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帝纪部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
第一百六十五卷目录
帝纪部艺文三
明皇论 唐崔鶠
汉高祖论 宋苏洵
汉论〈三首〉 石介
武王论 苏轼
平王论 前人
秦始皇论 前人
秦始皇扶苏论 前人
魏武帝论 前人
唐论 曾巩
汉文帝论 曾肇
夏论 苏辙
商论 前人
周论 前人
秦论〈二首〉 前人
始皇论 前人
三宗论 前人
两汉论 前人
汉武帝论 前人
汉昭帝论 前人
汉光武论〈二首〉 前人
三国论 前人
晋论 前人
七代论 前人
宋武帝论 前人
梁武帝论 前人
明皇论 唐崔鶠
汉高祖论 宋苏洵
汉论〈三首〉 石介
武王论 苏轼
平王论 前人
秦始皇论 前人
秦始皇扶苏论 前人
魏武帝论 前人
唐论 曾巩
汉文帝论 曾肇
夏论 苏辙
商论 前人
周论 前人
秦论〈二首〉 前人
始皇论 前人
三宗论 前人
两汉论 前人
汉武帝论 前人
汉昭帝论 前人
汉光武论〈二首〉 前人
三国论 前人
晋论 前人
七代论 前人
宋武帝论 前人
梁武帝论 前人
皇极典第一百六十五卷
帝纪部艺文三
《明皇论》唐·崔鶠
穆王戒太仆曰：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仲虺告成汤曰：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夫实凡也。而自以为圣，则偃然，以天下为莫己。若以天下为莫己，若则有罪不闻，有过不改，祸乱之形成，而卒以不悟，是亡之道也。以唐考之，克有天下者，十有八王，而不以谀臣之故，别加称号者，高祖、太宗、睿宗、文宗四君而已。其馀皆立虚名。而开元天宝之间，群臣至六上尊号。嗟乎，谀亦甚矣。而明皇受而不辞，盖将自以为圣者欤。其播越流离，至于亡国，其不幸也夫。加以天地道德圣神文武之号，兼覆载之大美，极今古之徽称，彼其臣遂以为诚尔耶。直以为吾君好谀喜佞，故逢之也。以为诚尔，则天不以号，然后推其高。地不以名，然后推其厚。三皇无有也，五帝无有也。自古贤君懿主皆无有，而吾祖宗亦无有也。彼其后世中君幽主独有之，是直以好谀喜佞，待吾君而以谀佞，逢之人君之贼也。圣矣，夫光武之为君也，诏天下上书，不得言圣，明矣哉。显宗之为君也，曰：先帝诏书，禁人言圣，自今有过，称虚誉尚，书宜抑而不省，示不为谄子嗤也。呜呼，奸人之情得矣。其成建武永平之盛，有以矣夫。《汉高祖论》宋·苏洵
汉高祖挟数用术，以制一时之利害，不如陈平，揣摩天下之势，举指摇目以劫制项羽，不如张良。微此二人，则天下不归汉，而高帝乃木强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后世子孙之计，陈平、张良智之所不及，则高帝尝先为之规画处置，使夫后世之所为，晓然如目见其事而为之者。盖高帝之智，明于大而暗于小，至于此而后见也。帝尝语吕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必勃也。可令为太尉。方是时，刘氏安矣，勃又将谁安耶。故臣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属勃也，知有吕氏之祸也。虽然，其不去吕后，何也。势不可也。昔者武王没，成王幼，而三监叛。帝意百岁后，将相大臣及诸侯王有如武庚禄父，而无以制之也。独计以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与弱子抗。吕氏佐帝定天下，为诸侯大臣素所畏服，独此可以镇压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壮。故不去吕后者，为惠帝计也。吕后既不可去，故削其党以损其权，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是故以樊哙之功，一旦遂欲斩之而无疑。呜呼。彼独于哙不仁耶。且哙与帝偕起，拔城陷阵，功为不少，方亚父嗾项庄时，微哙谯羽，则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恶哙欲灭戚氏者，时哙出伐燕，立命平、勃即军中斩之。夫哙之恶未形也，恶之者诚伪，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斩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于吕氏，吕氏之族若产、禄辈皆庸才不足恤，独哙豪杰，诸将所不能制，后世之患，无大于此者矣。夫高帝之视吕后，犹医者之视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于杀人而已。哙死，则吕氏之毒将不至于杀人，高帝以为是足以死而无忧矣。彼平、勃者，遗其忧者也。哙之死于惠帝之六年，天也。使之尚在，则吕禄不可绐，太尉不得入北军矣。或谓哙于高帝最亲，使之尚在，未必与产、禄叛。夫韩信、黥布、卢绾皆南面称孤，而绾又最为亲幸，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继以逆诛。谁谓百岁之后，椎埋屠狗之人，见其亲戚得为帝王而不欣然从之耶。故曰：彼平、勃者，遗其忧者也。《汉论上》石介
噫嘻，王道其駮于汉乎。汤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馀尽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馀尽循汤之道。汉革秦，不能尽循周之道，王道于斯駮焉。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乡射，三王之礼也。学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齐，衣服以章，宫室以等，三王之训也。三王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五十者养于乡，六十者养于国，七十者养于学。孤独鳏寡，皆有常饩。周衰，王道息。秦并天，下遂尽灭三王之道。汉革秦之祚，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犹袭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乡射卒不举也，学校卒不兴也，度量卒不齐也，衣服卒不章也，宫室卒不等也，市廛而税，关讥而征，林麓川泽，不以时而入，用民之力无日，五十、六十、七十者不养，孤独鳏寡无常饩，三王之道不复，非秦之罪也，汉之罪也。桀灭夏道，汤亦受命，克承禹烈，故夏之民归于商，不见商之政，而见禹之政。商之民归于周，不见周之政，而见汤之政。秦灭周道，汉亦受命，不袭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汉之政。故秦之民归于汉，见汉之政，而不见周之政。盖以汉之礼乐，易三王之礼乐也。以汉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汉之爵赏，易三王之爵赏也。以汉之法律，易三王之法律也。以汉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汉顺天应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乱，三王之举，其始何如，此其盛哉，其终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建大中之道，置而不行，区区袭秦之馀，立汉之法，可惜矣。
《汉论中》
或曰：汉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谁欤。曰：曹参、陆贾、叔孙通之罪也。汉高祖以干戈而定天下，陆贾曰：陛下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于是使贾著秦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败之国。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辄称善。高祖已平天下，群臣饮酒争功，或妄呼、拔剑击柱。上患之。叔孙通乃与弟子百馀人，杂采古礼，与秦仪以为汉仪。帝用之，曰：今日知其为皇帝之贵也。汉高祖豁达大度，聪明神圣，温恭浚哲，英威睿武。其资材固不下乎禹汤与文武之道。使为帝，则帝矣。使为王，则王矣。方平定祸乱，思为汉家，改正朔，定礼乐，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张教化，一风俗，兴太平，以垂于千万世。贾若能远举帝王之道，致于人君，施于国家，布于天下，通若能纯。用三王之礼，施于朝廷，达于政教，格于后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之乎。乃龊龊进夫当时之近务，王霸之猥略，贵乎易行，孜孜举夫近古之野礼，亡秦之杂仪，求夫疾效，使高祖上视汤武有惭德，汉家比踪三王为不侔，可惜也哉。初，萧何为相，天下未甚乂。而何死，曹参代之，参以为萧何之规，当守之，勿失。日饮醇酒，宽纵不治事。虽复惠帝求治，参不能竭才辅之。直以高祖之初定祸乱，萧何之草创律令，民仅出涂炭，为已太平。国仅立法式，为已大备。当其高祖之既平祸乱，萧何之既定律令，惠帝之方求治，参能竭伊尹致君如尧舜之心，周公辅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修者，修之。教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之未备者，备之。礼律之未明者，明之。刑政之未和者，和之。尽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贾与通既施之于前，参复行之于后，汉岂有不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陆贾、叔孙通、曹参之罪也。
《汉论下》
或曰：时有浇淳，道有升降。当汉之时，固不同三代之时也。尽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时有浇淳，非谓后之时不淳于昔之时也。道有升降，非谓今之道皆降古之道也。夫时在治乱，道在圣人，非有先后耳。桀纣兴则民性暴，汤武兴则民性善。汤之时，固在桀之后。武之时，固在纣之后。而汤武之时，岂有不淳于桀纣之时，其道亦已降乎，其民亦已难教乎。时治则淳，时乱则浇，非时有淳浇也。圣人存，则道从而隆。圣人亡，则道从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厌周久矣，苦秦甚矣，秦之政槛阱也，民得出槛阱也。惟使之，从三王之政，非如槛阱之深闭可畏也。既得出槛阱而得适，非槛阱人，皆乐然从之也。况使从三王大中之道，跻于泰然安乐乎。当高祖，提秦之民于千万丈不测深渊中，置之于平地，若示之以三王之政，革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号令，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从之，乃曰：不如在千万丈不测深渊中之乐邪。吾未之信也。当乎天下初定也，民未有富兼贫，民未有彊凌弱，民未有众吞寡，民未有大并小。因定之经界，因为之井田，民有争乎。国未有巡行之费，国未有兵众之动，国未有土木之耗，因为之什一之法，因立之中正之道，国阙用乎。封建以域之，射乡以仁之，庠序以教之，养老以厚之，秦之民，不为汉之民，为三王之民也。民不见汉之政，见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不及尧舜，其心愧耻，若挞于市。汤去尧舜，数百年矣。而又承桀之大乱，其时固亦浇漓矣。且能以尧舜致其君。曹参、陆贾、叔孙通，乃独不能以三王之道，事于汉。使汉不及三王，诚可罪也。或曰：汉之辅政者，前有萧张，中有平勃，后有霍光、魏相公孙、博阳侯韦贤父子，而独责于贾与通暨曹相国，不亦偏乎。曰：《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君子以治历明时。鼎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当高祖定天下，乃革去故鼎，取新之日也。曹参、陆贾、叔孙通，正当君子以治历明时，正位凝命之际也。会其时，乘其际，不能创制度，明律令，以垂万世法，适当其罪也。至于后世，法令已定矣，条章已著矣，制度已行矣，朝廷循之已惯习矣。而遽更之，得无乱乎。富者已连田兼地矣，彊已凌弱矣，众已吞寡矣，大已并小矣，而遽正之以经界，居之以井田，民肯从乎。后嗣奢纵日，作土木不息，内畜嫔侍，外耽畋游，殚天下之力，犹供亿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赋，罢关市，开山泽，国其不乏乎。故晁错请削国地而被诛，仲舒请限民田而不用。霍光、魏相公孙、韦贤博阳侯，虽有其才，岂复能为汉家革制度乎。适不当其时也。故吾罪曹参、陆贾、叔孙通也。
《武王论》苏轼
武王克殷，以殷遗民封纣子武庚禄父，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武王崩，禄父与管、蔡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苏子曰：武王非圣人也。昔者孔子盖罪汤、武，顾自以为殷之子孙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数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尧、舜也。禹，吾无间然。其不足于汤、武也亦明矣，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齐之于武王也，盖谓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氏与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子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子，必守此法。国之存亡，民之死生，将于是乎在，其孰敢不严。而孟轲始乱之，曰：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自是学者以汤、武为圣人之正若当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当时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书，牧野之事必以弑书。而汤、武仁人也，必将为法受恶。周公作《无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上不及汤，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时，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称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计纣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纣，纣不见伐而以考终，或死于乱，殷人立君以事周，命为二王后以祀殷，君臣之道，岂不两全也哉。武王观兵于孟津而归，纣若不改过，则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无主，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圣人所不得辞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杀之，可乎。汉末大乱，豪杰并起。荀文若，圣人之徒也，以为非曹操莫与定海内，故起而佐之。所以与操谋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岂教操反者哉。以仁义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将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谋九锡，则文若死之，故吾尝以文若为圣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张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杀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则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则必死之。楚人将杀令尹子南，子南之子弃疾为王驭士，王泣而告之。既而杀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与杀吾父，行将焉入。然则臣王乎。曰：弃父事雠，吾弗忍也。遂缢而死。武王亲以黄钺斩纣，使武庚受封而不叛，岂复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武王之封武庚，盖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贤圣之君六七作，纣虽无道，其故家遗俗未尽灭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诛其君，灭其社稷，诸侯必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岂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圣人也。《平王论》前人
苏子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髭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昔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复增营之，周公既没，盖君陈、毕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迁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毕，此岂有意于迁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终不敢议田宅。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主，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幽、厉，然至于桀、纣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则不议田宅之效也。盘庚之迁，复殷之旧也。古公迁于岐，于是时，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岂所难哉。卫文公东徙度河，恃齐而存耳。齐迁临淄，晋迁于绛、于新田，皆其盛时，非有所畏也。其馀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春秋时楚大饥，群蛮叛之，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蔿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灭庸，而楚始大。苏峻之乱，晋几亡矣，宗庙宫室尽为灰烬。温峤欲迁豫章，三吴之豪欲迁会稽，将从之矣，独王导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丰俭移都，若弘卫文大帛之冠，何适而不可。不然，虽乐土为墟矣。且北寇方强，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望实皆丧矣。乃不果迁，而晋复安。贤哉导也，可谓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虽不如楚之强，顾不愈于东晋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导，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东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郢；项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徵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也。《秦始皇论》前人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养生之具，击搏挽裂，与禽兽争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谋夕，忧死之不给，是故巧诈不生，而民无和然。圣人恶其无别，而忧其无以生也。是以作为器用，耒耜弓矢，舟车网罟之类，莫不备至，使民乐生便利，役御万物，而适其情，而民始有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诈生，求得欲从，而心志广。圣人又忧其桀猾变诈，而难治也。是故制礼以反其初。礼者，所以反本复始也。圣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于人情，而适于四体之安也。将必使之习为迂阔难行之节，宽衣博带，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与，而不可以驰骤。上自朝廷，而下至于民，其所以视听其耳目者，莫不近于迂阔，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笾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进取选举以学校，其治民以诸侯，嫁娶死葬，莫不有法，严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时。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轻为奸。故曰：礼之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区区于升降揖让之间，丁宁反覆，而不敢失坠者，世俗之所谓迂阔，而不知夫圣人之权，固在于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诈力而并诸侯，自以为智术之有馀，而禹汤文武之不知出此也。于是废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耻于无礼。决坏圣人之藩墙，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来，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礼者为无用赘疣之物，何者。其意以为生之无事乎礼也。苟生之无事乎礼，则凡可以得生者，无所不为矣。呜呼，此秦之祸，所以至今而未息欤。昔者，始有书契，以科斗为文。而其后始有规矩摹画之迹，盖今所谓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隶，其后日以变革，贵于速成，而从其易。又创为纸，以易简策，是以天下簿书符檄，繁多委压，而吏不能究。奸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书简策，则虽欲繁多，其势无由。由此观之，则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开诈伪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后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则是引民而日趋于诈也。悲夫。《秦始皇扶苏论》前人
秦始皇时，赵高有罪，蒙毅按之，当死，始皇赦而用之。长子扶苏好直谏，上怒，使北监蒙恬兵于上郡。始皇东游会稽，并海走琅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从。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及还上崩。李斯、赵高矫诏立胡亥，杀扶苏、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苏子曰：始皇制天下轻重之势，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备乱，可谓密矣。蒙恬将三十万人，威震北方，扶苏监其军，而蒙毅侍帷幄为谋臣，虽有大奸贼，敢睥睨其间哉。不幸道病，祷祀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谋。始皇之遣毅，毅见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虽然天之亡人国，其祸败必出于智之所不及。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其无致乱之道耳。始皇致乱之道，在用赵高。夫阉尹之祸，如毒药猛兽，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书契以来，惟东汉吕彊、后唐张承业此二人号称善良，岂可望一二于千万，以取必亡之祸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汉桓、灵，唐肃、代，犹不足深怪，始皇、汉宣皆英主，亦沉于赵高、恭、显之祸。彼自以为聪明人杰也，奴仆薰腐之馀何能为，及其亡国乱朝，乃与庸主不异。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如始皇、汉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谓不智。扶苏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陈胜假其名犹足以乱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诛而复请之，则斯、高无遗类矣。以斯之智而不虑此，何哉。苏子曰：呜呼，秦之失道，有自来矣，岂独始皇之罪。自商鞅变法，以殊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方其法之行也，求无不获，禁无不止，鞅自以为轶尧、舜而驾汤、武矣。及其出亡而无所舍，然后知为法之弊。夫岂独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轲之变，持兵者熟视始皇环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复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复请也。二人之不敢复请，亦知始皇之騺悍而不可回也，岂料其伪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终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为心而以平易为政，则上易知下易达，虽有卖国之奸，无所投其隙，仓卒之变，无自发焉。然其令行禁止，盖有不及商鞅者矣，而圣人终不以此易彼。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于弃灰，刑其亲戚师傅，积威信之极。以至始皇，秦人视其君如雷霆鬼神，不可测识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后致刑。今至使人矫杀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请，则威信之过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汉武始皇，皆果于杀者也，故其子如扶苏之仁，则宁死而不请，如戾太子岂欲反者哉。计出于无聊也。故为二君之子者，有死与反而已。李斯之智，盖有以知扶苏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之果于杀者。《魏武帝论》前人
世之所谓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审乎计之得失，如是而已矣。此其为智，犹有所穷。唯见天下之利而为之，唯其害而不为，则是有时而穷焉。亦不能尽天下之利。古之所谓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计，而权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权之，轻敌者败，重敌者无成功。何者。天下未尝有百全之利也。举事而待其百全，则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胜人，而人不知其所以胜我者，天下莫能敌之。昔者，晋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宫之奇，齐鲍叔知鲁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于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长，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不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诈力相并，其道术政教，无以相过，而能者得之。当汉氏之衰，豪杰并起而图天下，二袁、董、吕争为强暴，而孙权、刘备又以区区于一隅，其用兵制胜，固不足以敌曹氏。然天下终于分裂，讫魏之世，而不能一。盖尝试论之，魏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是故有所重发而丧其功，有所轻为而至于败。刘备有盖世之才，而无应卒之机，方其新破刘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惊，斩之不能禁。释此时不取，而其后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终其身。孙权勇而有谋，此不可以声势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长，而与之争于舟楫之间，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争利，犯此二败，以攻孙权，是以丧师于赤壁，以成吴之强。且夫刘备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缓图。方其危疑之间，卷甲而趋之，虽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孙权者，可以计取，而不可以势破也。而欲以荆州新附之卒，乘胜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难，特欲侥倖于权之不敢抗也。此用之于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至于败，此不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之过欤。嗟夫事之利害，计之得失，天下之能者举知之，而不能权之。以人则亦纷纷焉。或胜或负，争为雄强，而未见其能一也。《唐论》曾巩
成康殁，而民生不见先王之治，日入于乱，以至于秦，尽除前圣数千载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归于汉，汉之为汉，更二十四君，东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之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闻虽美矣，而当世之法度，亦不能放于三代。汉之亡，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晋与隋，虽能合天下于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为不足议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之为君也。诎己从谏，仁心爱人，可谓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卫任兵，以职事任官，以材能任职，以兴义任俗，以尊本任众，赋役有定制，兵农有定业，官无虚名，职无废事，人习于善行，离于末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烦，取于下者，寡而易供。民有农之实，而兵之备，存有兵之名，而农之利。在事之分有归，而禄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遗，而治之体相承。其廉耻日以笃，其田野日以辟，以其法修则安且治，废则危且乱，可谓有天下之材。行之数岁，粟米之贱，斗至数钱。居者有馀蓄，行者有馀资。人人自厚，几致刑措，可谓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与先王并者，法度之行，拟之先王未备也。礼乐之具，田畴之制，庠序之教，拟之先王未备也。躬亲行阵之间，战必胜，攻必克，天下莫不以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裔万国，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从，天下莫不以为盛，而非先王之所务也。太宗之为政于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馀年，而有汤之治。由汤之治五百馀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馀年，而始有太宗之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备也。不得与先王并，而称极治之时，是则人生于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馀年而一遇治。世生于文武之后者，千有馀年而未遇极治之时也。非独民之生于是，时者之不幸也。士之生于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于唐，八元八凯之于舜，伊尹之于汤，太公之于文武，率五百馀年而一遇。生于文武之后，千有馀年，虽孔子之圣，孟轲之贤，而不遇，虽太宗之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于其时也。是亦士民之生于是，时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独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鉴矣。《汉文帝论》曾肇
予尝谓：治天下，本于躬化。而观汉文帝，躬行节俭，以德化民，宜其有以振起衰俗。而贾谊以谓：残贼公行，莫之禁止。其说以背本趋末者，为天下大残，淫侈之俗，为天下之大贼。以当时风俗，可谓敝矣。岂所谓躬化者，果无益于治哉。盖文帝虽有仁心仁闻，而不修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则有不忍人之政。而其政必本于理财，理财之法，其定民之大，方有四。任民之职，有九。士农工商，以辨其名，九谷草木、山泽鸟兽、材贿丝枲、聚敛转移，以辨其职。又为之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不勤。是故天下无迁徙之业，无游惰之民，其于生财，可谓众矣。至于爱养万物，必以其道，故罻罗网罟，斧斤弓矢，皆以时入，而覆巢麛卵，杀胎伐夭，皆为之禁，取之又有其时也。于是制礼以节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诸侯各专百里之国，卿士大夫至于庶人，莫不有田，而视其位之贵贱，称其入之厚薄，而为之法。制度数以待其冠婚，宾客死丧，祭祀之用者，隆杀多寡，各适其宜。为上者，谨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于力分之内，无觊觎于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贫富均一，海内充实，无不足之患。然后示之以廉耻，兴之以德义，故民从之也。轻方此之时，游惰者无所容，而虽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于外哉。教化之所以行，残贼之所以熄，盖出于是也。自秦灭先王之籍，而汉因之，务为一切之制，由天子至于庶人，无复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趋末，争于僭侈。高祖尝禁贾人，不得曳丝乘车。其令卒于不行。至文帝之时，商贾富厚力过，吏埶而末伎游食害农者，蕃庶人墙，屋饰文绣，仆妾之衣，皆宗庙之奉，天子之服，则其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弊。方其开籍田以劝耕者，衣弋绨而斥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区区之一身，率四海之众，岂非难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非虚言也。虽然，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则庶几三代之贤主哉。《夏论》苏辙
圣人之道，苟可以安天下，不求为异也。尧舜传之贤，而禹传之子。后世以为禹无圣人而传之，而后授之其子孙。此以好异期圣人也。夫圣人之于天下，不从其所安而为之，而求异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浅耶。昔者汤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汤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为天下，而汤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诚以为其子之才，不至于乱天下者，则无事乎授之他人而以为异也。而天下之人，何独疑夫禹哉。今夫人之爱其子，是天下之通义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孙，人情之所皆然也。圣人以是为不可易，故因而听之，使之父子相继而无相乱。以至于尧，尧举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尧之天下而又授之禹。举天下而授之人，此圣人之所以大过人，而天下后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后世之所不能，而圣人独为之，岂以为异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贤而有异人焉，为异而震之，则天下皆将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尧舜之传贤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尧之丹朱，舜之商均，仅可以守天下，而尧肯传之舜，舜肯传之禹，以为异而疑天下哉。然则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为不足受也。使天下复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启足以为天下故也。启为天下，而益为之佐，是益不失为伊尹、周公，其功犹可以及天下也。圣人之不喜异也如此：鲁人之法，赎人者受金于府。子贡赎人而不受赏，夫子叹曰：嗟夫。使鲁之不复赎人者，赐也。夫赎人而不以为功，此君子之所以异于众人者，而其弊乃至于不赎。是故圣人不喜为异，以其有时而穷也。闵子终三年之丧，见于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乐，作而曰：先王制礼，弗敢过也。子夏终三年之丧，见于夫子，取琴而鼓之，其乐侃侃然，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为贤。由此观之，禹益之事，传者之过也。记有之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舜禹皆有所从。受天下者，其所从受天下者，不可忘也。故舜宗尧而置瞽瞍，此天下之大义也。至禹不独废尧，而且忘舜，鲧虽得罪，以父故，得祭于郊，从舜之义，则禹为忘其君。从禹之义，则舜为忘其亲。二者，皆圣人之所不为也。予闻之，礼之所行，义之所许也。故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舜禹之有天下，则先王之所未有也。故尧虽非父，而其德载于后世，不可以不宗。瞽瞍虽其亲，而无功于人，不可以私享。二者皆义也。至夏后氏，郊鲧而宗禹，此禹之子孙之礼也。孰谓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称：有虞氏郊尧而宗舜，先儒以为此虞氏子孙之礼也。以虞推禹，则禹其有不宗舜乎。虽然，夏之子孙，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鲧也。鲧虽得罪于舜，而从事于水者九年，非瞽瞍之比也。故卒为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犹以其功祀之，而其子孙顾可以他人废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义之所予也。《商论》前人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复兴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复兴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贤君，宜若其世之过于周；周之贤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于商者乃数百岁，其故何也。盖周公之治天下，务以文章繁缛之礼，和柔驯扰刚彊之民，故其道本于尊尊而亲亲，贵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爱兄弟相悦，以无犯上难制之气，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刚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诸侯内侵，京师不振，卒于废为至弱之国。何者。优柔和易，可以为久，而不可以为彊也。若夫商人之所以为天下者，不可复见矣。尝试求之《诗》《书》，《诗》之宽缓而和柔，《书》之委曲而繁重者，举皆周也。而商人之诗，骏发而严厉，其书简洁而明肃，以为商人之风俗，盖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刚彊不屈之俗也，故其后世有以自振于衰微。然至其败也，一散而不可复止。盖物之彊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于不胜；彊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长，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呜呼。圣人之虑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无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彊，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远，此二者存乎其后世之贤与不贤矣。太公封于齐，尊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鲁，亲亲而尊尊。太公曰：后世寖衰矣。夫尊贤尚功，则近于彊；亲亲尊尊，则近于弱，终之齐有田氏之祸，而鲁人困于盟主之令。盖商之政近于齐，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鲁也。故齐彊而鲁弱，鲁未亡而齐亡也。《周论》前人
《传》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质，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予读《诗》、《书》，历观唐虞，至于商周。以为自生民以来，天下未尝一日而不趋于文也。文之为言，犹曰万物各得其理云尔。父子君臣之间、兄弟夫妇之际，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无义，君臣无礼，兄弟不相爱，夫妇不相保，天下纷然而淆乱，忿斗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伦不明，生不相养，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举皆戚然，不宁于中。然后反而求其所安，属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联其兄弟而正其夫妇。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犹以天子之尊饭土塯，啜土铏，土阶三尺，茅茨不剪。至于周而后大备，其粗始于父子之际，其精布于万物，其用甚广而无穷。盖其当时莫不自谓文于前世，而后之人乃更以为质也。是故祭祀之礼，陈其笾豆，列其鼎俎，备其醪醴，俯伏以荐思，其饮食醉饱之乐而不可见也。于是灌用郁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见，以为神之缩之也。体魄降于地，魂气升于天，恍惚诞谩，而不知其所由处，声音气臭之类，恐不能得当也。于是终祭于屋漏，绎祭于祊，以为人子之心无所不至也。荐之以滋味，重之以脍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荐之以血毛，重之以体荐，恐父祖之不吾安也。于是先黍稷，而饭稻粱，先大羹而饱庶羞，以为不敢忘礼，亦不敢忘爱也。丁宁反复，优游而不忍去，以为可以尽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谓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当然也。仲尼区区于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遗文，而与曾子推论礼之所难处，至于毫釐纤悉，盖以为王道之盛其文理当极于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坏，彊陵弱，众暴寡，而后世乃以为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于商，渐而入于文。至周，而文极于天下。当唐虞、夏商之世，盖将求周之文，而其势有所未至，非有所谓质与忠也。自周而下，天下习于文，非文则无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势然也。今夫冠婚丧祭而不为之礼，墓祭而不庙，室祭而无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于其中而曰不文，以从唐虞、夏商之质。夫唐虞、夏商之质，盖将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为法也。《秦论上》前人
秦人居诸侯之地，而有万乘之志，侵辱六国，斩伐天下，不数十年之间，而得志于海内。至其后世，再传而遂亡。刘季起于匹夫，斩刈豪杰，蹶秦诛楚，以有天下。而其传子孙，数十世而不绝。盖秦、汉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无以相远也。然刘、项奋臂于闾阎之中，率天下蜂起之兵西向以攻秦，无一成之聚，一夫之众，驱罢敝谪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则生，失之则死。以匹夫而图天下，其势不得不疾战以趋利，是以冒万死求一生而不顾。今秦拥千里之地，而乘累世之业，虽闭关而守之，畜威养兵，拊循士民，而诸侯谁敢谋秦。观天下之衅，而后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谁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万乘之资，而用匹夫，所以图天下之势，疾战而不顾其后，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刘、项之势，天下皆非吾有，起于草莽之中，因乱而争之，故虽驱天下之人，以争一旦之命，而民犹有待于戡定，以息肩于此。故以疾战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无背叛之志。若夫六国之际，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彊服四海，不爱先王之遗黎，以为子孙之谋，而竭其力以争邻国之利，六国虽灭，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谋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势，而非所以承祖宗之业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尝闻之：周人之兴数百年，而后至于文、武。文、武之际，三分天下而有二，然商之诸侯犹有所未服，纣之众，未可以不击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贤，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溃。诚以为后稷、公刘、太王、王季勤劳不懈，而后能至于此，故其发之不可轻，而用之有时也。嗟夫。秦人举累世之资，一用而不复惜，其先王之泽，已竭于取天下，而尚欲求以为国，亦已惑矣。
《秦论下》
三代圣人以道御天下，动容貌，出辞气，逡巡庙堂之上，而诸侯承德，四裔向风，何其盛哉。至其后世稍衰，桓、文迭兴而维持之，要之以盟会，齐之以征伐，既已毕矣。然春秋之后，吴越放恣，继之以田常、三晋之乱，天下遂为战国。君臣之间非诈不言，非力不用，相与为盗蹠之行犹恐不胜。虽桓、文之事且不试矣，而况于文、武、成、康之道欤。秦起于西陲，本以彊兵富国为上，其先襄公最贤，诗人称之。然其所以为国者，亦犹是耳。诗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苍苍其彊劲，而不适于用，至于白露，凝戾为霜，然后坚成，可施于人。今夫襄公，以耕战自力，而不知以礼义终成之，岂不苍然盛哉。然而君子以为未成，故其后世狃于为利，而不知义。至于商君厉之以法，风俗日恶，鄙诈猛暴，甚于六国。卒以此胜天下。秦之君臣，以为非是，无足以服人矣。当是时，诸侯大者，连地数千里，带甲数十万。虽使齐威、晋文，假仁义，挟天子而令之，其势将不能行。惟得至诚之君子，自修而不争，如商周之先君，庶几可以服之。孟子游于齐梁，以此干其君，皆不能信。以为诈谋奇计之所不能下，长戟劲弩之所不能克，区区之仁义，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当时之弱国也。君王后，齐之一妇人也。魏文侯行仁义，礼下贤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齐四十馀年，事秦谨与诸侯信，而齐亦未尝受兵，而况于力行仁义，中心惨怛，终身不懈，而有不能胜者哉。夫衣冠佩玉，可以化彊暴。深居简出，可以却猛兽。虚心寡欲，可以怀鬼神。孟子曰：仁不可以为众诚。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来天下，彼将襁负其子而至，而谁与共亡。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胜敌，敌胜之后，二世而亡，其数有以取之矣。
《始皇论》前人
诸侯之兴，自生民始矣。至始皇灭六国，而五帝三代之诸侯，扫地无复遗者，非秦能灭诸侯，而势之隆污，极于此矣。昔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传商及周文武之间，止千七百馀国。夫人之必争彊弱，之必相吞灭，此势之必至者也。彼非诸侯，独能自存，圣贤之君时出，而齐之是以彊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立，盖自禹五世，而得少康，自少康十二世，而得汤，自汤八世，而得太戊，自太戊十三世，而得武丁，自武丁八世，而得周文武。当是时，虽有彊暴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然虞夏，诸侯亡者，已十八九矣。自文武成康以来，三十有三世，独一宣王能纪纲诸夏。幽平以后，诸侯放恣。春秋之际，存者百七十馀国而已。虽齐威、晋文迭兴，以会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灭盖已多矣。陵迟至于六国，独有宋卫中山泗上诸侯在耳。地大兵彊，皆务以诈力相倾。虽使威文复生，号令将有所不行非，有盛德之君，不足以怀之矣是。以至于荡灭无馀而后止，秦虽欲复立诸侯，岂可得哉。而议者乃追咎李斯不师古，始使秦孤立无援，二世而亡。盖未之思欤。夫商周之初，虽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诸侯，棋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维，势如犬牙。数世之后，皆为故国，不可复动。今秦已削平诸侯，荡然无复立锥之国。虽使并建子弟，而君民不亲，譬如措舟，沧海之上，大风一作，漂卷而去，与秦之郡县何异。且独不见汉高、晋文之事乎。割裂海内，以封诸子，大者连城数十，举无根之人，寄之万民之上，十数年之间，随即散灭，不获其用，岂非惑于其名，而未察其势也哉。古之圣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观其势。势之所去，不可以彊反。今秦之郡县，岂非势之自至也欤。然秦得其势，而不免于灭亡，盖治天下在德，不在势，诚能因势以立法，务德以扶势，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与民休息，宽徭赋，省刑罚，黜奢淫，崇俭约，选任忠良，放远法吏，而以郡县治之，虽与三代比隆，可也。《三宗论》前人
黄帝、尧、舜，寿皆百年，享国皆数十年。周公作《无逸》，言商中宗享国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国五十年。自汉以来，贤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汉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东汉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与《无逸》所谓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无以大相过也。至其享国长久，如秦始皇帝、汉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元宗，皆以临御久远，循致大乱，或以失国，或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于人者千万也，膳服之厚，声色之靡，所以贼其躬者多矣。朝夕于其间而无以御之，至于夭死者，势也。幸而寿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己自圣，轻蔑臣下，至于失国，宜矣。古之贤君，必志于学，达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贵，其视子女玉帛与粪土无异，其所以自养，乃与山林学道者比，是以久于其位而无害也。傅说之诏高宗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惟敩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呜呼，傅说其知此矣。《两汉论》前人
古之圣人，制为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己而不辞。天下之人，奇材壮士，争出其力，以自尽于天子之下，而无所逃遁。此二者何为如此也。天下之事，固其贤者为之也。仁人君子尽其心以制天下之事，而无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以剪天下之暴乱，而无所不定。此其类非不智且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则其心常鳃鳃然，旷四海而不能以自安，功成事立，缺然反顾，而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贤才，其才虽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贤君者，利其有以受之也。盖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争归之。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资，以用力于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为背叛之操。故上下相守，而可以至于无穷。唯其君臣相戾，而不能以相用，君以为无事乎其臣，臣以为无事乎其君，君无所用，以至于天下之不亲，臣无以用之，以至于茕茕而无所底丽，而天下始大乱矣。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谁能以相从。惟其因天子之权而用之，是以虽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抗。彼见天下之莫吾抗也，则以为天下之畏我，而不知己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狃天下之畏己，而反以求去其君。其君既去，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为变哉。昔者西汉之衰，王莽窃取其人君之权而执之，以求取其天下。方其执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其将取之，是以俛首而奉其所为。何者。天下之心，犹以为汉役之也。至于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数年，而莽以大败。何者。天下不服无汉之王莽也。其后东汉之乱，献帝奔走于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为帝王。当是之时，天下已无汉矣，而唯曹氏之为听。然天下之英雄，犹以为名，皆起而争之，终曹公之身，而不能以自安。犹幸其当时之人，皆知汉之天下已去，而操收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为之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盖天下之情，居下而干其上之政者，以为己之享其利也，而不知天下之争心皆将嚣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愈狭，则其失之也愈速。何则。其不平者众也。故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而三桓之子孙微矣。呜呼。公室既微，则三桓之子孙，天下之所谓宜盛者也，而终以衰弱而不振，则夫君臣之分可知也已。《汉武帝论》前人
天下利害，不难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气定，高不为名所眩，下不为利所怵者，类能知之。人主生于深宫，其闻天下事至鲜矣，知其一不达其二，见其利不睹其害，而好名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恶，则利害之实乱矣。汉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帝问太尉田鼢。鼢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数反覆，不足烦中国往救。帝使严助难鼢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愬。帝诎鼢议，而使助持节发会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鲜，讨西南裔，兵革之祸加于四裔矣。后二年，匈奴请和亲，大行王恢请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请许其和，帝从安国议矣。明年，马邑豪聂壹因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议之，安国、恢往反议甚苦。帝从恢议，使聂壹买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觉之而去，兵出无功。自是匈奴犯边，终武帝无宁岁，天下几至大乱。此二者，田鼢、韩安国皆知其非，而迫于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实，而遽从之。及其晚岁，祸灾并起，外则黔首耗散，内则骨肉相贼杀，虽悔过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严助交通淮南，张汤论杀之。王恢以不击匈奴，亦坐弃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岂非首祸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汉昭帝论》前人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风雷之变，发金縢之书，而后释然，知其非也。汉昭帝闻燕王之谮，霍光惧不敢入。帝召见光，谓之曰：燕王言将军出都肄郎，道上称跸，又擅调益幕府校尉。二事属耳，燕王何自知之。且将军欲为非，不待校尉。左右闻者皆伏其明，光由是获安，而燕王与上官皆败。故议者以为昭帝之贤过于成王。然成王享国四十馀年，治致刑措。及其将崩，命召公、毕公相康王，临死生之变，其言琅然不乱。昭帝享国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见于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远矣。夭寿虽出于天，然人事常参焉。故吾以为成王之寿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过也。昔晋平公有蛊疾，医和视之曰：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祐。国之大臣，荣其宠禄，而任其大节，有菑祸兴而无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讥赵孟，赵孟受之不辞，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为师，召公为保，左右前后皆贤也。虽以中人之资，而起居饮食，日与之接，逮其壮且老也，志气定矣，其能安富贵易生死，盖无足怪者。今昭帝所亲信，惟一霍光。光虽忠信笃实，而不学无术。其所与共国事者，惟一张安世，所与断几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经术、识义理者，光不识也。其后虽闻久阴不雨之言，而贵夏侯胜，感蒯瞆之事，而贤隽不疑，然终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宫，近嬖倖，虽天资明断，而无以养之，朝夕害之者众矣，而安能及远乎。人主不幸，未尝更事而履大位，当得笃学深识之士日与之居，示之以邪正，晓之以是非，观之以治乱，使之久而安之，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然后听其自用而无害。此大臣之职也。不然，小人先之，悦之以声色犬马，纵之以驰骋田猎，侈之以宫室器服。志气已乱，然后入之以谗说，变乱是非，移易白黑，纷然无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乱天下。大臣虽欲有言，不可及矣。《语》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后知爱身，知爱身而后知爱人，知爱人而后知保天下。故吾论三宗享国长久，皆学道之力。至汉昭帝，惜其有过人之明，而莫能导之以学。故重论之，以为此霍光之过也。《汉光武论上》前人
人主之德，在于知人，其病在于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己有焉，虽至于尧舜可也。多才而自用，虽有贤者，无所复施，则亦仅自立耳。汉高帝谋事不如张良，用兵不如韩信，治国不如萧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强秦，东服项羽，曾莫与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于何，法令讲若画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无事。又继之以曹参，终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际，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馀功也。东汉光武，才备文武，破寻邑，取赵、魏，鞭笞群盗，算无遗策，计其武功若优于高帝。然使当高帝之世，与项羽为敌，必有不能辨者。及既履大位，惩王莽篡夺之祸，虽置三公，而不付之事，专任尚书，以督文书，绳奸诈为贤，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时称治。然而异己者斥，非谶者弃，专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见，力之所不举者多矣。至于明帝，任察愈甚。故东汉之治，宽厚乐易之风，远不及西汉。贤士大夫立于其朝，志不获伸。虽号称治安，皆其父子才智之所止，君子不尚者也。
《汉光武论下》
高帝举天下后世之重属之大臣。大臣亦尽其心力以报之。故吕氏之乱，平、勃得寘力焉，诛产、禄，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当是时，大臣权任之甚盛，风流相接，至申屠嘉犹召辱邓通，议斩晁错，而文、景不以为忤，则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后，此风衰矣。大臣用舍，仅如仆隶。武帝之老也，将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权，在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异议。至于宣帝，虽明察有馀，而性本忌刻，非张安世之谨畏，陈万年之顺从，鲜有能容者。恶杨恽、盖宽饶，害赵广汉、韩延寿，悍然无恻怛之意。才高之士侧足而履其朝。陵迟至于元、成，朝无重臣，养成王氏之祸。故莽以斗筲之才，济之以欺罔，而士无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兴，虽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长以济其所不足。幸而子孙皆贤，权在人主，故其害不见。及和帝少幼，窦后擅朝。窦宪兄弟恣横，杀都乡侯畅于朝，事发，请击匈奴以自赎。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单于，以树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义力争，而不能胜，幸而宪以谋逆败。盖光武不任大臣之积其弊乃见于此。其后汉日以衰。及其诛阎显，立顺帝，功出于宦官；黜清河王，杀李固，事成于外戚。大臣皆无所与。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复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极，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东汉之祚尽矣。盖光武不任大臣之祸，势极于此。夫人君不能皆贤。君有不能，而属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于正，则其成多，其败少。历观古今大臣任事而祸至于不测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它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灭，至以外兵继之。呜呼，殆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