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者大王以发屯临越事上书，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远，事薄遽，不与王同其计。朝有阙政，遗王之忧，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乱，非兵，未之闻也。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仰治。今闽越王狼戾不仁，杀其骨肉，离其亲戚，所为甚多不义。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阴计奇策，入燔寻阳楼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句践之迹。今者，边又言闽王率两国击南越，陛下为万民安危久远之计，使人谕告之曰：「天下安宁，各继世抚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贪据百越之利，或于逆顺，不奉明诏，则会稽、豫章必有长患。且天子诛而不伐，焉有劳百姓苦士卒乎？故遣两将屯于境上，震威武，扬声乡。屯曾未会，天诱其衷，闽王陨命，辄遣使者罢屯，毋后农时。南越王甚嘉被惠泽，蒙休德，愿革心易行，身从使者入谢。有狗马之病，不能胜服，故遣太子婴齐入侍；病有瘳，愿伏北阙，望大廷，以报盛德。闽王以八月举兵于冶南，士卒罢倦，三王之众，相与攻之，因其弱弟馀善，以成其谋。至今国空虚，遣使者上符节，请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诏。此一举，不挫一兵之锋，不用一卒之死，而闽王伏辜，南越被泽，威震暴王，义存危国，此则陛下深计远虑之所出也。事效见前，故使臣助来谕王意（《汉书·严助传》）。

婴氏，晋大夫季婴之后（《广韵》十四《清》，《通志》作「赵婴齐」。）。

臣伏蒙圣造，擢冠宰司。虽步履尚艰，稍稽入觐，屡得宽告，跧跼私门，然不敢安居，常思当今切务，欲伸报塞。而事颇纷综，固非笔墨可尽，今且以一事最大者仰尘天听，伏惟圣慈，更赐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体。君者，元首也；执政者，股肱心膂也；谏官、御史、侍从论思者，耳目也；内外群有司者，筋肌支节血脉也。体若具备，方能成人；为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无阙，方能成国。为国者，正如为人之体也。人之体，一脉不和则为疾矣；君之国，一官不和则为害矣。体之不和，为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国之不和，为害最大者，执政也。夫执政者，辅赞万机，为国大臣，日至君前，议论天下之事，赏善罚恶，进贤退不肖，喜怒系乎人情之舒惨，邪正系乎朝廷之盛衰，是执政者，天下之所观望，群有司之所师表也，执政不和，则群有司安得而和哉？群有司不和，则万务安得而治哉？万务不治，则天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既受弊，则国家衰乱随之，此万万必然之理也。是故为国者欲求治且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和，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欲中外官司皆和；非执政先和不可也。执政者，乃朝廷教令之所出，而天下治乱之所系也，安得不和也？《尚书》皋陶曰：「同寅协恭，和衷哉（注：衷，善也。）」。周武王曰：「纣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注：夷，平也。）」。康王曰：「三后协心，同厎于道（注：三后，周公、君陈、毕公也。）」。夫三后皆当时圣贤，此足见圣贤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且夫执政者和则类无猜嫌，所议皆合，事必极其理，尽其善，然后行下，人固悦服而禀从之。承流宣化，风动草偃，遂使天下蒙其利，则岂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升平，而令国家享祚于数百年者矣。昔西汉陈平为右相，周勃为左相，勃既诛诸吕，平以勃功高，遂以右相推勃。及平对文帝决狱治粟，事有条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复推平为右相也。唐太宗召宰相房乔议政，乔以杜如晦能断大事，如晦复谓乔善嘉谋，而太宗卒用乔策。兹四相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为任，安肯互相推荐，为国远虑如是之切，而不自争胜邪？此乃臣前所谓执政者和则致时升平，使国家享祚数百年之明效也。若执政者不和，则议事之间，动有疑贰。或忿争于官府，或辨列于君前，咸蓄不平之心，必无至当之论。假使彊自牵合，终成乖戾。互相厌苦，阴肆倾挤，门下宾朋，助为摇撼，彼此窥伺，是非纷挐，忿逞私憾之雠，何恤公家之事！既行于下，人不悦服而不肯禀从，沦胥展转，遂至天下受其弊，则岂有不衰而乱者乎？其甚者，至有贾祸召乱，为国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唐宪宗相裴度，时方镇跋扈，度劝帝用兵诸道，叛乱者悉皆归服，宪宗遂成中兴之业，王室大振。既而误用李逢吉为相，逢吉大奸邪，嫉度功业，令门下朋党号八关十六子者，兴造谤讪，百般中伤，以至撰作谣谶，谓度有天分。宪宗既惑，度遂罢去，寻致河朔、徐、汴再陷贼庭，王室复弱矣。僖宗用郑畋、卢携为相，争黄巢邀请节旄事，携以畋语至切，遂拂袂投砚而起，喧于都下，然众议畋语为是，携议为非。时又用宰相王铎为都统出讨黄巢，携大不悦，益固执不与巢节旄，只授以率府率。其意欲激黄巢之怒，使铎功不成，以快己志，殊不以天下安危为虑。而僖宗不明，终用携议。巢果大怒，拥众百万，自岭表横行天下。是时大乱，无一州一县不用兵者。俄而两京陷没，僖宗幸蜀，生民涂炭之极，自古无比。久之，巢虽渐败，而朱温自巢军投来，终移唐祚，自号大梁。兹二相者，营私徇己，用心不公，挤陷忠良，败坏时政，或剪弱王室，或覆亡宗社，为臣至此，陨族何偿？此臣前谓贾祸召乱，为国大患而不救者之明效也。以此足见执政者和与不和，实系乎天下治乱之本、存亡之机也。如人股肱心膂之疾，可以丧其生也。至于谏官、御史、侍从论思及内外群有司者，亦不可谓其职小而容有不和也。茍有不和，则如人耳目筋肌支节血脉之疾，安得为其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举其内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厖」。《礼》曰：「和者，天下之达道也」。汉刘向亦曰：「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昔贤又以烹调鼎鼐、更张琴瑟、操执辔驭、合炼药石，设多方以为谕者，或大或细，未有不以和为主也。为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不审其所择也。夫内外大小之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止由乎君子小人并处其位也。盖君子小人，方圆不相入，曲直不相投，贪廉进退不相侔，动静语默不相应，如此而望议论协和，政令平允，安可得耶？安可幸而致邪？《易·泰卦》「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时自泰矣；《否卦》「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时自否矣。若使君子小人并位而处，其时之否泰，必无两立之理。君子常寡，小人常众，则小人必胜，君子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万一小人不胜，则阴相交结，互为朋比，驾虚鼓扇，白黑杂糅，千歧万辙，眩惑主听，必得其胜然后能已也。小人既胜，则益复肆毒于良善，枭心虺志，无所不为。所以自古泰而治世少，否而乱世多者，亦止乎小人常胜，君子常不胜之所致也。小人但能乱，不能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则《易》更九圣，必不于小人道长之时谓之为否也。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诸圣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分善恶，至多不可悉数也。《易》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则不惩」。夫小人者，圣贤无不鄙而恶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皆圣贤鄙恶小人之甚者也。《书》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此谓用小人则民叛，而天降灾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为，既与君子相反戾，则安可使之并处哉？所议安能得其协和哉？夫天子无官爵，无职事，但能辨别君子小人而进退之，乃天子之职也。自古称明王明君明后者无他，惟能辨别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为明矣。至于烦思虑，亲细故，则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前车者，后车之所望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鉴也。仲尼删《书》，于尧舜大禹，皆称曰「若稽古」。傅说戒高宗，亦曰「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恭惟皇帝陛下禀上圣之资，嗣累朝之业，缵服未久，勤劳已至。更望考前世盛衰治乱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机，凡于选求，力辨邪正。所喜者未可遽用之，所怒者未可遽弃之，《礼》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毁者，未必为恶，人所誉者，未必为善，仲尼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者是也。孟子尤于进退善恶之说至详。齐宣王问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孟子对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欤？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夫一国之人皆曰贤，皆曰不可，亦不可不谓之出于众议，而不可不从之也。孟子尚以谓未可信而进退之，犹复躬自察焉。直俟王亲见其果贤，则用之；亲见其果不可，则去之。此所以大防奸人朋比，毁正誉邪也，亦所以防偏见者，以丹素甘辛而好恶之差也。盖恐用舍或爽，则所损多也，实慎之至也。茍如是而失之者尚恐不免，然亦鲜矣。陛下君临天下，必不得如孟子之辞，尽闻天下所议论。若夫左右之说及在廷诸人之语，则皆可闻之矣。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更在博询而参校之也。所询者，须询于可询者也，询之必不肯误陛下也。若询及奸险浮薄不正之人，则向所谓爱憎毁誉偏见者皆有焉。有之则邪正错乱，是非混淆。陛下至英至睿，亦莫得而辨之也。兹事虽自古圣王亦以为至难，皋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难之」。帝谓尧也，仲尼独取尧舜，比之如天，尚以知人安民为难，况自尧而后者哉？由是而语，陛下可不慎之慎之又慎之？大抵有天下者，得人则治而安，不得人则乱而危，至甚则又遂系乎存亡也。臣前所援据特一二而已，但且欲證臣狂瞽，非臆说焉。其有在方策者，比比皆是，不可殚引，陛下开卷则见之矣。惟望慎之慎之又慎之也。臣昨蒙陛下召从僻左之外，起于衰病之中，祗是念其旧人，授以国柄。辞不获免，夙夜惊惶。若非傍假众贤，共成大政，则臣虚薄老朽，立见败事。况夫四海至广，万机至烦，更藉天下之才，以济天下之务，所以不避烦渎之罪，愿陛下持古鉴今，选贤与能者，乃犬马之至诚也。惟圣情开纳，则非臣之幸，乃宗庙之庆，生灵之福也。臣死罪死罪。

臣伏蒙圣造，擢居儒馆。虽步履尚艰，稍稽入觐，屡得宽告，跧跼私门。然不敢安居，常思当今切务，欲伸报塞，而事颇纷综，固非笔墨可尽。今且以一事最大者，仰尘天听，伏惟圣慈，更赐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体。君者，元首也；执政者，股肱心膂也；谏官、御史、侍从论思者，耳目也；内外群有司者，筋肌支节血脉也。体若具备，方能成人。为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无阳不能成国者，正如为人之体也，人之体，一脉不和则为疾矣；君之国，一官不和则为害矣。体之不和，为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国之不和，为害最大者，执政也。夫执政者，辅赞万几，为国大臣，日至君前，议论天下之事，赏善罚恶，进贤退不肖，喜怒系乎人情之舒惨，邪正系乎朝廷之盛衰。是执政者，天下之所观望，群有司之所师表也。执政不和，则群有司安得而和哉？群有司不和，则万务安得而治哉？万务不治，则天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既受弊，则国家衰乱随之，此万万必然之理也。是故为国者，欲求治且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人和，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欲中外官司皆和，非执政先和不可也。执政者，朝廷教令之所出，而天下治乱之所系也，安得不和也？《尚书》皋陶曰：「同寅协恭，和衷哉」！周武王曰：「纣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康王曰：「三后协心，同底于道」。夫三后皆当时圣贤，此足见圣贤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且夫执政者和，则类无猜嫌，所议皆合，事必极其理，尽其善，然后行。下人固悦服而禀从之，承流宣化，风动草偃，遂使天下蒙其利，岂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升平，而令国家享祚于数百年者矣。昔西汉陈平为右相，周勃为左相，勃既诛诸吕，平以勃功高，遂以右相推勃。及平对文帝，决狱治粟，事有条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复推乎为右相也。唐太宗召宰相，房乔以杜如晦能断大事，如晦复谓乔善嘉谋，而太宗卒用乔策。兹四相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为任，安肯互相推荐，为国远虑如是之切，而不自争胜耶？此乃臣前所谓执政者和，则致世升平，使国家享祚数百年之明效也。若执政者不和，则议事之间，动有疑贰，或忿争于官府，或辨列于君前，咸蓄不平之心，必无至当之论。假使彊自牵合，终或乖戾，互相厌苦，阴肆倾挤，门下宾朋，助为摇撼，彼此窥伺，是非纷挐，忿逞私憾之雠，何恤公家之事？既行于下，人不悦服，而不肯禀从，沦胥展转，遂至天下受其弊，则岂有不衰而乱者乎？其甚者，至有贾祸召乱，为国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唐宪宗相裴度，时方镇跋扈，度劝帝用兵诸道，叛乱者悉皆归服。宪宗遂成中兴之业，王室大振。既而误用李逢吉为相，逢吉大奸邪，嫉度功业，令门下朋党号「八关十六子」者，兴造谤讪，百般中伤，以至撰作谣谶，谓度有天分。宪宗既惑度，遂罢去，寻致河朔、徐汴再陷贼庭，王室复弱矣。僖宗用郑畋、卢携为相，争黄巢邀请节旄事，携以畋语至切，遂拂袂授砚而起，喧于都下。然众议畋语为是，携议为非。时议用宰相王铎为都统，出讨黄巢，携大不悦，益固执不与巢节旄，只授以率府，其意欲激黄巢之怒，使铎功不成，以快己志，殊不以天下安危为虑。而僖宗不明，终用携议。黄巢大怒，拥众百万，自岭表横行天下。是时大乱，无一州一县不用兵者。俄而两京陷没，僖宗幸蜀，生民涂炭之极，自古无比。久之，巢虽渐败，而朱温自巢军投来，终移唐祚，自号大梁。兹二相者，营私徇己，用心不公，挤陷忠良，败坏时政，或剪弱王室，覆亡宗社。为臣至此，陨族何偿？此臣前谓贾祸召乱，为国家大患而不救者之明效也。以此足见执政者和与不和，实系乎天下治乱之本，存亡之机也。如人股肱心膂之疾，可以丧其生也。至于谏官、御史、侍从论思，及内外群有司者，亦不可谓其职小而容有不和也。茍有不和，则亦如人耳目筋肌支节血脉之疾，安得谓其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举其内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庞」。《礼》曰：「和者，天下之达道也」。汉刘向亦曰：「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昔贤又以烹调鼎鼐、更张琴瑟、操执辔驭、合炼药石设于方以为喻者，或大或细，未有不以和为主也。为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不审其所择也。夫内外大小之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止由乎君子小人并处其位也。盖君子小人方圆不相入，曲直不相投，贪廉进退不相侔，动静语默不相应，如此而望议论协和，政令平允，安可得耶？安可幸而致耶？《易·泰卦》「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时自泰矣；《否卦》「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时自否矣。若使君子小人并位而处，其时之否泰必无两立之理。君子常寡，小人常众，则小人必胜，君子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万一小人不胜，则阴阳交结，互为朋蔽，驾虚鼓扇，白黑杂糅，千岐万辙，眩惑主听，必得其胜然后能已也。小人既胜，则益复肆毒于良善，枭心虺志，无所不为，所以自古泰而治世少，否而乱世多者，亦止乎小人常胜，君子常不胜之所致也。小人但能为乱，不能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则《易》更九圣，必不于小人道长之时，谓之为否也。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诸圣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分善恶，至多不可悉数也，《易》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夫小人者，圣贤无不鄙而恶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皆圣贤鄙恶小人之甚者也。《书》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此谓用小人，则民叛而天降咎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为既与君子相反戾，则安可使之并处哉？所议安能得其协和哉？夫天子无官爵，无职事，但能辨别君子小人而进退之，乃天子之职也。自古称明王明君后者无他，惟能辨别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为明矣。至于烦思虑。亲细故，则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前车者，后车之所望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鉴也。仲尼删《书》，于尧、舜、大禹，皆称「曰若稽古」。傅说戒高宗，亦曰：「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恭惟皇帝陛下，禀上圣之资，嗣累朝之业，缵服未久，勤劳已至。更望考前世盛衰治乱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机，凡所选求，力辨邪正。所喜者未可遽用之，所怒者未可遽弃之，《礼》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毁者未必为恶人，所誉者未必为善人，仲尼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者是也。孟子尤于进退善恶之说至详。齐宣王问曰：「吾何以识不才而舍之」？孟子对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欤？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夫一国之人皆曰贤，皆曰不可，亦不可不谓之出于众议，而不可不从之也。孟子尚以谓未可信而进退之，犹复躬自察焉，直俟王亲见其果贤，则用之；亲见其果不可，则去之。此所以大防奸人朋比，毁正誉邪，亦所以防偏见者以丹素甘辛而好恶之差也。盖恐用舍或爽，则所损多也，实惧之至也。茍如是，而失之者尚恐不免，然亦鲜矣。陛下君临天下，必不如孟子之辞，尽闻天下所议论，若夫左右之说，及在廷诸人之语，则皆可闻之矣。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更在博询而参校之也。所询者，须询于可询者也，询之必不肯误陛下也。若询及奸险浮薄不正之人，则向所谓爱憎毁誉偏见者，皆有焉。有之，则邪正错乱，是非混淆，陛下至英至睿，亦莫得而辨之也。兹事虽自古圣王亦以为至难。皋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难之」。帝谓尧也。仲尼独取尧舜，比之如天，尚以知人安民为难，况自尧而后者哉？由是而语，陛下可不慎之又慎之？大抵有天下，得人可治而安，不得人则乱而危，至甚则又遂系乎存亡也。臣前所援据，特一二而已，但且欲證臣狂瞽非臆说焉，其有在方策者，比比皆是，不可殚引，陛下开卷则见之矣，惟望慎之、慎之又慎之也。臣昨蒙陛下召从僻左之外，起于衰病之中，祇是念其旧人，授以国钧，辞不获免，夙夜惊惶，若非旁假众贤，共成大政，则臣虚薄老朽，立见败事。夫四海至广，万几至烦，更藉天下之才，以济天下之务，所以不避烦渎之罪，愿陛下持古鉴今，选贤与能者，乃犬马之至诚也。惟圣情开纳，则非臣之幸，乃宗庙之庆，生灵之福也。臣死罪死罪。

说曰：天有五行，五行相为气，而顺沴之感一也。人有五事，五事相为体，而善恶之致一也。君人者，应五气，兼五体，犹水之有源，木之有本，源浑而流独清，未有能也。昔箕子为武王言之详矣。若曰：人君恭五事，则五行得其性，而庶徵常休；人君慢五事，则五行失其性，而庶徵常咎。一事之饬，四事之备也；一气之顺，四气之协也；一徵之美，庶徵之至也。故肃而无不乂，乂而无不哲，哲而无不谋，谋而无不圣，是善恶之致一也。雨若则旸若，旸若则燠若，燠若则寒若，寒若则风若，是顺沴之气一也。尧舜行德，五事有不备者乎？五行有不协者乎？庶徵有不至者乎？桀纣行恶，五事复备乎？五行复协乎？庶徵复至乎？宜箕子合而言之也。说《书》者不以文害义，然后天人之理尽矣。京房、歆、向何人哉？古之乱常人也。其说曰，五行五事不同，而各有应，天以一气报一事。是离而言之也，信斯言，天地之功亦息矣。仲尼作《春秋》，日食、地震、山崩、大水、旱灾、螽螟、蜚蜮、霜雹、雨雪之时，皆书之，是天子诸侯无有五事三德，天宁谆谆以五行为周、为鲁、为列国之属哉？后之言灾异者多矣。天地变动，日星失行，阳愆阴伏，草木人物，禽兽之怪异，君臣相与言曰：政事不修乎？号令不信乎？女谒昌而苞苴行乎？佞谗进而正直退乎？民贫而财不足乎？然则其君圣，其臣贤，其国长久，其天下大治。故《诗》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天地变动，日星失行，阳愆而阴伏，草木、人物、禽兽之怪异屡至，然而臣谏则君怨，君忧则臣辱，政事废，号令不一，废兴出于女谒，许诺成于苞苴，谗佞以进，正直以退，民贫而无告，财匮而不节。然则其君蒙，其臣墨，其国蹙，其天下祸败。故《诗》曰：「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憯莫惩嗟」。噫，天之爱人君亦至矣。甚治之世，灾眚变异犹至，若曰治而毋泰，安而毋骄，有其治者乱，恃其安者亡。尧之水，汤之旱，太戊之桑谷，高宗之雉，成王之禾是也。天下治乱相胜，其灾眚变异屡至，若曰不悔不治，不革不安，危而犹可持也，颠而犹可扶也。齐之景公，西都之武、宣，东京之章、和，晋之太始，隋之仁寿，唐之天宝，日星水旱，雨雹风震之变怪，尝不可胜纪也。天下大乱，怪异大至，若曰无可为也，不如启后之人，而有凤凰、麒麟出焉。春秋之定、哀，汉之桓、灵，晋之隆和，隋之大业，唐之僖、昭，君子不复道也。由是言之，天人相与之应，甚可惧也。故善为天下者，欲观灾祥，必观其国。其君明，薄蚀不能使之昏。其臣忠义，地震不能使之叛逆。宫闱正，社稷固，山崩川竭不能使之溃乱。政教明备，号令齐信，雨雹霜雪之不时，不能使之废忽。民知礼让，仓廪实，衣帛食肉，水旱螽螟不能使之饥寒。明王浚哲，虽观其国如是，且不敢康宁而忘戒惧也。《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又曰「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此之谓也。明王明德以恭己，至诚而侧身，然后变应之咎消，而平和之美格矣。君人者损一服，减一膳，避一正殿，下一赦宥，非消复之道也。臣愚不佞，故为《应说》。

臣尝读《史记·世家》，考赵氏废兴之本末，惟程婴、公孙杵臼二人，各尽死，不顾难，以保全赵氏孤儿，最为忠义。乃知国家传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盖下宫之难，屠岸贾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已赤族，无噍类，惟朔妻有遗腹，匿于公宫，既而免身生男。屠岸贾闻知，索于宫中甚急，于是朔妻置男裤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儿竟无声，乃得脱。然则儿之无声，盖天有所祚。且天方启赵氏，生圣人，以革五代之乱，拯天下于汤火之中，而奄有焉。使圣子神孙，继继承承而不已，则儿又安敢有声？盖有声则不免，不免则赵氏无复今日矣。然虽天祚，亦必赖公孙杵臼谬负他婴，匿于山中，卒与俱死，以绝其后患。又必赖程婴保持其孤，遂至成人而立之，以续赵祀，即赵文子也。于是赵宗复盛，传十世至武灵王，而遂以胡服，与秦俱霸。其后为秦所并，则子孙荡析，散居民间，今常山、真定、中山，则古之赵地也。故赵氏世为保州人，而僖祖、顺祖、翼祖、宣祖皆生于河朔。以至太祖启运，太宗承祧，真宗绍休，仁宗守成，英宗继统，陛下缵业。向使赵氏无此二人，以力卫襁褓，孑然之孤，使得以全，则承祀无遗育矣，又安能昌炽以至于此？故臣深以谓国家传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二人死皆以义，甚可悼痛。虽当时赵武为婴服丧三年，为之祭奠，春秋祠之，世世勿绝，然今不知其祠之所在。窃虑其祠或废而弗举，或举而弗葺，或葺而弗封，三者皆阙典也。《左氏》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自宋有天下，凡两周甲子，百二十二年于兹矣。而二人忠义，未见褒表，庙食弗显。故仁宗在位，历年至多，而前星不耀，储嗣屡阙。虽天命将启先帝以授陛下，然或虑二人精魄，久无所归，而亦因是为厉也。何哉？盖二人能保赵孤，使赵宗复续，其德甚厚，则赵宗之续，国统之继，皆自二人为之也。况二人者忠诚精刚，洞贯天地，则其魂常游于大空，而百世不灭。臣今欲朝廷指挥下河东北晋赵分域之内，访求二人墓庙，特加封爵旌表。如或自来未立庙貌，即速令如法崇建，著于甲令，永为典祀。如此则忠义有劝，亦可见圣朝不负于二人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