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道，宁无经而合于经，不可执经而乱大义。非不知经，不知道也。道者经之本，皇帝之经效，而伯则其浅也。昔者圣人，其帝五帝也，其王三王也，未有五经之言，五经之效著矣，斯无经而合于经也。秦汉而下则执经而乱大义也，其弊皆起于不知经，与知之而不深，或知而入于异端也。汉四百年，可谓久矣。可称者文帝也，而黄老乱之；可称者宣帝也，而伯道杂之。其后若元帝，虽通经而泥于经，汉氏衰矣。此执经而乱大义也。章帝、成帝犹元帝也，故汉无可称，帝王之效何有哉！唐三百年，可谓久矣。太宗可称也而惑辞章，元宗可称也而惑庄老。文宗于唐犹元帝于汉也，肃宗、代宗犹文宗也，此执经而乱大义，帝王之效何有哉！故二代之弊，皆起于不知经，知之不深，而流入于异端也。呜呼，五帝三王虽无五经而有经之效，愚以此不为无经也。两汉之君虽务通经而无经之效，于经无益也，皇帝三王之道何自至哉？若夫晋、宋、隋、魏南北之君，一话一言，流入词章，两汉罪人也，惭德多矣。传曰：六经之文积案盈箱，俱是风云，文衰如此，何暇经乎？故宋明、梁武、宋文、周武、魏文、陈后帝、隋文帝，其名知经者，亦知章句也。洁静精微之于《易》，温柔敦厚之于《诗》，疏通知远之于《书》，经纪治乱于《礼》、于《乐》、于《春秋》，可知而不知也。皇帝王之道，求之于此，斯妄也矣。呜呼，其父爱盗，其子必且行劫。彼时君执经而乱大义，其臣为章句之儒，何怪乎！虽然，公卿大夫则有矣，愚伤其不多，且伤其不用也。汉有贾谊，唐有陆贽，其言六经之效，非执经而乱大义也。故陆贽辩于谊，谊之术则王术也。传曰：「贾生言尧舜，陆贽言仁义」。非帝王之道，何自出哉？此相望孔孟，更驾合辙也。或曰：「孔子所尽心《春秋》、《易》也，孟子所长则《诗》、《书》也」。孔子千里问礼于周，学乐于弘，孔子于他经，岂容易哉？如以孔子尽心于一经，则行在《孝经》者，二经又非《孝经》之行矣，如此其安乎？若轲之长则无所不长也，而止云《诗》、《书》。彼轲长于譬喻，亦尽出于《诗》、《书》乎？此诸儒之说，执经而乱大义也，故失之诬，失之愚，失之贼。非圣人之经失也，解经者之失也。愚断之曰：执经而乱大义也，不知经者也。呜呼，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莫知谁所为。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是春秋末年。又「持满定倾，不为人客」等语，亦种、蠡所尊用也。其时固有师传，而汉初学者讲习尤著，贾谊、晁错以为经本，故司马迁谓读管氏书，详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齐整，此乃汉世行书。至成、哀间，向、歆论定群籍，古文日盛，学者虽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韩》由此稍绌矣。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齐桓、管仲相与谋议唯喏之辞。余每惜晋人集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设果传于世，浅识之士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随其才分，亦足与立，则管仲所亲尝经纪者，岂不为之标指哉？惟夫山林处士妄意窥测，借以自名，王术始变。而后世信之，转相疏剔，幽蹊曲径，遂与道绝，而此书方为申、韩之先驱，鞅、斯之初觉，民罹其祸，而不蒙其福也，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