以愚昧，众公之隙，窃尝寻阅新书，閒有未通，则必反覆参究，或舛驳脱谬，则笔而记之。岁时稍久，事目益众，深怪此书牴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推本厥咎，盖脩书之初，其失有八：一曰责任不专，二曰课程不立，三曰初无义例，四曰终无审覆，五曰多采小说，而不精择，六曰务因旧文，而不推考，七曰刊脩者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校勘者不举校勘之职，而惟务茍容。何谓责任不专？夫古之脩史，多出一家，故司马迁、班固、姚思廉、李延寿之徒，皆父子论撰，数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实贯穿，不牴牾也。惟后汉东观群儒，纂述无统，而前史讥之。况夫唐之为国，几三百年，其记事亦已众矣，其为功亦已大矣。斯可谓一朝之大典。举以委人，而不专其责，则宜其功之不立也。今《唐史》本一书也，而纪、志、表则欧阳公主之，传则宋公主之。所主既异，而不务通知其事，故纪有失而传不知（如胶东郡公道彦等，纪书降封县公，而传乃郡公之类。），传有误而纪不见（如《朱宣传》叙天平节度使止有四人，而纪则有七人之类。），岂非责任不专之故欤？何谓课程不立？夫脩一朝之史，其事匪轻。若不限以岁月，责其课程，则未见其可。尝闻脩《唐书》自建局至印行罢局，几二十年，修书官初无定员，皆兼涖它务，或出领外官。其书既无期会，得以安衍自肆，茍度岁月。如是者将十五年，而书犹未有绪。暨朝廷讶其淹久，屡加督促，往往遣使就官所取之，于是乃仓猝牵课，以书来上。然则是书之不能完整，又何足怪，岂非课程不立之故欤？何谓初无义例？夫史之义例，犹网之有纲，而匠之绳墨也。故唐脩《晋书》，而敬播、令狐德棻之徒先为定例。盖义例既定，则一史之内，凡秉笔者皆遵用之，其取舍详略、褒贬是非，必使后人皆有考焉。今之新书则不然，取彼例以较此例则不同，取前传以比后传则不合，详略不一（如《中宗纪》前与诸帝纪不同，诸帝纪亦自详略不同之类。），去取未明（如皇太子改名并诞节名及上寿皆不书，而上尊号则书之类。），一史之内，为体各殊，岂非初无义例之故欤？何谓终无审覆？方新书来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诘难纠驳，审定刊脩，然后下朝臣博议，可与未可施用，如此则初脩者必不敢灭裂，审覆者亦不敢依违，庶乎得为完书，可以传久。今其书颁行已久，而疏谬舛驳于今始见，岂非终无审覆之故欤？何谓多采小说，而不精择？盖唐人小说，类多虚诞，而脩书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载，或全篇乖牾（如代宗母吴皇后传之类。），岂非多采小说，而不精择之故欤？何谓务因旧文，而不推考？夫唐之史臣书事，任情者多矣（如吴兢书魏齐公事，可以推知当日史臣书事，与夺止在其笔端。又如辛云京自立，而传止称其朝命。李德裕执政，增修其父吉甫美事之类。），安可悉依徇而书。今之新书，乃殊不参较，但循旧而已。故其失与唐之史臣无异（如太宗放死囚三百九十人，义阳宣城公主四十不嫁之类。）。岂非务因旧文，而不推考之故欤？何谓刊脩者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书之病，正在于此。其始也，不考其虚实有无，不校其彼此同异，脩纪、志者则专以褒贬笔削自任，脩传者则独以文辞华采为先，不相通知，各从所好。其终也，遂合为一书而上之。故今之《新书》，其閒或举以相校，则往往不啻白黑方圆之不同。是盖不考事实，不相通知之所致也。斯岂非刊脩者不知其要，而各徇私好之故欤？何谓校勘者不举校勘之职，而惟务苟容？方《新书》之来上也，朝廷付裴煜、陈荐、文同、吴申、钱藻，使之校勘。夫以三百年一朝之史，而又脩之几二十年，将以垂示万世，则朝廷之意，岂徒然哉。若校勘者止于执卷唱读，案文雠对，则是二三胥吏足办其事，何假文馆之士乎？然则朝廷委属之意重矣，受其书而校勘者安可不思，必也讨论击难，刊削缮完，使成一家之书，乃称校勘之职。而五人者曾不闻有所建明，但循故袭常，惟务喑嘿，致其间讹文谬事，历历具存，自是之后，遂颁之天下矣。岂非校勘者不举其职，而惟务茍容之故欤？职是八失，故《新书》不能全美，以称朝廷纂脩之意。愚每感愤叹息，以为必再加刊脩，乃可贻后。况方从宦巴峡，僻陋寡闻，无他异书可以考證，止以本史自相质正，已见其然。意谓若广以它书校之，则其穿穴破碎，又当不止此而已也。所记事条，丛杂无次，艰于检阅。方解秩还朝，舟中无事，因取其相类者，略加整比，离为二十门，列之如左。名曰《新唐书纠谬》，谓擿举其谬误而已。肤浅之见，乌足贻之同志，姑投之巾笥，以便寻绎而备遗忘云。元祐四年己巳岁八月望日，夷陵至喜亭，咸林吴缜序。

元丰元年岁次丙寅二月七日，江水至此鱼下五尺。权知涪州、朝请大夫郑顗愿叟，权判官石谅信道同观。权通判黔州、朝奉郎吴缜廷珍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