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于县北六十里翁同之山。后潞徙于西山之下，阳公又迁居焉，而受玉田之赐。情不好宝，玉田自去。今犹谓之玉田阳（《水经·鲍丘水注》引《阳氏谱叙》，言翁伯是周景王之孙，食采阳樊。春秋之末，爰宅无终，因阳樊而易氏焉。爱人博施，天祚玉田，其碑文云。）。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颓祸心，施于叔带。惠、襄辟难，越去王都，则有晋、郑咸黜不端，以绥定王家。则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髭王，亦克能修其职，诸侯服享，二世共职。王室其有间王位，诸侯不图，而受其乱灾。至于灵王，生而有髭。王甚神圣，无恶于诸侯。灵王、景王，克终其世。今王室乱，单旗、刘狄，剥乱天下，壹行不若，谓“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谁敢讨之”！帅群不吊之人，以行乱于王室。侵欲无厌，规求无度，贯渎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齐盟，傲很威仪，矫诬先王。晋为不道，是摄是赞，思肆其罔极。兹不谷震荡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奖顺天法，无助狡猾，以从先王之命，毋速天罚，赦图不谷，则所愿也。敢尽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经，而诸侯实深图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适，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寿早夭即世，单、刘赞私立少，以间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图之（《左传》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王子朝使告于诸侯。）！

昔周景王不仪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圣制，既铸大钱，又作大钟，单穆公谏而弗听，泠州鸠对而弗从，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记焉，以为永鉴。然今之小人，好说秦、汉之奢靡以荡圣心，求取亡国不度之器，劳役费损，以伤德政，非所以兴礼乐之和，保神民之休也（《魏志·高堂隆传》。）。

侍中尚书令司空鲁公臣贾充、侍中尚书仆射奉车都尉大梁侯臣卢钦、尚书新沓伯臣山涛、尚书奉车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书剧阳子臣魏舒、司尚书堂阳子臣石鉴、尚书丰乐亭侯臣杜预稽首言：礼官参议博士张靖等议，以为「孝文权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隆，礼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陈逵等议，以为「三年之丧，人子所以自尽，故圣人制礼，自上达下。是以今制，将吏诸遭父母丧，皆假宁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风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于内，而衰服于外，非礼所为称情者也。宜其不除」。

臣钦、臣舒、臣预谨案靖、逵等议，各见所学之一端，未晓帝者居丧古今之通礼也。自上及下，尊卑贵贱，物有其宜。故礼有以多为贵者，有以少为贵者，有以高为贵者，有以下为贵者，唯其称也。不然，则本末不经，行之不远。天子之与群臣，虽不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实异，故礼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丧期无数」。《虞书》称「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其后无文。至周公曰，乃称「殷之高宗闇三年不言」。其传曰：「谅，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余岁，而子张疑之，以问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群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丧，既葬除丧而乐。晋叔向讥之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弗遂，宴乐已早，亦非礼也」。此皆天子丧事见于古文者也。称高宗不云服丧三年，而云谅闇三年，此释服心丧之文也。讥景王不讥其除丧，而讥其宴乐已早，明既葬应除，而违谅闇之节也。尧崩，舜谅闇三年，故称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丧，齐斩之制，菲杖绖带，当遂其服。既葬而除，谅闇以终之，三年无改父之道，故百官总己听于冢宰。丧服已除，故称不言之美，明不复寝苫枕土，以荒大政也。《礼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又云：「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又云：「无衰丧车皆无等。此通谓天子居丧，衣服之节同于凡人，心丧之礼终于三年，亦无服丧三年之文。然继体之君，犯多荒宁。自从废谅闇之制，至令高宗擅名于往代，子张致疑于当时，此乃贤圣所以为讥，非讥天子不以服终丧也。

秦燔书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汉祖草创，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终重服，旦夕哀临，经罹寒暑，禁塞嫁聚饮酒食肉，制不称情。是以孝文遣诏，敛毕便葬，葬毕制红示覃之除。虽不合高宗谅闇之遣，近于古典，故传之后嗣。于时预修陵庙，故敛葬得在浃辰之内，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无陵寝，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当时经学疏略，不师前圣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为节，合于古典，然不垂心谅闇，同讥前代。自泰始开元，陛下追尊谅闇之礼，慎终居笃，允臻古制，超绝于殷宗，天下歌德，诚非靖等所能原本也。

天子诸侯之礼，当以具矣。诸侯恶其害己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丧》一篇，戴圣之记杂错其间，亦难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万机之政至大，群臣之众至广，不同之于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庙，则因疏而除之。己不除则群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谅闇以终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从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丧，我王犹若此之笃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礼！此乃圣制移风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岂惟衰裳而已哉！

若如难者，更以权制自居，疑于屈伸厌降，欲以职事为断，则父在为母期，父卒三年，此以至亲屈于至尊之义也。出母之丧，以至亲为属，而长子不得有制，体尊之义，升降皆从，不敢独也。《礼》：诸子之职，掌国子之倅。国有事则帅国子而致之太子，惟所用之。《传》曰：「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不无事矣。《丧服》，母为长子，妻为夫，妾为主，皆三年。内宫之主，可谓无事？揆度汉制，孝文之丧，红示覃既毕，孝景即吉于末央，薄后、窦后必不得齐斩于别宫，此可知也。况皇太子配贰之至尊，与国为体，固宜远遵古礼，近同时制，屈除以宽诸下，协一代之成典。君子之于礼，有直而行，曲而报；有经而等，有顺而去之，存诸内而已。礼云非玉帛之谓，丧云唯衰麻之谓乎？此既臣等所谓经制大义，且即实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蒸蒸，发于自然，号咷之慕，匍匐殡宫，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徬徨寝殿。若不变从谅闇，则东宫臣仆，义不释服。此为永福官属，当独衰麻从事，出入殿省，亦难以继。今将吏虽蒙同二十五月之事宁，至于大臣，亦夺其制。昔翟方进自以身为汉相，居丧三十六日，不敢逾国典，而况于皇太子？臣等以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谅闇终制（《晋书·礼志中》，又略见《通典》八十，又八十二）。

传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此谓天子绝期，唯有三年丧也。非谓居丧衰服三年，与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丧，而叔向称有三年之丧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丧三年，而去谅闇三年，此释服心丧之文也。叔向不高景王除丧，而讥其燕乐已早，明既葬应除，而违谅闇之节也。《春秋》，晋侯享诸侯，子产相郑伯，时简公未葬，请免丧以听命，群子谓之得礼。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传》曰「吊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谅闇之证，先儒旧说，往往亦见，学者未之思耳。《丧服》，诸侯为天子亦斩衰，岂可谓终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群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诸；下推将军，恐百世之王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势不得，故知圣人不虚设不行之制。仲尼曰：「礼所损益虽百世可知。此之谓也（《晋书·礼志中》。于是尚书仆射卢钦、尚书魏舒问预证据所依，预云云。于是钦、舒遂命预造议奏。）。

自古帝王相承，虽世及有异，而受重同礼，礼王侯尊殊，得臣诸父兄弟，故以僖嗣闵，左氏谓之逆祀，虽代变时殊，质文不同，至于受重尊祖敬宗，其义一也。书称遏密谅闇之事，或以缞麻卒礼，或以心丧终制，故周景王有后嫡子之丧，既葬除服而宴乐，叔向曰：王宴乐已早，二年正会，不宜作乐（《通典》一百四十七）。

周景王有后嫡子之丧，既葬除服而宴乐，叔向犹讥之。今宜不悬。周礼，有忧则弛悬。今天子蒙尘，摄王不宜作乐，但先人血祀，不可废耳。鲁庄公主已入庙，闵公二年吉禘，犹曰未可以吉，是不系于入庙也。谓不宜设乐（《通典》一百四十七，符问，章皇后虽哀限未终后主已入庙，当作乐不博士徐虔议，案，穆章何后崩于元兴三年，时桓玄挟帝西上，武陵王遵承制，故云摄王也。）。

案律吕，京马郑蔡，至蕤宾，并上生大吕，而班固律历志，至蕤宾，仍以次下生。若从班义，夹钟唯长三寸七分有奇，律若过促，则夹钟之声成一调。中吕复去调半，是过于无调，仲春孟夏，正相长养，其气舒缓，不容短促，求声索实，班义为乖。郑玄又以阴阳六位，次第相生。若如玄义，阴阳相逐，生者止是升阳，其降阳复将何寄？就筮数而论，乾主甲壬而左行，坤主乙癸而右行，故阴阳得有升降之义。阴阳从行者，真性也。六位升降者，象数也。今郑乃执象数以配真性，故言比而理穷，云九六相生，了不释十二气所以相通。郑之不思，亦已明矣。案京房六十，准依法推，乃自无差，但律吕所得。或五或六，此一不例也。而分焉上生，乃复迟内上生盛变，仍复上生分居，此二不例也。房妙尽阴阳，其当有以，若非深理难求，便是传者不习，比敕详求，莫能辨正，聊以馀日，试推其旨，参校旧器，及右夹钟玉律，更制新尺，以证分豪，制为四器，名之为通。四器弦间九尺，临岳高一寸二分，黄钟之弦二百七十，丝长九尺，以次三分损益其一，以生十二律之弦，丝数及弦长，各以律本所建之月，五行生王终始之音，相次之理，为其名义，名之为通。通施三弦，传推月气，悉无差舛，即以夹钟王律命之，则还相中。又制为十二笛，以写通声，其夹钟笛十二调，以饮玉律，又不差异，山谦之记云，殿前三钟，悉是周景王所铸无射也。遣乐官以今无射新笛饮，不相中，以夷则笛饮，则声韵合和。端门外钟，亦案其铭题定皆夷则，其西厢一钟，天监中移度东，以今笛饮，乃中南吕，验其镌刻，乃是太蔟，则下今笛二调，重敕太乐丞斯宣达，令更推校。钟定有凿处，表里皆然，借访旧识，乃是宋泰始中使张永凿之，去铜既多，故其调啴下，以推求钟律，便可得而见也。宋武平中原，使将军陈倾致三钟，小大中各一，则今之太极殿前二钟，端门外一钟是也。案西钟铭，则云清庙撞钟，秦无清庙，此周制明矣。又一铭云，太蔟钟徵，则林钟宫所施也。京房推用，似有由也。检题既无秦汉年代，直云夷则大蔟，则非秦汉明矣。古人性质，故作僮仆字，则题而言，弥验非近。且夫验声改政，则五音六律，非可差舛，工守其音，儒执其文，历年永久，隔而不通，无论乐奏，求之多缺，假使具存，亦不可用。周颂汉歌，各叙功德，岂容复施后王，以滥名实？今率详论，以言所见，并诏百司，以求厥中。

祖冲之所传铜尺，其铭曰，晋泰始十年。中书考古器，揆校今尺，长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铜望臬，四曰金错望臬，五曰铜斛，六曰古钱，七曰建武铜尺。姑洗微强，西京临臬微弱，其馀与此尺同，此尺者，勖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雷次宗何胤之二人作钟律图，所载荀勖校量古尺文，与此铭同。

主衣，从上相承，有周时铜尺一枚，古玉律八枚，检主衣周尺，东昏用为章信，尺不复存。玉律一口，萧馀定七枚，夹钟有昔题刻，乃制为尺，以相参验，取细毫中黍，积次训定今尺最为详密，长祖冲之尺校半分，以新尺制为四器，名为通。又依新尺为笛，以命古钟，案刻夷则，以笛命饮和韵夷则，定合。

宋武平中原，送浑天仪土圭，云是张衡所作。验浑仪铭题是光初四年铸，土圭是光初八年作，并是刘曜所制，非张衡也（已上四条，并见《隋书·律历志》上。）。

《道德经序》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丁卯下为周师，无极元年癸丑去周度关」。

臣笑曰：古先帝王，立年无号，至汉武帝，创起建元，后王因这，遂至今日。上皇孟浪，可笑之深。又《文始传》云：「老子从三皇已来，代代为国师化胡」。又云：「汤时为锡寿子，周初为郭叔子」。既为国师，应传典籍，何为不述？但列伊尹、傅说、吕望、康邵之人乎？而传说者唯注老子为柱下史，道家注为周师，便是俗官，如何史传不说？又上皇元年岁在丁卯，计姬五一代七百余年，未闻上皇之号。检诸史传，皆云老子以景王时度关。鲁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即周敬王时。敬王即景王之子。景王即幽王之后一十余世。此则孔老同时。而《化胡经》乃云幽王之日度关，不闻更返。何得与孔子相见乎？《化胡》又云为周柱史七百年。计周初至幽王，止有三百余年，何得妄作？然上皇之年，道门诡号。故灵宝云：我于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其时人寿万八千岁，如何超取半劫前号，将来近世用乎？一何可笑！且上皇无极，并是无识穿凿。作者欲神其术，仍以年号加日，冀有信者从之。又云代代为国师。葛洪《神仙序》中具说，前圣人既出，匡救为先。而夏桀陵虐，涂炭生民，成汤武丁，思贤若渴。老子何以贤君不辅，虐政不师，修身养性，自守而已？期颐将及，自知死至，潜行西度，独为尹说，直令读诵，不劝授人。身死关中，坟陇见在，秦佚吊之，三号而出。究前传经，后人妄论。虽曰尊崇，翻成辱道。

周礼大司乐职云。诸侯薨。令去乐。大臣死。令弛悬。郑注云。去谓藏之。弛谓释下也。是知哀轻者则释。哀重者则藏。又按庾蔚之礼论云。晋元后秋崩。武帝咸宁元年享万国。不设乐。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丧制未终。司徒左长史江统议。二年正会不宜作乐。又章皇后哀限未终。后主已入庙。博士徐乾议曰。周景王有后嫡子之丧。既葬除服。叔向犹议其宴。今不宜悬。宋书礼志云。晋武帝已来。国有大丧。废乐三年。又按江都集礼说。晋博士孔恢。朝廷遏密。悬而不作。恢以为宜都去悬。设乐为作。不作则不宜悬。孟献子禫。悬而不乐。自是应作耳。故夫子曰。献子加于人一等矣。非谓不应作而犹悬也。国丧尚近。谓金石不可陈于庭。又徐广晋史曰。闻乐不怡。故申情于遏密。谅闇夺服。虑政事之荒废。是故秉权通以变常。量轻重以降差。臣以周礼去乐之文。宋志终丧之證。徐广之论宁戚。孔恢之说禫悬。理既可凭。事又故实。伏请三年未毕。都不设悬。如有齐衰丧。及遇大臣薨殁。则量轻重。悬而不作。

伍相公员也。庙在澧江之渚。自为寇之扰。为兵火所焚。为野火所燎。为风雨所坏。为江浪所侵。垂二十年。向为墟矣。虽有钟山蒋侯之验。其神亦无所依止。澧守欲重建庙宇。里人曰不可。员楚之仇也。鞭我死君。其过也甚。又曰。员孝于父者。其庙废之则无以旌其孝。建之则无以劝其忠。太守不决。一日问余。愚曰。太守不知伍员非不忠于君者。楚平王非员之君也。书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楚之君即非天子也。当平王之时。君上乃周景王也。楚子实天子之臣。员即楚之陪臣。吴楚之君乃五等封。以其国迫近蛮夷。地虽广。不得为侯伯而为子男。故仲尼修春秋。吴越楚虽大而不称王。止称吴子越子楚子而已。王乃彼之自僭。则欺天。欺天则安得其下不逆。夫覆载之内。天子为君上。固不可异二。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斧钺然后杀。楚之诸子。观兵灭国。无代无之。子胥周之臣也。君在上。不欺天者忠也。复父仇者孝也。忠孝既备。安得无馨香之祀乎。

按唐德宗皇后王氏崩，太常博士徐乾议：周景王有后之丧，既葬除服。准礼七月而葬，帝得以七日除服（又按《春秋左氏传》）。

臣伏见阴阳尅择官状申：皇子故鄂王大殓破服，并取今月十四日。又伏见每年正月五日，紫宸殿开宴管领契丹贺正人使。切恐有司循故事申举，以戎使为重，依例作乐开宴。臣身为礼官，故敢先事言之。切以故鄂王虽在襁褓，是为无服之殇，其如已赐爵命，当同成人之例。父子天性，岂能无戚？今日服之，而明日宴乐，情何以安？且臣寮之家遭此丧，尚当给假，况万乘之主，因戎狄之使，不得申其私恩，深可痛也。臣以为若不得已，宣召与礼食，而彻去声乐，亲遣大臣告谕戎使，以皇帝有嗣续之痛，故罢去声乐，非有轻重于北朝也。戎狄虽同禽兽，不敢以此为恨。昔周景王以子丧既葬而与宴，《春秋》讥之，以为失礼。古者卿佐之丧，虽在祭祀，尚犹废乐，况其亲父子乎？臣不胜区区之至。

编钟磬之数，自来未有定制。今若止用十二，其声已具于律吕，其变已全于七均，颇合天然造化之法。臣考详旧典，今编钟十六枚者，案《周礼·小胥》：「正乐县之位，凡县钟磬，半为堵，全为肆」。郑康成注云：「钟磬者，编县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虚，谓之堵。钟一堵，磬一堵，谓之肆」。疏引左氏义云：「舞羽者，天子用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以八为数。乐县之法，取数于此，又倍之为十六。是以《淮南子》亦云『乐生于风』。亦是取数于八风之义」。臣今详用八用六之文，乃直言舞数之法，非钟律之义也。必若以钟体于舞数，则天子用八，倍之，十六可也；诸侯用六，倍之，十二可也；大夫用四，倍之为八；士用二，倍之为四。则彼八钟四钟，堪考击而调曲，非法也，此则前贤未达钟律之旨耳。夫十二月律，与八风相均等，凡一律之法，具三十日，一风之法，具四十五日，八风十二律，各具三百六十之数。风律相周，是故正北之风，则叶黄钟之律；东北之风，则叶大吕太簇之律；正东之风，则叶夹钟之律；东南之风，则叶姑洗仲吕之律；正南之风，则叶蕤宾之律；西南之风，则叶林钟夷则之律；正西之风，则叶南吕之律；西北之风，则叶无射应钟之律。故八风之法，周于十有二律，岂可以八律之数而行八风之气哉！夫自黄钟右旋，至于林钟，则是八钟者，但是五风之半，实非八风之象也。夫十六钟之设，盖由出于武琴者也。且舜琴五弦之法以饮钟律，则具七音、六律、十二钟之用。若文琴六弦之法以饮钟旋律，则具九音、七律、十四钟之用。又以武琴七弦之法以饮钟律，则具十音、八律、十六钟之用也。然十二钟之用，其馀四钟，皆是清声，非中声，乃郑卫之乐也。本以武琴七弦以为之法，但加靡靡之音，而无雅正之节，皆假清钟以成焦杀之曲。若或去彼四清之钟，则哀思邪僻之声，无由而起也。是故古之大乐，明言五降之后不容弹矣。此则正谓大乐之法，止用十二中声而已。古之郑卫之乐，亦用歌钟，今胡部中方响十六，乃是郑卫编县之数，然而方响之用十六数者，亦有所为也。夫胡部之有筚篥，相传目之为梁柱，此言筚篥之声，于胡部管色之中得其实，不可增减其声，是故谓之梁柱。其曲法用十字，已极尽人手指之力，过此，不可能也。以此十字能应响方十六声中，若方响中去其清声四版，筚篥中去其五六二字，则胡部调曲不可成矣。而于大乐都无所妨，则知清声四钟，大乐本自不用，而郑卫之声无此不可也。今于编县之内，但当十二中声去四清钟，于是则无所害。又古有编县十九枚者，案《周礼》钟县疏引服虔注云：「六律七音，七律为七器音，十二月十二辰，加七律之中，则十九钟」。臣今详服虔所说，甚为迂阔，此但术数之家积闰，即于大乐，都无所谓。又古有编县十二枚，及二十一枚者。案《后汉志》云：「汉成帝时，犍为人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汉以为瑞。复以依礼图编县十六」。正始中，徐州薛城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县之器，而云太乐所用，钟磬各一县十四。《隋书·音乐志》引后周故事，县钟磬法：七正七倍，合为十四。盖准变宫、变徵，凡为七声，有正有倍，而为十四也。又引《尚书大传》七始，注云：「谓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蕤宾也」。然据一均变也，宫商角徵羽为正，变宫变徵为和，加倍，有十四焉。又梁武帝加以浊，倍三七二十一而同为一架，虽取繁会，声不合。臣今详之，十四之磬，乃是文琴之法，后之相传，若言七正倍于钟律中，事法乖戾，亦与八面取义不殊。其二十一县，则尤无意旨也。又古有编钟二十四枚者，案《唐书·志》云：「古制，雅乐宫县编钟十六口，近代用二十四口，正声十二，倍声十二」。今详二十四钟，其清声十二，不是中声，神瞽昔所不用，竹管不能谐之。其声一例皆右，非合法之器也。又古有编悬十二枚者，案《乐府杂录》云：「雅乐部十二律钟，依月律排之，每面石磬各一架，每架各编钟十二，亦中律吕」。臣今详编钟十二，律吕具备，可为不易之法。今引正经四义證之。一者，《周礼》云：「凡为乐器，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以十二声为之齐量」。此一义也。二者，《左氏传》：「晏子云：为七音六律，以奉五声，夫七音六律出于十二钟，若用十六钟，则九音八律矣」。此二也。三者，《左氏传》：「吴季子观乐于鲁，美韶乐曰：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夫言五声和者，则舜琴五弦，七音六律十二管之义也，夫五弦之中，自具七音，数用十二管，五声各一，盖无偏重之音，如此，则五声和矣。若武琴七弦，则是九音八律十六管之义，宫商变宫三位重复，如此，则是五声不合矣。又，夫八风平者，亦是舜琴五弦之义也，五弦之中，既具十二管，则与八风自相均等，此八风平也。若武琴七弦，当具十六管，则有十一风，正北、东北、正东之风偏重，此乃八风不平者矣。又，夫节有度者，唯止七音而为节也。守有序者，唯止八风而为序也。若遇七音八风，则是无节守也。四者，《国语》云：「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州鸠。对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其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此景王将铸无射倍声，伶州鸠患其过多，故言成于十二，天之道。夫言律所以立均出度者，此言月律十二，而为均度之法，不可增减者也。又，夫考其中声量之以制者，谓除去减倍之声，唯存正中之声也。夫黄钟之律，凡九十黍，自九十一黍已上，皆属三倍黄钟之法，四十五黍已下，皆属三减黄钟之法，唯自四十六黍已上，至九十黍，已为中声，其自具十二律，故曰考其中声，量之以制者也。又，夫度律均钟者，谓以十二律之声均调十二钟者也。又，夫百官轨仪者，此言乐为天子之职，但贵其钟律谐和，使人闻之，欣然而感，不知手舞足蹈，而官设法立制，发号施令，民亦悦随，如闻钟律之和，是故谓之百官轨仪。此乃三皇五帝至治之盛也。又，夫纪之以三者，谓度量衡法纪其声律而成钟也。平之以六者，此言造钟之法，不可过于六律，则得和平之理也。成于十二者，此六律之变，极于十二之数，不可越也。又，夫天之道者，此言天然造化之法，必以十二而为体也（《太常因革礼》卷一八。又见《宋会要辑稿》乐一之六。第一册第二八二页）。

嘉祐六年七月，诏修礼书。十月，诏古谥法有不可用者，以属修书之吏，臣洵实典其事。按始论谥者起于今文《周书·谥法》之篇，今文既以鄙野不传，其《谥法》之上篇独存，又简略不备。诸儒所传又有《周公》、《春秋》、《广谥》、沈约、贺琛、扈蒙六家之书。《周公》、《春秋》为名尤古，然条贯尤为杂乱而不精，《广谥》又疏略而不尽。独沈约、贺琛纪纲粗备，然琛好加以己意，务为多而无穷。扈蒙最后出，酌取诸家，简而不精。六书之中，稍近古而可据者，莫如沈约。然亦非古之《谥法》，约言之详矣。其最旧者见于《世本》、《大戴礼》，而约之时已不见于其书，约徒得刘熙《乘奥》之所增广（今隋唐《志》作《帝王本纪》，《隋书》又作《来奥》，未知孰是。）。与《广谥》以为据依，不闻有所谓《周公》、《春秋》者也。琛又因约，而加之以其意。今《周公》、《春秋》之法，往往反取琛之新法而载之其书。至王彦威、苏冕之书，因前人之法，附世人之谥，非有他也。贾山有言：「古者圣王作谥，不过三四十字」。而蔡邕《独断》所载，亦不过四十有六。臣受诏之三年二月，而《谥法》乃定，凡一百六十有八（沈约为《谥例》，记周以来帝王公卿之谥，至宋而止。王彦威继之，至唐而止。）。贺琛之法有君谥、臣谥、妇人谥，离而为三，今取而合之。妇人有谥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谥自东汉之隐者始，宦者有谥自东汉之孙程始，蛮夷有谥自东汉之莎车始。自《周公》以来，籍而记之，为三十五卷。善者可以劝，恶者可以惧，善恶之失当者可以长叹息也。

说曰：人孰无听？有蔽而不聪者矣，有听而不明者矣，有不审其始而惑乎其终者矣。夫如是，奚愈乎无听？两豆塞耳，不闻雷霆之声，非病也，人知去塞而求闻，听斯聪矣。奸声奏则不愿雅颂之音，谀言入则不受谏诤之忠，且人不知其为病，是以君子慎之。故曰，有蔽而不聪者矣。《诗》曰：「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此之谓也。君子知一己不足极天下之智，必勤于兼听，悦于多闻。然而不善善而受，不恶恶以辞，或以妄动为直，或以肤愬为忠，而乐告善道者亦怠矣。故曰，有听而不明者矣。《诗》曰：「谋臧则违，不臧覆用」。此之谓也。君子之听，必审其所从断，而不眩其用，故能智裕而善博，德明而功成。有兼听之心而无兼听之材，愿好问之誉而无好问之实。一人告之则推而往，一人沮之则柅而止。此听者之大患也。故曰，有不审其始而惑乎其终者矣。《诗》曰：「如彼筑室于道谋，是用不溃于成」。此之谓也。是以君子知其然，内有明哲之师、恭肃之佐以谋猷弼谐，论思之臣、谏诤之官以补察献替；外则有慈惠之长、廉刺之吏以敷纳其治；下至于百执事，各以其职，无不听也。而犹患其未也，朝有敢谏之鼓，涂有进善之旌；士议于学，农歌于野，工托以艺，商致以货；下至乎矇瞽癃残之人，或讽或诵，无不听也。古之人既听之，又审之，卒庸之，又终之，故人君立于无过之地，而天下无壅蔽暴乱之政，善听之道备矣。必亡之世，其听先亡；必乱之国，其听先乱。周景王监谤，犹婴儿之啼，恶而掩其口，非保子之道也。秦亡于耦语之禁，汉兴不用诽谤之律，是已然之效也，可不慎与？天下之治，有善言，无善听，有善听，无善言，其祸一也；言善，听善，无善行，其祸亦一也。善言不必善士，故《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孔子亦曰：「不以人废言」。天下之士，常多取于言者，又不间乎狂夫仄陋，是以天下之事不患无善言，常患无善听；既患无善听，又患无善行。天下有不患者一，而可患者二，故致治常少，致乱常多。噫，其可忽乎？今夫发言盈庭，不简之言满天下，故天下之事，未尝有不听言之蔽，而常有听言之失。姑息之言入，而稔姑息之恩；茍简之言入，而安茍简之政；夸诞之言入，而隆夸诞之尚，非朝廷听察之得也。近言不可以谋远，疑言不可以虑断，鄙言不可以商恩，屡言不可以谋约。哲王留神于万事，而归补于一听，不可不知也。知听不如知言，知言不如知治，明主知治而天下治，其听无有失矣。臣愚不佞，故为《听说》。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劄子奏：臣近准钤辖教坊所关到撰《秋燕致语》等文字。臣谨按《春秋左氏传》，昭公九年，晋荀盈如齐，卒于戏阳，殡于绛，未葬，晋平公饮酒乐，膳宰屠蒯趋入，酌以饮工，曰：「汝为君耳，将司聪也。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彻燕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汝弗闻而乐，是不聪也」。公说，彻乐。又按昭公十五年，晋荀跞如周葬穆后，既葬除丧，周景王以宾燕，叔向讥之，谓之乐忧。夫晋平公之于荀盈，盖无服也。周景王之于穆后，盖期丧也。无服者未葬而乐，屠蒯讥之。期丧者已葬而燕，叔向讥之。书之史册，至今以为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殡，为罢春燕，传之天下，至今以为宜。今魏王之丧，未及卒哭，而礼部、太常寺皆以谓天子绝期，不妨燕乐，臣窃非之。若绝期可以燕乐，则《春秋》何为讥晋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亲，孰与「卿佐」？远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轻重亦有间矣。魏王之葬，既以阴阳拘忌，别择年月，则当准礼以诸侯五月为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为未葬之月，不当燕乐，不可以权宜郊殡便同已葬也。臣窃意皇帝陛下笃于仁孝，必罢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挥，缘上件教坊致语等文字，准令合于燕前一月进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详酌。如以为当罢，只乞自皇帝陛下圣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备侍从，叨陪讲读，不欲使人以丝毫议及圣明，故不敢不奏。取进止。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也。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枹止响腾，馀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鸣，何哉？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仞，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臣谨对曰：臣不佞，陛下过听，策臣于庭，使得竭愚衷以奉大对。臣性狂愚，不识忌讳，伏读陛下制策，凡所以问臣之事数十条者，臣已详闻之矣。然臣内省愚诚，欲先以闻，而后答陛下之所问。伏惟陛下承先帝之业，即位以来三十馀年，四方乂安，陛下守此太平之成基，平日无事，端居静虑，亦尝有忧于此乎？无忧于此乎？陛下策臣曰：「朕承祖宗之大统，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烛于理」。又曰：「志勤道远，治不加进，夙兴夜寐，于兹三纪」。此陛下忧惧之言也，然臣以谓陛下未有忧惧之诚耳！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羌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当此之时，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而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而不复思者二十年矣。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陛下失所忧矣。故愿陛下虽天下无事，而不忘忧惧之心。陛下诚能用臣此言，则凡所以问臣者，臣虽不言，可得而举也。茍未能用臣此言，则凡所以问臣者，臣虽言之无益也。制策曰：「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阙政尚多，和气或盭」。陛下思虑至此，此则圣人之用心也。臣请为陛下推其本原，而极言其故。臣闻之《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昔者夏之衰也有太康，商之微也有祖甲，周之败也有穆王，汉之卑也有成帝，唐之乱也有穆宗、恭宗，此六帝王者，皆以天下之治安，朝夕不戒，沈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罢，早寝晏起。大臣不得尽言，小臣不得极谏。左右前后惟妇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妇言是听。谒行于内，势横于外，心荒气乱，邪僻而无所主。赏罚失次，万事无纪，以至于天下大乱，而其心不知也。是以三代之季，诗人疾而悲伤之曰：「匪教匪戒，时惟妇寺」。「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又曰：「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赫赫宗周，褒姒灭之」。盖伤其不可告教而至于败也。臣疏贱之臣，窃闻之道路：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夫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其所以召乱之由，陛下已知之矣。久而不正，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将为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将为请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妇人之情，无有厌足，迭相誇尚，争为侈靡。赐予不足以自给，则不惮于受赂贿。赂贿既至，则不惮于私谒。私竭既行，则内外将乱。陛下无谓好色于内而不害外事也。且臣闻之，欲极必厌，乐极必反。方其极甚之时，一陷于其中而不能以自出，然及其觉悟之后，未始不以自悔也。陛下何不试于清闲之时，上思宗庙社稷之可忧，内思疾疚病恙之可恶，下思庶人百姓之可畏，则夫嫔御满前，适足以为陛下忧，而未足以为陛下乐也。伏惟圣心未之思焉，是以迟迟而不去。《诗》云：「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方今承祖宗之基，四方无虞，法令修明，百官缮完，而陛下奈何先自拨其本哉？臣恐如此，德教日以陵迟，阙政将至于败，戾气将至于灾而不可救也。制策曰：「田野虽辟，民多无聊。边境虽安，兵不可撤。利入已浚，浮费弥广」。臣以为地有所未辟，是以民不得安其生。边境虽安，而非诚安，是以兵不得彻其备。浮费日广，是以利入浚而不能休。何者？自京以西，近自许、郑，而远至唐、邓，凡数千里，列郡数十，土皆膏腴，古之赋输太半多出于此。自两汉以来，名臣贤守，所以为民兴利除害，沟洫畎浍之迹，往往犹在。而荆棘成林，无尺寸之耕，狐狸豺狼之所嗥，而逃兵罢士之所窜伏。陛下所使守此地者，终无一人为陛下深思极虑，招来流亡以垦化其地。贤才良士，以为此僻远之处，而不肯往。陛下何不使大臣举人而守之，亲召而勉励其志，属以此事，而亦以此为殿最之课。不及十年，此将皆为天下之沃壤。臣故曰：地有所未辟，是以民不得安其生也。臣又闻古之制边备者，外有亭障，内有屯兵。亭障欲繁，屯兵欲简。繁则耳目明，简则气势合。今者边境之患，患在亭障之地而皆屯兵以待寇至。屯兵之处，兵分力弱，而不足以备御。夫屯兵于亭障之地者，兵必不能甚多也。兵不能甚多，则寇至必不能抗，而徒弃甲兵于无用。此拙守者之计也。然今之人又患夫屯之不密，而岁益增焉。小屯不满百人，大屯不过数百。城垒之广狭，弱弓乏矢可以越而过者，往往是也。然而前守之所成，后守不敢彻。非不知彻也，恐后之有败事，而以是为过也。兵法曰：「善攻者，敌不知所守；善守者，敌不知所攻」。夫敌不知所攻，非连臂而守之也。虽连臂而守之，敌尚可得攻而绝也。古之善守者，置兵于要害之地，则敌人不敢过而为盗。何者？畏吾之乘其背也。过人之城而又遇城焉，则腹背而受敌，此用兵之深忌也。今国家不料敌之不敢过吾城以深入吾地，而惧敌之敢入深也。夫敌之过吾城以深入吾地，是吾利也，而又何患乎？臣故欲收诸小屯无益之兵，而聚之大屯。诸故小屯皆废以为亭障，严斥候，谨烽燧，以为大屯之耳目。置大屯于要害之地，以形制戎狄。高城深池，精为守备，使可以对敌逾月而不陷。制为诸屯，使其相去之远近，可以轻兵十日而相救。臣读古兵书、《战国策》，未尝见有敌人敢越大城深入而为寇者。臣故曰：边境虽安，而非诚安，是以兵不得彻其备也。臣又闻人君之于天下，本非有情爱相属如父子兄弟之亲也。上以其势临下，则下以其势奉上。二者相持而行，不相悦则解，不相合则叛。譬如草木之于地也，托之而生，判然二物也。有根而绸缪之，交横相入，而至于不可拔。及其不相入也，木槁于上而根不下属，地确于下而气不上接。一夫之力可拔而取也，飘风暴雨可披而离也。是以古之圣人于其无事之时，必深结百姓之心，使之欢忻交通，分义积厚，而不忍相弃于缓急之际。昔汉之文、景，优裕天下，时使薄赋敛，宽田租，宥罪戾。当此之时，虽天下和平，犹未见其利，及至末世，贼臣窃命，国统已绝，而天下之心犹依依不忍离汉者，徒以文、景之所以爱之者深而不可忘也。国家自祖宗以来，至于陛下，四世矣，陛下所以深结于民者何也？民之所好者生也，所惜者财也。陛下择吏不精，百姓受害于下无所告诉，则是陛下未得以生结民也。陛下赋敛烦重，百姓日以贫困，衣不盖体，则是陛下未得以财结民也。吏之不仁，尚可以为吏之过，赋敛之不仁，谁当任其咎？且陛下凡所以用财者果何事乎？上有官吏之俸，下有士卒之廪，外有夷狄之赂，此三者，陛下未得省之之术，臣亦未敢以为言也。臣独怪陛下内有宫中赐予玩好无极之费，此何为者也？凡今百姓所为，一物已上，莫不有税。茶盐酒铁关市之征，古之所无者，莫不并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宫中无益之用，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无有。司会不敢争，大臣不敢谏，执契持敕，迅若兵火。陛下外有北狄、西戎，岁邀金缯，而又内自为一阱，以耗其所遗馀，臣恐陛下以此获谤，而民心之不归也。故臣愿陛下日夜自损，以砺左右，痛为节俭，以宽百姓。捐锦绣，弃金玉，以质素为贵。赋税之人，独以供不得已之费。使天下知戴陛下之德，一旦有缓急，则民尚可以使之无叛。臣故曰：浮费日广，是以利入浚而不能止者，此之谓也。制策曰：「军冗而未练，官冗而未澄」。夫军冗未练，则为无兵。官冗未澄，则为无吏。古者民多则兵众，兵众则国强。今兵众而至于以为冗者，则是不耕而食之过也。然而屯田之利，是当今之至计也。然而屯田之不用，则亦有说。有兵而不可使耕，一也。天下须兵之地无官田，而闲田之乡不须兵。此二患者，臣尝虑之，盖亦以为无难也。有兵而不可使耕，臣亦不敢强使也。计今天下之兵，一岁死亡几何，而以其数募民为兵且屯田，民自将有应此选者。则今不耕之兵，十数岁之后，其存者将有几？此非屯田之所当畏者一也。天下郡县未尝无官田，郡县之无官田者，尝有之而官鬻之也。籍没之田，岁岁不绝，举而积之，而田皆在官矣。闲田之乡，不过京师之西，虽差远于京畿，然而车驰卒奔，可以不过旬日而至，有欲用之，可以缓急而召。虽禁卫之兵，亦可以循汉之故，发郡县之兵充之，期年而一易。京师可独置天子腹心之军数万人，以制四方之客军，使之独得不耕而食，如周之环人，汉之羽林、佽飞之类。此又非屯田之所当畏者二也。如此而兵冗之弊可以去矣。臣又闻方今用人之弊有二：吏多也，吏杂也。吏多之弊轻，吏杂之弊重。吏多而不杂，则贤不肖犹有辨也。多而不免于杂，既费廪禄，又不得贤也。费廪禄则国贫，不得贤则事不举。均之二弊，事不举者，所当先治也。如臣之意，且可使审官、铨曹、密院、三班分别天下之官，其事之为天下之要，而其地之为一方之急者，别之以为一等。而使诸道之职司，各第其吏之廉明善事最异者，而上之于审官、铨曹、密院、三班，而审官、铨曹、密院、三班即任之以此。至于其馀不急之官，则又为一等。使碌碌之吏，以今先后之法占之。此法既行，要以世之庸吏必将群议而聚怨。然臣以为圣人之为天下，不惮人之有怨心，而问其怨之当否。今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下之人持上太过。上以其法御下，而下反以法攻上之失。是以在上者不敢有所兴利除害，而惟法之听。法者，上之所当用耳，而岂亦使天下之人以绳上哉？此太甚也！臣读《后魏书》，观其始时，天下用兵，武夫悍卒皆得为吏。而当此之时，吏道不杂。何者？其所用者皆贤，而不贤者未尝用也。及其后世，患夫不用者之多怨也，是以崔亮从而更之，不问士之贤愚，而专以停解日月为断。沈滞者皆称其能，而魏之失人自是而始。故臣欲分而别之，以为贤不肖之辨。如此而官冗之弊可除矣。陛下兴庠序于久亡，悼礼乐之未备，思继可封之俗，欲隆偕让之节，而讼未息，刑未措。深求其故，归咎在位，以为教化不足，而法律有馀。是以民不知避，吏不知惧，咨嗟怨讟并兴而不止，思所以治之不得其道。臣闻善治天下者，不必有美名，而有亹亹之实功。不善治天下者，其名不必不美，而其实空虚，无益于事。陛下自即位以来，登庸俊良，力兴美政，以教化天下者，于今凡几矣。庆历之中，劝农桑，兴学校。当此之时，天下以为三代之风可以渐复。然而学校既兴，农桑既劝，而天下之风俗卒何以异于庆历之始？今者，陛下又发德音，分遣使者，巡行天下，或以宽恤，或以减省，或以均税，名号纷纭而出。天下又皆翕然知陛下之欲速于为治也。然臣以为陛下惑于虚名，而未知为政之纲也。且陛下以为此数事者，足以致治耶？不足以致治耶？陛下设官置吏，其职亦有治此等事者耶？其未有耶？臣以为凡陛下之所以分裂海内以为郡县，其中上有守令，下有丞尉，大有会府，次有职司者，凡所以治此数事耳。今陛下欲宽恤百姓，以至于特命使者，则是此等常为暴也；陛下欲减省、均税，以至于特命使者，则是此等皆不可使也。臣观陛下之意，不过欲使史官书之以邀美名于后世耳。故臣以为此陛下惑于虚名也。今夫诸道之职司，是天下之纲；虽然，尚非陛下之所当择。陛下当择宰相，而宰相当择职司耳。天下诸道，凡十有七。一道之职司，少者三人，而多者不过四人。均之十七道者，其替换迭代，不过四五十人也。以士大夫之多，择四五十人而用之，宜其甚足。今乃不择贤否而任之，至于有事则更命使者。故臣以为陛下未知为政之纲也。夫纲虽大不知举，而何教化之能兴？故臣愿陛下兴教化自择职司始，而天下可以渐治矣。陛下戒慎天灾，震惧日食、淫雨、暖气、江河之失度，而思闻告戒消伏之理，推刘向之传，考吕氏之纪。夫刘向之说五行，事各以类感，滞于一方，而不得相通。吕氏之书，随其时月，而指其必然之灾异，其言皆迂怪而难信，安足为陛下道哉？臣闻灾异之说有二：有可得而推知其所从来者，有不可得而推知其所从来者。可得而推者，人之所为也；不可得而推者，天之所为也。人之所为者，不过盗贼窃发于山林，战败兵破而不得复。盗贼窃发，是衣食不足，政暴吏苛之罪也；战败兵破，是任人不明，将不为用之过也。至于天之所为凶旱、水溢、虫蝗、霜雹、日食、地震、星辰陨坠，是安知其所由来哉？譬如人之将病也，五脏失据于中，而变动见于四肢，发于百体。医者切其脉而观其色，曰是心病也、肺病也，是皆可也。至于鬼啸于梁，捐瓦于堂，而动之曰，是心也，是肺也，则可乎？要以人之神明精爽清散而不充，是以邪物得而干之，而尚何择乎心肺之间哉？古之儒者，其论灾异，则皆有此弊也。今使国家治强，人民乂安，和气充实于天地之间，则天为之明，地为之静，三辰为之光。及其少衰，则天地三辰皆将亏缺而不宁。顷者水冒京城，日食季夏，江、河、淮、汴破溢为害，地震生毛，水变赤色，此数事者，使董仲舒、刘向之徒出而论之，必将指国政之一二以为其验，而臣以为不然。盖臣非以为不为灾也，以为天地之远，而至于为之变动，此非一事之所能致。盖天下之政皆失其中，是以其气衰弱挫沮而不振，以至于是。以为陛下历数天下之弊，而使陛下尽修之云耳。非正阳之月，而伐鼓救变，说者以为非经，然而要以胁阴助阳，则虽非正阳而不为失当。盛夏之月而论囚报重，说者以为非古，然而要以使犯法者无久系之殃，而民睹为恶之速及，则虽当盛夏而亦不为非也。陛下悯四方之未治，而推其源于京师，知淫巧僭差之失度，而欲各为之节，然而未获所以禁之之术。是以欲先治内，则惑于何以为京师之言；欲先擿奸，则惑于不挠狱市之说。今陛下任人使为京兆，如得赵广汉耶，则安可以不挠狱市而拘其才？如得黄霸耶，则安可以擿奸而责其效？各随其才而用之，则可以至于治矣。然臣以为莫若先之以猛，而终之以宽。顷者，陛下之所任皆能猛矣，而不能宽；皆得其始矣，而不知其所以为继之术。是以京兆之政，大则斩戮，小则笞箠，历岁百馀，而终无有一人能以仁恕为治者。故其民狃于刑戮而不知惧。然而不先之以猛，臣又恐仁恕之不能折夫强暴也。陛下深探儒老之是非，而至于汉文、汉武治乱之际。臣闻老子之所以为得者，清净寡欲；而其失也，弃仁义、绝礼乐。儒者之得也，尊君卑臣；而其失也，崇虚文而无实用。然而道之可以长行而无弊者，莫过于儒术。其所以有弊者，治之过也。汉文取老子之所长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丰。汉武取儒者之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弊。此儒老得失之辨也。昔者周公遭变而作《豳》诗，虽言王业之本，而要以自明其身之无罪，是以谓之国风。宣王北伐，其事虽大，而其诗非《大雅》之体，是以谓之《小雅》。故夫宽柔敦厚者，《大雅》之风也；慷慨劲正者，《小雅》之文也。以此推之，则可以辨矣。三代之时，财赋之用，有司掌之，而冢宰特因其岁之凶丰上下，而制其用度多少之节，盖亦如此而已。至于有唐贞观、开元之际，犹委之郎官。其后四方用兵，而财用之间，亦遂有权时应变之事。郎官有所不能办，故立使以主之。及其末世，使又不能办，则又举而归之宰相，是以李德裕之徒皆治其事。以一有司之职而累天下之宰，由此言之，则夫陈平、韦贤之论有不妄矣。若夫泉货之轻重，始于周景王，而后有二品之差；命秩之实，始于魏武帝，而后有六等之号。水旱蓄积之备，莫如李悝之平籴；边陲守御之方，莫如张仁愿之筑城。圜法九府之名，自天府、太府、玉府、内府、外府、职内、职金、职岁、职币，皆列职于《周官》。《乐语》五均之义，天子取诸侯之士，以为国均，则市不二价。其说见于河间献王之《礼》。此数事者，皆非有益于当世之务，是以不足深论也。伏惟陛下咨谟国事，丁宁反覆，终而复始，不忍舍去，故于制策之终，则又曰：「富人彊国，尊君重朝，弭灾致祥，改薄从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当今之要务。子大夫其悉意以陈，毋悼后害」。夫陛下丁宁激切至于如此，而臣何敢不为陛下申重其说？今陛下忧思天下若此其至，而其功不就者，岂非无其人之故耶？臣闻求贤不如变俗，俗所不悦，虽有贤者，将不能自立；俗茍好之，虽天下之人，将从风而靡。昔太祖好武略，则天下之猛士出而为之兵。太宗好奇谋，则天下计画之士出而为之虑。真宗好文而爱儒，则海内无有不学以待上之所使。今陛下公卿满朝，进趋揖让，文学言语，上可以不愧于古人，而不可以远过于近世者，以陛下诚好之也。然陛下中夜不寐，起坐而思之，天下之事所未能举者凡有几何？府库空虚，入不支出，而不能均；兵革怠惰，骄而不为用，而不能制；闲田满野，民食不足，而不能辟；河水岁决，北人受害，而不能救；戎狄放肆，邀取金币，而不能服。陛下治天下，而至使不察，察有如此者，得非陛下所好非所当用耶？狄仁杰有言：「文士中不足快意，要得奇才之士与共天下」。乃进张柬之以代李峤、苏味道。而臣亦以为治天下当得浑质刚直、不忌不克、不择剧易之人而任之，如汉之绛侯、条侯，魏之贾逵、邓艾，晋之温峤、周访，唐之娄师德、郝处俊，得此数人，唯陛下所欲用之。致之朝廷之上，则贤人益亲；置之边境之上，则恶言不至。如此人者，陛下岂不欲用之？故臣愿陛下改易所好，以变天下之俗，则当今之文人，皆可使为朴直之士。陛下何惮而久不为也？臣本布衣书生，陛下授之以爵禄，而又亲策之于廷。陛下罄竭所疑以问之于臣，而臣何敢不尽其中之所怀以输之陛下？凡制策之所以问臣者，臣谨已直率愚意，窃揣而妄论之矣！才智短浅，不足以上塞明诏，无补于聪明之万一，谨俯伏待罪。然臣之微意，所欲丁宁而致之陛下者，终欲为陛下毕尽其说。臣闻圣人欲有其富，则保之以俭；欲久其尊，则守之以谦；欲安其佚，则行之以劳；欲得其欲，则济之以无欲。此四者，圣人之所以尽天下之利，而人不以为贪；极天下之乐，而不为人所厌者也。老子曰：「圣人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由是观之，则夫欲乐其富而用之以奢者，其富必亡；欲大其尊而用之以倨者，其尊必替；欲享其逸而用之以惰者，其佚必穷；欲获其欲而用之以肆者，其欲必废。是以圣人处众人之所恶，而使天下无异辞，然后全享天下之利而无所失。故夫斥弃金玉，不贵锦绣，非以为爱财也；畏大臣，礼小臣，非以为尚贤也；鸡鸣而起，日昃不食，非以为集事也；去声色，放犬马，非以为美名也。凡所以深服天下，而消其争心焉耳。伏惟陛下览策之始，以无忘忧惧之心；则又览其终，以去其太甚，消天下不平之意。二者既行，则大臣之所言者，举可以渐用而无弊矣。惟陛下慎思之，力行之，无以臣言为妄。盖臣之所见，当今天下之事，未有急于此者。陛下幸而留意，天下不胜幸甚！谨对。

前达州司理参军叶君助，将葬其夫人晁氏于苏州吴县之灵岩乡宝华山北，元祐八年某月甲子吉，以书属夫人之弟补之为铭。补之泣曰：「姊为女与妇，以德称。以我铭姊，惧不信；以人铭姊，惧不知。虽然，为可信者而已」。乃序之曰：夫人世家开封，后徙钜野，尚书刑部郎中、赠特进吏部尚书讳某之曾孙，尚书库部员外郎讳某之孙，而先君之第二女也。先君讳某，秘书省著作佐郎。晁系出于周景王之子朝。朝之字或为晁。朝死，葬南阳西鄂县，故西鄂之晁氏皆自谓子朝后。事见裴骃《史记》。而汉御史大夫错以忠见杀，其后因不显，盖千有一百馀年。至宋，而后文元公、文庄公父子复以文学政事位朝廷，晁氏始大，宗党至数百人。而夫人端丰婉慝，自少不妄语言，作止有常度，而中洞彻，事至能办。先君曰：「是女姿静甚，名之曰静」。姊若妹则皆以静字之。族人喜，咸曰：「嫁静必众为议对也」。而司理君，吴名家子，举进士，知名，乃归之，时年十有九矣。叶大族，有家法，而夫人沉详庄俭，宜其家。鸡鸣而起，治其妇事，无违。处其长少亲疏间，恩称而礼。得竭其力，以助孤嫠，而分不足，退而享其薄，以为安。司理君豪迈不苟合，数举，有司见抑，有不遇叹。夫人辄酌酒饮之，陈义甚高，则矍然起曰：「能如是乎，吾可不愧」。故穷居十年，终不以不合于有司，变其业以求合，夫人助之也。元丰四年，从其舅大夫君提举两浙常平仓事，八月二十六日暴得疾以卒，年三十。男曰蕴，举进士，好文自立；曰蘩，卒。女长适左奉议郎、通判达州事李騊；次卒；次幼。铭曰：

叶宗有祉，姊不逢其祉。姊贤若是，我言不可悔，以昌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