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赵盾弑君。莒仆弑父。春秋显书其过。何则楚公子围弑其君郊敖。子驷弑其君僖公。齐人弑其君悼公。各以疾赴。春秋皆书曰卒。评曰。人之生也。上有天地。次有君父。君父可弑。是无天地也。乃生人之大恶。有识之宏耻。亦由汉书云律母妻母之文。圣人所不书是也。且赵盾反不讨贼。董狐谓为弑君。莒仆以其宝来奔。里革谓其弑父。斯二者罪名以彰。仲尼承彰而书耳。斯三逆者弑君以疾赴。仲尼非可诬也。据赴而书者。不忍也。故不忍也者。耻在其中焉。惩在其中焉。夫春秋弑君三十六。其馀之逆。亦据赴而书耳。夫赵孟以无辞伐国。伯以夷礼来朝。春秋皆贬之曰人曰子。何至其罪大者为之隐。其过小者必以书之。曰伐国无辞。专君之命也。君而可专。孰有其国得不贬之乎。若罪大者为之隐。推亡也。其罪小者必以书。固存之也。

薛姓居河东者，自唐以来族最盛。宋兴百年，而薛姓五显。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赠兵部尚书简肃公，当天圣中参辅大政，以亮直刚毅为时名臣。公绛州正平人也。有子直孺，早卒，无后，以其弟之子仲孺为后。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诸子，皆用公荫禄仕，以忠厚孝谨多材能为绛大族。君讳某，字某，简肃公之兄也。少有高节，仕而不得志，退老于家，以德行文学为乡善人。君少好学，工为文辞，应有司格，既而曰：「是岂足学也哉」？乃弃而不为。其后简肃公贵显，以恩例补君右班殿直。君笃爱其弟，不得已，为强起就职。居顷之，卒弃去，遂不复仕。君居乡里，孝悌于其家，忠信于其朋友，礼让于其长老。乡里之人始而爱，久而化，既殁而犹思焉。君以天圣二年十一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正平县清原乡之周村原。曾祖景，赠太保。祖温瑜，赠太傅。父光化，赠太师。母曰郑国夫人费氏。子男二人：长曰长孺，今为尚书虞部员外郎、知绛州军州事；次曰良孺，殿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赠右龙武军将军；夫人郑氏，正平县太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尚书郎来守是州。予，薛氏婿也，且嘉君之隐德以终而有后，乃为表于其墓，既又作诗以遗之。曰：

伊绛之人，其出如云。往于周原，从我邦君。周原有墓，郁郁其松。绛无居人，惟邦君是从。来以春秋，执事必躬。邦君在绛，礼我耆艾。惟父之执，其恭敢怠？邦君有政，惠我后生。从民上冢，闾里之荣。嗟我绛人，孝慈友悌。为善有后，惟邦君是视。

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其义多于晋文，然桓公没而齐乱，其后不能复伯。文公子孙世为盟主，二百馀年，与《春秋》相终始。其故何也？虽襄公、悼公之贤，齐所无有，然其所以保伯业而不失者，则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诸侯之难，而能不用兵以服诸侯之为难耳。文公之后，前有知罃，后有赵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诸侯。此晋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与楚争郑，三合诸侯之师，其势足以举郑而却楚。晋之群臣中行偃、栾黡之徒欲一战以服楚者众矣，惟知罃为中军将，知用兵之难，胜负之不可必，三与楚遇，皆迁延稽故，不与之战。卒以敝楚而服郑。此则知罃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属任赵武。武尝与楚屈建合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赵武于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将以袭武。武与叔向谋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济之，人谁与之？安能害我」？武从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动。将盟，晋楚争先，叔向又曰：「诸侯归晋之德只，非归其尸盟也。子务德，无争先」。武亦从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将衷甲以袭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势之所必至也。不幸不胜，无可言者。虽幸而胜，晋楚之祸必自是始。晋为盟主，常先诸侯矣。晋未失诸侯，而楚求先之。苦与之争，楚必不听，晋楚之祸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于弱，不忍近于强，而武能忍之。晋楚不争，而诸侯赖之。故吾以为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晋之所以不失诸侯而赵氏之所以卒兴于晋者，由此故也。《春秋》书宋之盟，实先晋而后楚，孔子亦许之欤！

读《春秋》者，先明大义，次观世变。所谓世变者何也？《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变；《春秋》之终，是世道之一变。刘知几有云，孔子述史始于《尧典》，终于获麟，盖《书》之终，《春秋》之始。孔子述《书》至《文侯之命》而终，文侯之命，平王之初年也。隐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始，申侯与犬戎其攻宗周而弑幽王。则申侯者，王法必诛、不赦之贼，平王与其臣庶不共戴天之雠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为可怨，至使复雠讨贼之师，反为报施酬恩之举，则其忘亲逆理而得罪于天亦已甚矣。其命文侯之辞曰：「汝多修整我干戈，捍我于艰，患已弭矣，用赉尔秬鬯一卤；功已报矣，其归视师，宁尔邦国，无复事矣」。即此一篇而观之，已无兴复之望，然其意尤有所望也。盖迟四十九年之久，无复一发振起之意，圣人于刑赏之权，不复望于有周也决然矣。由是而下，则为春秋之始，独非世道一变之会与！王道衰微，霸不复振。春秋之终，夷狄强横，然世犹有胜负也。至于荆楚横衡，已为中国之害，甚至断发文身之俗，偃然与晋侯为两霸矣。入春秋已来，诸侯大夫各有定位也，至获麟之岁，齐陈恒执齐国之柄，而弑简公之兆已萌矣；鲁自季孙逐君之后，鲁国政柄尽在三家，而陪臣执国命之渐已著矣；晋自赵鞅入国之后，晋国政权尽在六卿，则韩、赵、魏为诸侯之渐，不于是而见乎！向也夷狄交于中国，莫有如楚之暴逆，厥后秉礼之鲁，奔走于偏方，下国之越，以求一朝之安，此夷狄强横之甚，而中国不能制也。今伯主不竞，而诸侯之争城争地者干戈扰攘，而无一息之宁矣。获麟之前，世变为春秋，获麟之后，世变为战国，庸非世道一变之会耶？是《春秋》之所以终也。然不特此也，合《春秋》一经而观之，有所谓隐、桓、庄、闵之《春秋》，有所谓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谓襄、昭、定、哀之《春秋》。霸主未盛之时也，庄之十三年会于杏，二十七年而同盟于幽，于是合天下而听命于一邦也；合天下而听命于一邦，古无有也。僖之元年而齐迁邢，二年而城邢，四年而伐楚，五年而会王世子，九年盟于葵丘，安中夏、攘夷狄之权，皆在伯主之未兴，诸侯无所统，而天下犹知有王政。故隐、桓之《春秋》多书王霸主之既兴，诸侯有所统，而天下始不知有天王，故僖、文以后之《春秋》书王极寡。伯主之兴，固世道之一幸，而王迹之熄，独非世道之衰耶？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横，中国无伯十馀年。二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战，则中国之霸在齐桓者今得而归晋文矣；晋襄继之，犹能嗣文公之业；灵、成、景、厉不足以绍先绪；悼公再霸而得郑、楚，尚庶几焉。自是而后，晋伯不复振，至于晋平，能明义以驭夷，则区区一楚，将屏伏退听之不暇，安能逞其强如此之甚哉！昭之元年于虢之会，中国分为晋、楚之从矣。四年，楚灵大会于申，实用齐桓召陵之礼，举六王、二公之事，堂堂华夏之区，咸听命于夷狄矣。十年，平丘之盟，虽曰再主夏盟，而晋之德则不竞，天下之诸侯参盟见矣。参盟见而诸侯无主盟者，则天下无所统一也；无所统一，则天下之无伯也；无霸，则春秋终矣。天下无王，《春秋》固已伤王迹之熄，天下无霸，此尤世道之大不幸。其他如荆人来聘，夷狄之臣未有名氏也；屈完来盟称字，著于经矣；无骇侠卒，诸侯之大夫始而书名，未有书氏者，今则有生而氏者矣；始也诸侯盟诸侯，于后则大夫盟诸侯矣；始也诸侯自相盟，于后则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诸侯僭天子，今则大夫僭诸侯矣；始也大夫窃诸侯之柄，于后则陪臣据大夫之邑矣。合《春秋》一经观之，愈趍愈下，愈久愈薄。逆之而上，则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尧舜之传，所以昭文德也；沿之而下，则七雄分裂，吞并于秦，不至于极不止也，无以威不轨也。后之作《通鉴》编年者托始韩、赵、魏之为诸侯，亦所以继《春秋》之后欤。学《春秋》者既能先明大义以究道理之精微，又能历观时变以稽时事之得失，则《春秋》一经亦思过半矣！

某顷辱下访，不惮数百里之远，意亦勤矣。宠以长书，示以巨帙，礼甚度，德甚谦，已足以药世俗自满之病。顾衰耄残息，何足称此？至于奖誉过情，拟非其等，此则谨不敢闻也。既而捧巨帙而敬观，以苏氏《古史》为题，占地步以甚阔；以朱子《馀论》为主，立门户以甚正。竦然异之曰，大哉书乎！此近世之所未见也，老眼为之顿明。尝谓汉当暴秦煨烬之馀，典籍灭亡，太史公作《史记》一部，上出唐虞，下包春秋战国，罗网放逸，黜削稗野，开天下之盲聋。后世得之如至宝，尊之如圣人，孰敢议其非者？迁亦自谓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其自负至不轻也。至本朝欧阳公始讥之，其序帝王世次图，先立一准的，曰孔子定《书》，断自唐虞，所以略其远而详其近，谨其所不知也。司马迁远出孔子之后，述黄帝以来，详悉其世次，不量力而务胜。及订其缪，可以发千古之一笑，止以「惑世」二字断之。苏黄门师欧公者也，习闻其说，亦谓迁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切中其病，其词已激昂，不如欧公之从容温润也。至于自编《古史》，又叙三皇反加详焉，岂临文之际而忘之乎？抑不免于务胜而惑世也！朱子曰近世言史者，惟此书为近理，而学者忽之，止于本纪中提出七章，以订其未醇。今足下乃用朱子之意，削其世次，益以事实，黜秦伯而不污其纪，降三晋田齐而不作世家，增虞夏商周名臣于列传，而春秋战国之贤亦与焉，别立孔子及弟子传，止于孟轲，斥老子、荀卿于异端。其立义凛然，其用力甚勇。其地步阔而又阔，复加以正；其门户正而又正，复济之以阔。岂非欲推本于经，折衷以理邪？若以是为识本原而可达于圣贤，则不可必。识本原可达于圣贤，而后能推本于经，折衷以理也。然虽非学者之先务，而程子所谓考古今、别是非，亦致知之一端。今此编考订有證，纲目粲然，亦自可以名家矣。若曰著书垂后，有必于名家，恐为计太蚤，而自待太凉。窃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此则不敢不以忠告。某血气既衰，学问枯落，记魄不强，挂一漏万，不足以识足下纂辑之误不误，论议之差不差，姑以愚见有疑于《古史》之一二，为足下陈之。欧阳公《春秋论》辨鲁隐公非摄，如此之明，苏学于欧岂不闻之？今《鲁世家》一信《左氏》语，岂忘之乎？苏氏以管仲智有馀而德不足，亦过矣。当是之时，利欲汩没，人心已亡，其所谓智亦只知得利欲一路，而于天理民彝未尝知也。愚方病其不足，安得谓之有馀？独苏氏以管子之书为战国之士假托其名而为之，言治国则以智欺其民，言治外则以术倾邻国，此则非习俗之所能识。视《国语》全本管子无它语，岂不陋哉？然犹取内政之制，此为可疑。夫子之于《春秋》，凡诸国变先王之法度，如爰田、兵甲、刑书之类，悉书之，不应于内政独不书也。既无其證，何以信于后？至谓管仲既没，齐国因其遗业，常强于诸侯，此亦诬矣。苏氏之叙微子也，未免徇左氏、太史公之无识，曾不少悟。夫子以微子「去之」为殷之三仁，「去之」之「去」是去纣而隐遁也，岂曰去商而归周乎？纣虽无道，有必亡之势，是时周犹服事殷也，不应微子遽畔其国，弃宗庙社稷而先降于周，不仁孰甚焉？设如其说，纣既追微子，又何为面缚衔璧，衰绖舆榇于军门？于是时也，武王不以故都封微子，乃封武庚，所以待微子者亦甚薄也。以愚观之，面缚舆榇，正武庚祈哀请命之态，武王不忍绝其商祀，使复其所，此仁人之心。至武庚俟间倡乱而周公诛之，而商祀绝，微子不得已始出而归周。周公固知其贤久矣，亟封于宋，《有客》之诗益可想也，「加封」二字且无明證。此于事理晓然者，莫有辨其诬，是亦不免于轻信也。至于《孔子传》叙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母讳之，不以告其父之墓，此又何为轻信也？书圣人之家世而不典如此，何以谓之学者？合不以正而生圣人，天命必不如是之僭也。其书告陈恒弑其君之语，谓齐人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此是以战国纵横之士待圣人也。圣人以大义告其君，岂以利害动其听哉？有曰孔子之归鲁，非求仕也，以为父母之邦，盖将老焉。此句大胜太史公。其为论也，谓夫子于陈蔡无取焉。以楚昭叶公之贤，前后六年，徘徊以俟，及浩然有归志，犹反于卫者，以须鲁人之招也。是以世俗鄙夫之意论圣人，与前一语如出两人之手。又言孔子以布衣养士，著籍三千人，其贤者凡十人而已，岂非轻信乎？其叙孟子也尤率心，借「不嗜杀人」之句，自发一段议论，又以指习为性为孟子之失。其论子夏开后世排伪学之端，其意亦有所指也。朱子虽谓其晚岁粗知省悟，终曰旧习已安，未易猝拔，而本原纲领终未明了。至哉言乎！今必有以细细剖击之，使后世无惑，则吾之本原方明，而吾之学力亦可以自慰也。然其议论之差，不胜其多，今不暇条列，更举一二言之。自入春秋以来，郑庄为一大罪魁，天伦荡灭殆尽，而苏氏犹以贤称之，此大惑也。自是之后，郑国数困于兵，可亡而不亡者，亦有其故。齐、秦、晋、楚之争伯，而郑居于中，遂为战场。惟其地为中国之险要，得之者必强，是以两欲得之，而非一国之所能独有也，故虽甚弊而不至于亡。及子产当国而伯业已衰，不然，则郑覆亡已久矣，安能待子产之出乎？子产之才，人孰不知？郑国之所以存亡者未易知也。晋文公不汲汲于得国，在春秋时固未易多得，苏氏遽以王者之事许之，则过矣，岂忘却圣人一「谲」字乎？至悼公频起诸侯之师，以不战困楚，此亦一谲之馀风，恐古之屈人兵者不如是也。其论乐毅也，不知身自堕于战国之习，所言不根于义理，反指书生之论以为笑，此其深病。前乎此，齐国伐燕矣，孟子教之曰「反其旄倪，止其重器，置君而后去之」，此则庶几乎王者之事。齐宣不能用，不足责也，乐毅自谓数奉于君子，而亦不知出此。既已席卷八百年之积聚归燕，顾乃久徘徊于二城之下，果何为哉？乌在其为奉君子之教？苏氏以为智勇相敌，势固然耳，此为实论乎？凡此之类，岂笔舌之所能既？足下潜心今古，识见迥特，议论淳正，比苏氏尤为峻洁。苏氏之传惟《伯夷传》实以夫子之言，此为最淳，其论亦简明，抑扬顿挫，有馀味也。足下已载其论，而去其春秋两辞，尤见高识。其间亦尚有些小徇苏处，更望玩索，无急急于成，甚幸。但名曰《古史要录》，未为正大，盖苏氏门下不是著脚处。昔司马温公尝编《稽古录》，极为简要，稽古之义亦甚大。拟欲易为《信古录》，如何？夫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夫子之谦辞，此名也；今此录是录其古之可信者，此实也。又有一说，足下别录洙泗师友渊源，所以尊道统，阐圣学，淑人心，扶世教，揭民彝，此举甚善，但不以帝王本纪统之，似失其所以上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不若于春秋后自作洙泗师友一门，然后继以隐逸、异端、功利、兵法、刑名、纵衡诸家，如何？后世封谥不足为圣人轻重，盍去之？目录中历代诸臣，恐须列其姓名，庶分晓易见。本中误字脱落，尚亦有之。荒陋无以复来教，有辜下问之勤，不敢不尽所愿言。程子谓致知用力之方，凡一言考古今、别是非居其次，以读书讲明义理为第一，此正是识本原，可达圣贤之正路也。足下已幸需次差久，得以究朱子之渊源，一行作吏，此事便废。愿急急更于《四书》中夙夜探讨涵泳，其中义理无穷无尽。果能用力于此，则考古今、别是非特馀事耳。更于应事接物得其当也，出而事君，小则承流宣化，大则谋王断国，真可以阐圣学，淑人心，扶世教，揭民彝，不为虚语矣。不审高见然之否？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