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王曰来汝说」以下，高宗以师道命傅说自说；「曰王人求多闻」以下，傅说以学告高宗；自「王曰呜呼说四海之内咸仰朕德」以下，高宗知说所以教而更命之；「说拜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之休命」，则傅说知高宗所以命而终成之也。《君奭》曰：「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则高宗尝学于甘盘，而不终其业矣。《无逸》曰：「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则遁于荒远，而险阻艰难备尝之矣。其所以有望于傅说者，盖困而知学焉。酒醴不能自发，有以发之者曲糵也，犹才不能自达，有待于达之者欤。羹不能自和，有以和之者盐梅也，犹德不能自成，有待于成之者欤。曰「交修予，罔予弃，予惟克迈乃训」，则许之以受教而不拒也。说于是乎可以语学。学之道莫先于求多闻，求多闻所以学古也。不通于古则处经事而不得其正，莅变事而不知其权，亦恶能有所建立哉？非特不足以建立，抑将坠先王之绪而不克永久也。故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惟学则知道，知道然后乐循礼，故曰「逊志」。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故曰「务时敏」。学自外至，故曰「厥修乃来」。至是，则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故曰「道积于厥躬」。不足则学，有馀则教，故曰「惟敩学半」。《记》曰「教学相长」，此敩学半之谓也。始于学，终于教，学不可已也，故曰「念终始典于学」。积善在身，犹日长加益，而人不知，故曰「厥德修罔觉」。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然则高宗之务学，可不以成汤伊尹之事为监乎？则说当「式克钦承」，以辅王之学。非特克式钦承也，又「旁招俊乂，列于庶位」，以成交修之志焉。高宗于是乎知识，所以教而更命之。所以更命之者，先正保衡，俾厥后惟尧舜，悯一夫之不获，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又其效至于「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则今安得有愧？于是乎「罔俾阿衡专美有商」，「克绍乃辟于先王，永绥民」，则非特说无愧于阿衡，我亦无愧于先王矣。是乃说所以教而欲成之之意也。故曰「敢对扬天子之休命」。窃尝论之，事不可以不师古；苟师古，不可以不务学；苟务学，不可以不隆师。古之贤君所以能大过人者，无踰于此三言者矣。且君之于臣也，岂特臣之而已哉？有不得而臣者则友之。费惠公曰：「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吾者也」。有不可得而友之者则事之。子思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曰，事者师焉而已矣。《经》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传曰：「其君贤君，而有师者王；其君中君，而有师者霸」。然则固不可以无师也。黄帝学于务成，禹学于西王国，汤学于伊尹，文王学于畴子斯，武王学于郭叔，周威公学于宁越，齐小白学于管仲，魏文侯学于子夏，晋献公学于祖朝，燕昭王学于孙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至于功德有远近，成就有大小，所学有贤不贤，则系乎人而已。然则固不可不学也。尝观尧舜之为君，禹、皋陶之为臣，都俞吁咈，共济于一堂之上，宜必有甚高难行之法度，不可逮及之谋谟，更新一时，焜耀来世。不然，何以得圣君贤臣之名于霄壤间哉！及考《书》之所载，不称其能作古，而称其能稽古，曰「若稽古帝尧」，曰「若稽古帝舜」，曰「若稽古大禹」，曰「若稽古皋陶」。君臣之间，皆称稽古焉，然后知虽圣帝贤臣，未有不本于师古。所谓学者学此也，所谓教者教此者也。《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然则事不可不师古明矣。由得师以务学，由务学以师古，以至于建立无愧乎先王，此高宗之所以为贤君者也。孟子曰：「天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呜呼，所谓大有为之君，盖不世出。然而无是君则已，苟有是君，未有无其臣焉，此殆若符契之合，故曰「必有所不召之臣」。高宗即位之初，精诚感格，梦赉良弼，得说于傅岩，置说于左右，以版筑之贱位冢宰，以人臣之卑处师道，君任之而不疑，臣居之而无畏。此非有神契默会，恶能臻于是哉？文王之得臧丈人，高宗之得傅说，原其遇合，盖有异于人矣。宜其相得之深，无所疑畏焉。然说之始对高宗曰「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者，彼以臣之事责我也；卒曰「敢对扬天子之休命」者，彼以师道望我也。谓之对扬，则若与为敌焉。有道之士，处辞受之间，无可苟也。且当其任不辞其责，有是实不辞其名。孟子之于齐王，且将以师道自居也，而况有高宗之君乎？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高宗之于说，臣焉而后学，其事虽殊，然其成功一也。

史馆校勘范如圭日者获以职事侍钧座于史院，幸闻绪馀之论，谓先儒训释《春秋》，不务空言，皆可见诸行事。如圭窃以为先儒有可行之学，而未必得其位。相公既有其学，又得其位矣，而施设举措乃若与经旨相戾者，心实疑之，不敢默默。《礼经》有曰，父母之雠，不与共戴天，寝苫枕土，誓死以报。鲁庄公父弑于齐，又为齐主昏，同狩于𫌉，连兵合党，伐卫围郕，及盟于蔇，纳公子纠。其忘君背父，灭绝人之大伦如此。鲁国臣子则而象之，于是公子牙之弑成于前，庆父无君之心动于后，圉人荦卜齮之徒交侵于党氏、武闱之閒，而子般、闵公皆不得其死。仲尼为此惧，故一书特书，以著其罪恶，为万世臣子之大戒，不亦深切著明矣乎！徽宗皇帝、显肃皇后崩于沙漠，去春凶问既至，主上攀号擗踊，哀动天地，四海之内，若丧考妣。相公身拜元枢，不于此时建白大义，乘六军痛愤之情，与之缟素，挥戈北向，以治女真反天逆常之罪，顾遣一王伦者卑辞厚币以请梓宫。甚矣，谋之颠错也！《春秋》之法，雠不复、贼不讨，则不书葬。葬者臣子之事，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夫人之痛莫甚于不得其死，君亲不得其死而不复雠、不讨贼，使神灵含冤抱恨于地下而不伸，虽得梓宫而葬之，于臣子之心能安否乎！古之人有命将出师、誓灭鲸鲵以迎梓宫者矣。虽其力小势穷，不能有济，而名正言顺，亦可以无愧于天下后世。未闻发币遣使，祈哀请命以求梓宫于寇雠之手者也。女真用是知我无复雠之心，可以肆为玩侮，仍示欲和之意，使伦归报，交使往来，至于再，至于三。其谋我益深，言益甘，我之信彼益虔，礼益恭，堕其计中，不自知觉，虽三尺童子皆为朝廷危之。伦之言曰：「女真欲以梓宫、母后、渊圣皇帝、中原境土悉归于我」。审如是，岂惟足以解吾君终身之忧哉，乃天下臣子之所大愿也。然自王者迹熄，五霸而下，鲜不以诈力相倾，今乃欲以信义之道望于豺狼，宁有此理！且讳日之报与不报，在彼无毫釐利害，至不难从之事也；我之恳请屡矣，而寂无闻焉。于其至易者尚不我从，则其他可知矣。《春秋》之于中国书名爵，而夷狄则以号，外而贱之也。王者欲一乎天下，曷外而贱之？以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得不峻内外之限，别贵贱之分，以防不测之患于未然也。凡中国诸侯与夷狄盟会者，《春秋》必谨志而深讥之，其法严矣。女真自海上结盟，借助于我以灭契丹，既灭，遂犯汴都，其不可信一也。既为城下之盟，讲解而退矣，曾不旋踵，复围太原，其不可信二也。自时厥后，和使项背相望，而侵犯之兵无岁不有，其不可信三也。既破京城，乃始歛兵议和，诱我二帝出郊，劫之而去，其不可信四也。刘豫其所立也，事之无所不至，一旦执之，如探囊中物，其不可信五也。彼之包藏奸诡，不可测度如此，何为一旦与我如是之厚哉！或者谓虏酋初立，粘罕已死，亲族离畔，契丹复振，方务自保，畏我加兵，故欲释憾解雠，以免南顾之虑。岂其然乎！自刘豫既废之后，我益畏缩远屏，未尝敢向北方发一矢，彼何惮于我哉！是其深谋长计，欲不费一镞而坐收混一之功耳。闻其使称诏谕、挟册命而来，要主上以下拜之礼，果有之乎，其无也？果可从乎，其不可从也？反面事雠，匹夫犹不肯为，忍以堂堂之宋，君臣相率而拜不共戴天之人哉！主上哀疚在躬，孝友天至，必曰吾为梓宫屈，为皇太后屈，为渊圣皇帝屈，何不可之有？使子弟之情获伸于一日，志愿足矣，遑恤其他。相公何不以必然之理，开陈于咫尺之前乎？诚使一旦拜受女真之诏册，则将行女真之命令，颁女真之正朔，普天之下，莫非女真之土，率土之滨，莫非女真之臣，我宋君臣上下虽欲求措身之所，且不可得，徽宗、显肃之梓宫，遂无地可葬，母后、渊圣之辇辂，遂无家可归矣，无乃违主上圣孝之心，失相公大忠之节乎！昔汉高祖责数项羽，兵不少解，卒能免太公于俎上；晋大夫征缮以辅孺子，使恶我者惧，卒能归惠公于强秦；此古人已试之明验也。相公不用此策，以慰我主上孝悌之念，奈何欲误主上，举祖宗二百年之天下，委而弃之哉！今所以委曲顺从虏意，不敢少有违忤者，惟恐其不归梓宫、母后、渊圣，而加兵于我耳，曾不知一正君臣之分，则号令生杀皆出于其手。设若拥梓宫、母后、渊圣于大江之外，下一纸诏召吾君相以下来迎于境，我若从之，立有祸变，如其不从，彼将责我曰：「吾归而父母之丧，归而亲，归而兄，有大造于国，而乃违我之命，不肯来迎，是不孝于父母，不恭于兄，不忠于我也」。声罪来寇，将何以待之？事至如此，则前日所以顺从其意者，非特未有分毫之益，适足以致莫大之祸。和好既败，虽兵不用，其可得乎！为和之说者必曰：「今虽讲和，而边备实未尝弛，必无意外之患」。如圭观之，朝廷以议和故，谓谋臣猛将可以折冲御侮者，皆无所用，或斥逐而远之，或并之于骄庸之将，又包羞忍耻，甘心屈辱以沮丧士气而离其心，殆若归马放牛，示天下不复用兵者，而谓之不弛边备，是内欺其心，上欺人主，下欺亿兆之众也。主上南面而君天下十有二年矣，其即位也，由天下臣民推戴所迫，不得已而从之，至于今日，天下军民岂肯听吾君北面而为仇贼之臣哉！主上以思念君父母兄之故，不惮于屈己，天下军民以爱君之故，不肯听主上之辱身，用此拒虏，不为无辞。若其举兵而来，适足以激怒吾众。我以大义明诏天下，率励疮痍之馀，共雪父母之辱，乃不可失之机会也，忠义之动，孰不奋发！中外貔貅之士数十万众，怀愤怒不平之气，思一吐之积有年，所惟君相用之如何耳。昔申胥一身，乃能存楚；楚虽三户，足以亡秦；遂氏四家，尽歼齐戍；田单孤垒，一战而复济上七十馀城。惟其诚心恳切，以气直决胜负耳。况女真无道已甚，中国虽败亡之馀，亦未至如即墨、遂人之弱，讵可甘心降虏，而无自强之志！相公若必欲拂天下之情，赞成主上，受此屈辱，如有奸雄因众心之愤，拥数十万众，仗大义以问相公之罪，则将何辞以对！且如靖康以来，为女真之所屠戮者，非将士之父兄，则其子弟，幸得脱身于锋镝，恨不得女真之肉脔而食之，今相公反爱信之如天属之戚，万口籍籍，扼腕忿怒，莫不归罪于相公，相公亦知之乎？相公尝自谓我欲济国事，死且不避，宁避怨谤。相公之心则忠矣，使杀身而有济于君，固志士仁人之所愿为也。若犯众怒，陷吾君于不义，政恐不惟怨谤而已，将丧身及国，毒流天下，遗臭万世。茍非至愚无知，自暴自弃，天夺其魄，心发风狂者，孰肯为此！靖康时有老卒郭京者，自言有异术，能遁形用兵，使敌人莫觉，宰相何㮚信以为然，使为大将，募京城市井狂浮之徒，部分教习，为之奇兵。城中之人皆知京不可用，惟渊圣与㮚倾心委任，不以为疑。方其引兵出城也，君臣犹延颈以望成功；及既败而走，然后悔之，已无及矣。今伦之妄，何以异京！愿相公鉴覆车之辙，早悟而改图之，无至事败，顿足拊髀，悔恨于不可奈何之时也。如圭闻虏使为接伴官范同所难，颇已恭顺，不敢过索礼数，人皆以为喜。如圭私忧过计，窃谓其既以诏谕为名，岂肯但已哉！深恐一旦到朝，乘君臣上下震慑危惧之际，张皇事势，以恐喝朝廷，我或仓惶错愕，不暇顾虑，遂为之屈，则大事去矣，可不早定计也！《书》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前日诏侍从台谏之臣所议既上，不知以屈为可者有几，以为不可者有几，相公何不启主上遍观而熟计之？人心惟虚一而静，如止水与鉴，乃能明烛物理，毫发无遗；茍有所偏主，则虽泰山在前，而且不见。相公岂可执一己之私意，而忽深思焉？则是非利害，判若黑白矣。若曰主上圣意坚确，臣下莫之能回，此非所望于相公也。《春秋》之法，王朝公卿书爵，而宰咺、渠伯纠皆书名者，以其承王命而赗诸侯之妾，聘弑逆之人，故贬之也。当不义而不知其不可，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不忠；言不听而不去，阿谀患失，惟命是从，贻误君父，则将焉用彼相矣？此张华所以见责于张林而不能答也。相公立乎人之朝，谋人之邦国，而欲使万乘之主辱身于不共戴天之雠，较诸咺、纠，罪孰轻重！圣人复起，难乎免于诛绝矣。昔尧舜与群臣谋谟庙堂之上，曰「都」、曰「俞」、曰「吁」、曰「咈」，可否相济，不专尚同，故能相与致巍巍之功。孔子曰：「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惟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比来议论鲠直、不肯诡随者往往听其去，而柔媚谄谀之人，相公平日所疾者乃或号召，岂相公厌恶正直，觉今是而昨非乎？将使吾君惟以莫违予言为乐，虽知其足以丧邦，亦莫之恤也，可不为痛心哉！《传》曰：「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陨，惧将及也」。今日存亡危急之秋，死生祸福，上下所同，谁不可言者！而当路巨公乃或谓士大夫各有司存，不当越职论朝廷事，是拒人于千里之外，而自涂其耳目也。擿埴冥行，将入于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矣。靖康之閒，相公不畏其死，发一忠言，高名大节，辉映千古，卓然如太山北斗，天下仰望，殆不可企及。如圭舅氏胡文定公每训子弟，举相公为标准；相公亦以道义相知，生则援之于朝，与谋国政，殁则发扬幽光，被哀荣之典。施及不肖之甥，亦蒙收录，且辱与进，款赐教戴，恩眷厚矣。今兹滥从诸儒，备僚属之末，诚不忍相公坏前日之名节，受天下之怨怒，祸集厥躬，而并及于国家也。与其雷同众人窃议于后，孰若献区区之忠于执事者，庶几悟聪听于万一哉！恕其狂直，而用其言，惟相公之命；怒其僭越，而加之罪，亦惟命！不胜皇恐之至！

《通书》谨独章：「动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义、匪礼、匪智、匪信，悉邪也」。以《太极图》配之，五常配五行，则道德配阴阳，德阴而道阳也。

亦有此理。

今士大夫家丧服有稍从礼制者，止留意于男子之服。若妇人之服，止是因仍时服。按《礼记》《檀弓》「妇人不葛带」章注云：「妇人重要而质不变所重」。然则妇人丧服衣裳相连，如深衣形制，而用麻为带约之。至期除去，只散其要也。又云：「卒哭直变绖而已。绖，首绖也」。按《丧服小记》正义云：「妇人有三髽，一是斩衰髽，二是齐衰布髽」。今云变首绖，是变麻为葛也。不知妇人之首绖是髽之外别有首绖，如男子之首绖，或髽之用麻用布者即是否？若髽之用麻用布者即是绖，则麻可变而为葛，若布变为葛，则反重矣。乞详以见教。

麻髽布髽恐是以此二物括发而为髻，其绖则自加于髽上，非一物也。当暑目昏，不暇检阅，可更详之。

古者一世自为一庙，后世同堂异室，是一室之中夫妇相配也。若祫祭之位，则太祖与妣皆东向；昭之位次，则高祖西而妣东，祖西而妣东，皆南向；穆之位次，则曾祖西而妣东，祢西而妣东，皆北向，亦是夫妇相配。今按丧有祔祭，必以昭穆。盖卒哭而祔，既行礼毕，复迎所祔神主于几筵，以终丧制。至祔庙时，却有当迁之祖，而所祔神主自为一世。但父在母亡，未可祧迁，恐须别为一处以祭其母也。又按《丧小记》云：「妇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则祔于亲者」，恐亦是卒哭之祔。若亲者是妾祖姑，妇却是适妇，妾祖姑祭于孙止，妇乃传重入庙者，岂可以混于彼乎？

凡丧，父在父为主。母或先亡，父自祔之祖母之室，岁时祭之东厢。父死，乃随之以入庙耳。嫡妇祔于妾祖姑，诚似未安。然未有考，则不得已且从「祔于亲者」之文，盖舍此杜撰不得也。

《丧小记》「妾祔于妾祖姑」正义云：「妾母不世祭于孙，否则妾无庙」。《春秋》考仲子之宫，胡氏云：「孟子入惠公之庙，仲子无祭享之所」。审如是，则天子之元后、诸侯之元妃，虽曰无子，必当配食于庙，而其他或继室，或媵妾，虽曰有子而即天子诸侯之位者，皆当为坛于庙而别祭之。至大祫则祔于正嫡而祭。所谓「诸侯不再娶，于礼无二嫡」之说，可通于天子也。不审如何？

妾母不世祭，则永无妾祖姑矣。向窦文卿亦尝问此，无以答之。今恐疏义之说或未可从也。为坛之说，恐亦未安。祔嫡而祫妾并坐，尤为未便。恐于礼或容有别庙，但未有考耳。

命士以上父子异宫，是同处而各有室庐否？

古人宫室之制，前有门，中有堂，后有寝，凡为屋三重，而通以墙围之，谓之宫。以理言之，父子固当同处。然所居之左右前后或是他人之居，不可展拓，不知又如何得同处？此等事古今异宜，不可得而考也。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卫人杀州吁于濮」，「卫人立晋」，三称卫人，是非不相掩也，直书而义自见矣。滕侯于隐公时书「卒」，书「来朝」，至桓公二年以后终春秋之世，止称「滕子」，胡氏以为因其朝威降而称「子」。果如是说，则桓公之世贬之足矣，自是称子而不侯，无乃非「恶恶止其身」之义乎？

沙随程丈此说甚精，曾见之否？

「胥命于蒲」，三传、荀卿及胡氏皆有取齐、卫二侯之说，而或者以谓二侯不由王命相推戴，命为方伯，故《春秋》变文以讥之也。愚谓若如或者之说，则于文义为顺，恐合经意。彼春秋诸侯私相要誓，诚为可罪，然其私相会聚，交政中国，虽曰不盟，亦未见其有可取也。彼所谓「相命而信谕，谨言而退」，凡交际之间有投合者，大率皆然，又何足以为异而必变文深许之乎？况齐僖、卫宣行事载于《春秋》诚举一端，如纪会桃丘等事，莫非倾险之习，则其相命之际，不知果何所命乎？不要其相命之公私而概以相命为可取，愚未敢深信。

《史记》书「齐、卫会于徐州以相王」，似或者胥命之说。

「夫人姜氏薨于夷，齐人以归」，恐当从《左氏》闵公二年之传。胡氏谓齐人归者，以其丧归于鲁也。书曰「以归」，何以决知其以丧归于鲁乎？且七月齐人以丧归鲁，而十有二月其丧方至，岂若是其迟迟乎？

凡书「以归」，皆为以之而归其国，如戎伐凡伯之类。

滕侯自桓公以后称「子」，杞侯自庄公以后称「伯」，又僖二十三年卒而书「子」，二十七年朝而书「子」，后又称「伯」，窃意当时小国朝会于大国，从其爵之大小以纳其贡之多少，故子产争承于平丘之会，以谓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吴、晋黄池之会，吴人将以公见晋侯，子服何以谓「敝邑之职贡于吴，有丰于晋，今将以寡君见晋君，敝邑将改职贡。若为子男，则将半邾，以属于吴，而如邾以事晋」。由此观之，则当时公侯之国以其职贡之不共而自贬其爵者多矣。

沙随说正如此。

侵曹伐卫，再称晋侯（先生侧边批云：「此正是晋文谲处。」），恐非贬辞。盖围宋之役，二国虽不与，而其从楚则一也。晋文不先加兵于陈、蔡、郑、许，而先侵曹伐卫，或是当时事势有未可者。岂有楚人暴横，诸侯皆南向从楚，而得一诸侯用兵以张中国之威，《春秋》遂遽贬之乎（先生侧批云：「康节论五霸功罪之意得之。」）？今以楚人救卫为善楚贬晋，而成凡书「救」者，未有不善之例，则文公九年「楚人伐郑，公子遂会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郑」为罪赵盾，何也？既罪赵盾，何以又书「救」乎？学《春秋》者固不可执定例以害大义也。至于下书「执曹伯畀宋人」，「卫侯出奔，复归与元咺」等事，则晋侯无所逃责矣。

有难言者。

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利其国而诱杀之也，故名。胡氏谓蔡般弑君，与诸侯通会盟十有三年矣。楚子若以大义唱天下，奉词致讨其弑父弑君之罪，谋于蔡众，置君而去，虽古之征暴乱者不越此矣。愚谓诸侯与通会盟者，楚子为之会主也。以弑君之贼会弑君之贼，同恶相求，非惟不能讨其罪，亦不敢讨其罪矣。今欲图其国而杀之，恶人之常态也，是乌可于十有一年之后责楚子以唱大义以讨般？楚子未暇治也，而又责其讨般，典刑紊矣。

甚善。

「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违，志壹之动气也。伏羲氏，后天者也。后天而奉天时，气壹之动志也」。此数语恐未安。伏羲是阐三才之理，舜、孔子是感和气之应，其引先天、后天之说，固为失之。引孟子志气之论，尤失其旨。其后又言「圣人之心，感物而动」，辞意亦差，皆以作用观圣人之失也。

胡氏此章似无病，更宜详味。但不知文成致麟果然否耳。

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虽是常行之道，然其德之至则极乎高明。高明犹言上达也，中庸犹言下学也。

极高明而道中庸，若如来喻，即是上达而下学，成何道理？此处且当虚心熟玩本文之意，参以《章句》之说，便见日用工夫的确处，不须容易立说也。

有气禀之恶，有陷溺之恶，然皆当复之以为善。明道所谓「有流而未远已渐浊，有出而甚远方始浊」，却是说陷溺之恶。陷溺之恶，比比皆是；气禀之恶，则如子越椒之类，不常有也。气禀之性犹物之有万殊，天命之性则一也。

气禀物欲之陷溺，此不必论其常有不常有，但当致其澄治之功耳。

吕氏说率性之谓道一段，如礼谓差等节文与夫丧服异等、仪章异制，大意与修道之谓教相似。

吕氏意却在无所憾、莫敢争处见得率性是道也。

侯氏引告子「生之谓性」以解率性，却只是说得气质之性。而所谓率性者，不专主乎气质也，如曰物之自有也。草木之不齐，飞走之异禀，然而动者动，植者植，天机自完，岂非性乎？马之性健而健，牛之性顺而顺，犬吠盗，鸡司晨，不待教而知之，岂非率性乎？言草木、飞走、马牛、犬鸡之性而不及人之性，仁、义、礼、智之为性，则疏略之甚，无待于此。

侯氏说固疏略，然却是宗程先生说。但得其言而不得其意，故信口言之而为此疏脱耳。

一阴一阳之谓道，言天道之流行者也。率性之谓道，言人物之所以得乎天道者也。

一阴一阳之说是。

杨氏言仁义不足以尽道，恐未安。《易》只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仁义不足以尽道，游、杨之意大率多如此。盖为老、庄之说陷溺得深，故虽亲闻二先生之言，而不能虚心反覆，著意称停，以要其归宿之当否。所以阳离阴合，到急衮处则便只是以此为主也。此为学者深切之戒。然欲论此，更须精加考究，不可只恃「曰仁与义」之言而断以为必然也。近得龟山《列子》说一编，读了令人皇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背驰也？

侯氏曰：「君子终日乾乾，至无咎者，戒谨所不闻也。君子终日对越上帝，尚何戒谨恐惧之有？以圣人之诚，则无待乎此也」。恐未安。乾乾夕惕为戒谨恐惧，其说虽可旁通，然乾乾夕惕，《乾》九三之事也。九三居下之上，君德已著，圣人之心自是如此。《中庸》言戒谨不睹，恐惧不闻，乃学者之事。比而同之，则少差矣。且其说既已如此，又曰「君子对越上帝，尚何戒谨恐惧？以圣人之诚，则无待乎此」，其说自相背驰，殆不可晓。

侯氏说固多疏阔，然以乾乾夕惕为圣人之事，戒谨恐惧为学者之事，亦恐未然。大抵戒惧惕厉之心则一，而成德、初学所至自不同耳。

张子曰：「礼亦有不须变者，如天叙天秩之类。时中者不谓此」。五典五礼，生民日用之常，君子之所力行者举不外此。常者，固此理也。凡事不出此五者，非五者之外别有个时中也。

张子之言，如三代所因及所损益之类，理虽一而事不同也，未可遽以为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