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礼乐所以导民，刑罚所以威之，是故君子忌礼，而小人畏刑。虽汤、武之隆，成、康之盛，不专用礼乐，亦陈肉刑之法，而「康哉」之歌兴，《清朝》之颂作。由此推之，肉刑之法，不当除也。经有墨，劓、荆、割之制，至于凿颠、抽胁、烹煮之刑，卫鞅所述为，非咎陶所造，以侯所述。据经按傅，肉刑不当除有五验，请言其理。荀卿论之备矣。太古质简，制事朴略，故耒耜未用于牛，而弧矢不加筋铁。智所暗也，不识事宜，以为圣人纯一之教，不如贤者支离之术，郑、卫可以易咸池，《激楚》可以陵《韶》《武》耶，斯不足复，难矣（《艺文类聚》五十四）！

吾与足下，义结䊽素，恩比同生（《初学记》十八，又《御览》四百十作「执素」，疑是「纨素」之误。）。

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足以相济，而后王道备矣。往者天下大乱，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也。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易以德怀。愚以为可且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若此则内外之心固，有功者劝，而天下知制矣。然后渐兴学校，以导其善性，而长其义节。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济之，则普天之下，无思不服矣。今举十万之众，顿之长江之滨，若贼负固深藏，则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大威有屈，而敌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义，全威养德，以道制胜（《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九年，公征孙权」。注引《九州春秋》，「参军傅干谏」，「公不听，军遂无功」。）。

昔在唐虞之禅，列于帝典。殷、周之代，叙于《诗》、《书》。天之历数，昭焉著明。周笃后稷、公刘，积行仁，至乎文、武，遂成王业。虽五德殊运，或禅或征，其变化应天，与时消息，其道一也。故虽有威力，非天命不授，虽有运命，非功烈不章。我高祖袭唐之统，受命龙兴，讨秦灭项，光有万国。世祖攘乱，奄复帝宇，人鬼协谋，徵祥焕然。皆顺乎天而应乎人也。然而帝王之起，必有天命瑞应自然之符，明统显祚丰懿之业，加以茂德成功贤智之助，而后君临兆民，为神民所保祐，永世所尊崇。未见运叙无纪次，勋泽不加于民，而可力争顗觎神器者也。豪杰见二祖无尺地之阶，为专智力，乘衅而起，不知在祚圣哲，帝王自有真也。哀哉非徒，暗于将来，又不考之于既往矣。自开辟以来，奸雄妄动，不识天命，勇如蚩尤，强如共工，威如夷羿，皆从分横裂，为天下戒，又况浅智小才，勇不足畏，强不足惮，未有成资，而敢失顺，视不轨之事也哉！夫行潦之流，不致江海之深，丘垤之资，不成太山之高，鱼鳖之类，不希而龙之轨，一官之守，不经天人之变。当王莽之末，英雄四起，而邓禹、耿弇，识世祖之福祚，赢粮间行，进其策谋，遂荷胥附之任，享佐命之宠。张玄慕苏秦、蒯通之业，周旋嚣、述，西说窦融，言未及终，而梁统已诛之矣。禹、弇见命祚之兆，其福如彼。张玄蔽逆顺之理，其祸如此。审斯二事，趣舍之分明矣。且世祖之兴有四：一曰帝皇之正统，二曰形相多异表，三曰体文而知武，四曰履信而好士。加之以聪明独断，达于事机，发策如神应，视远如见近。偏旅首进，摧莽军百万之众，单师独征，平河北万里之功，识邓隆之将败，知刘兴之必死，然犹乾乾日昃，博采训咨。拔吴汉于小尹，擢马武于行伍，宠功臣以兼国之爵，显卓茂以非次之位。言语政事、文学之士，咸尽其材，致之宰相，权勇毕力于征伐，搢绅悉心于左右，此其所以成大业也。高祖方娠，有云龙之表，其始入秦，五星同轨，以旅于东井，在天之符也。世祖之徵符，其详可闻也。其初育则灵光鉴于室隩，嘉禾滋于邑壤，其望旧庐有火光之异，其渡呼沱有河合之应，西门君惠光识其讳，强华献符，于里同验，刘歆改名而陨其身，王长错卦而见吉兆，故王遵谓之天授，非人力也。览废兴之运会，观徵瑞之攸祚，审天应之萌兆，察人物之所附，念功成而道退，无非次而妄据。后之人诚能昭然远览，旷然深悟，收莽、述之暗惑，忠邓、驻虑，好谋而要成，临事而知惧，距张玄之邪说，思在三之明数，则福禄衍于无穷，奕世不失其通路矣（《艺文类聚》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