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六日。

宣赴崇政殿后水阁，同直孺内翰、贯之杂端充编排官。御前劄子三道下编排所。

二十七日晴。

上御崇政殿，试进士、明经诸科举人。《王者通天地人赋》，《天德清明诗》，《水几于道论》（出老子《道经》。）圣驾幸后苑，往来迎驾。御药院公文二道，传宣精加考校。内臣二人传宣赐食并酒。编排三四五等第一百二十七等。

二十八日晴。

内臣传宣赐「文儒」二字。圣驾卯刻幸考校所。编排经生。特奏《毛诗》十一人，特奏《尚书》九人，特奏明法四人。传宣赐食，二酒一茶。

二十九日阴，旬休。

传宣赐酒食七宝茶。初考经学官：王惟熙、祝咨、夏璋。覆考经学官：王彭、张兑、朱从道。详定官：贾寿、吴中复。封弥官：傅求、王陶。出义官：王逢、傅卞、卢士宗。

三月一日微寒，风。

圣驾幸考校所，起居四拜。编排诸科卷子。宣赐酒食果子。

二日晴。

圣驾幸覆考所，起居。考到诸科卷子。

三日晴，上巳日。

圣驾幸覆考所，起居。赐上巳酒各二，果子一。

四日微雨，春寒。

圣驾幸覆考所，起居。赐酒食果子。

五日阴，寒。

驾幸覆考所，起居。宣赐酒食果子。第一谓学识优长，辞理精纯，出众特异，无与比伦。第二谓才学该通，文理周密，于群萃中堪为高等。第三谓艺业可采，文理俱通（须合得及第者。）第四等谓艺业稍次，文理粗通，于此等中仍分优劣，优即为第四等上。第五等（须必然合落者）谓文理疏浅，退落无疑。不考，谓犯不考式。纰缪，谓所试文字并皆荒恶。

六日阴，寒。

驾幸详定所，起居。点检官：孙坦、郑穆。进士初考官：沈遘、司马光、裴煜、陆经。进士覆考官：祖无择、郑獬、李綖、王瓘。点检官：孙洙（一作渊、）王广渊。详定官：杨畋、何郯、王安石。对读官：胡稷臣、苏衮、傅尧俞、张次立、宋迪、周孟阳。特奏名进士三十八人。《作乐荐上帝诗》，《谨用五事以明天道论》。编排特奏名进士卷子。赐酒、果、寒食节食。

七日晴。

驾幸详定所，起居。赐寒食节上酒各二壶，果子一合。又酒、果、冷食。编排进士卷子共一百号，特奏名一号。

八日晴。

驾幸编排所，起居讫进呈进士卷子二道。御药院录白中书劄子进士以下等第云云。编排进士诸科等卷子。赐食酒果。

九日清明，雨。

奏乞送焻字号卷重详定。封弥关详定五号，奏取旨。御药院关奉圣旨看详定夺鞃、𨑊、󱿐、䚟、虭五号等第。赐酒食果子。

臣窃以收复绥州将及一年，始闻朝廷议还其城，归罪种谔，讲寻旧好，用安边患。中外之人，皆以为是。今又闻留绥州以固横山之地，及别与西人商量，以绥易安远塞门等处。彼既不纳，和解无成。是必主议者不一，有所反覆，重失戎狄之心，为时生事必矣。臣闻昔刘平曾献取洪宥之策，种世衡有复横山之意，而后保安军宋迪言招横山之民，知延州程戡欲纳轻赋之地。当时执政深然其说，迪因得职司任使。戡时昏老，安能为之？所以然者，知不可行，而有所要也。果中奸谋，寻以节钺宠之。戡因保荐杨传，此策皆出于传也。以至薛向献攻取二策，曰先举，曰浅攻。先举者，幸谅祚黑闇，意在掩其不备。浅攻者，止遣上下入贼界，平荡河南。近种谔在青涧城，乃招诱嵬名山等众，因其荒歉，乘彼虚乏，攘取绥州，此是先举浅攻之策也。献言者但喜功名而邀禄利，不思困边疆而成后患。朝廷一时信纳，亦未思前时李至弃灵夏之议。当时岂不能坚守？盖重惜生民之命。借若如众人谋，尽复山外壤土，因降人以居其地，立酋豪以领其族，不免增添军马，以为外托。飞挽刍粟，以供军饷。辇致金帛，岁备赏赍，必无一毫一利入于公上。损不资之费，而事不急之用，诚可惜也。如邻府困乏，一路利害可知矣。今传闻薛宗道不复至，刘航亦不遣，前议既罢，边患已成。数路时有贼马，边奏甚急，调食寖广，羽书交至，使车旁午，人心怖骇，罔知涯涘。臣所痛惜者，谅祚前有缺礼，圣君蒙覆，未尝问罪。及其无事，种谔幸彼有灾，因之伐丧，不仁之甚。曲皆在我，典刑未正，何以示天下？今乘绥州去留，望朝廷早为定断。谋臣料敌，必无遗算。然所识有远近，持说有异同，揣摩迎合之论，不可不察也。毋俾玩寇以失机会，乃臣区区之见也。

臣等窃原圣人制礼之意，必使嫡长世世承袭者，所以重正统而绝争端也。古者诸侯生立世子，死则袭爵。故令文称：「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孙承嫡者传袭。若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无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子；无庶子，立嫡孙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孙。曾孙以下，准此」。皆谓始薨之时应袭爵之人也，其无后者，则国除。自唐末以来，王公以下不复承袭。国朝故事，常封本宫最长者一人为国公。陛下以为非古，故于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降敕，节文称：「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择其后一人为宗，令世世封公，补环卫之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属尽故杀其恩礼」。又称：「其非袒免亲，更不赐名授官」。太常礼院寻奉检详国朝近制，诸王之后皆用本宫最长一人封公继袭。今来新制既言祖宗之子皆择其后一人为宗，即与自来事体不同。本院参详，合依礼令传嫡承袭。闰十一月五日，奉圣旨：「祖宗之子，并濮国公，并令传嫡袭封。所有见今诸宫院已封公者，令依旧，将来即更不袭封」。臣等详观两次诏旨丁宁，皆欲以复古礼而重正统也。今据礼院所定，诸王后合袭封人内，除越王曾孙世程、鲁王孙宗肃、韩王孙宗缋、吴王孙宗绛，并依礼令当传袭外，其昭成太子、陈王、蔡王皆无后，国当除。宗保、仲合、宗达，以旁亲继袭，乃是朝廷特恩为之立后，绍封其国，于礼典亦无乖违。所有秦王之后，陈荐等欲立其庶曾孙克继，韩忠彦等欲立其庶长孙承亮；楚王之后，陈荐等欲立其庶曾孙世逸，韩忠彦等欲立其庶长孙从式；魏王之后，众礼官皆欲立其嫡孙同母弟宗惠。臣等看详三王见今自有正统，而承亮、从式、宗惠皆系旁支。若此三人袭三王之封，则子子孙孙常居环卫，世袭爵禄，与国无穷。其正统子孙，袒免以外更不赐名授官，数世之后，降在皂隶。如此，三人何幸而封？正统何罪而绝？不惟与礼令之意乖违，亦非圣诏所谓「为宗传嫡」者也。所以然者，盖缘礼令据初薨之时定为嗣之人，今日于数世之后议当为后者，事体有殊，而专执令文，所以参差不合而异论纷纭也。臣等按忠彦等以为令文之制与古稍异，若无嫡孙而有嫡曾孙，则舍曾孙而立嫡子母弟，若无母弟，又立庶子。以此知亦许推及旁支，常以亲近者为先也。今令文称「无嫡孙同母弟，则立庶孙」，以《礼典》与《五服敕》言之，诸子之子，除嫡长外皆为庶孙。既云立庶孙，则当于诸房庶孙内择其长者一人立之。盖王视庶孙恩亲等也，庶孙比曾孙行尊而属近也。臣等按令文皆约古礼为之，安有与古不同之理？借使不同，朝廷方宪章稽古，亦当舍令而从礼，岂可弃礼而就令也？况令文所谓「子孙承嫡者传袭」，言嫡子、嫡孙相继不绝，虽经百世，皆应传袭也。若不幸而绝，则有立嫡子同母弟以下之事，非谓有嫡曾孙舍之不立而立嫡子之母弟也。晋庾纯云：「古者所以重宗，诸侯世爵，士大夫世禄，防其争竞，故明其宗也」。吴商云：「按礼贵嫡重正，所以尊祖祢，继世之正统也。夫受重者不得以轻服服之，是以孙及曾、元，其为后者，皆服三年，受重故也」。王敞云：「君为祖三年，既为君而有父祖之丧者，谓父祖并有废疾不得受国而已，受位于曾祖者也」。范宣云：「嫡孙亡，无后，则次子之后乃得传重」。以此观之，明嫡统不绝，则旁支无继袭之道。然则令文所谓「子孙承嫡者传袭」，自嫡曾孙以下皆包之矣。所以更言「若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者，嫌人无嫡子，即立嫡子之母弟，或嫡子有罪疾，并其嫡孙废之故也。又言「曾孙已下准此」者，谓庶孙以上皆无，即立嫡曾孙之母弟，无母弟则立庶弟之类是也。若令文之意，但以行尊属近者为嗣，则无嫡子，便应立嫡子母弟及庶子，何为更立庶孙也？必若忠彦等所云，则国家故事取本宫最长者一人封公，已是行尊属近之人，更当遵行，何必更有改作也。彼令文所指者，传袭之人，《五服敕》所载，丧服之制，事理各殊，岂可引丧服之庶孙，證传袭之庶孙也。且造令之时，王公以下薨则传袭，故少有立曾、元者。今诸王之薨，已历数世，乃更追议当为后之人，则不应舍正统而更取旁支也。今欲使合于古而适于今，则莫若自国初以来，于其人薨没之时定当为嗣者，以至于今日，则于礼令不失，而亦不离正统矣。案秦王以雍熙元年薨，于时嫡子德恭当立。德恭以景德三年卒，嫡长子承庆当立。承庆以宝元二年卒，无嫡子，有庶子六人，长曰克晤，先卒，无子。次曰克继，当立。楚王以某年薨，嫡长子惟叙当立。惟叙以大中祥符五年卒，嫡子从煦当立。从煦以庆历五年卒，无嫡子，有庶子世逸一人，当立。魏王以某年薨，无嫡子，有庶子三人，长曰允升，以某年卒，嫡子宗礼当立。宗礼以治平二年卒，嫡长子仲翘先卒，无子，次母弟仲髦亦先卒，次母弟仲苍当立。以此考之，其当为后者，岂不明白矣。所有承选虽是德文之嫡子，其父元非嫡长，自不应承袭。盖因今来承亮以庶孙得承袭，故从承选有辞。先王制礼皆本诸天地，酌之人情，譬如四支百体，不可移也。移之则纲纪纷乱，争端并兴，于承选可以见其验矣。臣等谨依古礼及令文，并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敕命、闰十一月五日圣旨指挥，检详属籍，重行定夺到秦王之后，合以克继袭封；楚王之后，合以世逸袭封；魏王之后，合以仲苍袭封。其馀并如众礼官所定。

舜之取士，敷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考其言中于道，试之事克有功，然后用之。故能举十六相，恭己不为，而天下大治也。近世取士不然，一决之以文辞。噫，文辞岂能尽取士之道邪？天下病是久矣。明天子知之，乃诏有司，自今进士高第，皆先试之小官，使知为下之劳，而熟于民之疾苦，然后察其功而举之。虽置以为卿相，无不可者。呜呼！此谁发哉，乃舜之业也。晋陵胡完夫，以进士贡于州，试于有司，覆于天子之庭，第其名未尝在一二人之后，则完夫文辞可知矣。其试于有司也，光不佞尸其事，得窃观其论策，盖非特文辞之美也，乃能发明圣人之渊原，叶于古而适于今，信乎其言能中于道者邪！言既中于道矣，自今日以往，天子将又试之以事。异日完夫能扩其道以充其言，则天子将引而置之卿相之位，庶几乎元凯之功复见于今日矣。呜呼！天子一更法度，复古之道，其功业之归乃巍巍如是，岂不伟与！噫，是道也不难至，在完夫勉之而已矣。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师皆有庙。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居室为后。及秦非笑圣人，荡灭典礼，务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在都邑则鲜焉。魏晋以降，渐复庙制。其后遂著于令，以官品为所祀世数之差。唐侍中王圭不立私庙，为执法所纠，太宗命有司为之营构以耻之，是以唐世贵臣皆有庙。及五代荡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礼颓教陊，庙制遂绝。宋兴，夷乱苏疲，久而未讲。仁宗皇帝闵群臣贵极公相，而祖祢食于寝，侪于庶人。庆历元年，因郊祀赦，听文武官依旧式立家庙。令虽下，有司莫之举，士大夫亦以耳目久不际，往往不知庙之可设于家也。皇祐二年，天子宗祀礼成，平章事宋公奏言：「有司不能推述先典，明谕上仁，因循顾望，遂踰十载，缘偷袭弊，殊可嗟闵！臣尝因进对，屡闻圣言，谓诸臣专殖第产，不立私庙，睿心至意，形于叹息。盖由古今异宜，封爵殊制，因疑成惮，遂格诏书，请下礼官议定制度」。于是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请，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庙，东宫少保以上三庙，其馀器服仪范，俟更参酌以闻。是岁十二月诏如其请。既而在职者违慢相仍，迄今庙制卒不立。公卿亦安故习常，得诿以为辞，无肯唱众为之者。独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庙河南。明年七月，有诏可之。在尚未知筑构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镇长安，访唐庙之存者，得杜岐公旧迹，止馀一堂四室及旁两翼。嘉祐元年，始仿而营之。三年，增置前两庑及门，东庑以藏祭器，西庑以藏家谱。斋枋在中门之右，省牲展馔、视涤濯在中门之左，庖厨在其东南。其外门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庙成，公以入辅出藩，未尝踰时，安处于洛。元丰三年秋，留守西都，始衅庙而祀焉。一旦，授光以家谱，曰：「予欲志族世之所从来，及庙之所由立，垂示后昆，而为我叙其事，款于石」。光窃惟公追远复古，率礼兴化之盛德，不可以无传。虽自知不文，不敢辞。谨叙而铭之。按谱云：文氏之先，出陈公子完，以谥为氏，与翼祖讳同。至秦有丕，丕生河东太守教，始家平阳。其后有韶，汉末为扬州刺史。自韶以来，世乃可谱。韶之六世孙频，为后魏北绛太守。频曾孙显俊，以别驾从北齐高祖起晋州，就霸业，战功名居多，终兖州刺史。频之六世孙曰肃、曰君洪。肃仕隋，为颍川郡丞，名列循吏，以公直抗宇文述，老卑秩。君洪从高祖起晋阳，为右卫将军。太子建成馀党攻宫门，君洪首奋挺出，战没。频之八世孙曰晖、曰播。晖相中宗诛张易之，夺武后天下，归之唐，用仇人谗，谪死峤南。播有史学，官至给事中。君洪之曾孙羽为御史中丞，肃之四世孙括为御史大夫。括孙晦为太子宾客，晦兄昕为义成节度使，皞为散骑常侍，荣冠当时。自显俊至晦，皆有传见于史。其家自平阳或迁太平，或迁蒲阪，或迁宝鼎。晦之从父昆弟晤为北都留守判官，始居介休。晤生汾州参军檖，檖生馆，馆生泽州录事参军，即公之高祖考也，讳浩。曾祖考讳某，仕后唐，历晋城、天池、平城三主簿。避晋高祖讳，更其氏曰文。历崞、太谷二令。汉高祖即位，复旧氏，更名某。汉失天下，其支别者自帝于晋阳，复事之，终岚州录事参军。祖考讳某，辟石州幕府，弃官归乡里。太宗皇帝平晋阳，召之不起，以庙讳故复为文氏。考讳某，以儒学进，历十三官，所至以强直勤敏、振利攘害，名闻达不可掩。判三司开拆、磨勘司，终主客郎中、河东转运使。其治行之详，见于故平章事晏公、参知政事王公沂撰墓志及碑。公贵，朝廷褒荣三代，赠官皆至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爵燕、周、魏三国公。庙成，泽州府君为第一室，夫人某氏配。燕公为第二室，燕国太夫人宋氏配。周公为第三室，周国太夫人王氏、越国太夫人申氏配。魏公居东室，魏国太夫人耿氏、鲁国太夫人申氏配。公以庙制未备，不敢作主，用晋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阳议，祠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致斋一日。又以或受诏之四方，不常其居，乃酌古诸侯载迁主之义，作车奉神板以行。此皆礼之从宜者也。其铭曰：

郁彼乔木，茂于苞根。浩彼长川，发于浚源。矧人之先，云谁敢谖？天佑有宋，诞生哲臣。乃斡枢轴，乃秉镕钧。克釐克谐，允武允文。甘陵有妖，悖暴纷嚣。公往逍遥，不日而消。仁祖构疾，群心震栗。公入密勿，四海清谧。出殿方维，为诸侯师。以惠以绥，不废其威。至也民悦，去也民思。其思如何，式谣且歌。歌政之和，在洛为多。谋居之安，畴如得民。公自汾渚，迁于洛浒。允乐兹土，永燕私处。伊水洋洋，山木苍苍。是抡是剫，是断是斲，达于有洛。是相是虞，是卜是诹。是筑是救，是植是扶。是茨是涂，作庙渠渠。新庙既成，室家是营。公曰予居，风雨是抚。勿侈勿崇，予躬是容。人庳公堂，公曰予康。人隘公庭，公曰予宁。人勿予隘，惟子孙是赖。人勿予庳，惟子孙是利。克恭克俭，予履予视。俾躬之为美，匪目之为丽。庙堂既辟，四室有侐。豢牲孔硕，导黍及稷。豆笾既涤，汛扫既备。旨酒既沛，刲牲为饎。乃荐乃陈，苾苾芬芬。祖考欣欣，百嘏来臻。天锡公祉，强明寿恺。帝锡公禄，崇荣丰泰。天匪公私，公德是宜。帝匪公优，公勋是酬。公拜稽首，扬天子之休。思纯终始，式贻孙子。子子孙孙，勿替勿忘。时奉烝尝，保公之烈光。

右，某启：伏审外庭拜命，西掖代言。英材蒙知，清论归美。窃以文章辞令之选，兹实法度风教之原。惟厚薄邪正之所归，乃治乱盛衰之攸系。纂辞深厚，故能通物变之微；赞指坦明，遂可格天下之动。以至谕恩恳恻，隐民疲俗之变心；申制简严，武夫悍卒之夺气。盖识通于用者，遇变皆合；言发于性者，感人易深。岂特经纶之大猷，兹惟鼓舞之盛事。矧欲流风之复古，属当施令以趋时。宜席真贤，上副明主。恭以谏院舍人纯赋学敏，深资性原。兼来百善之长，独收高世之誉。机灵深造于德务，志力久形于功名。润色铺张，固归大手；建明将顺，实禀素心。謇谔霜台，耻混众人之诺诺；讲摩圣训，力震大声之谹谹。以乐育则休有成材之风，以直笔则刊正将来之法。振翼云汉，垂光虹蜺。远近所传，缙绅交颂。灿然述作，将建一家之言：锐于讨论，庶追三代之业。盛际甫期于登赞，庶休行被于康功。雅辱眷存，窃盛欣跃。未遑庆觌，先屈眷辞。深惟降挹之谦，祗益感铭之实。

敕：士以德望进，则风俗厚而朝廷尊；以经术用，则议论正而名器重。此君子所以难合，而朕亦难其人焉。具官傅尧俞，博学笃行，久闻于时。历事四世，挺然一节；怀道不试，十年于兹。朕欲闻仁人之言，置之讲席；非尧舜之道，盖未尝言。给事黄门，未究其用；往贰太宰，益修厥官。董正治典，以称先帝复古之意。可。

熙宁四年正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状奏：准敕讲求学校贡举利害，令臣等各具议状闻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馀。使君相无知人之才，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顺其所欲行而治之，则易为功，强其所不欲行而复之，则难为力。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养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学。且天下固尝立学矣，庆历之间，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当以时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耶？若乃无大变改，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以谓今之学校，特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文武长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而长短之议决矣。今议者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罢经生朴学，不用贴、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请历言之。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孟子所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之所向，天下趋焉。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赢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无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于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岂独吾祖宗，自古尧舜亦然。《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自古尧舜以来，进人何尝不以言，试人何尝不以功乎？议者必欲以策论定贤愚、决能否，臣请有以质之。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古者，莫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于政事之间乎？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虽有以名取人，厌伏众论之美，亦有贿赂公行，权要请托之害，至使恩去王室，权归私门，降及中叶，结为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又岂足尚哉。诸科举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变而为进士，晓义者又皆去以为明经，其馀皆朴鲁不化者也，至于人才，则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进士日夜治经传，附之以子史，贯穿驰骛，可谓博矣，至于临政，曷尝用其一二，顾视旧学，已为虚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粗识大义，而望其才能增长，亦已疏矣。臣故曰：此数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愿陛下留意其远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总览众才，经略世务，则在陛下与二三大臣，下至诸路职司与良二千石耳，区区之法何预焉。然臣窃有私忧过计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庄，天下皆师之，风俗凌夷，以至南渡。王缙好佛，舍人事而修异教，大历之政，至今为笑。故孔子罕言命，以为知者少也。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鬻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岂此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摩钝者，废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实不能，而窃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愿陛下明敕有司，试之以法言，取之以实学。博通经术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则风俗稍厚，学术近正，庶几得忠实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风，则天下幸甚。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劄子奏。臣伏见九月二十二日诏书节文，俟郊礼毕，集官详议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岁庙飨典礼闻奏者。臣恭睹陛下近者至日亲祀郊庙，神祇飨答，实蒙休应，然则圆丘合祭，允当天地之心，不宜复有改更。臣窃惟议者欲变祖宗之旧，圆丘祀天而不祀地，不过以谓冬至祀天于南郊，阳时阳位也，夏至祀地于北郊，阴时阴位也，以类求神，则阳时阳位，不可以求阴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则天地百神莫不从也。古者秋分夕月于西郊，亦可谓阴位矣，至于从祀上帝，则以冬至而祀月于南郊，议者不以为疑，今皇地祇亦从上帝而合祭于圆丘，独以为不可，则过矣。《书》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舜之受禅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毕告，而独不告地祇，岂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间，自上帝而及山川，必无南北郊之别也。而独略地祗，岂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则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诗》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经之明文，而说者乃以比之丰年秋冬报也，曰：「秋冬各报，而皆歌《丰年》，则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丰年》之诗曰：「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歌于秋可也，歌于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终篇言天而不及地。颂，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于北郊，歌天而不歌地，岂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则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书：「不郊，犹三望」。《左氏传》曰：「望，郊之细也」。说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岱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鲁，诸侯也，故郊之细，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则郊之细，独不及五岳四渎乎？岳、渎犹得从祀，而地祇独不得合祭乎？秦燔诗书，经籍散亡，学者各以意推类而已。王、郑、贾、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诗》、《书》、《春秋》考之，则天地合祭久矣。议者乃谓合祭天地，始于王莽，以为不足法。臣窃谓礼当论其是非，不当以人废。光武皇帝，亲诛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谨按《后汉书·祭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洛阳。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此则汉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又按《水经注》：「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圆丘东，大魏郊天之所，准汉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此则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唐睿宗将有事于南郊，贾曾议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郊之与庙，皆有禘，禘于庙，则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则地祇群望皆合祭于圆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辅故事》：祭于圆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则汉尝合祭矣。时褚无量、郭山恽等皆以曾言为然。明皇天宝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亲，朕不亲祭，礼将有阙，其皇地祇宜于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后有事于圆丘，皆合祭。此则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今议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盖以为用周礼也。臣请言周礼与今礼之别。古者一岁祀天者三，明堂飨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地者二，飨宗庙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类，亦皆亲祭，此周祀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飨宗庙，郊祀天地。自真宗以来，三岁一郊，必先有事景灵，遍飨太庙，乃祀天地。此国朝之礼也。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而岁行之不以为难，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而三岁一行，不以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仪物不繁，兵卫甚简，用财有节，而宗庙在大门之内，朝诸侯，出爵赏，必于太庙，不止时祭而已，天子所治，不过王畿千里，唯以斋祭礼乐为政事，能守此，则天下服矣，是故岁岁行之，率以为常。至于后世，海内为一，四方万里，皆听命于上，机务之繁，亿万倍于古，日力有不能给。自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太庙，非周礼也。郊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赐赉，非周礼也。此皆不改，而独于地祇，则曰周礼不当祭于圆丘，此何义也？议者必曰：「今之寒暑，与古无异，而宣王薄伐猃狁，六月出师，则夏至之日，何为不可祭乎」？臣将应之曰：「舜一岁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后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岁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礼，而谓今可以行周之礼乎？天之寒暑虽同，而礼之繁简则异。是以有虞氏之礼，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礼，周有所不能用。时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师，驱逐猃狁，盖非得已。且吉父为将，王不亲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礼，为三岁常行之法，岂可以六月出师为比乎」？议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礼，则遣官摄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礼·大宗伯》：「若王不与则摄位」。郑氏注曰：「王有故，则代行其祭事」。贾公彦疏曰：「有故，谓王有疾及哀惨皆是也」。然则摄事非安吉之礼也。后世人主，不能岁岁亲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从来久矣。若亲郊之岁，遣官摄事，是无故而用有故之礼也。议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节，则一岁可以再郊」。臣将应之曰：「古者以亲郊为常礼，故无繁文。今世以亲郊为大礼，则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则有风雨之虞，陛下自宫入庙出郊，冠通天，乘大辂，日中而舍，百官卫兵，暴露于道，铠甲具装，人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则备，事地则简，是于父母有隆杀也。岂得以为繁文末节而一切欲省去乎？国家养兵，异于前世，自唐之时，未有军赏，犹不能岁岁亲祠，天子出郊，兵卫不可简省，大辂一动，必有赏给。今三年一郊，倾竭帑藏，犹恐不足，郊赉之外，岂可复加？若一年再赏，国力将何以给；分而与之，人情岂不失望」！议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为疏阔，若独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于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则典礼愈坏，欲复古而背古益远，神祇必不顾飨，非所以为礼也。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泽之祀，则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议此者，为欲举从周礼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泽，不知此周礼之经耶，抑变礼之权耶？若变礼从权而可，则合祭圆丘，何独不可。十月亲祭地，十一月亲祭天，先地后天，古无是礼。而一岁再郊，军国劳费之患，尚未免也。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夏至祀地祇于方泽，上不亲郊而通爟火，天子于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书》之望秩，《周礼》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谓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者，故远望而祭也。今所在之处，俛则见地，而云望祭，是为京师不见地乎？此六议者，合祭可否之决也。夫汉之郊礼，尤与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钦崇祭祀，儒臣礼官，讲求损益，非不知圆丘方泽皆亲祭之为是也。盖以时不可行，是故参酌古今，上合典礼，下合时宜，较其所得，已多于汉、唐矣。天地宗庙之祭，皆当岁遍，今不能岁遍，是故遍于三年当郊之岁。又不能于一岁之中，再举大礼，是故遍于三日。此皆因时制宜，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并祀不失亲祭，而北郊则必不能亲往，二者孰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摄事，是长不亲事地也。三年间郊，当行郊地之岁，而暑雨不可亲行，遣官摄事，则是天地皆不亲祭也。夫分祀天地，决非今世之所能行。议者不过欲于当郊之岁，祀天地宗庙，分而为三耳。分而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动大众、举大礼，一也。军赏不可复加，二也。自有国以来，天地宗庙，唯飨此祭，累圣相承，唯用此礼，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轻动，动之则有吉凶祸福，不可不虑，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计之，无一可行之理。伏请从旧为便。昔西汉之衰，元帝纳贡禹之言，毁宗庙。成帝用丞相衡之议，改郊位。皆有殃咎，著于史策，往鉴甚明，可为寒心。伏望陛下详览臣此章，则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礼，本非权宜。不独初郊之岁，所当施行，实为无穷不刊之典。愿陛下谨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宁之礼，无更改易郊祀庙飨，以敉宁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议，如有异论，即须画一，解破臣所陈六议，使皆屈伏，上合周礼，下不为当今军国之患。不可但执周礼，更不论当今可与不可施行。所贵严祀大典，早以时定。取进止。

〔贴黄〕唐制，将有事于南郊，则先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亦如今礼，先二日告原庙，先一日享太庙，然议者或亦以为非三代之礼。臣谨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庙，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则先庙后郊，亦三代之礼也。

右，轼启：窃以取士之道，古难其全。欲求倜傥超拔之才，则惧其放荡，而或至于无度；欲求规矩尺寸之士，则病其龌龊，而不能有所为。进士之科，昔称浮剽。本朝更制，渐复古风。博观策论，以开天下豪俊之涂；精取诗赋，以折天下英雄之气。使龌龊者望而不敢进，放荡者退而有所裁。此圣人所以网罗天下之逸民，追复先王之旧迹。元臣大老，皆出此涂。伏惟内翰执事，天材俊丽，神气横溢。奇文高论，大或出于绳检；比声协句，小亦合于方圆。盖天下望为权衡，故明主委之黜陟。轼之不肖，与在下风。顾惟山野之见闻，安识朝廷之忌讳。轼亦恃有执事之英鉴，以为小节之何拘；执事亦将收天下之遗才，观其大纲之所在。骤置殊等，实闻四方。使知大国之选材，非顾当时之所悦。眇然陋器，虽不能胜多士之喧言；卓尔大贤，自足以破万人之浮议。方将奔走厥职，厉精乃心。茍庶几无朝夕之愆，以辱知己；亦万一有毛发之效，少答至仁。感惧之怀，不知所措。

轼闻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则观之以言。言之不足以尽也，则使之赋诗以观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间，而其应若影响符节之密。夫以终身之事而决于一诗，岂其诚发于中而不能以自蔽邪？《传》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简且约也。后之世风俗薄恶，渐不可信。孔子曰：「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知诗赋之不足以决其终身也，故试之论以观其所以是非于古之人，试之策以观其所以措置于今之世。而诗赋者，或以穷其所不能，策论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辄以摈落。后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详且难也。夫惟简且约，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详且难，故天下之士虚浮而矫激。伏惟龙图执事，骨鲠大臣，朝之元老。忧恤天下，慨然有复古之心。亲较多士，存其大体。诗赋将以观其志，而非以穷其所不能；策论将以观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宽然以尽其心，而无有一日之间苍皇扰乱、偶得偶失之叹。故君子以为近古。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意者执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宁取此以矫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轼再拜。近得秦中故人书，报进士董传三月中病死。轼往岁官岐下，始识传，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为人，不通晓世事，然酷嗜读书。其文字萧然有出尘之姿，至诗与楚词，则求之于世可与传比者，不过数人。此固不待轼言，公自知之。然传尝望公不为力致一官，轼私心以为公非有所爱也，知传所禀赋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轼过岐下，而传居丧二曲，使人问讯其家，而传径至长安，见轼于传舍，道其饥寒穷苦之状，以为几死者数矣，赖公而存。「又且荐我于朝。吾平生无妻，近有彭驾部者，闻公荐我，许嫁我其妹。若免丧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虚作一世人，皆公之赐」。轼既为传喜，且私忧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传则为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传果死，悲夫。书生之穷薄，至于如此其极耶！夫传之才器，固不通于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虽无补于饥寒，要不可使在涂泥中，此公所以终荐传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谋口腹不暇，决不能葬。轼与之故旧在京师者数人，相与出钱赙其家，而气力微薄，不能有所济，甚可悯也。公若犹怜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传者足矣。陈绎学士，当往泾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赐之，轼且敛众人之赙，并以予陈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馀，以予其家。传平生所为文，当使人就其家取之，若获，当献诸公。干冒左右，无任战越。

仆曩与宋复古游，见其画潇湘晚景，为作三诗，其略云：「径遥趋后崦，水会赴前溪」。复古云：「子亦善画也耶」？今其犹子汉杰，亦复有此学，假之数年，当不减复古。元祐三年四月五日书。

对：古者公田曰藉，藉，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诗》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传》曰：「私田稼不善，则非史，公田稼不善，则非民」。言上之必恤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恤其私，故民不劳而上足用也。宣公无恩信于民，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故按行择其善亩而税之。《公羊传》曰：「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夫民不尽力于公田者，上之过也。宣公不责己悔过，择其善亩而税之，宜其民之谤讟而灾异之作也。税亩之明年冬，蝝生。《公羊传》曰：「蝝生不书，此何以书？幸之也，犹曰受之云尔。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其诸则宜于此焉变矣」。何休以为宣公惧灾复古，故其后大有年。愚以为非也。按《春秋》书「作三军」，后又书「舍中军」。书「跻僖公」，后又书「从祀先公」。事之复正，未尝不书。宣公而果复古也，《春秋》当有不税亩之书。故何休之说，愚不信也。谨对。

问：《春秋》之法，变古则讥之，复古则大之。明乎古之不可易，易则乱矣。观秦、汉之治，率然以其制易古之制，故卒以是至于败乱者，有由然矣。虽然，由秦、汉而下距至今，去古愈远，幸一旦思复，则又惧牵制泥古之失，否则《春秋》之所讥，然则果复之为可耶，抑亦从时之变为可也？幸究微以要圣人之中。

其二曰劝亲睦。夫民相与亲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画为井田，使其比闾族党，各相亲爱，有急相赒，有喜相庆，死丧相恤，疾病相养。是故其民安居无事，则往来欢欣，而狱讼不生；有寇而战，则同心并力，而缓急不离。自秦、汉以来，法令峻急，使民乖其亲爱欢欣之心，而为邻里告讦之俗。富人子壮则出居，贫人子壮则出赘。一国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纷纷乎散乱而不相属，是以礼让之风息，而争斗之狱繁。天下无事，则务为欺诈相倾以自成。天下有变，则流徙涣散相弃以自存。嗟夫！秦、汉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难治也！此无他，民不爱其身，则轻犯法；轻犯法，则王政不行。欲民之爱其身，则莫若使其父子亲、兄弟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恤妻子。则其所赖于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轻犯法。三代之政，莫尚于此矣。今欲教民和亲，则其道必始于宗族。臣欲复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亲属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礼》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古者诸侯之子弟，异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祢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后之，则为大宗。族人宗之，虽百世而宗子死，则为之服齐衰九月。故曰：「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别子之庶子，又不得祢别子，而自使其嫡子为后，则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则无服。其继祢者，亲兄弟为之服。其继祖者，从兄弟为之服。其继曾祖者，再从兄弟为之服。其继高祖者，三从兄弟为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亲尽则易宗。故曰：「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小宗四，有继高祖者，有继曾祖者，有继祖者，有继祢者，与大宗为五，此所谓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为宗，则其庶子之嫡子又各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于四，而其实无穷。自秦、汉以来，天下无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复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亲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无宗也。有族而无宗，则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则虽欲亲之而无由也。族人而不相亲，则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贤人君子之后，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远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复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则为之加服，犯之则以其服坐。贫贱不敢轻，而富贵不敢以加之。冠婚必告，丧葬必赴。此非有所难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无孝弟相亲之心，而族无宗子，莫为之纠率，其势不得相亲。是以世之人，有亲未尽而不相往来，冠婚不相告，死不相赴，而无知之民，遂至于父子异居，而兄弟相讼，然则王道何从而兴乎！呜呼，世人之患，在于不务远见。古之圣人合族之法，近于迂阔，而行之期月，则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难，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统，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烛于理，志勤道远，治不加进。夙兴夜寐，于兹三纪。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阙政尚多，和气或盭。田野虽辟，民多亡聊。边境虽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费弥广。军冗而未练，官冗而未澄。庠序比兴，礼乐未具。户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让之节。此所以讼未息于虞、芮，刑未措于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宽滥，吏不知惧。累系者众，愁叹者多。仍岁以来，灾异数见。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过节，暖气不效。江河溃决，百川腾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变不虚生，缘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刘向所传，吕氏所纪，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时何行而顺其令？非正阳之月，伐鼓救变，其合于经乎？方盛夏之时，论囚报重，其考于古乎？京师诸夏之根本，王教之渊源。百工淫巧无禁，豪右僭差不度。治当先内，或曰，何以为京师。政在擿奸，或曰，不可挠狱市。推寻前世，探观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术，而海内虚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诗》道。周公《豳》诗，王业也，而系之《国风》。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载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钱谷，大计也。兵师，大众也。何陈平之对，谓当责之内史；韦贤之言，不宜兼于宰相？钱货之制，轻重之相权；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水旱蓄积之备，边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乐语有五均之义。富人强国，尊君重朝。弭灾致祥，改薄从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当今之要务。子大夫其悉意以陈，毋悼后害。

臣谨对曰：臣闻天下无事，则公卿之言轻于鸿毛，天下有事，则匹夫之言重于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缓急之势异也。方其无事也，虽齐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宁之间，将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区区之三竖。及其有事且急也，虽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贱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终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于无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为，而常患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世者，易以见信，而常患于不及改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乱亡相寻，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处积安之时，乘不拔之势，拱手垂裳，而天下向风，动容变色，而海内震恐。虽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获，固未足以忧陛下也。所谓亲策贤良之士者，以应故事而已。岂以臣言为真足以有感于陛下耶？虽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实应之。陛下为是名也，臣敢不为是实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业之重，而自处于寡昧，以为「志勤道远，治不加进」。臣窃以为陛下即位以来，岁历三纪，更于事变，审于情伪，不为不熟矣。而「治不加进」，虽臣亦疑之。然以为「志勤道远」，则虽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诏为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无远。陛下茍知勤矣，则天下之事，粲然无不毕举，又安以访臣为哉？今也犹以道远为叹，则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请言勤之说。夫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则委靡废放，日趋于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宫之中，其忧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无为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远之叹由陛下之不勤者，诚见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轻赋税则财不足，欲威四夷则兵不强，欲兴利除害则无其人，欲敦世厉俗则无其具，大臣不过遵用故事，小臣不过谨守簿书，上下相安，以茍岁月，此臣所以妄论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窃闻之。自顷岁以来，大臣奏事，陛下无所诘问，直可之而已。臣始闻而大惧，以为不信，及退而观其效见，则臣亦不敢谓不信也。何则？人君之言，与士庶不同。言脱于口，而四方传之，捷于风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讽诵其言语，以为耸动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赐谴者，何人也？合于圣意诱而进之者，何人也？所与朝夕论议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问讯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闻焉。此臣所以妄论陛下之不勤也。臣愿陛下条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几，可用之人有几；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鸡鸣而起，曰：吾今日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为某事，其事果济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违于心，屏去声色，放远善柔，亲近贤达，远览古今，凡此者勤之实也，而道何远乎！伏惟制策有：「夙兴夜寐，于今三纪。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阙政尚多，和气或盭，田野虽辟，民多无聊。边境虽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费弥广。军冗而未练，官冗而未澄。庠序比兴，礼乐未具。户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让之节。此所以讼未息于虞、芮，刑未措于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宽滥，吏不知惧。累系者众，愁叹者多」。凡此陛下之所忧，数十条者，臣皆能为陛下历数而备言之。然而未敢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诚得御臣之术而固执之，则向之所忧数十条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己不与。今陛下区区以向之数十条为己忧者，则是陛下未得御臣之术也。天下所谓贤得，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馀；而其既用也，则常若不足。是岂其才之有变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深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与问答百馀万言，今之《六韬》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与问答，亦百馀万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穷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听其所为，则夫向之所忧数十条者无时而举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办是矣乎？度能办是也，则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无以小人间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无以小人间我也，然后受之。既已受之矣，则以身任天下之责而不辞，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内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轻受之。受之，而众不与也，则引身而求去。陛下又为美辞而遣之，加之重禄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节而有让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谤也，是不能办其事而以其患遗后人也。陛下奈何听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术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实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显其教之之状。德之之形，莫著于轻赋。教之之状，莫显于去杀。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实不至也。夫以选举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众，而不行考课；农末之相倾，而平籴之法不立；贫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数无限。天下之阙政，则莫大乎此。而和气安得不盩乎？「田野辟」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无聊，则吏政之过也。然臣闻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吴、蜀有可耕之人，而无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无其人。由此观之，则田野亦未可谓尽辟也。夫以吴、蜀、荆、襄之相形，而饥寒之民，终不能去狭而就宽者，世以为怀土而重迁，非也。行者无以相群，则不能行，居者无以相友，则不能居，若辈徙饥寒之民，则无不听矣。「边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无安之实也。臣欲小言之，则自以为愧，大言之，则世俗以为笑，臣请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为人障也。朝廷置灵武于度外，几百年矣。议者以为绝域异方，曾不敢近，而况于取之乎！然臣以为事势有不可不取者。不取灵武，则无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则契丹之强，未有艾也。然灵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数郡之能抗吾中国，吾中国自困而不能举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举者，以不生不息之财，养不耕不战之兵，块然如巨人之病膇，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举。欲去是疾也，则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断然如战国之世，不待中国之援，而中国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战国之全利，而无战国之患，则夏人举矣。其便莫如稍徙缘边之民不能战守者于空闲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则向之戍卒可以稍减，使数岁之后，缘边之民，尽为耕战之夫，然后数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厌战而不能支，则折而归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渐，中国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将济师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谓「利入已浚而浮费弥广」者。臣窃以为外有不得已之二虏，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后宫。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金玉锦绣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毁，务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储其精金良帛而别异之，以待仓卒之命，其为费岂可胜计哉。今不务去此等，而欲广求利之门，臣知所得之不如所丧也。「军冗而未练」者。臣尝论之曰：此将不足恃之过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拥之以多兵，不蒐去其无用，则多兵适所以为败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尝论之曰：此审官吏部与职司无法之过也。夫审官吏部，是古者考绩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为断。今纵未能复古，可略分其郡县，不以远近为差，而以难易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别异之。才者常为其难，而不才者常为其易。及其当迁也，难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为此者固有待也。使审官吏部，与外之职司，常相关通。而为职司者，不惟举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尽第其属吏之所堪，以诏审官吏部。审官吏部常从内等其任使之难易，职司常从外第其人之优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閒。则冗官可澄矣。「庠序兴而礼乐未具」者。臣盖以为庠序者，礼乐既兴之所用，非所以兴礼乐也。今礼乐鄙野而未完，则庠序不知所以为教，又何以兴礼乐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责其胥让，将以息讼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向者，下之所趋也，而况从而赏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从而罚之乎。陛下责在位者不务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为赏罚者何也？无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赏欤？夫禁防未至于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为市也。叙法不为宽滥，而吏不知惧者，不论其能否，而论其久近也。累系者众，愁叹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岁以来，灾异数见，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过节，暖气不效。江河溃决，百川腾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变不虚生，缘政而起」。此岂非陛下厌闻诸儒牵合之论，而欲闻其自然之说乎？臣不敢复取《洪范传》、《五行志》以为对，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阳气不能履险也。何谓阳气不能履险？臣闻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为一交，交当朔则食。交者，是行道之险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则阳气之有强弱也。今有二人并行而犯雾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强者也。道之险一也，而阳气之强弱异。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后为食，其亏也久矣，特遇险而见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为无灾，而其既食而复也为免咎。臣以为未也，特出于险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阳气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诸儒或以为阴盛。臣请得以理折之。夫阳动而外，其于人也为嘘，嘘之气温然而为湿。阴动而内，其于人也为嘘，噏之气泠然而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见也。故春夏者，其一嘘也。秋冬者，其一嘘也。夏则川泽洋溢，冬则水泉收缩，此燥湿之效也。是故阳气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则常为淫雨大水，犹人之嘘而不能举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骄而益厚其赐，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礼，荡然与天下为咻呴温煖之政，万事惰坏而终无威刑以坚凝之，亦如人之嘘而不能支，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阴阳消复之理，殆无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刘向所传，吕氏所纪，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时何行而顺其令，非正阳之月，伐鼓救变，其合于经乎？方盛夏之时，论囚报重，其考于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惧求端之过，而流入于迂儒之说，此皆愚臣之所学于师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于六。六沴者，起于诸儒欲以六极分配五行，于是始以皇极附益而为六。夫皇极者，五事皆得。不极者，五事皆失。非所以与五事并列而别为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极而无福，曰五福皆应，此亦自知其疏也。吕氏之时令，则柳宗元之论备矣，以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禜社伐鼓，本非有益于救灾，特致其尊阳之意而已。《书》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由此言之，则亦何必正阳之月而后伐鼓救变如《左氏》之说乎！盛夏报囚，先儒固已论之，以为仲尼诛齐优之月，固君子之所无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师诸夏之表则，王教之渊源，百工淫功无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后宫有大练之饰，则天下以罗纨为羞；大臣有脱粟之节，则四方以膏粱为污。虽无禁令，又何忧乎。伏惟制策有「治当先内，或曰，何以为京师。政在擿奸，或曰，不可挠狱市」。此皆一偏之说，不可以不察也。夫见其一偏而辄举以为说，则天下之说，不可以胜举矣。自通人而言之，则曰「治内所以为京师也，不挠狱市，所以为擿奸也」。如使不挠狱市而害其为擿奸，则夫曹参者，是为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寻前世，探观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术，而海内虚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窃以为不然。孝文之所以为得者，是儒术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尽者，是儒术略用而未纯也。而其所以为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贾谊之说，然后待大臣有礼，御诸侯有术，而至于兴礼乐，系单于，则曰未暇。故曰「儒术略用而未纯」也。若夫用老之失，则有之矣。始以区区之仁，坏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惩其罪，则又从而杀之。用老之失，岂不过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谓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兴妖祠，大兴宫室，而甘心远略。此岂儒者教之。今夫有国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实，见孝文之富殖，而以为老子之功，见孝武之虚耗，而以为儒者之罪，则过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于宴安，彻去禁防，而为天宝之乱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诗》道。周公《豳》诗，王业也，而系之《国风》，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载之《小雅》」。臣窃闻《豳》诗言后稷、公刘所以致王业之艰难者也，其后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时，则王业既已大成矣，而其诗为《二南》。《二南》之诗犹列于《国风》，而至于《豳》，独何怪乎！昔季札观周乐，以为《大雅》曲而有直体，《小雅》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体者，宽而不流也。思而不贰，怨而不言者，狭而不迫也。由此观之，则《大雅》、《小雅》之所以异者，取其辞之广狭，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钱谷，大计也。兵师，大众也。何陈平之对，谓当责之内史；韦洪质之言，不宜兼于宰相」。臣以为宰相虽不亲细务，至于钱谷兵师，固当制其赢虚利害。陈平所谓责之内史者，特以宰相不当治其簿书多少之数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领度支而职事以治。及兵兴之后，始立使额，参佐既众，簿书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后裴延龄、皇甫镈，皆以剥下媚上，至于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诚得防奸之要。而韦洪质之议，特以其权过重欤？故李德裕以为贱臣不当议令，臣常以为有宰相之风矣。伏惟制策有「钱货之制，轻重之相权；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水旱蓄积之备，边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乐语有五均之义」。此六者，亦方今之所当论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轻，则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则多作轻以行之。亦不废重」。轻可改而重不可废。不幸而过，宁失于重。此制钱货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秩者，民力之所供，取于府而有限。以无穷养有限，此虚实之相养也。水旱蓄积之备，则莫若复隋、唐之义仓。边陲守禦之方，则莫若依秦、汉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内府、外府、职内、职金、职币，是谓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诸侯之士，以为国均，则市不二价，四民常均，是谓五均，献王之所致以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国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于其末复策之曰「富人强国，尊君重朝。弭灾致祥，改薄从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当今之要务」。此臣有以知陛下之圣意，以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尽其辞，是以复举其大体而槩问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诏之曰「悉意以陈而无悼后害」。臣是以敢复进其猖狂之说。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进一人，则人相与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则又相与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恶也。臣非敢以此为举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则必有由矣。今无知之人，相与谤于道曰：圣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尽被其泽者，便嬖小人附于左右，而女谒盛于内也。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为信者，何也？徒见谏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难入，以为必有间之者也。徒见蜀之美锦，越之奇器，不由方贡而入于宫也。如此而向之所谓急政要务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胜愤懑，谨复列之于末。惟陛下宽其万死，幸甚幸甚。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