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县陂湖三十一所，并系众户植利荫田，内二十一所见于图经。其间有被形势豪强人户请射作田纳租课，后来遂废水利去处。虽累有诏敕及赦令，山泽陂湖不得占固，即无明言不得请射营种，及无簿籍拘管。所以官司因循请托，或致受纳赂遗，令形势豪强人户请射作田，以起纳租税为名，收作己业。民田荫溉之利，其毙不细。请下本属明置簿籍拘管，永为众户荫溉之利，今后更不得以起纳租税为名，辄行请射；如违，其所请人及所给官司，重行朝典。

成都从来妄以便宜从事，所释诛多不当，乃至有年十五已下，犯法至轻，皆先刺配，候其长之配所。

嘉祐戊戌岁，予为吏汾州，既至，考图牒，则曰：「魏文侯都之，墓在孝义县西五里。东汉郭泰林宗之墓在介休县东二里，蔡邕作《林宗碑》在墓之侧」。他日涉郡守园池，见唐开元二十年孝义令杨仲昌所作《魏文侯碑》在焉。其旁记墓在胜水之阳，与其周旋高大甚备。至大中十年，刺史崔骈自孝义移于此，且尽叙魏之世系始卒于下。而于州城之东，大中佛寺北庑得《林宗碑》，备刻二辞，其一蔡邕之文，其一记林宗后裔纤息，不刻立碑之年载，推本似隋唐间，不知何时移置州城也。予遂摹二碑，畀孝义李令复、介休闾丘令访求二墓。已而得魏文侯之藏，而林宗亡之矣。盖杨氏所建文侯墓侧载述之详也，惜乎人知爱其碑，恐暴露毁折而徙之，不知其碑徙而墓夷也。今林宗墓既不可得，幸而得文侯之墓，如不表识，久之则亦削平磨灭如林宗无疑也。于是使李令改石别刻杨氏之碑，与其所记墓之所在、周环高大、并崔骈所列者，尽镵而立之墓侧。予是为记其由，庶几可考矣。

狄武襄公之平侬氏蛮也，今吏部侍郎余公靖以经略安抚使在行，乃即桂林之崖，磨而刻词，以记其功。武襄公寔西河人，繇布衣自奋，暴露斩馘，裁十馀载，拥旌开府，出入宿卫，以至枢密副使，固已耸动天下之耳目矣。及其破贼邕管，盖自数十年来征讨四方，未有禀受圣算，当长帅之任，其成绩实效可与之比者。不唯四夷君长因是而詟惕，直亦中州士大夫惊视骇叹，以为一时之异也。已而不擢拜枢密使，其后遂平章政事，正位外相以薨。天子震悼不已，故诏册之赠典，谥诔之易名，赙赗恤孤，莫不加等；又为亲题神道之碑首，所以褒宠之极厚。其归葬西河之二年也，嗣子西上閤门副使咨与其昆弟族人谋曰：武襄邕管之功如此其盛，而桂林所纪莫详焉。凡今天下之人，下至于士卒田野，无不喜道其事而愿见其词者，况吾姻旧之间哉！今桂林之远万里，其词不可常得，孰与即吾丘墓里巷之近，砻石而镵之，使与御题之碑并峙而共久，流布而传诵，为无穷之闻欤？于是其昆弟族人皆欢且泣曰：「孝子之事，其何以加于此乎」！乃摹余公之词于石，而立之于汾州奉亲显庆之佛寺，又来请文，以识其所以然。嘉祐五年秋九月壬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