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为礼貌与饮食也。昔伊尹去汤就桀，桀岂能迎之以礼哉？孔子栖栖遑遑，周游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扰召欲往，彼岂为礼貌与饮食哉？急于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虽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是为礼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是为饮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于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

疑曰：所谓性之者，天与之也；身之者，亲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内实亡也。尧、舜、汤、武之于仁义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则强焉而已。夫仁义者所以治国家而服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顾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远近、多寡之间耳。假者，文具而实不从之谓也。文具而实不从，其国家且不可保，况能霸乎？虽久假而不归，犹非其有也。

问：孔子断《书》，自唐虞而尧舜谓之典，言常道也。荀子独曰五帝之间无传政，「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夫孔子之所取，而荀子之所去。然则荀子以《书》为不足于政乎？天时、地化、人事之纪，盖三代异正，而孔子于时则行夏。或忠，或质，或文，盖三代殊尚，而孔子于文则从周。二者前乎此，尧舜何其未尝用？后乎此，时王何其莫之革也？然则荀子于此，言「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其意亦奚不可哉？孟子取龙子之言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夫道诚不可以过三代之治，有法善，有法不善，则后王所循，虽欲为不贰，可得乎？孔子、孟子、荀子，学者之所从焉以正疑，殆今必居一于是，愿折衷之。

齐王欲见孟子，孟子辞以疾。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夫孟子将朝王，则见王固所欲也，为其召之，故不往。明日出吊，盖取瑟而歌之意，欲其知之也。虽公孙丑犹不谕其旨，况馀人乎？此景丑氏所以问也。夫天下有大戒二：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为大戒。先王之时，天下定于一，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则士于其时，无适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则君命召不俟驾行矣，礼也。周衰，诸侯各擅其土地，士不遇于齐则之楚之魏，无不可者，非一国所能专制也。故士于斯时，有不为臣之义，时君苟无尊德乐道之诚心，不足与有为，则虽欲亟见之且不可得，况得而召之乎？

孔孟之称，谁倡之者？汉儒犹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是亦孟子之志欤？其学卒杂于异端，而以为孔子之俪者，亦不一人也，岂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世有荀、孟之称，荀卿诋孟子「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统，闭约而不解」，未免为诸子之徒，尚何配圣哉？

问：天下之所难知者，非是非之难知也，似是而非者难知也，似非而是者难知也。孟轲之书七篇，力陈仁义之说，而或者疑其说时君以汤武之事。荀况之书三十二篇，深明大儒之效，而或者疑其有性恶之论。扬雄之作《法言》，采掇孔孟学行之意，或者疑其著《剧秦美新》之书。王通之为《中说》，规模《论语》答问之义，或者疑其房、杜诸子无所称述。此四书者，与五经诸史并行于世，学者之所习也。考其言与其人，其似是而非耶？其似非而是耶？明以复我，使不陷于邪说，以应朝廷之令，不亦善乎！

学者必有用心，诚为入门，伪滋情，真滋性也；虚为入门，积生意，化生神也；克己为入门，必励心也；致知为入门，物无遗照也；恕为入门，求同于人也；静为入门，挠而不变也；敬为入门，内外肃也；慎为入门，戢未形也。圣人标指，固非一途，前学以是流布，后学以是进脩。孟子乃断然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夫以圣人标指，拳拳服膺，自应有至，何复名自得耶？自得者得之于心也，心无所得，而蹈规守矩，终出勉强，不能从容，优入圣域。是学也，父兄至爱不能发其端，师友至密不能进其道。必也灵襟中启，独见内融，洞洞然，属属然，如平昔之传闻想像，一旦亲睹焉，庶乎其可也。夫学者之心，发于愦愦，其见必卓，开于冥冥，其诣必至。故拙鲁愚钝为道之资，智巧聪明为性之障，真志立于懦，真习养于徐，真用发于常，真乐生于淡。轩轩之志久必堕，皦皦之习久必疏，揭揭之用久必变，沾沾之乐久必渝。是以学贵终始也，千了万通，愈失真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之愚、参之鲁，在孔门所得最深，皆用心于无所用，若退而进者也。去圣已远，自得之学湮没无闻，非惟学者之失也，亦教者之过焉。六经之言，毫发分辨，圣人之意，极口宣扬，谆谆屑屑，无举隅善诱之方，将以利之，反以害之。学者亦曰：如是足矣，理尽于此矣。拾前人之咳唾，遵旧辙以驱驰，故思学废于笺解，省学废于讥议，悟学废于揣度，通学废于偏党，默学废于领略，敏学废于疑贰。六学废而道衰矣，孰以孟子自得之言启之哉？孟子有自得之言，无自得之迹，但言居之安，资之深，左右逢其原而已，不可以意义形容也。檠唐大砺金砮可以射矣，而饮羽之镞非勇引蹶张所能习，必自得于弓矢之外焉。精毫染严程度可以书矣，而草圣之笔非黝襟胝指所能造，必自得于笔墨之外焉。孟学孔于百年之后，超然领会，独发奥蕴，传一心之妙用，发陈编之光灿，神而明之，使吾教益尊，不胶于言语畦径之末，真圣门之辅佐，诸子之英雄也。使登乎孔堂，其蕴藉和粹，诚若劣于诸子，然其见处超诣，直自不群，姑舍是之言，非夸大也，亦胸中自负，不碌碌耳。噫，圣贤相传一道也，前乎尧舜，传有自来，后乎孔孟，传固不泯。韩子谓轲死不得其传，言何峻哉！达如尧舜禹汤，穷如孔孟，人类超拔，固难俪也。道果不传乎？颜、曾传道者也。轲死千馀年，果无颜、曾乎？时无孔子，颜子没于陋巷，而少正卯为闻人。时无孟子，匡章陷于不孝，而仲子为廉士，人岂易识真哉！荜门圭窦，密契圣心，如相授受，政恐无世无之。孤圣人之道，绝学者之志，韩子之言何峻哉？

昔者孟轲著书七篇，其末章历叙尧舜至于孔子。有见而知之者，有闻而知之者，而其终继之以「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近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其意以谓道之在天下，自古至今，无适不然，必有人焉发明而推行之，然后传之万世而无弊。是数圣人者，道之所赖以传者也。道固不穷，传亦无尽。由孔子而来，至于轲，犹可以耳目接也，得其传者，非轲而谁？故自汉迄唐，知道之士，如扬雄、韩愈，莫不推尊孟氏。而世之言道者，亦必曰孔、孟。孔、孟云者，明其无二致也，岂诸子百家之所可拟欤？近者陛下诏天下学者，当以孔、孟为师，无所偏执，此诚万世不可易之论也。然孔、孟之言载在方策，昭如日星，有目者之所共睹，有心者之所共知。其要焉在？岂非所谓大中至正之道乎？大中至正之道，则孔、孟之所以为孔、孟也。若夫诸子百家之学，或蔽于人而不知天，或蔽于天而不知人，或蔽于为我而不足以及物，或蔽于兼爱而不足以成己。幽明殊归，内外不合，于是诙诡谲怪之论兴，诐邪淫遁之词胜，而大中至正之道始不行矣。今欲学者以孔、孟为师，则必使之知大中至正之道。自更科以来，天下学士无所适从。若朝廷尚不免以文章取人，谓宜明诏有司，审所去处，毋溺于诸子百家之说，唯大中至正之道是从。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志复行于今，岂唯今日学者之幸，将天下后世实幸。

昔先儒有言：「公则一，私则万殊」。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此私心也。呜呼，私心一萌，而吾不知其所终穷矣。先王之时，礼达分定，而心有所止。故天下之人各识其本心，亲其亲而亲人之亲，子其子而子人之子，其本心未尝不同也。周道衰而王泽竭，利害兴而人心动，计较作于中，思虑营于外，其始将计其便安，而其终至于争夺诛杀，毒流四海而未已。孟子生于是时，悯天下之至此极，谓其流不可胜救，惟人心一正，则各循其本，而天下定矣。况其势已穷而将变，变而通之，何啻反掌之易。孟子知其理之甚速，而时君方以为迂，吾是以知非斯道之难行，而人心之难正也。故善观孟子之书者，当知其主于正人心；而求正人心之说者，当知其严义利之辨于毫釐之际。尝试与诸君共之。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又曰：「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言人既得阴阳之理以为性，则自然有仁义之心，但为物欲所害，则不能存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