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正义直指，风节凛然。时晚归衡山，讲道自乐，遭遇圣明，学遂显行，盖其功不在先儒之下。去年有旨，召其子寅于永州。寅过衡山，安国已病，徘徊不进，欲留侍疾。安国勉令如期而发，手作书遗臣曰：「寅已促令上道矣」。其书具在。安国义不忘君，有如此者。夫昔人有一节可称，犹褒之以谥，列诸史传，况安国孝于亲，忠于君，好学不倦，安贫守道，身死而言立，不可饰其终乎？伏望下太常礼官，特赐以谥，用为儒林守道之劝。

八月七日，左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臣朱熹谨昧死再拜，上书于皇帝阙下：臣恭惟太上皇帝再造区夏，受命中兴，忧勤恭俭，三十六年，春秋未高，方内无事，乃深惟天下国家之至计，一旦而举四海之广、天位之尊，断自宸衷，传之圣子。皇帝陛下恭承慈训，应期御历，爰初践阼，曾未几何，而设施注措之间，所以大慰斯民之望者，新而又新，曾靡虚日，其规摹固已宏远矣。然犹且谦冲退托，不以圣智自居，首下明诏，以求直言。此尤足以见帝王之高致，知为治之先务也，天下幸甚！臣窃伏草茅，深自惟念，天下之大，不为无人，忠言嘉谟、崇论谹议计已日陈于陛下之前，尚恐不足仰望清光，无以少备采择，况臣之愚，虽欲效其区区，岂能有补于万分之一哉？又惟即位求言，累圣相承，以为故事，则未知今日陛下之意姑以备故事而已耶，抑真欲博尽群言，以冀万一之助也。臣诚愚昧，不知所出，然爱君尊主，出于犬马之诚，有不能自已者，故昧死言之，惟陛下留听。臣伏读诏书，有曰「朕躬有过失，朝政有阙遗，斯民有戚休，四海有利病，并许中外士庶直言极谏」者。臣窃以陛下潜德宫府，几三十年，不迩声色，不殖货利，无一物之嗜好形于宴私，无一事之过失闻于中外，昧爽而朝，严恭寅畏，仁孝之德，孚于上下。所以大系群生之仰望，浚发太上之深慈，以至于膺受付托，奄有万方者，其必有以致之矣。然则圣躬之过失，臣未之闻也。今者临御未几而延登故老，召用直臣，抑侥倖以正朝纲，雪冤愤以作士气，贡奉之私不输于内帑，恭俭之德日闻于四方，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行，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罢行，几无遗恨。然则朝政之阙遗，臣亦未之闻也。至于斯民之戚休，四海之利病，则有之矣。然臣屏伏闽陬，十有馀年，足迹未尝及乎四方，其见闻所及之一二，内自隐度，皆非今日所宜道于陛下之前者，不敢毛举，以溷圣听。至若阴拱噤默，终不为陛下一言，则又非臣之所敢安也。臣闻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孟子之言亦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方今天命之眷顾方新，人心之蕲向方切，此亦陛下端本正始、自贻哲命之时，因时顺理、乘势有为之会也。又况陛下圣德隆盛，天下之人传诵道说，有年于兹。今者正位宸极，万物咸睹，其心盖皆以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望于陛下，不但为守文之良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复，宗庙之雠耻未除，戎虏之奸谲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极。方此之时，陛下所以汲汲有为，以副生灵之望者，当如何哉！然则今日之事，非独陛下不可失之时，抑国家盛衰治乱之机，庙社安危荣辱之兆，亦皆决乎此矣。盖陛下者，我宋之盛主，而今日者，陛下之盛时。于此而不副其望焉，则祖宗之遗黎裔胄不复有所归心矣，可不惧哉！可不惧哉！臣愚死罪，窃以为圣躬虽未有过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也。朝政虽未有阙遗，而脩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虽不可遍以疏举，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盖学不讲则过失萌矣，计不定则阙遗大矣，本不端则末流之弊不可胜言矣。臣请得为陛下详言之。臣闻之，尧、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夫尧、舜、禹，皆大圣人也，生而知之，宜无事于学矣。而犹曰精，犹曰一，犹曰执者，明虽生而知之，亦资学以成之也。陛下圣德纯茂，同符古圣，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窥也。然窃闻之道路，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衡石之程，不过讽诵文辞、吟咏情性而已。比年以来，圣心独诣，欲求大道之要，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疏远传闻，未知信否。然私独以为若果如此，则非所以奉承天锡神圣之资而跻之尧舜之盛者也。盖记诵华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事物之过乎前者，义理所存，纤微毕照，瞭然乎心目之间，不容毫发之隐，则自然意诚心正，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若数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学，与学焉而不主乎此，则内外本末颠倒缪戾，虽有聪明睿智之资，孝友恭俭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识不足以穷理，终亦无补乎天下之治乱矣。然则人君之学与不学，所学之正与不正，在乎方寸之间，而天下国家之治不治，见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系岂浅浅哉！《易》所谓差之毫釐，缪以千里，此类之谓也。盖致知格物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者，惟此而已。至于孔子集厥大成，然进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笔之以为六经，以示后世之为天下国家者。于其间语其本末终始先后之序，尤详且明者，则今见于戴氏之记，所谓《大学》篇者是也。故承议郎程颢与其弟崇政殿说书颐近世大儒，实得孔孟以来不传之学，皆以为此篇乃孔氏遗书，学者所当先务，诚至论也。臣愚伏愿陛下捐去旧习无用浮华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诐之说，少留圣意于此遗经，延访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诸左右，以备顾问，研究充扩，务于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国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后知体用之一原，显微之无间，而独得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传矣。于是考之以六经之文，监之以历代之迹，会之于心，以应当世无穷之变，以陛下之明圣而所以浚其源、辅其志者如此其备，则其所至，岂臣愚昧所能量哉！然臣非知道者，凡此所陈，特其所闻于师友之梗概端绪而已。陛下由是讲学而自得之，则必有非臣之言所能及者。惟陛下深留圣意毋忽，则天下幸甚！臣又闻之，为天下国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计，而今日之计不过乎脩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隐奥而难知也。然其计所以不时定者，以讲和之说疑之也。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雠，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而或者犹为是说者，其意必曰：今本根未固，形势未成，进未有可以恢复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备禦冲突之方，不若縻以虚礼，因其来聘，遣使报之，请复土疆，示之以弱，使之优游骄怠，未遽谋我，而我得以其间从容兴补而大为之备。万一天意悔祸，或诱其衷，则我之所大欲者，将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何惮而不为哉？臣窃以为知义理之不可为矣，而犹为之者，必以有利而无害故也。而以臣策之，所谓讲和者，有百害无一利，何苦而必为之？夫复雠讨贼、自彊为善之说见于经者，不啻详矣。陛下聪明稽古，固不待臣一二言之，请姑陈其利害而陛下择焉。夫议者所谓本根未固，形势未成，进不能攻，退不能守，何为而然哉？正以有讲和之说故也。此说不罢，则天下之事无一可成之理。何哉？进无生死一决之计，而退有迁延可已之资，则人之情虽欲勉彊自力于进为，而其气固已涣然离沮而莫之应矣。其守之也必不坚，其发之也必不勇，此非其志之本然，气为势所分，志为气所夺故也。故今日讲和之说不罢，则陛下之励志必浅，大臣之任责必轻，将士之赴功必缓，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听上之所欲为。然则本根终欲何时而固，形势终欲何时而成，恢复又何时而可图，守备又何时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若曰以虚礼縻之，则彼虽仁义不足而凶狡有馀，诚有谋我之心，则岂为区区之虚礼而骄？诚有兼我之势，则亦岂为区区之虚礼而辍哉？若曰示之以弱，则是披腹心、露情实而示之以本然之弱，非强而示之弱之谓也。适所以使之窥见我之底蕴，知我之无谋而益无忌惮耳。纵其不来，我恃此以自安，势分气夺，日复一日，如前所云者，虽复旷日十年，亦将何计之可成哉？则是所以骄敌者，乃所以启敌而自骄；所以缓寇者，乃所以养寇而自缓。为虏计则善矣，而非吾臣子所宜言也。且彼盗有中原，岁取金币，据全盛之势以制和与不和之权，少懦则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动，力足则大举深入而我不及支。盖彼以从容制和而其操术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否蟠而进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于人，以听和与不和之命，谋国者惟恐失虏人之驩，而不为久远之计，进则失中原事机之会，退则沮忠臣义士之心。盖我以汲汲欲和而志虑常陷乎和之中，是以跂前疐后而进退皆失。自宣和、靖康以来，首尾三四十年，虏人专持此计，中吾腹心，决策制胜，纵横前却，无不如其意者。而我堕其术中，曾不省悟，危国亡师，如出一辙。去岁之事，人谓朝廷其知之矣，而解严未几，虏使复至。彼何惮于我而遽为若是？是又欲以前策得志于我。而我犹不悟也，受而报之，信节未还而海州之围已急矣。此其包藏反覆，岂易可测？而议者犹欲以已试败事之馀谋当之，其亦不思也哉！至于请复土疆而冀其万一之得，此又不思之大者。夫土疆，我之旧也，虽不幸沦没，而岂可使彼仇雠之虏得以制其予夺之权哉？顾吾之德之力如何耳。我有以取之，则彼将不能有而自归于我；我无以取之，则彼安肯举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与我哉？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则我弱彼强，不较明矣。纵其与我，我亦岂能据而有之？彼有大恩，我有大费，而所得者未必坚也。向者燕、云、三京之事可以监矣。是岂可不为之寒心也哉？假使万有一而出于必不然之计，彼诚不我欺而不责其报，我必能自保而永无他虞，则固善矣。然以堂堂大宋，不能自力以复祖宗之土宇，顾乃乞丐于仇雠之戎狄以为国家，臣虽不肖，窃为陛下羞之。夫前日之遣使报聘，以是为请，既失之矣。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几乎，而赦书下者，方且禁切诸将毋得进兵，申遣使介，告谕纂承之意，继脩和好之礼，亦若有意于和议之必成而坐待土疆之自复者。远近传闻，顿失所望。臣愚不能识其何说，而窃叹左右者用计之不详也。古语有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虏以好来而兵不戢，我所以应之者常不免出于两涂而无一定之计，岂非所谓疑事也哉？以此号令，使观听荧惑，离心解体，是乃未攻而已却、未战而已败也。欲以此成恢复之功，亦已难矣。然失之未远，易以改图，往者不可谏，而来者犹可追也。愿陛下畴咨大臣，总揽群策，鉴失之之由，求应之之术，断以义理之公，参以利害之实，罢黜和议，追还使人，苟未渡淮，犹将可及。自是以往，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使吾脩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然无一毫可恃以为迁延中已之资，而不敢怀顷刻自安之意，然后将相军民、远近中外无不晓然知陛下之志必于复雠启土而无玩岁愒日之心，更相激厉，以图事功。数年之外，志定气饱，国富兵强，于是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浅深，徐起而图之，中原故地不为吾有，而将焉往？此不过少迟数年之久，而理得势全，名正实利，其与讲和请地、苟且侥倖必不可成之虚计，不可同年而语也明矣。惟陛下深留圣意毋忽，则天下幸甚！至于四海之利病，臣则以为系于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臣则以为系乎守令之贤否。然而监司者，守令之纲也；朝廷者，监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为今日之监司奸赃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谁？则非宰执台谏之亲旧宾客乎？其既失势者，陛下既按见其交私之状而斥去之矣，尚在势者，岂无其人？顾陛下无自而知之耳。然则某事之利为民之休，某事之病为民之戚，陛下虽欲闻之，亦谁与奉承而致诸民哉？臣以为惟以正朝廷为先务，则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似亦有意乎此矣。盖前日所号召数君子者，皆天下所谓忠臣贤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岂有大于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长者不同，则任之所宜者亦异。愿陛下于其大者使之赞元经体，以亮天工；于其细者使之居官任职，以熙庶绩。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干方之责，明治体者使备拾遗补过之官。又使之各举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图天下之事，使疏而贤者虽远不遗，亲而否者虽迩必弃。毋主先入，以致偏听独任之讥；毋笃私恩，以犯示人不广之戒。进退取舍，惟公论之所在是稽，则朝廷正而内外远近莫敢不一于正矣。监司得其人，而后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后属县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责其成，举其善而惩其恶，夫如是，则事之所谓利，民之所谓休，将无所不举；事之所谓病，民之所谓戚，将无所不除，又何足以劳圣虑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诏，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适增其扰者有之，欲以兴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纷纭丛脞，既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为观听之美而已，则亦何补之有？况今旱蝗四起，民食将乏，图所以宽赋役、备赈赡、业流逋、销盗贼之计，尤在于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则又有在。愿陛下深留圣意毋忽，则天下幸甚！盖天下之事至于今日，无一不弊而不可以胜陈。以献言者之众，则或已能略尽之矣。然求其所谓要道先务而不可缓者，此三事是也。夫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气而督之于后，任贤所以脩政而经纬乎其中，天下之事无出乎此者矣。伏惟陛下因此初政，端本正始、自贻哲命之时，因时顺理、乘势有为之会，于此三言深加察纳，果断力行，以幸天下，则夫所谓不可胜陈之事，凡见于议者之言，而合乎义理之公，切于利害之计者，自然循次及之，各得其所。若其不然，虽有求治之心而致之不得其方，虽有致治之方而为之不得其序，一旦恭俭劳苦，忧勤过甚，有所不堪而不见其效，则亦终于因循怠惰而无所成矣，岂天下之人所以延颈举踵而望陛下之初心哉！至于是时，虽欲悔之，臣恐其倍劳圣虑而成效不可期也。又况旱蝗之灾环数千里，陛下始初清明，行谊未过，而天戒赫然，若此其甚，其必有说矣。臣愚窃以为此乃天心仁爱陛下之厚，不待政过行失而先致其警戒之意以启圣心，使盛德大美始终纯全，无可非间，如商中宗、周宣王因灾异而脩德，以致中兴也。是宜于此三术屡省而亟图之，以顺民心，以答天意。以陛下之圣明，必将有以处此。愚臣所虑，独患议者不深惟其所以然之故，以为其间不免有所更张，或非太上皇帝之意者，陛下所不宜为，以咈亲志。臣窃以为误矣。恭惟太上皇帝至公无心，合德天地，临御三纪，艰难百为，其用人造事，皆因时循理，以应事变，未尝胶于一定之说。先后始末之不同，如春秋冬夏之变，相反以成岁功，存神过化，而无有毫发私意凝滞于其间。其所以能超然远引，屣脱万乘而不以为难者，由是而已。本其传位陛下之志，岂不以陛下必能缉熙帝学，以继迹尧禹乎？岂不以陛下必能复雠启土，以增光祖宗乎？岂不以陛下必能任贤脩政，以惠康小民乎？诚如是也，则臣之所陈，乃所以大奉太上诒谋燕翼之圣心，而助成陛下尊亲承志之圣孝也。议者顾欲守一时偶然之迹，一二以循之，以是为太上皇帝之本心，则是以事物有形之粗而语天地变化之神也，岂不误哉！且古者禅授之懿，莫如尧舜之盛，而舜承尧禅，二十有八年之间，其于礼乐刑政，更张多矣。其大者，举十六相，皆尧之所未举；去四凶，皆尧之所未去。然而舜不以为嫌，尧不以为罪，天下之人不以为非，载在《虞书》，孔子录之以为大典，垂万世法。而况臣之所陈，非欲尽取太上皇帝约束纷更之也，非贵其所贱，贱其所贵而悉更置之也，因革损益，顾义理如何尔，亦何不可？而陛下何嫌之有哉？愿早图之，以幸天下，毋疑于臣之计也。若夫战守之机，形制之势，则臣未之学，不敢妄有所陈。然窃闻之，上流督帅物望素轻，黜陟失宜，效于已试；下流戍兵直弃淮甸，长江之险，与虏共之。斯乃古今之所共忧，愚智之所同惑。臣虽鄙闇，亦窃疑之。况今秋气已高，虏情叵测，传闻汹汹，咸谓或当复有去岁之举。虽虚实未可知，然是二者实彊弱安危形势所系，呼噏俯仰之间，未足以喻其急也。愿陛下并留圣意，臣不胜大愿！臣凡愚不学，顷岁冒昧群试有司，太上皇帝赐之末第，获叨官禄。既又误听人言，猥加收召，适以疾病留落不前。今则血气益衰，精神益耗，屏居山田，未知所以仰报大恩之日。敢因明诏，罄竭愚衷，昧死献书以闻。迂疏狂妄，不识忌讳，忤犯贵近，切劘事机，罪当万死。惟陛下哀怜财赦而择其中。干冒天威，臣无任震惧兢惶、俯伏待罪之至。臣熹昧死再拜。

德明向者侍坐，尝问降衷之性具有五典之彝，既已知之而行之，或有未至，只是为私欲所挠耳。其要在窒欲。先生赐教云：「一分私欲便有一分见不尽」。时道中妄陈所见，以及无极太极、动静阴阳、五气五性与夫万事善恶之出，因言：「大端人伦，似只如此，不审如何著工夫，方见得尽」？先生云：「据说亦只是如此，无可思索。此乃『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处。只要时习，常读书，令常在目前，久之自然见得」。某佩服至训，罔敢失坠。兹者辱书，又蒙诲以离群索居之际自能提撕，不废讲习体验之功，则与同堂合席，朝夕讲磨无以异矣。某执书三复，不胜感发。生我者父也，教我者夫子也。俛焉孳孳，毙而后已。因念颜子钻仰坚高，恍惚前后，喟然发叹，既知道体之无穷，又无所用其力，将欲罢之，而此理已跃如于中，有不容已者。而夫子循循善诱，复示以用力之方，博之以文，约之以礼。颜子穷格克复，既竭吾才，日新不息，于是实见此理卓然，若有所立，昭昭而不可欺，且又非力行之所能至，故曰「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如颜子者，可谓真知者哉！夫博文约礼，先生所谓讲习体验之功也。所立卓尔，亦岂离降衷之性、固有之彝哉。而颜氏之真知如彼，后人之不能及又如此，进寸退尺，每诵师言，惕然警惧。辄敢推广先生之说，复以求教，详赐开晓。幸甚！

所论颜子之叹，大概得之，然亦觉有太烦杂处。约而言之，则高坚前后者，颜子始时之所见也；博文约礼者，中间用力之方也；欲罢不能以后者，后来得力之效验也。《中庸》所谓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谓此博文约礼工夫不可间断耳。若能如此实用其力，久之自然见得此个道理无处不在，不是块然徒守一物而硬定差排，唤作心性也。若不如此，政使思索劳苦，说得相似，亦恐随手消散，不为吾有，况欲望其融会贯通而与己为一耶？旧见李先生常说少从师友，幸有所闻，中间无讲习之助，几成废堕。然赖天之灵，此个道理时常只在心目间，未尝敢忘。此可见其持守之功矣。然则所见安得而不精，所养安得而不熟邪？近时朋友漫说为学，然读书尚不能记得本文，讲说尚不能通得训诂，因循苟且，一暴十寒，日往月来，渐次老大，则遂漠然忘之，更无头绪可以接续。至有不获讲学之利而徒取废锢之祸者，甚可叹也。来喻盖已得此大意，然持之以久，全在日用工夫，勿令间断，久当自有真实见处也。

「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非礼不诚不庄」。先生谓古人以诚庄对威严，盖为政以严为本，宽以济严之太过也。某向闻其语，犹未深订。近读《蒙》卦初六曰：「发蒙利用刑人，用脱桎梏」。而《程氏传》曰：「圣王设刑罚以齐其众，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罚立而后教化行。治蒙之功，若非威之以刑，使之脱去昏蒙之桎梏，则善教无由而入」。某反覆深思，若威信不立，诚不足以立政，然犹有疑焉。孔子曰：「居上不宽，吾何以观之哉」？窃谓居上以宽为本，宽则得众，严以济宽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是《蒙》爻所谓「以往吝」也，其弊将有至于法令如牛毛者。抑又闻之，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故元为善之长，仁包义礼智三者，先之以仁，裁之以义。三代得天下以仁，莫不有惨怛之爱、忠利之教。所以不免于刑者，亦好仁恶不仁耳。今之为州县者不念民生之艰，刑罚失平，征取无艺，箠楚流血，苟以逃上官之责；而过于宽者，又一切废弛不立，所在有之。此固不足道，然先王为政之本，宽严先后之异施者，不敢不详讲。伏乞赐诲。

为政以宽为本者，谓其大体规模意思当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肃，无偷惰戏豫之时，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严，但其意则以爱人为本耳。及其施之于政事，便须有纲纪文章关防禁约，截然而不可犯，然后吾之所谓宽者得以随事及人而无颓弊不举之处，人之蒙惠于我者亦得以通达明白，实受其赐，而无间隔欺蔽之患。圣人说政以宽为本，而今反欲其严，正如古乐以和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盖今之所谓宽者，乃纵弛，所谓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谓宽与和者。故必以是矫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则虽有爱人之心，而事无统纪，缓急先后、可否与夺之权皆不在己，于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泽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书传、考古今然后知也（缓急可否是两事，无程限则缓急不在己，不亲临则可否不在己。今见争讼人到官常苦不得呈覆，须当计会案吏，然后得之，便可见其无政事，不待可否失当，然后知其缪矣。又如县道送两税簿上州磨审，皆有日限，有违失则纠正之，无即签押用印给还。今有数月不还者，守倅漫不加省。如此之类，不可胜数。以此为宽，不知孔子意里道如何也。）。但为政必有规矩，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后刑罚可省，赋歛可薄。所谓以宽为本，体仁长人，孰有大于此者乎！

河出《图》，洛出《书》而起八卦九畴之数，听鸣凤而生六律六吕之声。因思黄帝造律一事，与伏羲画卦、大禹锡畴同功。况度量权衡皆起于律，而衡运生规，规生圆，圆生矩，绳直准平，至于定四时、兴六乐，悉由是出。故曰律者万事之根本，学者讵可废而不讲哉！夫黄钟之管九寸，三分损一，下生林钟。林钟之管六寸，三分益一，上生太蔟。周旋十二律，复生黄钟。而还相为宫之义，又一宫各生五声，总十二律，凡生六十声。如八卦重而为六十四，皆自然之理也。然司马迁律数与班固《志》不同者多未晓，考其实亦无不同，但司马历书微隐，此等尤费思索耳。如黄钟长八寸七分，或谓「七」字是误，盖十分也，是为九寸。此等不审然否？十二律还相为宫，今考《礼运》疏义，黄钟为第一宫，下生林钟，为徵。上生太蔟，为商。下生南吕，为羽。上生姑洗，为角。林钟为第二宫，终于中吕，为第十二宫，各有上生下生所管之声。此数盖本于司马迁《历书》，然与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羽、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者不同。其次大吕、太蔟，终于无射、应钟，凡十二律，迭相为宫，其下各有商、角、羽、徵、变宫、变徵之声。向见书堂七弦琴准用此法以定清浊高下之声，但不知疏义各为一说，孰是孰否？其必各有所主也。变宫、变徵，其声清耶？不知古律已用之否？或后来增加之也。至于埋律候气一事，尤所未晓。书传所载候气之法，置十二律于密室，实葭灰管埋之地中，一气至则一律飞灰。或疑所置诸律方不踰数尺，气至，独本律应之，何也？此必有造化密相感召之理。或又按《隋志》之说曰：「律之长短不同，各齐其上，随深浅入地中。冬至阳气距地面九寸而止，惟黄钟之管九寸，故达」。此说似为有理。今因其说而推之。十一月，黄钟，管长九寸。十二月，大吕，八寸四分。正月，太蔟，管长八寸。二月，夹钟，长七寸。推而下之，其长者递减。至九月，无射，五寸。十月，应钟，四寸五分。虽埋律之地方不踰数尺，气至无有不达，然候管长短不同，管长者气必先达，灰亦先动；管短者气达在后。亦如所谓南枝春先到，北枝差迟耳。不审然否？

律吕之说，今有《新书》并《辨證》各一册，及向时所撰序一篇，并往，可细考之，当得其说。凡十二律，各以本律为宫而生四律。如黄钟为宫，则太蔟为商，姑洗为羽，林钟为徵，南吕为角。是黄钟一均之声也。若林钟为宫，则南吕为商，应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是林钟一均之声也。各就其宫以起四声，而后六十律之声备。非以黄钟定为宫，太蔟定为商，姑洗定为羽，林钟定为徵，南吕定为角也。但黄、大、太、夹、姑、中、蕤、林、夷、南、无、应为十二律长短之次，宫、商、角、徵、羽为五声长短之次。黄钟一均，上生下生长短皆顺，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声。十二律名，今俗乐亦用之。「合」字即是黄钟，但其律差高耳。《笔谈》言之甚详，可呼俗工问之。自林钟之宫而生太蔟之祉，则林钟六寸而太蔟八寸，祉反长于宫而声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而言，虽当为林钟，上生太蔟，而以五声而言，则当为宫，下生祉，而得太蔟半律四寸之管，其声方顺。又自太蔟半律四寸之祉而生南吕五寸有奇之商，则于律虽本为下生，而于声反为上生矣。自南吕五寸有奇之商而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则于律虽本为上生，而于声则又当用其半而为下生矣。自姑洗半律三寸有奇之羽而生应钟四寸有奇之角，则于律虽为下生，而于声反为上生矣。其馀十律皆然。孔疏盖知此法，但言之不详耳（半律，杜佑《通典》谓之子声者是也。）。此是古法，但后人失之，而唯存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四律，有四清声，即此半声是也。变宫、变祉始见于《国语》注中及《后汉·乐志》，乃十二律之本声自宫而下，六变七变而得之者，非清声也。如黄钟为宫，则第六变得应钟，为变宫，第七变得蕤宾，为变祉；如林钟为宫，则第六变得蕤宾，为变宫，第七变得大吕，为变祉是也。凡十二律，皆有二变，一律之内，通前五声合为七均。祖孝孙、王朴之乐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调者，盖每律各添此二声而得之也。《新书》此说甚详。候气之说，其中亦已论之。盖埋管虽相近，而其管之长短、入地深浅有不同，故气之应有先后耳，非以方位而为先后也。但画一图，朝夕看诵，仍于指掌间轮之，久久自熟，乃见其妙。此又可验凡事皆然，别无奇巧，只是久而习熟，便是妙处也（《礼书》有此一卷，比《新书》差约。偶在他处，俟取到寄去看也。）。

天有黄、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实有之，特历家设色以记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谓之黄道。史家又谓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黄道北；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东；并黄道而九。如此即日月之行，其道各异。况阳用事则日进而北，昼进而长；阴用事则日退而南，昼退而短。月行则春东，从青道；夏南，从赤道；秋西，从白道；冬北，从黑道。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会于所会之辰，又有或蚀或不蚀，悉未能晓。向承指喻其行或高而出黄道之上，或低而出黄道之下，或相近而偪，或差远而不相值，则皆不蚀。是时不能反覆，今望赐诲。

日月道之说，所引皆是。日之南北虽不同，然皆随黄道而行耳。月道虽不同，然亦常随黄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时，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则日月极远而相对；其上下弦，则日月近一而远三（如日在午，则月或在卯，或在酉之类是也。）。故合朔之时，日月之东西虽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远，于日则不蚀。或南北虽亦相近，而日在内，月在外，则不蚀。此正如一人秉烛，一人执扇，相交而过。一人自内观之，其两人相去差远，则虽扇在内，烛在外，而扇不能掩烛。或秉烛者在内，而执扇者在外，则虽近而扇亦不能掩烛。以此推之，大略可见。此说在《诗·十月之交》篇，孔疏说得甚详。李迂仲引證亦博，可并检看，当得其说。

《易启蒙》曰：「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夫《河图》无四隅之位，截然四正而方，谓之圆，何也？又曰：「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注云：「历法合二始以定刚柔，二中以定律历，二终以纪闰馀」。今考班固《志》，天数始于一，中于三，终于二十五；地数始于二，中于六，终于三十。夫始、中、终盖如此，推之于刚柔、律历、闰馀，却有未深莹者。抑亦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馀于终之义乎？然亦不合。愿求其说。

《河图》既无四隅，则比之《洛书》固为圆矣。注中三句，本《唐书·历志》一行之说。二始者，一、二也。一奇，故为刚；二耦，故为柔。二中者，五、六也。五者，十日；六者，十二辰也。二终者，十与九也。闰馀之法，以十九岁为一章，故其言如此。然一章之数似亦附会，当时姑借其说以明十数之为《河图》耳。

「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此章一句，初理会不得。今读《集注》，参考《左氏传》，乃知武子当卫成公无道失国之时，周旋其间，尽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囚京师，武子求掌橐饘，赂医薄酖，免卫侯于死，终以复国。及元咺之讼，武子又独以忠而获免。其能保身以济其君如此，虽谓之智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夫子尝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以伯玉之事责武子，虽谓之愚不识时，亦可也。然武子惓惓忠君，不避险艰，能为人所不能为，抑亦难矣。故夫子曰其愚不可及，盖闵之也。今观《论语》一书，于有道无道之世屡致意焉。其称南容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免于刑戮」。武子之免者亦幸矣。然武子仕卫两世，其君信任之，义不可弃之而去，其几于东汉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尝闻先生诵周子之言曰：「学颜子之学，志伊尹之志」。夫伊尹，以天下为己任者也，治亦进，乱亦进。然使成汤不兴，聘币不至，虽五就桀，其志曷施？陈蕃，汉代人豪，驱驰险阨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屡退而不去者，以仁而为己任，非人伦莫相恤也。卒以谋疏见杀，亦昧于夫子免刑戮之戒矣。然陈蕃、王允犹是当时朝廷倚任，身居鼎轴，义当与国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当愚者，比干是也。若无言责官守，则如东海逢萌，当先汉之乱，愤三纲之既绝，挂冠东都门，浮海而去，惟恐其或缓也。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讵可不识时几？聊发狂言，以验中否。

所疑宁武子事大概得之。但为蘧伯玉、南容之愚则易，而为武子之愚则难。所以圣人有「不可及」之叹也。陈蕃、王允固不得为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谋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骄，则又不能为宁武子之愚矣。此其所以取祸也。然为逢萌则甚易，为二公则甚难，又不可以彼而责此，但当问其时义之如何与其所处之当否耳。

前书所论四事，不审雅意云何？窃意贤者用力于此不为不久，其切问近思之意不为不笃，而比观所讲与累书自叙说处，觉得瞻前顾后，头绪太多，所以胸次为此等丛杂壅塞缠绕，不能得明快直截。反不得如新学后生闻一言且守一言，解一义且守一义，虽未能便有所得，亦且免得如此支离纷扰，狼狈道途，日暮程遥，无所归宿也。

程弟允夫雅好苏学，盖尝以讲于余，而终不能无异同之论。故其为此书也用心甚苦，而独不以见视。比其既没，乃得见之，则有甚陋而可愧者，恨不及与之反复其说也。姑掇其尤者一二论之，以为死者有知，尚当有以识余之意尔。

苏黄门言：「吾暮年于义理无所不通，盖悟孔子一以贯之之旨」。又曰：「夫子之道一以贯之，惟一为能万变而不穷。故诸弟子之问，或仁或孝，或从政，或事君，所问不同而夫子答之亦无穷者，一以贯之故也。然夫子不以一贯者告人，何哉？夫子中道而立，彼由此而悟，如颜子者，其所得亦不过于问仁、问为邦尔，而终与圣人交臂。其它虽未大有所得，苟日从事于仁孝从政事君之间，亦不失为士君子。故曰下学而上达，盖其所学者此而其所达者亦此，非有二也。众人未达，疑夫学之外别有形而上者，故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道，岂果若登天之难哉」？又曰：「君子之教人，不可以同科也。譬诸草木，大者使之遂其大，小者使之成其小，区别使各极其分量斯足矣。故中人以下，姑使之从事于洒扫应对进退可也。苟比其大小而同乎一科，使学者躐等以为进，相诬以为高，岂善教者哉？若乃圣人，则其开端便自远大。及其至也，亦不过是而已。故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有始有卒，非自始以至终，言唯圣人然后能始终一致也」。《古史》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于洒扫应对进退而不急于道，使其来者自尽于学，日引月长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譬如农夫之殖草木，既为之区，溉种而时耨之，风雨既至，大小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农夫无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达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异哉！今世之教者闻道不明而急于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于口，虽礼乐政刑有所不言矣，而况于洒扫应对进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学者未必信，务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伪，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谓诬也」。又曰：「公言每夜熟寐至五鼓初，即揽衣起坐，此即所谓天下何思何虑之时也。盖天下本自无思虑，但人不具此眼目，不能识之尔。太史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圣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禅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之欲以道相诏者，至于一与中尽矣。昔者孔子与诸弟子言，无所不至，然而未尝及此也。盖尝与子贡言之矣，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曰：『然非欤』？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虽与子贡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难，而子贡之受之也未信。至于曾子不然。孔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曾子出，门人问，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盖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则与子贡异矣。然曾子以一为忠恕，则知门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既没，曾子传之子思，子思因其说而广之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子思之说既出，而天下始知一之与中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为性善之论。性善之论出，而一与中始枝矣。乌乎！孔子之所以不告诸弟子者，盖为是欤（前两段《纪年》所载，皆其门人所记，语意阙略，恐于苏公之言有不能无失者，不足以极余之辨，故考诸《古史》以足之如此云。）」。

圣人之所谓道者，天而已矣。天大无外，造化发育皆在其间，运转流行，无少间息。虽其形象变化有万不同，然其为理一而已矣。圣人生知安行，与天同德，其于天下之理，幽明巨细，固无一物之不知，而日用之间应事接物，动容周旋，又无一理之不当。然非物物而思之，事事而勉之也，故曰「吾道一以贯之」。固非块然以守一物于象罔之间，如所谓五鼓振衣，何思何虑者，遂指以为妙道之极而阴秘藏之，不以告人，而时出其馀，以愚学者之未达，使姑为善人君子而已也。然夫子之告子贡，盖以知而言；其告曾子，则以行而论。至于夫子言之之难易，二子闻之之得失，则《古史》之言虽若近之，然谓曾子以门人不足告而姑以忠恕为言，则是不知忠恕之相为体用，正所以明夫一贯之实矣。至于游夏之论洒扫应对之云云者，乃谓小子之学所当由此而渐进，非谓一告以此，而遂一听其所为，终身无复有所告语也。观夫子之与颜渊言至于终日，而渊叹之，以为善诱循循，博文约礼，则圣人之所以教人，有始有卒，盖亦可见，但不躐等而已。今曰教不可以同科，姑使之从事于此，而教者遂不复有所与，则固昧于教学之序。又谓颜子平生所问止于《论语》所记为仁、为邦之二条，则其考之又可谓不详矣。夫子之言下学而上达，正谓下学于人事之卑近而上达于天理之精微尔。今曰所学者此而其所达者亦此，则是终身下学而未尝上达也。又以子贡为未达，而疑夫学之外别有形而上者，以病其犹天不可阶之言，则夫形而上下者虽不可以二物言，然谓学之外别无形而上者，则是但有事而无理，但有下学而无可上达也。虽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然谓其必可至而无难，则是颜子「末由也已」之叹，孟子「大而化之」之语皆为未达也。其言不急于道而待其自至，如农夫区种而无所用巧，皆非是。独其讥当世言道之失，盖指王氏而言，则为近之。然所谓道者，己亦莫之识而未免于诬也。盖王氏之诬人，以其言者诬之也。苏氏之诬人，以其不言者诬之也。二者虽殊，其失则均矣。凡此皆其学之所不及而妄言之，故其失如此。至于天下何思何虑，正谓虽万变之纷纭，而所以应之各有定理，不假思虑而知也。今以中夜起坐斯须之顷当之，则是日出事生之后，此何思何虑者遂为闲废之物而无所用矣。彼所谓得一贯之旨者，殆不过此，岂不陋哉？《古史》所引舜禹授受之言，亦非本义。盖「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亦言精一别于人心道心之间，而守其道心，始终不贰，则其所行自无过不及而合中道耳，非以一名道而寄之于中也。又谓孟子为性善之论而一与中始枝，尤为谬妄。今未暇辨，后章详之。

宝祐乙卯岁，余应乡书，闻有高才卓识、持衡风帘间者，是为林君桂发，而未果识也。余既窃第归，君来从事府幕，一见如平生欢，而未繇款诲益也。后四三年，再会君吴门，与语夜参半，君衮衮谈古今，析义理，如倾河汉不可休，知其学必有自来，而未能悉也。自是每见闽之士，必问君家世，皆言君艾隐先生之子。艾隐古学古心，超然不与世接，君亦刻厉先志，坐是偃蹇于世。余于是益敬之伏之。又十年，余归自江西，君适从事沿海制司之幕，因得请问艾隐先生详委。君乃愀然言曰：「宦游日久，先君墓犹未铭，正欲以属之子」。余谢不能再三，明日以其状来，又辞至再三，皆不获，乃敬为叙其事而次之。先生讳守道，字守一，自孩提已嶷然不群，耻与群儿弄。十岁失怙恃，卓有大志，刻苦读书。蚤工诗赋，年十五即叹曰：「破碎非吾学也」。改学经，又叹曰：「破碎犹吾前日诗赋也」。改从晦庵先生游，愿闻大道之要。裹粮束书，至中途闻晦庵讣而返，慨然闭户力学，精思实践，如及考亭之门焉。夫世之士生而读书即以科举为的，既得之矣，即复浑浑利禄场，至老死不知省。其或能付得失于分定，知义理为先务，又必得大儒为依归，开其所从入之门，而塞其所不必游之途，然后知自拔于流俗。如先生幼孤自奋，以词赋破碎不为，而改经学，又以经义亦害道，不为，而改求大儒为之师，求之师不偶，复归而求之有馀师。譬之于水，万折必东，不极不止，非大丈夫而能尔哉？然则先生之视势利为何如矣！性刚直，每面折人过，乡闾多畏惮不敢为非。盖其修身践言，所以率先人者深也。能豪饮，饮至数斗不乱。吟笔天成，辄出人意表。尝独行冥思，忽有所得，大笑，声振山谷。此皆奇气之所发见，而世莫测也。然则使先生而获遇于世，又当何如矣！家贫仅终伏腊，而赋佃租特宽，不择美恶燥湿辄概入，乡父老以此德之。桂发捧乡书，至欢以为积德之报，而不知此于先生未足窥毫末也。呜呼，士患为科举累，不志于道耳，而先生志于道矣。士志于道，患质弱不足于用耳，而先生有奇气矣。士有奇气，患脱略细行，与人或少恩耳，而先生于乡曲细弱尽情矣。然犹卒不一遇于世，此命也，于君何有而以得于外者为轻重哉？然亦安有积之厚者发不宏，而必于其身也哉？先生之先出比干。比干以谏死，其子坚避难长林山，因以林为氏。武王封坚清河，林放从祀先圣，封清河伯，盖袭坚之旧。如雍、如楚、如不狃，皆以名节见《春秋左氏传》，故春秋时林氏惟鲁为盛。其后林禄从晋元帝渡江，遂为江南人。禄十一世孙孝宝守泉州。又为闽人。唐僖宗乾符二年，有先辈公自闽擢进士第，与衙推公兄弟并兴，子孙蕃衍。故自唐以来，林氏又惟闽为盛。至昭宗朝，有光州之固始林氏随王潮兄弟王闽者，实在先辈公既显之后人，先生别族尔。先生之父讳晞颜。祖讳顺夫，尝以三舍法升上庠。曾祖讳团。先生生于某年某月，以端平元年十二月晦日夙兴盥颒，不疾而逝，年若干。淳祐元年十一月望，葬茶溪之南。娶陈氏。方窆葬时，陈氏犹在，诸孤不忍预死其亲，不并为陈氏祔穴。陈氏卒，又不忍穴先生墓傍，遂起义别葬。子男三人：宗旦、如坦，皆有文名；桂发，受业晦庵之门人信斋杨公复，以继先志，登丁未进士第，今以沿海制司干办公事秩满赴班。孙男四人：曰略、曰拓、曰抃、曰玉芝。玉芝入太学，桂发子也。孙女万全。先生多遗藁，庚子（阙）多不存，存者若干卷，藏于家。晚犹嗜《易》，积十年，精通卦义，滨死尚吟诵不辄，易箦置《易》床头。铭曰：

于戏！此艾隐先生林公之阡。艾隐贵不以爵，寿不以年；世有贵且寿于艾隐，未必如艾隐之家之能世其贤。然则方来者其可量耶，于斯乎可以观天。

嘉定甲申之岁，祖师许真君降于金陵，示陈忠孝之教，溥化众生，咸归正道。有王居士者感蒙圣教，罄舍家赀，创崇真道院于天庆观之西，奉安香火，迄今庙貌存焉。而岑奉师旨共阐玄风，忽值弟子邢道坚、梁道宁亦建勇悟道院于嘉会酒楼之北，为接待仙宾之地，雾辏云辑者众，何啻千馀。验其抱金石之志，怀饥渴之心者惟汪道冲、宋道升、赵道泰、赵道节、林守一、贾守澄、刘道益、孔守善而已，此数人者尝读西山传记，称颂祖师功德有日于兹。迩来宋道升捧所录《十二真君传》至，乞加订正，因以观之。见其词理重复，篇章混杂，使览者易生厌倦，深窃惜焉。岑乃校正事迹，分别章句，析为八十五化，化各著诗，又得邢道坚执卷待旨，始终如一，殆可嘉赏，岑愈喜之。诗成，有朱守中来，就命参详，庶无亥豕之讹、乌焉之舛。繇是祖师传王而无可疑议者矣，然则祖师之圣功道行至此愈若青天白日之昭明乎？既修饰道院，编集诗传，复得邢道坚募金镂梓，以衍其传，绵千载而罔极，岂斯传之期永哉，使邢、梁二士之嘉名同不泯尔。西山勇悟真人施岑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