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六日，朝请大夫、赐紫金鱼袋臣晁说之谨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比者皇天眷命，陛下即位之七日，下诏求直言，天下幸甚。微臣居山邑，距京师越百里而近，踰月乃得随士庶垂泪以伏读，干戈风尘阻绝如此，不谓国家遭阳九之厄也。女真小丑，矜棘入塞，拥马渡河，曾不淹时，势如壤山，直抵王城之下。呜呼，天乎！忘我祖宗配天泽民二百年之基业，乃一日有斯酷邪！在昔春秋之时，周室衰微，天下无王，诸侯相侵，莫酷于城下之师，莫辱于国中之盟，孔子《春秋》用是作也。孰谓国家圣圣相继，重光洽熙，天下太平，自结绳而来，未知或有。天子坐广内，朝四夷而牧万国，曾不足以为轻重，威至广也。乃于女真小丑，平昔仆役高丽、臣事契丹者，逡巡偃蹇，乃有城下之师，国中之盟，何其甚邪！义士痛心，壮夫沥血，孰甚于斯时邪？臣至愚且老，敢齿于义士壮夫，而逖视樵牧思谋、妾妇思勇之际，宁无一言以自效哉？况臣一门七世食禄，高祖迥，咸平、景德之际，极礼乐文章之誉；曾祖宗悫，宝元、康定之时，专任西鄙之役，遂参大政，罢兵息民。自尔以来，海内推臣族为文学之家。微臣之言，亦其职也。虽然，臣在元符末，上皇即位之初，尝应诏有封事。蒙有司第臣为邪等，著籍刑部，初禁入京城，渐许仕宦，而摈斥卑窜二十馀年矣。其所言皆天下大利害，今莫能悉记，唯是二事不能忘也：一曰国家累圣功德，巍巍无所与二，而近日谄谀大奸，独推尊考庙，是观德不在七世之庙，而下同庶士祭行于寝乎！二曰自古衰世暗君，乃有诽谤先烈之言，以钳天下之口。唯我神宗皇帝何所负于天下，天下内外罔有一人不足于恩德者，尚何谤毁之有？彼谄谀大奸，济以凶暴，徒以资一身之欲，而不知上累先帝之明也。臣愚欲因此二事，申言当今之急务，岂顾卞和之玉再刖其足邪！窃惟城下之师，明主夙夜焦劳忧虑之时，狂夫之言未暇择也。伏睹戊申大赦，封豕逋遁，齐民乂安，凡有血气之属，咸以更生相贺，又不必自言也。含哺鼓腹，以沐太平之泽，不知其己虽死犹生也。然赦文有新边之语，读者疑焉，识者则叹。妄以谓涿州、易州之地竟不能保，而复弃之为新边也，既而乃知所谓新边者河间府、中山府、太原府三大镇，无虑二十馀州，五六十县。自州升之为府，而未几乃自中国弃之为新边也邪！嗟夫，斯地可弃也，斯民其可弃乎？斯民可弃也，吾祖宗艰难之业其可弃乎？嗟乎，谁为陛下而为此策乎？昔贾谊不忍以文帝之明，承天下之资，而久为戎人欺傲，乃叹曰：「可谓中国无人矣」！臣窃考之，当是之时，高祖之旧臣犹有在者，如陈平、周勃、灌婴、季布之徒，其后进者议论有袁盎、晁错、贾山、冯唐，守正有宋昌、申屠嘉，司刑有张释之，司兵有周亚夫、柴武，谊尚何恨哉！使谊尚在，谓今之日有人无人乎！臣于是乎忘其至愚且老，不能默已，谓专以割地为言，未暇及天下事也，唯陛下幸察。臣元符中知磁州武安县，尝作《朔问》二篇，因杜牧之论而发也。牧之意则勤矣，其论失之迂而不密。盖山东不足以兼河北，而河北能为制山东，牧安得以天下之势专之于山东也哉？凡君天下者，得河北则得天下，失河北则失天下；凡有国者，得河北则其国兴，失河北则其国弱。又有其国虽不正，而得河北则强，其国虽正，而失河北则弱；其国虽无道，而得河北则强，其国虽不至无道，而失河北则弱。秦、汉、晋、隋、唐之有天下，宋武帝之不能有天下，苻坚之秦、托跋之魏、朱氏之梁、李氏之后唐、石氏之晋、刘氏之汉，其国之所以强弱之势，与夫曹氏之魏强于刘氏巴蜀之汉，高氏之齐强于宇文氏崤咸之周，其迹昭然，在方策可考不诬。是谓河北之形势，臣敢为陛下略言之，陛下幸察。臣既言河北重于天下矣，乃敢复言三镇之重于河北者，不必繁引远古，唯事与国家造邦相因者则不得略。而昔周世宗之英武雄毅，实光武、唐太宗之流，承石晋父事契丹之后，刘汉祸乱于契丹之馀，即位仅踰两月，黄钺亲征。而师出之日，四垒奔北，为我有宋驱除。晚以数千之师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关，继取瓦桥关，又继取高阳关。是三关者，晋人弃之，以为契丹之元首，非特为其右臂也。何则？契丹之所盗据者，六国时燕地也，唐方镇中卢龙也。六国之燕最弱，非韩魏赵之比。河北方镇中，卢龙亦最弱。朱滔、朱克融辈非魏博田承嗣、镇冀王武俊之比，而其人坚忍奇倔，藏祸心，蓄凶谋。前有太子丹、荆轲之风，后习安禄山、史思明之态，易以兴乱，而难与图治也。以故，虽曰弱燕而常重于赵魏，虽曰阴燕而常动摇乎魏博镇冀之上，弃之以奉契丹，固非所宜，况以奉契丹之叛臣女真小丑者？譬之黠鼠得幽蓟则潜窟壤，得三关则游粟积，其势倍万也。然克是三关者，虽曰周世宗之英武，而我太祖、太宗实在师间也。世宗尝以千人之军溺于乱流丛苇之中，而契丹不敢以一镞来加者，以三天子之威灵在是也。其克瓦桥关者，又专在太祖之功也。夫以三天子之威灵而得之者，乃一日无名而弃之于一荒裔小丑，岂胜恸哭之痛哉！又如晋开运之末，出帝之丑先自梁汉璋覆师于高阳关，遂使契丹侵镇定，入京师，缚晋帝而北。其在咸平中，康保裔败于高阳关，契丹遂得犯澶渊。倘如康保裔无高阳之败，不劳真宗皇帝为澶渊之役矣。高阳关之胜败，犹系中国之轻重如此，忍论高阳关之存亡邪？廊庙之上，肉食者宜为陛下念之！中山府，唐义武军也。此军甲兵雄于天下，城壁坚高，自昔有揖客三年不得上之语，况又其帅独知臣节！昔号河北四叛之时，义武不与；后称河北二寇之时，义武亦不与也。逮黄巢之乱，中原四方诸镇，孰为勤王之师？独义武王处存拥兵渡河，以解关中之急。不幸石晋之梁汉璋败于高阳，契丹遂得犯镇定，攻中山。然契丹之兵，亦岂能必胜，而全为入京师之举哉？亦且屡危矣。唯是张彦泽、杜重威以禁旅重兵至中渡桥降于契丹，而中山李商者纳契丹于中山，使契丹遂得入京师，成晋出帝之祸，为中国之丑。向使高阳完师，中山坚壁，宁至是邪？咸平中，康保裔既败于高阳，而定州之望都且复失守，遂劳真宗皇帝革辂亲征，而傅潜拥数十万精兵屯中山，不出一骑。当斯之时，远近智愚无不愤疾潜者，耻与之俱生。无几何，革辂班师之后，潜议罪当斩，真宗特赐其首领窜斥之，众议甚郁也。至今闻者击指奋袂而起，孰知真宗意自有在也，岂臣下所易窥哉？盖潜实白首老将，耳目亲接晋开运之祸变，今坐拥十万精兵以完中山，示怯于契丹，勿击堂堂之陈，勿当得意之锐，度彼纵能至澶渊，必不能渡河。待其将成渡河之役，我出中山十万畜锐请战之师，一举而蹙之，彼契丹虽众，岂堪填我洪流而代吾洒扫也哉？彼或不克渡河，我以此师覆其归路，片马只轮，定不返矣。恭惟祖宗无失刑，真宗岂特私一傅潜也哉？真宗清净垂拱之君，不惑于群策，而决意亲征，不以王超、石普、杨延断契丹之归路，不斩傅潜之不济师，巍巍然振乎千古之上矣。中山之形势，其何如哉！唯我祖宗为能用中山之形势也，何则？在战国介于魏赵之间，屹然自成一国，其地虽狭而谋至广，其人虽寡而材最武，西足以抗秦，北足以制燕，无论赵魏也，所谓中山君者是已。太祖、太宗时，每时防秋之兵，全师聚于定州，夹唐河为大阵，量蕃寇远近出军建栅。仁宗谨是祖宗之制，积粟则中山为多，畜兵则中山为重，命帅则韩琦焉，至今庙而祀之，岁时严也。太原府刘氏盗有之，太祖皇帝亲往而未之克，留以待太宗皇帝，特封太宗为晋王。逮夫晋王即皇帝位之四年，亲征克之。于是有宋受天明命，平一天下，万国罔不臣妾，逮今将二百年。重惟太祖皇帝号令之所加，鼓鼙之所及，一日削平唐末暨五代百年之僭乱，曾不足以摧枯拉朽谕之，乃于太原独艰难如此，何邪？刘继元虽孺子也，有郭无为之谋，侯霸荣之勇，其兵嗜战不怯死，其民乐土不轻去，且复念曰太原吾父兄之世有也，吾家所以革晋为汉者，自太原基之也，彼石氏有天下者，亦自晋而得之，遂以晋自命也。晋篡李氏之唐，而李氏所以为唐夺朱氏之梁者，初实起诸晋也。其上则高祖、太宗所以为唐者，晋奉之也；扬氏所以为隋者，晋肇之也；高氏所以为齐者，晋大之也；司马氏以晋自命者，实谓受命于晋也。其在成周，宣王承厉王之乱，号为中兴者，伐猃狁于太原也。其后王师败绩于羌氏之戎王，乃料民于太原，为成周之盛衰者又如此也。呜呼，太原之为镇，可轻付畀哉？重以太宗皇帝之神武，念太原久未下，顾视群臣谁可与议者。首询之张晖，晖曰：「戢兵育民，待富庶而后为谋」。继询之张永德，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北虏为援，未可仓猝取也，莫若先离其戎心」。又询之薛居正，居正曰：「太原，自古难克之国」。周世宗之伐至于师老，太祖破北虏于雁门关南，尽驱其人民居虎牢以西，虽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卒得曹彬而谋之，问曰：「显德、开宝两征太原，以当时兵力不能克，何也」？帝意岂不深哉？彬能身任其役，帝遂决意亲征，躬贯介胄。曹彬、潘美、郭进等为之将，先以进守石岭关，禦北狄，乃降继元，平太原，保全其人民，而毁筑其城郭，将贻万世之安也。嗟夫，两朝三帝二十馀年而得之者，一日甘心而弃之邪？或谓唐自安史之后，河北遂非朝廷所有，亦何害乎为唐也哉？臣应之曰：唐之河北固重而失之，然其据太行，津大河以制河北，太原犹在朝廷也。此李德裕相武宗，毅然以身许国，不赦泽潞，卒能号令镇魏以诛刘稹，成一代伟绩也。以兵论，河北之锐师固为三镇而飞扬，然太原、青州各有兵十万，邠宁、宣武各有兵六万，自足以制彼三镇矣。今又并太原而弃之，古未之有也。太原，唐重兵之地，今弃之矣。而青州贼盗久炽，又未必有如唐之重兵也；邠宁之兵凋残于近岁，未易并言。唐之宣武，是谓今之汴都，祖宗以重兵威天下，千百倍于唐宣武之兵也。太宗时，张洎为能言京师之兵制固于唐之兵制；仁宗时，尹洙又能言京师兵制出于秦汉上，非特与唐室论也，后来者宜不复措意开口于斯也。奈何初变更于王安石，卒歼尽于童贯，天下之势危矣，惟陛下念之。天下万方臣妾，不胜至愿，而三镇之形势，臣愚略陈之矣。臣前谓国家无名而赐之者，敢复言之。大凡王者慎一嚬一笑，不易以假人，不知此三镇于一嚬一笑孰轻重哉？谓此小丑为有功，则隋唐因突厥之兵以有天下，唐郭子仪尝以回纥、南蛮、大食之兵而兴复中国矣，安得人人赐之土田也哉？唯石瑭父事契丹，假其兵力以即帝位，割燕以委契丹，而魏赵之地犹不与也。谓其能战，则彼荒绝遐陬，疆埸不易接，未尝一日当中国仁义之师也，亦未尝一日闻中国雷霆之音也，果孰怯而孰勇哉？但闻渤海者，高丽之别种也；女真者，渤海之别种也。高丽臣事契丹，而女真因高丽以臣事契丹者也。在祖宗时，尝因高丽以入贡，而昔困于契丹之三栅，求救于淳化之初也。其后国家绝高丽而不与之通，女真遂亦自绝于中国。逮熙宁初，国家复与高丽通，而女真方狃于契丹，不得与也。奈何一旦凶谋倾夺契丹之国，出其故君，空其宝货，而豺狼之号不能自已，遂欲陆梁于中国哉？在祖宗时，尝来寇我白沙寨路，略官马三疋、民一百二十八口。适其贡马之使在京师，遂执之不得还，无几何渤海入贡，而渤海之酋为谢女真之过，遂诏还女真之使。不知今日女真之暴逆不恭，自干天诛，孰与三马百人多少？在祖宗之令当如何哉？议者曰：乃其顿兵城下，何请责之？曰：唐广德初，突厥自泾州犯长安，至于代宗幸陕，而郭子仪帅师则吐蕃望风遁去。越二年，仆固怀恩以吐蕃、回纥、羌浑二十万寇京畿，郭子仪以回纥伐吐蕃而难平，皆未有割土田以奉之者也。恭惟陛下始初清明之时，天以小丑警惧，陛下增修盛德岩庙之上，肉食者必有长驾远御之术，三镇已复归于职方氏矣。顾惟疏远小臣，必待百官班贺之后，乃得与昆虫共庆也。虽然，臣犹将有所陈者。唐杜牧最善论兵，谓上策莫如自治。汉皇甫规善用兵，而先○诸种羌慕其威信，相劝降者十馀万，则以威信为干橹也。规之言曰：「力求猛敌，不如清明；勤明孙吴，未若奉法」。皆自治之道也。又如程苞于板楯蛮，但选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亦知自治者也。陛下诚得如皇甫规之有威信者为帅师，程苞之明能者为州郡，则三镇之复为王土，可指日而期也。然而此则边埸之臣自治之道也，若夫人君之自治者，无时而不然，犹见于变乱之后，犹之治兵也。汉路温舒尝为宣帝言之曰：「齐有无知之祸，而小白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重耳用霸。近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礼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于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继变乱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圣贤所以昭天命也」。温舒于是远不及高祖，近不及武帝，可谓知务矣。其视东方朔对武帝之化民，不言尧舜而言文景，尤著明也。今陛下继变乱之后，思所以昭天命者，其不在仁宗乎？凡温舒之称文帝者，实为吾仁宗而云尔也。核而论之，仁宗于斯大德，加以严恭寅畏，翼翼而纯矣，汉文未必无愧色也。且文帝二十三年，逮其岁晚，颇惑异端，孰如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日慎一日，图治愈切，求言愈急，用贤愈勤，正德愈励，使汉文加之二十年之后，不知果又何如也！语曰：「不知其君视其臣」。汉文之臣，略如前之所陈者矣，孰如仁宗初相王曾、李迪、吕夷简，晚得杜衍、文彦博、韩琦、富弼，其在内外大小华国命世之臣，蔚乎不可称数也。其用之未尽，留以遗子孙者，吕诲、范镇、司马光、吕公著，皆社稷之卫也。陛下今日继变乱之后，诚能得臣如仁宗时，不开边以玩兵，不专利以残民，不急刑以杀士，不禁言拒谏以自蔽，则何虑乎女真小丑？是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时也，是谓《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之时也。倘或不然，使枭鸣嘉木之上，蛭毒清池之中，如汉幸而有皇甫规、张奂为将，而不幸胡广、赵戒为相，其中则张逊、段圭、曹节辈凶阉为之虎狼；唐幸而有郭子仪、李光弼为将，而不幸元载、卢杞为相，而其中则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辈凶阉为之虎狼，则天下之事去矣。是谓《困》之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之时也，是谓《洪范》九畴「彝伦攸斁」之时也。呜呼，天下治乱兴亡之迹，出一辙也如此。其在治世，既有明君，则必有贤相，而将臣自出矣。臣虽至愚，不愿国家独以将称而无相也。昔者贾谊恸哭于明时，不胜其忠也；阮籍恸哭于衰世，不胜其忧也。当今执政大臣必有拨乱之才，干国之器，请为陛下念之。臣前所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乃自乎「六五之君，厥孚交如，吉」也。六五有信以交乎天下，终以威乎天下，是谓德威。故能以一柔用五刚，使上九受天人信顺之助，吉无不利也。《大有》之君于是乎得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如其恶者不遏，则善亦无自而扬，何以为《大有》之休命也？《大有》一变而为《乾》，《乾》之德首在刚健，而后曰中、曰正、曰纯、曰粹、曰精也。人君之德固宜先之以刚健，而继之以中正，归之于纯、粹、精，而天下何难乎为治哉？臣愚言不识忌讳，陛下赦其死，幸甚。臣前所谓《朔问》二篇者，今辄随封事上进，以备乙夜之览，重增死罪，陛下赦之，幸甚。臣说之昧死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