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增祥（1846～1931），字嘉父，号云门、樊山，别署天琴老人。湖北恩施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曾任陕西宜川、渭南等县令。后累官至陕西布政使、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辛亥革命爆发，逃居沪上。袁世凯执政时，曾为参政院参政。擅长诗、骈文、词，为近代晚唐诗派代表诗人。著有《樊山全书》。　　樊增祥关系台湾诗二首，见连横《台湾诗乘》，今据以校录。（吴福助撰）

樊增祥（1846-1931） 字嘉父，号樊山。湖北恩施人。光绪三年进士，改庶吉士，补陕西渭南知县，迁陕西按查史，调江宁布政使。有《樊山集》。

1846-1931，原名樊嘉、又名樊增，字嘉父，别字樊山，号云门，晚号天琴老人，湖北省恩施市六角亭西正街梓潼巷人。光绪进士，历任渭南知县、陕西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辛亥革命爆发，避居沪上。袁世凯执政时，官参政院参政。曾师事张之洞、李慈铭，为同光派的重要诗人，诗作艳俗，有“樊美人”之称，又擅骈文，死后遗诗三万余首，并著有上百万言的骈文，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高产诗人。著有《樊山全集》。

余在渭南刻词二卷，曰《东溪草堂乐府》，始癸酉，终甲午，二十二年间所存，裁百数十首，所沙汰者，盖三倍于是。

自尔以还，所作盖寡，良以官舍栖迟，无酬和则情孤，无感发则意怠。然亦有时孤花媚晚，好鸟啼春，缀锦欺霞，团酥拟雪。及己亥入都，与意园、鸥簃时时赠答。意园词不多作，作则必工。鸥簃不能词，以诗为词，而词亦工。要知此事具有根柢，惟邃于学者为真词人也。余年十二学诗，十六学为词，二十以后始读红友《词律》。岁庚午，与诸迟菊同年定交，迟菊精音律，相与往复讨论，乃知词学阃域。自后从{无/心}师、子珍游，而所学益进，始学苏、辛、龙洲，继乃专意南唐二主及清真、白石。居京师日，每一篇出，子珍必于桐花下置酒相属，命小伶弹金缕琵琶和之，团扇屏风，留题殆遍，即前所刻者是也。五十以后，不名一家，多师为师，取屈曲尽意而止。自甲午迄庚子春，可盈一卷。是年都下奇变，执殳前驱，历晋入秦，寖疏声律，会与研荪观察比邻而居，皆侘傺无聊，端忧多暇，相约和古词以寓今事，自秋徂春，得百余解。迨辛丑夏，骤躐柏台，遂尘薇省，笏卿、亚蘧、石甫、淇泉诸君，前喁后于，更唱迭和，余以公暇周旋其间，捣麝拗莲，雕云镂曰，味调鲭鲊，音合琴筝。长女阿频，女弟子祝蕊，并耽风雅，暝写晨书，逸兴遄飞，老怀弥慰。检视所作，又百许篇。遂裒七年所得，釐为三卷，以授梓人，命之曰《五十麝斋词赓》。余性好焚香，迷迭都梁，氤氲房户，故取《逸周书》语以名吾斋，又以名吾词云。

壬寅五月二十一日，樊山樊增祥自叙。

世传侯朝宗刻集，凡属稿未竟者，一夕皆成之。余刻《词赓》第三卷，仅数十阕，幕僚王君少之，乃议日课一词。时余方还柏台，十二时中，常以六时接僚属、治公事，三时理咏，三时燕息。不两旬，得慢令七十余首。倘无劳形案牍、延谒宾客之累，壹意为文，则侯生毕世所作，可一岁竟耳。世有得放翁残稿者，计一月作诗六十许篇。吾未陈臬事时，率月得五六十篇，亦有及百篇者，此固不足难也。嗟乎，文章之无用者，莫若诗词，世皆待余以有用之才而专为无益之事，知余之悲者鲜矣。昔王蓝田颇好营造，语人曰：“足当自止。”吾词已盈卷，当敛手如渭南时。其实虽多作文，亦不废事。世之陋人，作五个字几穷日夕之力，以己度人，谓吟啸必误公事，又一味掷金虚牝，皆瞽谈耳。使有掐擢肝肾之苦，而无盘辟如志之乐，且受怠于政事之谤，吾岂为之哉。今世学堂课程，率用积分之法，第其勤惰高下，不知资才相越，有人十而己百者，有人千而我一者。计分则进千百而退十一，胥明强愚柔而齐一之，诚足以利惛惰，恐无以服高明也。驽𩦺十驾，汗血千里，绳尺之间，乌足尽天下士哉。吾作吏亦如作文，不为高奇刻深，但取行吾之意，亦能如乎人人之意而止。其大要不过一熟字。小子识之。 壬寅观莲节，身云居士书示家塾。

熟之一字不可骤得，是中有工夫，有阅历，无是非。学与年俱进，及其既成，因方遇圆，自为圭璧。太史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余一生服膺此语。学问、经济，并以知意为难。有终身为之而莫知其意者，断无知其意而不由于好学深思者。西人每作一事，皆积劳苦思而后成。中人则卤莽施之，灭裂报之，可谓官失而守在夷矣。吾三十以前，专骛词章，通籍后，乃复讨究世务。三十九岁作令，忆宋人笔记称欧公最精吏事，乃于民事悉心体验。犹记任务岁，秀水尚书与陈蓝洲书云：“作令十余年，于听讼稍有把握。”余当时以为过，及身亲之，而后知其难也。凡是知其难，乃益致其学与思，学与思交致，而后能知其意，此即熟之说也。抑又忌自恃，须时时勤以自课，虚以受人。勿论民生国计，所系者大，即雕虫小技，往往老手颓唐，高才跅𧿇者，自持故也。今人皆诋吾为守旧，不知吾作事甚似西人，其不合于时贤者，世皆袭西人之貌，吾则取其意也。吾于吏事文艺，皆由深思力学以底于熟，故能以吟啸自娱，而不妨公事。及门学我，学其有用，而置其无用者焉。斯善矣。是日烛下再书。

席子研（1849?—?），名夔，字子研，四川彭县人。工诗善画，不得志于科举，遂橐笔走滇黔、历吴楚、游燕赵，继乃服官桂林。有诗集《风雨吟草》，刊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其时尚在人世，而有关中之行。

胡薇元，字孝博，大兴籍浙江山阴人。举人，四川知县。有《天云楼诗》。

1850—1920，字孝博，号诗舲、石林、壶庵，别号玉居士、七十二峰隐者。大兴（今北京）人，祖籍山阴（今浙江绍兴）。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三甲进士。其世祖胡文静为明代进士，官至光禄卿，赠都御史，祖、父皆仕清廷。乾隆时名满天下的大诗人“稚威先生”胡天游，即其叔高祖。胡薇元中进士后，出任广西天河知县，后改官四川宁远西昌，调重庆涪陵。光绪廿六年（1900年）后调陕西，后任陕西兴安（今安康）、凤翔、同州（今大荔）知府等，“一岁而遍历三辅，古无是也。循声满关中”。辛亥（1911年）后，被革命党拘禁二十多日，为满清守臣节不屈，作绝命诗明志。放归后潜蜀中，居前贤百梅亭旧宅，自称“百梅亭长”，有《壶庵五种曲》、《梦痕馆诗话》、《岁寒居词话》及影响巨大的《公法导源》等多部著作传世。他晚年定居、著述、讲学于四川犍为（今四川犍为），该地即《蜀都赋》“西逾金堤，东越玉津”一句中所言之“玉津”，故胡氏书房名曰“玉津阁”，文集亦以此名之，胡薇元暮岁久居巴蜀，为各界所尊崇，大抵卒于1920年前后。

同治辛未迄光绪庚辰，十年中京师诸老辈提倡风雅，𥒸砭老人吴县殷少宗伯尤一时宗匠，其时以词称者，冯梦华、熊鞠孙、江韵涛、姚贻孙、何诗孙，而玉津居士以深斛律吕，为公所激赏，故居士所为词大都经𥒸砭山房点定，与熊江两太史酬对为多。一日，公问白石道人歌曲旁行，自记音节，有能识之者乎。诸君默然，居士起对，以为曲工尺如厶之为合，黄钟也。マ之为四，大吕也。フ之为工，夷则也。〢之为凡，应钟也。久之为六，黄钟清也。以此类推，亦如琴谱之有鸠字等，乐工暗记之谱，非字也。盖自宋乐工燕乐有之矣。公大悦，以为凌仲子复生。居士尝言词分五音，如段安节谓商角同用，顾雨中花、玉楼春诸阕本押平韵，押入声则协，押上去则不可歌。本押仄韵，押上声则协，押入声则不可歌矣。古儒者如窦俨、王仁裕皆寀音以知世变古者，诗与乐合，后世诗与乐分，古人缘诗而作乐，后人倚调以填词，宫商之理未有以异也。是故词者所以济诗之穷而上承乐府之变也。居士之言如此，所为词无不协律，无生硬晦涩之音，天倪阁者，居士在都，与炳半聋论词所居龙树院之西簃也。
光绪辛巳秋，年愚弟李锡彬少林序于宣武城南之七十二夗央馆。

仆年十四，先慈汤太恭人授经余暇，示以高祖稚威徵君集，及太恭人自撰翠螺词集。始学为词，受律吕大指，最先提倡者，有蔡梅盦太史，汤秋史比部。逮游四方，蜀客则秦荐香、武抑斋，江左词人则姚贻孙、孙圣与、吕山农、冯耕渔，时相过从，无异埙篪之迭和也。今诸子或没或去，所与游者独吴郡顾丈子远，远翁谓诗亡而后词作，长短句合音之高下抑扬，以宣其气，三百篇楚辞汉铙歌莫不然，自苏李河梁，画以五言，不复入乐，得李太白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开其端，而后古者入律之源可溯，其意颇与仆合，中年以往，忧患寡欢，寄情骚𢜱，布帆江上，往来茕茕（枫注：原书字右边的旬字为乃+日字，疑为茕的异体字。），意有所儗，托之于音，不自料其萧憀也。
光绪二十有三年仲秋玉津居士胡薇元叙。

夜泊涪州，怀玉津师并题天倪阁词
弟子赵熙再拜
夜雪天倪阁，梅花涪上翁。曾陪尊酒绿，极眺晚霞红。江海三年别，乾坤万事空。移官慎吟帻，中泽有哀鸿。

昔仪征阮文达公抚浙日，选宋人词之协于音律者，命伶官谱工尺歌之，不能谐，凌教授仲子廷堪言，古乐与今乐中间尚隔燕乐一关，古雅乐以琴，燕乐以琵琶，今俗乐以三弦。琴之幺弦即琵琶之大弦，三弦又即琵琶四弦而去其弟一弦，由古及今，弦递小，声亦递高，其间递隔二韵，如琵琶用工字，三弦用上字调是也。今以俗乐工尺合宋词，宜其捍格，以燕乐合唐宋人词，斯叶矣。读玉津居士词，益信凌君燕乐考原之义，因悟毛西河以唐宁王宫中玉笛谱工尺推古乐是犹未知雅乐与燕乐之间耳。
辛丑十有一月望。旌德姻年愚侄吕贤楫谨跋于蓉城之啖蔗庐。

严雁峰（1855—1918），名遨，字雁峰，别号贲园居士。陕西渭南县人。早年就读于成都尊经书院，卒业后定居成都，成为著名的藏书家和刻书家。一生聚书十一万卷，并筑贲园书库以藏之。曾校刻《关中金石记》、《毛西河四种》、《明四子诗集》、《戴东原文集》、《医学初阶》等多种。遗著有《贲园诗钞》。

曾廉（1856-1928），字伯隅，湖南宝庆邵阳县石牛山（今湖南邵东县汪塘乡境内）人。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人。翌年会试后，任国子监助教，参与编修《大清会典》，为大学士徐桐赏识。戊戍维新运动中，曾上书朝廷，指责康有为、梁启超为“舞文诬圣，聚众行邪，假权行教”之徒。时雀塘铺（今新邵县境内）人樊锥在邵阳组织“南学会”反旧教，倡新学。曾于邵阳学宫会集群儒斥樊“倡邪说，背圣教”，将其驱逐出邵阳。清末，列强入侵，日寇占琉球，蚀高丽（朝鲜），进而图犯辽边，“国将不国”。曾慷慨陈词，反对乞和，主张启用刚正忠义将帅，力拒外敌，以固边疆。八国联军侵华（1900），曾随李秉衡出兵抗击。兵败，李自杀，曾投江为部卒营救。后调任陕西候补道，继续支持义和团保卫北京、天津的反帝爱国斗争。光绪二十八年（1902）曾因支持义和团而获罪，遂隐居贵州锦屏县的梅屏山下，筑“掘阅园”从事教学与著述。1902年客居贵州后从事于改编元史，著成《元书》102卷，1911年刊行，另有《元史考证》4卷。他虽取同乡先贤魏源的《元史新编》为蓝本，而宗旨却与魏源以来诸家致力于广搜中外史料、考订史实以补正《元史》者全然不同，自称欲继孔子作《春秋》之志，申明纲常大义。宣统二年（1910），曾返故乡，长杨塘书院。其时已废科举，兴学堂，曾仍力倡旧学，尚孔孟之道，以“仁学”自勉。民国2年（1913）邀同仁筹募钱粮，建立“岩畔村积谷会”，解饥民之困。民国17年农历六月初三日逝世。著有《元书》等书传世。有《瓠庵集》、《瓠庵续集》。

徐炯（1862—1936），字子休，号蜕翁，四川华阳（今成都市）人。光绪癸巳举人，两上春官不售，返川办学，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曾应陕西布政使樊增祥之邀，率陕西省首批留学生赴日。由日返川，主办四川通省师范和附属小学，被选为四川教育会会长。深蓄兴邦拨乱之志，崇尚儒教，提倡国学，主张学以致用。

原名寿金，字绶经，号诵芬主人，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早年读书于江阴南菁书院。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恩科举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联捷进士，同年五月，著主事，分部学习，授刑部提牢厅主事，总办秋审兼陕西司主稿。光绪31年（1905年）董康和章宗祥共同翻译了日本的刑法，两人并在修订法律馆提出了《刑律草案稿本》，是中国第一部由国家拟就的现代刑法典，但从未成为正式法律。辛亥革命后，董康赴日本帝国大学留学，攻读法律。回国后，历任大理院院长、修订法律馆总裁等职。1920年8月，任司法总长，1921年12月辞职，复任大理院院长兼代司法总长。1922年5月，任财政总长兼币制局、盐务署两总裁，旋任考察欧美司法专使出国，1924年回上海，随后在东吴大学（1924年）、上海法科大学（1925年，与章太炎一同被推任为校长）、北京大学（1933年）任职。1915年参与《第一次刑法修正案》的起草。多次赴日本考察日本的裁判制度与监狱制度。除法和法学方面的成就外，董康在古剧、词和版本目录学方面也有重大学术贡献，他的《曲海总目提要》（46卷）被誉为中国所有记载剧本书中最为详细的一部。胡适称赞董康「是近几十年来搜罗民间文学最有功的人」。抗战期间，在北平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任职，先后任法院院长、华北司法委员会委员和大理院首席法官职务，1947年在北平东交民巷的一所德国医院病逝。

张瑞玑（1872～1928），字衡玉，号（左羊右患）窟野人，山西赵城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曾任陕西韩城、兴平、临潼、长安等县知县，有政声。辛亥革命前加入同盟会。共和建立，历任山西省军政府财政司司长、山西省民政长、陕西省军政府顾问，民国国会参议员、总统府顾问。身后有《张瑞玑诗文集》出版。

1886-1938年，原名有忭，字季仁；后名怀琛，字寄尘。安徽泾县人。30年代寓亚尔培路步高里(今陕西南路287弄)。自幼习诗，厌科举。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游学上海，后任《神州日报》编辑。清宣统二年(1910年)，加入南社。与柳亚子共主《警报》、《太平洋报》笔政，并相交相知，义结金兰。民国5年(1916年)辞京奉铁路科员职，执教沪上大学，兼卖文为生。民国21年，被聘为上海市通志馆编纂。早晚伏案，十分勤苦。其时，搜集整理一批上海地方史志珍贵资料并予初步研究，卓有贡献。抗战爆发，通志馆暂时解散。面对时局，忧国忧民，逝于胃疾。其对新旧体诗歌和儿童诗歌均有成就，所评“宋诗如西洋油画，善刻划；唐诗如中国水墨山水，善写意”，被学术界视为公论。著有《大江集》、《新诗概说》、《中国文学史概要》、《国学概论》、《南社始末》等。

1896-1943.10.20，原名肇巽，又名天士。陕西三原人。五岁入私塾，八九岁时能写诗作文。后因家道中落，考入西北大学却不能续读，就任陕西省图书馆管理员，藉以博览群书，长进学业。曾参加过讨袁之役。1918年，在于右任的靖国军中任职，事败后随于赴上海，从事国民党党务文化工作。1925年赴俄留学于中山大学，1926年冬归国。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书记长。1930年，就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长。1931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兼任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暨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后复任中央政治学校计政学院主任及监察院秘书长。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兼任民众训练部副部长。1938年春，专任军事委员会战区军风纪第二巡察团委员，负责一、三、五、六战区。1941年，调任监察使。1943年病逝于西安。辞世后，于右任撰书的墓志铭曰：“万族咸熙，雄文苦战，发此宏声，难酬宿愿。”

石声汉（1907-1971） 湘潭人。农业学家，著述丰富。业余喜诗，有《荔尾词存》。

1907.11.19-1971.6.28，中国农业史学家、农业教育家和植物生理学家。湖南省湘潭县人。1924年入武昌高等师范生物系，1928年于中山大学结业。1933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求学，获植物生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原西北农学院、同济大学理学院、武汉大学教授。 1951年后任原西北农学院教授、古农学研究室主任。曾长期从事生物学和植物生理学的教学与研究，是最早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哺乳类动物的学者之一。1955年后致力于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先后撰写了《齐民要术今释》、《四民月令校注》、《农政全书校注》等15种专著，是我国农史学科重要奠基人之一。有《荔尾词存》。

父亲离我们而去已有26个年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我们对人生、事业的感悟越来越深刻，我们对父亲的敬重、思念之情也愈来愈浓烈。除刻骨铭心的养育之恩，我们更景仰他的人品、他的学识、他的意志，他对祖国和人民的奉献精神。
父亲一生极不寻常，他从小体弱，中年又患严重的肺心病和哮喘，以这样羸弱之身孜孜不倦地工作，在40多年的时间里，克服了种种干扰，写成赢得国内外一片赞誉的近600万字的科学著作，涉及古农学、植物生理学、生物化学、植物学和动物学、农业教育等领域。他同时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工作，桃李满天下。若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按他的计划，他还能奉献出更多、更多。
父亲不仅是一个有建树的科学家，而且兴趣爱好广泛，诗词、书法、篆刻都颇有造诣。
父亲自笑酷爱文学，有很高的古文修养。他12岁开始赋诗，14岁起填词，写过近400首诗词，令我们惋惜的是仅留下不到百首词。父亲手书的词集及“忧谗畏讥——一个诗词故事”一文，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当作“黑教材”。1979年幸得父亲的助手姜义安先生发现，及时抢救，才免于焚毁。姜先生还曾冒着风险抄录父亲的另一些诗词及其解释。在此，我们对姜先生谨致衷心的感谢。
父亲的词集主要是1948年以前的作品，抒发了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知识分子的爱与恨。词集展示了父亲的精神世界：他为了“不负六亿人民四五十年来之供养”，而拼全力耕耘，他饱受讥谗而绝不消沉，备尝穷困而绝不潦倒，历经忧患而意志弥坚。父亲的词表达了对黑暗腐朽的愤懑与痛恨，写出了对亲人、朋友真挚的爱，感情细腻而浓烈。词集中有16首倾吐了父亲对我们母亲的一片深情，还有不少词描述了他们患难与共的生活。
我们的母亲许慕贞（又名许桢），1908年6月15日生，广西梧州人，毕业于广西省立第二中学，曾在中山大学化学系旁听。1929年，父亲因病去广西休养，经挚友赵佩莹举荐，在梧州广西省立第二中学代课，因而与母亲相识相爱。母亲的一位老师曾告诉我们说，母亲是班上唯一的女生，却是功课最好的学生。1932年7月他们在广州成婚，这三年多的热恋感情成为《䜶䝄集》的主旋律。1933年秋，父亲赴英国留学，母亲带着刚出世的定机返回梧州娘家，在《西海集》中父亲写出了深挚的离别相思之情。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善良、贤惠、勤劳的东方女性，她与父亲相濡以沫，患难与共。在长期艰辛的岁月里，以自己柔弱的双肩支撑着家庭与父亲的事业。母亲伴随着父亲从南到北，有从北到南颠沛流离。为了照顾体弱多病的父亲，奉养祖母，接济我们的三个叔父完成大学学业，拉扯大六个儿女，使他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母亲放弃了小学教师的工作，全力操持家务。她省吃俭用，将清贫的家庭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抗日战争期间，每月发薪后，她把有数的钱分成两份，一份寄给祖母和叔父，另一份维持自己小家庭生活。从我们记事到长大离开家，从未见过母亲有闲暇和任何的娱乐。她每天自天不亮忙到深夜，除洗衣做饭外，还要做全家的衣服鞋帽，干不完的家务活令她走路像小跑一样。我们每日功课的检查也大多由母亲负责，她还经常为父亲誊写文稿。在母亲的全力支持下，父亲得以安心于教学、科研和写作，我们兄弟姐妹也得以顺利地大学毕业。父亲去世后，母亲一直深深地怀念父亲，心情抑郁，于1978年11月病逝，享年70岁。她为父亲、家庭、子女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父亲的杰出成就中也饱含着母亲的心血。出版这本词集也是表达我们对可敬的母亲深深的爱和怀念。
父亲说过“平生不甚以显达荣乐为怀，尤不欲以词人文士见目”，他填词作诗是为了“自写块垒”，抒发自己的情怀，除亲人、密友外，很少示人。许多熟悉他的人并不确知他在诗词方面的造诣。出版这部词集可能违反了父亲的意愿，但为了更好地纪念父亲，让一切关心他、怀念他的亲友们能更全面地了解他；也为了让我们的后代知道他们有这样一位值得骄傲和怀念的祖先，将这份感情一代代地传下去，我们决定将这部词集公开发表。1982年定机曾将父亲的手迹复印了200份赠送亲友，反响强烈，至今海内外仍不断有人索要。父亲的挚友，前南开大学副校长吴大任先生曾在《怀声汉》一文中动情地写道：“我希望这些词及其笔迹将作为文化遗产永远保存。”定扶在退休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整理，对词加标点、说明和注释。我们兄弟姐妹一直努力为词集出版营造环境，其中包括必需的经济条件。现在这部词集终能付印，了却了我们的一桩心愿。
父亲生前还喜爱篆刻艺术，常用篆刻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我们将珍藏的二十余枚印章制成印谱附于词集之后。希望从另一方面展示父亲的才华。
我们兄弟姐妹均未从事过文学工作，诗词知识肤浅，望各位前辈及朋友读后给我们一些指点，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父亲的作品。
父亲的词作，自辛酉迄丁卯（1921-1927）年间的作品，自己命名为《蓬梗词》。从丁卯暮秋寄居岭南后所写的几个集子，如《䜶䝄集》、《西海集》、《弄沤集合》、《病骥骥》，均以《荔尾词存》结集，并说“嗣是历岁积存，皆用荔尾为名”。如今我们把父亲各个时期的词作汇为一编，总括冠以《荔尾词存》。为了有助于理解父亲和他的词，将他写的《忧谗畏讥》、《与杨东莼书》和二叔石声淮生前所写的“《荔尾词存》手迹复印本后记”刊于卷首。并附上我们对词集所加的标点、说明和注释。

定机 定杜 定枎 定朴 定桓 定栩 1997年11月

作者：叶嘉莹

《荔尾词存》是一位终生致力于现代生物学与古农学之科研与教学的石声汉教授之遗作。我与石教授既完全不相识，我的专业与石教授的专业也完全不相干，而石教授之哲嗣现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任教的石定机先生，乃竟然专程至我的老家寻问，要我为其先父之遗集写序，这其间自然也有一段渊源。原来石声汉教授与南开大学以前的吴大任校长二人原为生前挚友，而吴校长及其夫人陈{受鸟}教授二人虽同为数理学家，但却都雅爱诗词。自一九七九年以来，每次我到南开大学来讲授诗词时，他们夫妇二人往往抽暇来听我讲课，偶逢春秋佳日，陈{受鸟}教授还会以盆花相赠，更有时邀我至其家中参加昆曲之雅集。我对他们夫妇二人之学问人品既久怀钦仰，而他们夫妇二人对朋友之敦厚热诚，则尤其使我感动。今年秋天我再度返回南开，却惊闻吴校长已于数月前去世。当我去探望陈教授时，于追怀悼念吴校长之余，陈教授还曾为我殷勤叙及，在三十年代初吴校长与石教授同时考取第一届中英庚款留学生后，在英伦所建立起来的一种知交相赏的情谊，并言及吴校长希望我能为石教授之词集写序的遗愿。其实陈教授殊不知早在我来津探望她以前，当我抵达北京老家时，石教授之哲嗣石定机先生已曾由于他们的介绍，携其先父之遗集来看望过我了。而我今天之所以执笔为石教授之词集写序，除了由于被吴校长与石教授的这一份知己相交死生不渝之情谊所感动以外，同时更是由于被这一册词集本身所表现出的作者之品格情操及其深厚之古典学养所给予我的一种直接的感动。这是一册不平凡的词集，我为自己能有机会读到这一册不平凡的词集而深感幸运，也对吴校长夫妇之推介使我能有此机会读到此一词集而身怀感谢。
我是一个终生从事古典诗词之研读与教学的工作者，平日所阅读过的古今词人之作，不可谓不多。无论其为婉约豪放，无论其为典雅俚俗，无论其为正统新变，其中自然都不乏令人赏爱和感动的佳作。而在如此众多的各色各样的作品中，石教授的《荔尾词》却别具一种迥异于众的不平凡之处。关于折衷不平凡之特质的形成，我一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因素：最主要的一点因素，乃是由于石教授生而就具有着一种特别善于掌握词之美感的、属于词人的心性。关于折衷特美和心性，我以前在其他论词的文稿中，也早已曾有所述及。约言之，词体中所表现的，乃是较之诗体更为纤美幽微的一种美感特质，清代常州词派之开创者张惠言，在其《词选》一书中就曾提出说，词之特质乃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可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晚清的名学者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一书中，也曾提出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因此要想写出真正属于词之特美的作品，那么我们首先所要求的，就应是写词的人要具有一种具含纤美善感之特质的词人的心性。而石教授作品中所表现的，可以说正是这种词人之心性与词体之美感的一种自然的结合。据石教授在其所自撰的题为《忧谗畏讥——一个诗词的故事》一篇文稿中之叙写来看，他自幼旧事一个敏感而多忧思的少年，生长于一个人际关系极为复杂的大家庭中，身为“穷房子弟”的他，所受之于父亲的教诲乃是忍耐和承受。而在他所阅读的小说中，最能引起他共鸣的则是小说中的一些弱者的心声，如《红楼梦》中林黛玉所写的《柳絮词》，《聊斋·褚生》一篇中李遏云所吟的《浣溪沙》词。这些情思石教授统称之为“忧谗畏讥”之情，而这应该也就正是石教授何以将其自叙个人写作诗词之经历的一篇文稿，题名为《忧谗畏讥——一个诗词的故事》的缘故。以“忧谗畏讥”四个字来自叙自己写词之体验和经历，外表看来虽然似乎只是颇为个人的一件事，但私意一位此一题名却颇有两点深义可供沉思。第一点可供沉思者，乃是这四个字确实探触到了词之美感的一种特殊品质。关于此种特质，我在前文已曾引述过张惠言与王国维二家的“幽约怨悱”及“要眇宜修”之说，不果张、王二家的说法，却仍嫌不够彻底，他们都只能但言其然，而未能深言其所以然。所以这些年来我对于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之因素，曾经颇作了一些反省的思索。首先于一九九一年，我曾写了一篇题为《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的长文，以为词之特美的形成，与早期歌辞之词中的女性叙写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后我于一九九三年又写了一篇题为《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的长文，对词之美感特质作出了一些更为触及其本质的探讨。在该文中我曾对于这种本质试拟了一个“弱德之美”的名称，以为《花间》词中之女性叙写固然是一种“弱德之美”，即使是豪放派的苏、辛词之佳者，其所具含的也同样是一种“弱德之美”。而且曾尝试加以申论，说“这种美感所具含的，乃是在强大的外势压力下所表现出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一种属于隐曲之姿态的美。如此我们再反观前代词人之作，我们就会发现，凡被词评家所称述为‘低徊要眇’、‘沈郁顿挫’、‘幽约怨悱’的好词，其美感之品质原来都是属于一种‘弱德之美’”，又说“就是豪放词人苏轼在‘天风海雨’中所蕴含的‘幽咽怨断之音’，以及辛弃疾在豪健中所蕴含的沉郁悲凉之慨，究其实也同是属于在外界环境的强势压力下，乃不得不将其‘难言之处’变化出之的一种‘弱德之美’的表现”。以上所叙写，乃是我多年来对词之美感特质加以反省后的一点认识。而如今当我见到石教授以“忧谗畏讥”四个字为标题，来自叙其写词之经历与体会时，遂油然产生了一种共鸣之感。我以为石教授所提出的“忧”“畏”之感，与我所提出的“弱德之美”在本质上是有着相通之处的，也就是说，这种感受和情思都是由于在外界强大之压力下，因而不得不自我约束和收敛以委屈求全的一种感情心态。我实在没有料想到石教授以一位并非以诗词为专业的科学工作者，竟然能以其天资所禀赋的词人之心性，如此直接而敏锐的以其个人一己直观的体验，轻易地就掌握了词之美感的一种最基本的特质。这自然是石教授所提出的“忧谗畏讥”四个字之第一点可供沉思之处。
至于第二点可供沉思之处，则是这四个字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还蕴藏有一种丰富的内含。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之才人志士的一种普遍的心态。先就这四个字的字面而言，它们就原是出于中国文化历史中之一位才人志士的一篇名作，那就是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范氏文中所叙写的“忧谗畏讥”的心态，正是一位具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才人志士的“忧畏”，所以“忧谗畏讥”四个字所蕴含的，实在不仅只是一种自我约束和收敛的属于弱者的感情心态而已，而是在约束和收敛中还有着一种对于理想的追求与坚持的品德方面之操守的感情心态。其为形虽“弱”，但却含蕴有一种“德”之操守。而这也就正是我之所以把词体的美感特质，称之为“弱德之美”的缘故。如果从石教授一生的为学与为人的持守和成就来看，他平生的一切可以说就都是在忧患困苦之中完成的。据姜义安先生所写的《春蚕颂——记著名古农学家石声汉教授》一文中之记叙，石教授曾在短短三年之内，就写了《齐民要术今释》九十七万字，《泛胜之书今释》五万八千字，《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农业科学知识》七万三千字；同是自己又把后两种书翻译成英文本，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在国外发行（在短期内就曾再版四次）。石教授在科研方面的成就，曾经受到过英国撰写《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博士的极端重视。在《科技史》的《农业史》一册中，曾经多次引用石教授的论著。而在石教授自己的国家内，则当他的《齐民要术今释》于一九五八年将第四册陆续出完时，却正是石教授自己本人被批评之时。但石教授却并未因此而放弃他的科研的志业和理想。批判过后，一九六二年他就又开始了整理《农政全书》的工作。当时他白天还担任着教学和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整理《农政全书》，而那时他还患着严重的哮喘病。但只要喘息稍舒，他就继续不断的工作。他终于完成了一百三十余万字的《农政全书校注》，十七万字的《农桑辑要校注》，还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辑徐衷南方草物状》等多种其他著作。而他最后的文稿甚至是写在烟盒纸和报纸边等上面的，则其处境之艰苦可知。姜义安先生把他所写的那篇纪念石教授的文章题名为《春蚕颂》，一方面固然因为石教授的讲学与著述之工作，其所做出的贡献，真是如春蚕吐丝之至死方休；另一方面也因为石教授自己曾写过以《春蚕梦》为题的十二首《忆江南》词。词前有一小序，石教授自谓此十二首词乃因其于“岁暮检书”之际，偶见其旧作《生命新观》之弃稿而作，则其以春蚕吐丝自喻其倾注心血以从事著述的喻意，固属显然可见。而从其每一首词的小标题，及其词中所叙写的情事来看，则尤可见其寄喻之深意，下面我们就将抄录其中的两首来看一看：
《忆江南》之八·丝（积稿）
抽不尽，一绪自家知。烂嚼酸辛肠渐碧，细纾幽梦枕频移。到死漫馀丝。
《前调》之十·衣（成册）
裁制可，依梦认秾纤。敢与绮纨争绚丽，欲从悲闵见庄严。压线为人添。
这两首词从蚕之吐丝经织帛而裁剪成衣，以喻写才人志士之撰述之积字成稿以至于装订成册。第一首词开端“抽不尽，一绪自家知。”二句，是写蚕之吐丝一如人之由心血抽绎成篇。蚕之丝绪唯蚕自知，一如人撰述之用心亦唯己自知，故曰“抽不尽，一绪自家知。”。至于“烂嚼酸辛肠渐碧”句，表面自是写蚕之嚼食桑叶，乃至通体变为碧色，而其所喻者则是人之生活虽茹苦含辛，而内心中所酝酿蓄积者，则为一腔碧血。至其下句之“细纾幽梦枕频移”，表面自应仍是写蚕在吐丝时其头部之左右摆动之状，故以“枕频移”为喻，而另一面则“枕频移”三字却也正可以喻示人在撰述时之用心思考虽就枕而不能安眠之状。只此“枕频移”三字已经把蚕与人之形象和情思都写得极好，何况上面还有“细纾幽梦”四个字。“梦”就人而言，自可喻示其撰著所追求之理想；至于就蚕而言，则其一世之缠绵辛苦吐丝自缚所追求者，倘亦有一理想存于其间者乎。至末句结尾之“到死漫馀丝”五字，则写人生之苦短，志意之苦多，至死而仍意有所不尽，一如蚕之到死而仍有馀丝。真是把才人志士的理想和悲哀写得如此之沉痛缠绵。至于次一首开端的“裁制可，依梦认秾纤”二句，则以蚕丝之裁帛制衣，喻示人之写稿成册，而“梦”则喻示所追求之一种理想，最后获得之成果自应求其与最初之理想相符合，故曰“依梦认秾纤”也。其下二句之“敢与绮纨争绚丽，欲从悲闵见庄严”，则为石教授自写其辛苦之著述，并无在世间与人争求美名之意，而不过只是为了欲将所思所得贡献给人世的一点悲悯之心愿而已，然则此种工作之辛劳，岂不为一大庄严之事，故曰：“欲从悲闵见庄严”也。而结之以“压线为人添”，乃是引用唐人秦韬玉《贫女》一篇中之“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两句诗。用写贫女之为人作嫁衣为喻，既以之表示其积压的有待完成的工作之多，且以之表示其一世之辛劳乃全是为他人而全无为一己个人之意。石教授这一组词全部以春蚕之吐丝、作茧、织帛、裁衣为喻，以自写其一生之辛劳工作之全部为人而全无为己之心意。喻象之美与托意之深，二者结合得既优美又贴切，既有词人之纤柔善感之心性，又有才人志士之理想与坚持，其所体现的品格与才质之美，也就正是石教授所提出的“忧谗畏讥”四个字之深层意蕴的另一点可供沉思之处。
以上我们是就石教授所自撰的“忧谗畏讥”一文，对其做为一个词人在品格和心性方面所具备的不平凡之处，所做的一些探讨。而除去这些在本质方面的不平凡之处以外，石教授的词之所以使人感动和欣赏，实在还由于他在题材之选择与表达之方式方面，也有一些不平凡之处。下面我们就将对这两方面也做一些简单的探讨。
先就题材之选择方面而言，石教授在一九五八年写给其长子定机的一帧条幅跋中，曾经自叙说：“老蹇蹉跎五十一年，平生不甚以显达荣乐为怀，尤不欲人以词人文士见目。少年学作韵语，只以自写块垒。”只这一段话，就充分显示了石教授的词之所以迥异于一般人的不平凡之处了。因为就一般人而言，做为一个喜欢写作诗词的作者，总不免有两点习气，其一是对自己之作品常不免有矜持自喜之意，其二是在朋友间常不免有以作品为酬应之时。而石教授则绝无此两点习气，仅此一端，便已足可见石教授之词之迥不犹人的不平凡之处了。何况石教授在其词中所写的，乃是正如他在跋中所说的，都是他的最真诚最深切的胸中之“块垒”，下面我们就将抄录他的几首词作来一看：
首先我要抄录的乃是足以反映其修养与心情之转变的三首小词：
其一《清平乐》
漫挑青镜，自照簪花影。镜里朱颜原一瞬，渐看吴霜点鬓。 宫砂何事低回。几人留住芳菲。休问人间谣诼，妆成莫画蛾眉。
其二《柳梢青》
缱绻残春。簪花掠鬓，坐遣晨昏。臂上砂红，眉间黛绿，都锁长门。 垂帘对镜谁亲。算镜影相怜最真。人散楼空，花蔫镜黯，尚自温存。
其三《前调》
休问余春，水流云散，又到黄昏。洗尽铅华，抛残翠黛，忘了长门。 卷帘斜日相亲。梦醒后翻嫌梦真。雾锁重楼，风飘落絮，何事温存。
这三首词，据石教授所自言，乃是他读了王国维之《人间词》中的《虞美人》（碧苔深锁长门路），及《蝶恋花》（莫斗婵娟弓样月）两首词后的有感之作。王氏之词所写的，乃是以闭锁长门的蛾眉自喻，慨叹于谣诼之伤人，但在被伤毁和被冷落中，词人却仍坚持着一种“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的不甘放弃的理念，这种心态自然正是石教授所说的属于“忧谗畏讥”，也就是我所说的“弱德之美”的感情心态。而这自然也正是石教授何以会被王氏的这两首词所感动了的缘故。不过石教授由此一感动所引生的三首词，则已经超越了王氏原词中的心态，而更增加了反复思量的多层的意蕴；从怅惘于“芳菲”之不能“留住”，到“花蔫镜黯”而仍不肯放弃的“尚自温存”，再转到“梦醒”后之彻底放弃的“何事温存”。这其间石教授所表述的情思和意念，真可以说是幽微要眇，百转千回。像这种题材和意境，岂止不是一般以文学为羔雁之具的人所能企及，也不是一般只会写伤春悲秋以诗酒风流自赏的词人文士所能达致的。而除去这一类要眇幽微的作品外，石教授还有一些以日常口语反映现实生活和政治情势的作品，也写得极有特色。我们现在就也抄录一些这类作品来看一看：
一、《浣溪沙·嘉州自作日起居注》（六首录三）
白足提篮上菜场。残瓜晚豆费周章。信知菰笋最清肠。 幼女迎门饥索饼，病妻扬米倦凭筐。邻厨风送肉羹香。（六之二）
双袖龙钟上讲台。腰宽肩阔领如崖。旧时原是趁身裁。 重缀白瘢蓝线袜，去年新补旧皮鞋。羡它终日口常开。（六之四）
骤雨惊传屋下泉。短檠持向伞边燃。明朝讲稿待重编。 室静自闻肠辘辘，风摇时见影悬悬。半枝烧剩什邡烟。（六之六）
二、《鹧鸪天·记近闻近遇》（二首录一）
牛鬼蛇神事有无。蚊雷市虎代爰书。乌台谳急钞瓜蔓，红卫兵骄卤腐儒。 髡皓首，系玄符。龙钟拥彗涤圊窬。劳心锻就风波狱，迁固何曾涉谤诬。（二之二）
以上这几首词例，从表面看来其所写的题材内容，与前面所举引的《清平乐》、《柳梢青》等词作，虽然有很多的不同，但其所写之亦为作者胸中之“块垒”，而并非一般词人文士的舞文弄墨之作，则是显然可见的。而且其所写者虽然是极为具体现实的生活情事，但其情思之幽约怨悱，则仍是属于石教授之所谓“忧谗畏讥”的一份词人之心性与情意，却仍是一贯不变的。而这种意境自然是造成石教授之词这有迥异于常人之不平凡之处的另一项重要因素。
除去前面我们已曾探讨过的，石教授之词在本质方面与题材方面的各种不平凡之特质以外，我认为石教授的词还更有另一点极重要的不平凡之处，那就是他虽然生而具有一种词人之心性，但并未接受过一般学词之人的传统训练，但另一方面他却又自幼年开始就对古典文学有深厚的修养。可是他虽对古典文学游乐深厚之修养与兴趣，但其志业却又不在于文学而在于科学。于是这种种多方面的复杂矛盾的因素，遂使得石教授的词有了极不平凡的特色。他一方面既能完全不被传统词人之习染所拘限。而另一方面却又因其深厚之古典修养，而使其在不受拘限之中，却仍能不失古典之规范。就以我们在前文所举引的一些词例而言，如其《清平乐》、《柳梢青》诸词，其风格之典雅温婉，情思之悱恻幽微，自然是传统词中的佳作，但其意境却又另有天地，而迥异于传统之陈言。再如其《浣溪沙》诸词，所写者虽为具体之日常生活，用语也极为通俗直白，但其意境却又与古典中之忧谗畏讥的传统隐然相通。更如其《鹧鸪天》词中所写之情事，其辛酸与荒谬虽全非古典之词中所曾有，但石教授却有意的在这首词中用了许多古典的词语，使其满腹之辛酸悲愤，在古典之词语中有了更深的意蕴。
而且石教授不仅是长于写短小的令词，也长于写长调的慢词，不仅长于写自抒块垒的抒情词，也长于写托意深微的咏物词，下面我们就将这一类词，也抄录一首来看一看：
《沁园春·驮行病骥》
蹄铁敲穿，踏遍崎岖，日渐昏黄。叹木鞍坚重，背成生鞟，麻缰粗硬，吻有陈伤。项下刍笼，虚无寸草，枉羡青畦菜麦香。沉吟处，听鞭梢爆响，倦步催忙。 归来絷向空廊，早弦月盈盈上短墙。奈毛似垂旃，泥和汗结，头如赘瓮，颈共肩僵。半束枯刍，一拳稃壳，便是辛劬竟日偿。宵寒恶，任螗蹲蛙坐，直恁更长。
这首词以一片背负重物的病马，来喻写备受迫害与折磨的辛劳工作者，不仅用词与喻意配合的工切典雅，而且写得酸楚动人，自不失为咏物词中之佳作。
此外石教授还有一些写柔情的长调，如其《莺啼序》（斜阳尚凝旧陇），及同调（西风又催鬓改）诸词，据石教授之女在笺注中说，这些词都是石教授怀念其妻子的作品，写得极为深婉动人，但因篇幅的关系，在此不暇具录，现在只再抄录其题为“寿细君”的一首小令《鹧鸪天》词来一看：
自嫁黔娄百事乖。春风纨绮尽蒿莱。岁朝羁旅伤憔悴，九月寒衣未剪裁。 儿女累，米盐灾。七年犹著嫁时鞋。鸳盟若许前生约，后世为君作妇来。
从这首词来看，其伉俪情深，固已可具见一斑。而且这首词写得不事雕饰，还有用前人诗句之处，盖以家人之间，不必过事讲求，亦可见石教授率真之一面。
总之，石教授之词，在现当代之作者中，其成就极为难能可贵，足可自树一帜，固当珍重保存，以流传后世。而据石教授之弟石声淮先生为《荔尾词存》所写之跋文所言，则此一册词集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为人攘去，置故纸杂物间。及至一九七九年，石教授已，殁世八年之后，西北农学院欲将文革中所遗留之弃物焚毁之际，幸得石教授之高足姜义安先生于故纸堆中发现此一册词集之手稿，因收取而亲付之于石教授之哲嗣石定机先生。又经石教授之女石定枎之整理笺注，在此即将付梓之际，我得以作序之机缘，先期读到此一册此稿，感动之余，深以为幸。据石教授子女在前言中之记叙，谓前南开大学校长吴大任先生曾在《怀声汉》一文中写道：“我希望这些词及其笔迹将作为文化遗产永远保存。”我与吴校长有相同的愿望。
一九九八年一月廿五日，叶嘉莹写于南开大学。时为离津前一晚之深夜，行装尚待整理，故结尾稍嫌草率，实非得已也。

荔尾（荔尾是父亲的笔名，叶嘉莹教授曾专门查阅过《中国地名大辞典》，认为此笔名可能与荔水有关。这篇文章曾发表在永利、久大、黄海集团的刊物《海王》杂志上。）
人生绝不会永远是坦途。“不如意事常八九”，环境中大大小小的拂逆，正是个人精神修养上必要的节目。判断力与理解力的增进，意志底加强，对他人了解与同情底加多，胸襟底扩大……种种进步，都和所受困苦艰难成比例。身体健康或精神修养有所得的人，往往因为身体不佳，感觉过敏，受一点刺激之后，便常常失望悲观，结果也是精神身体相互影响，健康和快乐便愈加减低。孟子“舜发于畎亩”章，说一个能担当大任的人，必需经过尝试与锻炼：“……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才能因为“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是从身体精神两方面同是着眼；而把身体底磨练放在前面，似乎正是看准了身体底健康更重要。但是身体不十分健康的人，在童年时候，多受一点精神上的小刺激，把他底意志锻炼坚强后，也往往可以增进他身体底健康，增加他精神的快乐。
敏感的人，最大的痛苦，是忧谗畏讥。因为过敏，不免“杯弓蛇影”，除掉外界实在的刺激以外，往往自己创造一些根据甚为薄弱的刺激，伤害自己底情感，牵连着伤害自己底精神和身体，而且，往往不知不觉中更牵连着伤害了同一社会中其他人底感情与精神的健康。这就是“一人向隅，满坐不欢”底来历。要是他把这种痛苦，依托文字发泄出来，让另外的人，发生“同感”或“共鸣”，那么，影响及于未来，伤害也许更大。但另一方面，在苦难中的人，往往因为性之所近来，从他人底文字表现中寻得同情的安慰。所以个人某个时期爱读的文字，就可以反映他当时的情感活动；尤其是以抒写情感为主题的韵文。至于写作，更不待说。因此，从个人一生中各时期所写或所爱的韵文中，可以推寻他感情生活蜕变的痕迹。郑板桥词集自序说：“少年游冶学秦柳，中年感慨学辛苏，万年淡忘学刘蒋，此皆与时推移，而不自觉者……”这几句话真实尽致；尤其妙的是“学”字，除了写作时自己底作风与路数外，还包含有爱读的一层意义在内。晚间独坐，回想过去自己底情感生活，和几首诗词的关系，觉得以我素来不健康的身体，动荡的感情，脆弱的意志，今日居然还能很有劲地活着，未尝不事童年所受磨练底效果。因此随手写了下来，给童年时身体不甚健康，历世又多磨折的人，作一个参考，也许可以增加一点“兴奋”。
童年时候，过着大家庭中“穷房”子弟的生活；大家庭的许多细故，在记忆上，划下了许多伤痕。因为身体不健康，幼年除了读小说以外，没有什么寻乐的办法。从小说里，得了许多关于人生的启示；“忧谗畏讥”的观念，也就自小占着我情感生活中重要的地位。九岁，第二遍读《红楼梦》时，许多事象都还不能真切领会，但林黛玉底《柳絮词》：
纷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队成球。飘泊一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 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唐多令》）
却赚了我许多伤感，而且，范定了我少年时的情感反应状态。十二岁那一年春天，因为小事，受了一点闲气，先父为了“顾全”，又严切地告诫着，不许多声张。晚间在床上回想白天的事，越想越难过。三更过后，悄悄起来，点着小灯，在旧帐簿翻过来钉成的日记本最后一页上，写了四句“诗”，多少有点“林妹妹气”：
春风寒雨满西楼，檐溜声残泪未收；愁杀落花无主宰，唯将玉质委东流。
写过，总算“出了气”，也就睡了。过几天，借了一部《聊斋志异》来，（第一次读《聊斋志异》是八岁时；这是第二遍或第三遍，已记不清楚。）读到《褚生》一篇中的一首词：
泪眼盈盈对镜台，开奁却见小姑来，低头转侧看弓鞋。 强展绿蛾开笑靥，偷将红袖揾香腮，小心犹恐被人猜。（《浣溪沙》）
一时触起几天前的旧事来，在灯下，忍不住流泪了。先父看见，觉得诧异，过来问我，看了这首词，默然了半天，就换上钉鞋，叫我撑着伞，跟了出去。走到寄父家中，在他家厨房里坐下，细细劝解了我一番，特别把“小心犹恐被人猜”这一句，反复地解说着，叫我从忍受中学习“淡忘”。我在感动中，把那天半夜做的四句诗念给老人家听。老人家皱着眉说：“诗倒不错，太没有福泽；以后最好不要做诗。”此后十多年，绝不做“诗”，就是先父那一句教训底结果。不过，诗虽不做，却走上了“词”的魔道。
二十二岁，在南方做事；一个深秋的深夜里，又因为忧谗畏讥，感情激荡，睡不好。起来翻书，检着《聊斋志异》来看，翻到《宦娘》这一篇，那首《惜余春》末了的：
漫道‘长宵似年’；侬道一年，比更犹少。坐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
使我又想起了十年前“小心犹恐被人猜”的一句和那夜的诗，倚枕沉吟，写了一首词：
坐拥红绵听四更，丝丝凉雨响空庭；夜长人悄，残柝两三声。 梦到相思无定准，泪抛珊枕漫纵横，小窗幽寂，红烛自微明。（《琴调相思引》）
第二天，寄给先父；过一晌，回信来，“……诗固不可作，词亦应戒！……”惭愧，老人家底教训，许多年竟没有遵守。
三十二岁，在西南作事。历世渐久，感觉也渐迟钝。一个春夜，借得朋友手钞精本的《人间词》，读到：
碧苔深锁长门路，总为蛾眉误。古来积毁骨能销，何况真红一点臂沙娇？ 妾身但使分明在，肯惮朱颜改？从今不复梦承恩，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虞美人》）
莫斗婵娟弓样月！只坐蛾眉，消得千谣诼；臂上宫沙那不灭？古来积毁能销骨。 手把齐纨相诀绝，懒祝秋风，再使人间热。镜里朱颜终不歇，不辞自媚朝和夕。（《蝶恋花》）
又挑起我当时处境艰难中忧谗畏讥的情绪来。但是，反应毕竟不同了。作了一首《清平乐》，当做“解嘲”：
漫挑青镜，自照簪花影；镜里朱颜原一瞬，渐看吴霜点鬓。 宫沙何事低徊？几人留住芳菲。休问人间谣诼，妆成莫画蛾眉。
三年之后，这首词给老师诵帚先生看见，倒触起了他底忧谗畏讥来；写了一首词来给我（刘诵帚（永济）教授的这首《鹧鸪天》曾写成条幅送给父亲。条幅的跋写道：“荔尾词人谓：‘读《人间词》，静安先生两以蛾眉谣诼为怨，而欲自媚于镜里朱颜。窃有所疑：自媚能得几时？宫沙果有，何谊？不画蛾眉，安伤谣诼？因为另进一解。’有休问人间谣诼，妆成莫画蛾眉之句，辞意殊美。别成此解质之，石君尝相视而笑也。”此条幅一直挂在父亲的书房里，文革中被抄家后不知去向。）：
镜里朱颜别有春，莫教明月翳纤云。蛾眉招嫉何缘画？犀角通灵自辟尘。 寻絮影，认萍根，春泥春水总愁痕。何如十二楼中住，放下珠帘了不闻。（《鹧鸪天》）
再过一年多，傍晚独坐，看着这首词，自己又来辩解：
缱绻残春，簪花掠鬓，坐遣晨昏。臂上沙红，眉间黛绿，都锁长门。 垂帘对镜谁亲？算镜影相怜最真。人散楼空，花蔫镜黯，尚自温存。（《柳梢青》）
写完，搁在抽屉里，再也没有拿出来料理过，自己都忘记。秋天，一个风风雨雨的黄昏，在峨嵋山脚一个庙里，守着一盏昏暗的油灯，听着门外断断续续有两三处蟋蟀声，夹在芭蕉叶上雨点响里，一时身世之感，潮水一般乱涌上心来。忽然想起要写几句诗：
木末芙蓉已半凋，攀崖紫葛韵方饶；零风故促孤征雁，衰柳犹藏未噤蜩。略不迟疑霜啮鬓，尽多留恋叶辞条。蕉窗夜雨无眠际，犹有寒螀慰寂寥。
丹枫白苇弄萧条，旧袷今年再减腰。谷底苍松随分暝，墙头枯艾向阳骄。烧痕未泯苔先逗，涧水才低响便销。管寂弦停灯灺处，人间同度渐长宵。
诗给阎幼甫先生（湖南长沙人，父亲的老朋友，《海王》杂志主编，解放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看见，摇头说：“太无福泽！”一句触起了先父遗言，从此便收拾了做诗的年头，再不来了。
三十四年，永利川厂预备开会追悼范先生，翻开抽屉找稿纸，想写几句东西，表示哀忱。无意中翻到了那首《柳梢青》，掩卷沉吟，又写了一首，再替自己辩解。
休问余春，水流云散，又到黄昏。洗尽铅华，抛残翠黛，忘了长门。 卷帘斜日相亲，梦醒后翻嫌梦真。雾锁重楼，风飘落絮，何事温存？
一笑之后，便决心连词也不再作了。
三十七年花朝（旧俗以农历二月十五日二日为百花生日，号“花朝（节）”，是人们外出游玩赏花的日子。“三十七年花朝”，即1948年3月25日（农历二月十五日）。）
卸甲甸（地名，今南京大厂镇。当时永利宁厂所在地。）

与杨东莼书
东莼大哥：28（日）手教拜悉。德报介绍狄公著作生平，似尚确切；昨穷一日之力译出，随函寄呈，备校正后酌用。
春暮以还，天气失常；霪霢绵缀几匝月，前数日甫放晴；关中棉麦均颇受累，麦收势且濡滞旬日以外。阴寒所中，气管炎剧作，喘不可支，上午直同废人，下午夜间稍可，勉能伏案三数小时。
今年十月，全国植物学会30周年年会，兼为耆宿钱崇澍先生八旬祝嘏，相当隆重。弟于某年（大致已七八年）被选为总会理事，今冬须以当然代表资格，带“论文”出席。既不能赤手空拳而来，乃于五一夕间起，獭祭群书，搜索材料，古今中外，訾诼一通，幸于20日完稿。突击既毕，已油印备日内省分会选拔。检出一分，并本月中旬科学史集刊刊出之一篇，合包于昨晨寄奉。急就章已不免纰缪，矧以病中仓促完成，疵瑕百出，为必然。倘值稍暇，偶尔一翻，在观点上有以赐教，不胜感幸。“张骞”一篇，于外文书中有新获材料，稍迟必须重作改订，亦恳指出错谬，俾得修改。
“黄金时代不在过去，尤不在将来；目前最不可放过”：平生一切，皆以此为“动力”来源。数年前，动辄得咎，兼之饥疲相续，亦且未敢废弃。目前，工作稍有累积，便得种种掖护；国家困难基本克服后，日常生活亦已迅速好转；乐游原上，斜阳正好之际，倘不乘机竭尽棉薄，殊恐数年后衰颓日甚时，悔将无及。其实今明后三年，所图亦已太满，不无紧张之惴惧。承示“细水长流”，相惜深笃；始则怦然，继以怃然，终复悚然。望六之年，于命终无所不恝。学无所成，术无所就，自审戮力洵有未逮，顾亦未始乏可委咎于环境之处。攘窃前人所积，近年来思路上渐成体系，每愿抒发偏见，供有兴致者批判，藉省他人搜索之勤，庶几不负六亿人四五十年来供养。用是，不免“日暮而途远”在怀，独未敢“倒行而逆施”耳。顷获提命，不能不惊心；当力纠前失，争取再活十年！旧专业青年接班者或可成立；自身尚需补习甲骨文字，为新专业向“史前”拓展一步指准备。来日未尝容易，讵能不“战战兢兢”？
《四民月令校注》及《中国古代农书概说》两稿，中华书局编辑所寄回嘱修改，均已于上月杪前补缀邮京。今月及下月，《中国农业遗产要略》应毕稿。八月当完全休息，以避暑热中剧喘之苦。九月间录定寄出。十月来京开会，又可得两周改换休息。冬季仍拟离武功，觅地避寒，便将《农桑辑要》校、注、案三事完成，庶明春及夏《农政全书》定稿及研究生论文可以全力应付。“窳裘先败”，理有必然；“敝帚自珍”，事当力戒。脱于此等处不善自处，恐或有碍全院整体规划，遂失螺丝钉作用也。
西北农学院向属“农村”，今年起，已比照全国各地按三级分配特需物资；最近西安作为“开放城市”后，学院所在之杨陵镇又划作西安市开放“点”之一，后此弥当转善，亦可以告慰也。老妻目眚，进展殊缓；未完全失明，不能作手术；好在止有一侧，于生活无大困难处，乞释注念。祷颂
俪福！

弟声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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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杨东莼伯伯（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自觉病重，打电话让定机去他家，亲手交给定机一包资料，这是他1975年准备为《人民日报》海外版写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而搜集的，该信就在其中。杨伯伯与父亲是1941年相识的（当时他们同为武汉大学的教授），很快就成为挚友、知交。他一直从思想、工作到生活对父亲十分关心。这封信展示了父亲争分夺秒、拼全力工作以求不负人民的高尚品质，和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的进取精神。

霍松林（1921年9月-2017年2月1日），甘肃天水人。著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书法家，德高望重，蜚声四海。幼承家学，有“神童”之誉。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1951年赴陕执教，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17年2月1日中午，中国古典文学专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书法家、陕西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霍松林先生在西安辞世，享年97岁。

朱青长（1861—1947），名策勋，又字笃臣，号还斋、天完、天顽，四川江安人。幼学经史诗文，曾游历南北达十年之久。光绪二十九年中举，遂留居成都，与其门人弟子组创“东华学社”。辛亥革命后，其子朱山被川督胡景伊杀害，青长赴京告状。时王闿运任国史馆总裁，特聘他为国史馆总顾问。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辞职返川。朱德任护国军旅长驻泸州时，曾师事青长。后曾任成都高等师范教授，著有《东华学派全书》及《易大义五十问》、《易经图解》、《还斋诗》、《还斋词》等多种。

朱青长(1861-1947) 名策勋，字笃臣，号还斋、天完、天顽。江安县人。祖籍湖北。父光远，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举人。游宦长安、南京等地。光绪三十二年(1906)以后，留居成都，与其门人弟子，组成"东华学社"，称为东华学派，亦称治乱学派。辛亥革命后，其子朱山出任本县首任知事。1912年朱山被川督胡景伊所害，青长痛子情切，亲赴北京告状。时王壬秋任国史馆总裁，特邀青长为国史馆顾问。其后，见袁氏帝制自为，愤而辞职。1927年在成都高等师范中文系讲授《宋词》。曾任国史馆顾问、长宁县县长，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及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德早年驻节泸州曾从学诗。有东华学派全书》、《易大义五十问》、《易经图解》、《还斋诗》、《还斋杂述》《北来词稿》《南行诗稿》等。

1861-1912，字符九，号占斋，江西南城县人。光绪十一年（1885）贡生，不久中举人，十五年考授内阁中书。二十年成进士，选授编修。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芝祥随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逃至西安。二十八年赴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翌年典试湖北，因奔祖母丧未赴任。时值清廷废科举，郡绅推芝祥主建昌府中学堂讲席，在家乡兴办实业，创立厚生种植公司。光绪三十四年被召回京，擢御史，补辽沈道，又转任四川道监察御史。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相继去世后，芝祥上疏弹劾内监李莲英，认为其罪当诛，一时声振朝野。与新昌（今宜丰县）胡思敬并有“西江二御史”之誉。参与清廷“预备立宪”事宜。宣统三年（1911） 四川爆发保路风潮，芝祥上疏请撤总督赵尔丰，但未被采纳，后调任贵州铜仁知府。赴任途中，辛亥革命爆发。次年，抑郁病逝于南昌。芝祥为文“骈散兼工”，奏议“博辞穷辩”，著名的有《请诛内监李莲英折》、《弹两广总督袁树勋折》等，所撰传记、序、铭尤受桐城派影响，为晚清同光体巨擘陈衍所推崇。亦擅草行书。著有《占斋诗文集》。

往居海上，座间闻杨公杏城与朱古微侍郎论词，颇疑其素不倚声，而忽重此，或以侍郎故，遂未觉其辞之微微耶。

迨公薨后，存诗如干首，词终未一见，今始就丛稿中检出三阕，清丽似樊榭。片羽足珍，亟刊布之。

赣一谨识于睇向斋。

谢尊五（1872～1954），又名五美〖编者按：《台湾总督府文官职员录》登录为「谢五美」。〗，字梦春，号静轩老人，笔名安东梦春。台北大稻埕（今台北市）人，光绪年间生员。祖先出身将门〖其〈感作〉诗云：「戎戟传家难遂愿（予先代将门出身故及）」。〗，居台北下奎府町（今台北市长安东路）。明治三十四年至三十七年间（1901～1904）任大稻埕公学校教师，〖参考《台湾总督府文官职员录》；《台湾日日新报》，「岛政」栏，公学近状，1901年3月12日，第三版；《台湾日日新报》，「杂事」栏，增补教员，1903年2月25日，第四版。〗为「瀛社」社员。大正十四年（1925）曾游燕京，昭和二年（1927）汐止「滩音吟社」成立，任该社西宾，达九年，课以诗古文辞。昭和九年（1934）与林清敦、李声元创芦洲「鹭洲吟社」，并于昭和十五年（1940）担任社长。昭和十年（1935）四月应郑水龙之邀，担任淡水清水街「沪江吟社」顾问，此外，与「大同吟社」、「种竹斋」等诗社亦多有往来。战后执教于成功中学，民国四十二年（1953）应「瀛社」社长魏清德之聘，担任该社顾问。谢氏过世后，门人郑水龙（云从）于民国四十三年编辑出版其生平诗集，题曰《梦春吟草》，民国九十年（2001）龙文出版社据此版本排印影印，诗集前有曹升谨、赖子清序文。今谢氏诗作据《台湾日日新报》、《台南新报》、《台湾教育》、《诗报》、《瀛海诗集》、《崇圣道德报》及《梦春吟草》等辑录编校。（余美玲撰）

欧阳文（1912年-2003年6月12日），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任红军连指导员、团总支书记、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 旅政治部副主任, 支队政治部主任, 旅政治部主任, 师政治部秘书长, 胶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 任纵队政委、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四十一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军政委兼中共粤东区委第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南军区公安部队政委兼广东省军区政委, 解放军报社总编辑,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政委、院长, 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电子工业部顾问, 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授中将军衔。

傅子馀（1914-1998） 号静庵。广东番禺人。移居香港，创办鸿社及《岭雅》季刊。晚年返广州居住。有《抱一堂集》。

傅子馀(1914-1998)，号静庵，曾任教香港广侨学院，先后创办鸿社及《岭雅》季刊，与羊城、港、澳诗苑名家，广通声气。

余始于君诗未甚奇也。已而避乱，侨次澳门，君亦挈家至。出所为诗读之，则轩举腾踔，体势在黄陈之间。盖与君相违五六年，人事变亟，凡人类所遘遇之酷，超绝古始，而吾侪皆一一身及。嗟夫，人患其有知也，其知之愈甚而自待弥高，因其自待之情，人事相接，辄不能自安。俛仰拂戾，虽处常已难矣，况卒遘变乱，衣食劳息，不若负贩之晏晏。性既自豪，重其困挫，而意气益孤，充愤悱之怀，而启发之机动不可抑，于是歌吟啸呼，自排自遣，自妪自煦。其哀思所届，一以振耀于文字间，宜有过情之叹。君幼长安乐，故前此所为诗，学焉而已。既丁世难，人事寝切，诗乃一变再变，而身世之感有如馀赘，使读者蹙然不忍，而不知君之齿方在英年也。夫君所不自得之情，盖将有待于知君者夫。 辛巳正月佟绍弼序

词之乐律，入元融而为曲，嗣后所为词者，直长短句之诗耳。世或狃于旧说，以为诗词异途，遂使词境转隘，良可叹也。东坡、稼轩之作，凡诗文所具有者，悉能达之于词。词之领域，开拓始袤，非复专事绮筵绣幌、脂粉才情、遣兴娱宾、析酲解酝者矣。况其忧生念乱，抚物兴怀，身世所遭，出以唱叹，命笔寓意，又何有异于诗哉。宋词能与唐诗并称后世者，端复赖此。有明一代，误于词为艳科之说，未能尊体，陈陈相因，取材益狭，趋向如斯，词道几绝。逮及清季，国运衰微，忧患相仍，诗风大变，声气所汇，词学复盛，名家迭出，此道遂尊。言志抒情，不复以体制而局限，故鹿潭、半塘、芸阁、彊村、樵风之作，托体高、取材富、寓意深、造境大、用笔重、鍊语精，赵宋而后，此为擅场。其风骨神致，足与子尹、韬叔、散原、伯子、海藏诸家相颉颃，积愤放吟，固无减于诗也。吾粤自晦闻而后，诗境顿新，后学承其馀响，争以诗鸣，而傅君静庵亦以工诗称于闾里，视其所诣，盖曾取径于同光体及晦闻，而于半山、雪堂、山谷、后山、简斋、放翁诸作涵咏至深，郁苍清劲，尤近黄陈。年未三十，誉溢京华，共许必传，无须具论矣。粤中以往逊于为词，述叔先生起而振衰，截断旁流，归于正声。余为词初恪守其师周吴之说，而迄无所成。得静庵论诗之要旨，从词外而求词，所作始稍得一己之意态，益信诗词之界，格律而外，不宜强分，如必使各具严限，则词乃小道之讥恐终不免，又安得与诗同流而讽诵哉。往者汪先生每以傅诗朱词相勉，余词功力尚浅，适足自惭。是时静庵亦偶为词，所作《扬州慢》、《蓦山溪》、《水龙吟》诸调，豪宕高健，亶有可观，顾以非己力之所专注。稿皆不传，迄今又逾卅载，静庵垂垂老矣，犹羁栖海涯，以为诗之馀绪而填词，欲以广张风气，亦见其老而志未衰也。余向兄事静庵，今承以其所著《桐花馆词》属为之序，存词仅五十阕，均极沉郁顿挫之致，语隽而律严，笔健而情永，虽远宗白石、梅溪、草窗、玉田而下逮清季诸老，然皆以发挥一己之情意，非句摹字拟，斤斤焉以求合于古人为工者。况其植根于诗也深，故其发之于词也，境界气象迥异常流，翘然有以自立，讵能限诸一家而于一字一语中求其擅胜者耶？读其词，使词中求词者之流，亦当废然知返也。 甲寅孟夏弟奂谨序

客次西川，杜工部多悲天之语；身登北固，辛稼轩有怀古之吟。探幽纪胜，文士风流；即事徵题，书生本色。而况阴阳变化，天道难知；进退机微，世途莫测。百端交感，将悬心镜于湖山；一绪萦怀，遂乞性灵于笔墨。移宫换羽，杂徵流商，天籁自鸣，心声俱发。故擅中散之琴者，自昔尝闻其事；而弄桓伊之笛者，于今复睹其人。傅子静庵，桐花馆之主人也。器度冲和，襟怀恬淡，沉酣旧籍，雅嗜新声。艺宗《鬼谷》，七弦之音谱曾修；赋猎《离骚》，九畹之芳馨在抱。用是浸淫乐府，曲度青云，驰骋文坛，辞编黄绢。或过柳岸而轻歌，或立云峰而长啸，或吊孤坟于夜月，或泣故垒于秋风。词成百阕，允谐四犯之声；味别五辛，不落一家之臼。若夫北门讽咏，士岂为贫；南渡流离，人方衡虑。三年不遇，甘抱瑟于齐门；七尺自持，耻折腰于韩邸。意韫曲中，音传弦外。联辞结采，虽云标帜于梅溪；剪旧裁新，尚见通灵于片玉。其或胡马纵横，王孙落拓。天涯梦短，凄迷则古驿云封；海外身遥，涕泪则新亭浪覆。情非白石，迹近玉田。沙寒雪影，设谟感厥悲凉；桐叶秋声，命意伤其沉郁。时而徜徉云水，俯仰山河，浪跃大江，雾沉半壁。南朝故土，曾左之所驱驰；北国平原，洪杨于焉觊觊。矢刃交锋，玄黄流血。干戈扰攘，难为避乱之管宁；道路呻吟，尚有倚声之杜甫。至若牝鸡报晓，鸱鸟鸣桑。朝尊蓝面，幽少主于别宫；将授赤眉，逞佳兵于弱国。彷徨东顾，狼狈西驰，骚客欷歔，羁人凄恻。桐花无馆，闻歌悼宫井之魂；芸阁有词，变雅写瀛台之恨。西山鹤梦，岁月如流；北地龟寒，古今同慨。夫论词者，固盛于靖康北狩之前；言律者，必精于建炎南迁以后。赋情寓物，各具春秋；抚事伤时，自成格调。閒居斗室，横窥辞海之涯；默数群峰，直绘庐山之貌。乃见风琴交响，伯牙移情；复闻岩壑传神，嗣宗领啸。由南溯北，跻涉百川；自北开南，导归四渎。或以暗香疏影争妍，或以秋树寒烟竞胜。深宫碎玉，用代铜琶铁板之雄音；虚室韬光，尚见匣剑帏灯之孤影。斌虽薄声华，尚怀文藻，缘思砺齿而盟樽，亦借他山以攻玉。白诗四类，夙报微之；左赋十年，忽思元晏。才惭霞叟，追踪蜡屐之痕；学慕常州，仿印茗柯之序。 新江张斌

孔从洲（1906.10.2—1991.06.07），男，汉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中将，毛泽东亲家，陕西省西安市灞桥镇上桥梓口村人。在军旅生涯中，历任靖国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国民革命军旅长、师长、副军长，西北民主联军军长，豫西军区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等职。参加了北伐战争，参与了西安事变，举行了巩县起义，参加了解放陕县、灵宝、卢氏、陕南等战斗和渡江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军械部部长，高级炮兵学校校长，炮兵工程学院院长，炮兵副司令员等职，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991年6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吴庚（1870～1917），字少兰，号空山人，山西乡宁人，幼有神童之誉，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曾任陕西临潼县知县，后因世将乱而弃官归里，筑吾园以隐。

钱钟书（1910--1998），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著名文学家、学者。出生于诗书世家，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留学英伦。曾任教上海光华大学、清华大学、蓝田师范学院、震旦女子文理学校、上海暨南大学。1949年后，回到清华任教，1982年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有《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等学术著作。诗集《槐聚诗存》，长篇小说《围城》。今辑有《钱钟书全集》。

钱钟书(1910-1998)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无锡人。因他周岁“抓周”时抓得一本书，故取名“钟书”。毕业于清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夫人杨绛亦名作家。有长篇小说《围城》，中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诗集《槐聚诗存》，学术著作《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