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得秘谶，言唐中弱，有女主代王，以问李淳风，曰：「其兆既成，已在宫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孙且尽」。帝欲求杀之，淳风以谓「天命不可去」而止。又明皇时有郑相如者，师事郑虔，曰：「开元尽三十年当改元，十五年天下乱，贼臣僭位，公当污为官」。虔念其言，终不附贼。唐之大变，惟武后之篡，禄山之反，而二事皆已肇于数十年前。使太宗、明皇不闻是说则可，其或闻之，当思修德弭变，以治易乱。苟为不然，则惑于符谶前定之言，且得以为之辞，一抵于乱而曰：「是有数焉，非我罪也」。则我生不有命在天，所以开人主自宽之路也。由是知符谶荒唐之说，人主所不当信，史亦当削而不书。惟汉光武即位之二十年，群臣上言宜封禅泰山，光武诏：「若郡县遣使上寿，盛称虚美，必髡令屯田」。可谓聪明谦厚之主矣。至中元间，因读《河图会昌符》，遂有封禅意，竟伸玉牒之仪，于是醴泉赤草之奏纷然，而群臣遂有宜令太史撰集之请。以光武之英睿沉勇，举无过事，殆无毫发不满群议，而桓谭以不喜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先贵显。范晔之论，以谓：「世主以此论学，悲哉」！乃知图谶之说其能眩惑主听，非特昏庸之君，虽贤若世祖者其失犹且如此也，可不戒哉！

窃闻道之难行，自古所叹，于时危而尤难焉。惟大君子则易然。社稷以为悦，华夷以为意，拯患拔艰，使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虽百世而不失，此所以为大君子也。以小丈夫之气临之，虑未及周，处之弗审，炫名而遗实，举一而忘三，左振而右靡，前顾而后倾，失足而入河海，呼吸而陷寇雠。虽有经世之心，尊王之念，其身已不自保，而何以保其国、爱其君哉？徒为天下后世之嗤咤耳。学道者莫不欲施之于世，惟其弥缝提挈，无遗筹失策，故曰难也。昔仲山甫以不畏不侮而相宣王，致周室之中兴；季文子扶持鲁邦，诛戮巨猾，其君用宁；陈孺子居扰攘倾侧之中，汉室俾乂。三人者皆可谓大君子矣。籀尝伏观建炎复辟之诏，而窃珍慕阁下真千载人也！彼仲山甫、季文子、陈孺子而当兹时，其机略亦不过如此耳。方二凶人之肆逆也，妇人小儿顿足切齿，欲死之而不获。虽有贲、育之勇，仓猝之际，无益于算。阁下端委，神气不变，庙堂之浅深，使彼莫得而窥。大直若屈，伟度绝人，阴离其党，徐破其计。天地顺叙，忠义炳著，称为社稷元功之臣，繄阁下得之学道稽古以御今之术也。首出群公之表，祗膺太平之责。内宁矣，外患尚多也，求为首末无閒言，初终皆盛美。嗟夫！是不徒然者也。衣冠所以推予者，以阁下器识才谞，久有以服于人故也。今僭伪孔炽，强敌凭陵，急切之务，大者兵食攻守。瓜步防佛狸之警，淝水虑苻秦之虞。开口待餔者，不下十五万人；可以控扼者，无虑数十馀处。陆抗之疏，王浚之计，可谓龟鉴。士马储械，简阅必当。兼用柔辑表饵之略，其费不赀。斟酌时宜，料敌论将，调帅乘之和，大小智愚，适可以相制。将帅有志国家之急者，慨然以尽敌为意，而患在不能料敌，是以无功。如阁下专务料敌，善之善者也。审察而预图之，故平居无废事，缓急有成算，庶几祖宗之宇内可复也。此数者立而吾道大光，首末初终之论可无憾矣。数者不立，虽欲奠枕，不可得也。大政所关，群情翘首，万物咸赖。天下有能有为之士，驾驭鼓作，入吾术中，所誉必试，用人之柄不可失也；兼纳庶言，无壅下情，以冀奇谋异画之来，议论之权不可旷也；向贤尊德，讲艺修辞，文章之宗不可避也。阁下力行之，无负天下之大而已。使斯人奋发激昂，勇于由义，乐而赴功，革其偷安苟且之俗，皆风化之致为也。用兵如方叔、召虎，机辩如鲁仲连，言语如行人子羽者，未必不获也，多君子以助治理矣。恭惟主上励精兴复，典学天纵，方且整齐乾坤，步骤汤武，委任之重，岂有它哉！阁下愤悱宵旰，翊赞经纶，遵导谟猷，每进仁义之隆。君臣之际，简易健顺，超轶世俗数千万仞。此天下之士所以乐为用也。夫妇之愚有不获焉，草莱之士有失职焉，则亦司其忧，任其咎。道固如是，不以为劳也。仲尼有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籀之不肖，为天下安用？自幼窃好《春秋左氏》之学，以为周孔之常道也。盖《春秋》，天子之权也，始隐，终获麟，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所以奖王室，理华戎。文武之王泽未远，诸侯大夫尚可告以义理，记其成败忠邪，引王法以绳之，加赏罚于千载之外，天人之际，靡不该贯焉。施于后世，王者不可一日而无也。夫然，故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微《春秋》，则周室不为周室，中国不为中国矣。此书向遭诋斥废锢，故学者尚寡。今以此尊中国，攘僭伪，阁下殊有力于此事矣。区区佔毕小生，见前古之闻人，尚知慕之。尝伏光范之门，在坯陶之末矣，困于穷空，竟未有以献其愚。不能掩其无似之迹，点污记室之清尘，希觊贾逵、杜预之鉴，或者得一言以自壮。虽其适道杪忽，岂无纤毫补于朝廷？窃妄论大君子行道之美，因得达其所闻，不觉喋喋。不知者以为为利也，其知者以为为道也。阁下涤除四海，相王室礼乐征伐之出，天下复平。籀亦愿不负夙昔为道之志焉。伏惟贷其狂率之诛，幸甚幸甚。不宣。

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仲尼既没，百家诸子兴焉，各效《论语》，以空言著书（《论语》，门徒集仲尼语。），至于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迨汉建元、元封之后，司马氏父子出焉。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故谓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五百岁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浅。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见多矣，而其书尽楚人之辞；公羊，齐人也，所闻多矣，而其书皆齐人之语。今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堕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齐其传，非所谓作也」。刘知几亦讥其多聚旧记，时插杂言。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大抵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乘》、《梼杌》无善后之人，故其书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于前，左氏推之于后，故其书与日月并传，不然，则一卷事目安能行于世！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肃宗问以制礼作乐之事，固对以在京诸儒必能知之。傥臣邻皆如此，则顾问何取焉？及诸儒各有所陈，固惟窃叔孙通十二篇之仪以塞白而已。傥臣邻皆如此，则奏议何取焉？肃宗知其浅陋，故语窦宪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固于当时已有定价，如此人材，将何著述？《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彊立差等。且谓汉绍尧运，自当继尧，非迁作《史记》厕于秦、项，此则无稽之谈也。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閒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且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继志也。其书不可得而见，所可见者，元、成二帝赞耳，皆于本纪之外，别记所闻，可谓深入太史公之阃奥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经之新意；《史记》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为褒贬也。閒有及褒贬者，褚先生之徒杂之耳。且纪传之中，既载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此乃诸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殆非迁、彪之意。况谓为赞，岂有贬辞？后之史家，或谓之论，或谓之序，或谓之铨，或谓之评，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剧论固也。司马谈有其书，而司马迁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业，而班固不能读父之书。固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传其业，又不能教其子，为人如此，安在乎言为天下法！范晔、陈寿之徒继踵，率皆轻薄无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笔削而为信史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范》五行者，一家之书，而世世序《五行传》。如此之类，岂胜繁文！语其同也，则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而昧迁革之源；礼乐自为更张，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类，岂胜断绠！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齐史》称梁军为义军，谋人之国，可以为义乎？《隋书》称唐兵为义兵，伐人之君，可以为义乎？房玄龄董史册，故房彦谦擅美名；虞世南预修书，故虞荔、虞寄有嘉传。甚者桀犬吠尧，吠非其主。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母丘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舍冤九原。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似此之类，历世有之，伤风败义，莫大乎此。迁法既失，固弊日深，自东都至江左，无一人能觉其非。惟梁武帝为此慨然，乃命吴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终齐室，书未成而均卒。隋杨素又奏令陆从典续《史记》，讫于隋，书未成而免官。岂天之靳斯文而不传与？抑非其人而不祐之与？自唐之后，又莫觉其非，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难明；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飨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不比纪传，纪则以年包事，传则以事系人，儒学之士皆能为之，惟有志难。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晔、陈寿之徒能为纪传，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于《尔雅》，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馀史并承班固，谓之志，皆详于浮言，略于事实，不足以尽《尔雅》之义。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生民之本在于姓氏，帝王之制各有区分。男子称氏，所以别贵贱；女子称姓，所以别婚姻，不相紊滥。秦并六国，姓氏混而为一，自汉至唐，历世有其书，而皆不能明姓氏。原此一家之学，倡于左氏，因生赐姓，胙土命氏，又以字、以谥、以官、以邑命氏，邑亦土也，左氏所言，惟兹五者。臣今所推，有三十二类，左氏不得而闻，故作《氏族略》。书契之本，见于文字，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有子母，主类为母，从类为子。凡为字书者皆不识子母，文字之本出于六书：象形、指事，文也；会意、谐声、转注，字也；假借者，文与字也。原此一家之学，亦倡于左氏。然止戈为武，不识谐声，反正为乏，又昧象形，左氏既不别其源，后人何能别其流？是致小学一家，皆成卤莽。经旨不明，穿凿蜂起，尽由于此。臣于是驱天下文字，尽归六书，军律既明，士乃用命，故作《六书略》。天籁之本，自成经纬，纵有四声以成经，横有七音以成纬。皇、颉制字，深达此机，江左四声，反没其旨。凡为韵书者，皆有经无纬。字书眼学，韵书耳学，眼学以母为主，耳学以子为主，母主形，子主声，二家俱失所主。今欲明七音之本，扩六合之情，然后能宣仲尼之教，以及人间之俗，使裔夷之俘皆知礼义，故作《七音略》。天文之家，在于图象，民事必本于时，时序必本于天。为《天文志》者，有义无象，莫能知天。臣今取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图，言下成象，灵台所用，可以仰观，不取《甘石》本经惑人以妖妄，速人于罪累，故作《天文略》。地理之家，在于封圻，而封圻之要，在于山川。《禹贡》九州皆以山川定其经界，九州有时而移，山川千古不易，是故《禹贡》之图，至今可别。班固《地理》主于郡国，无所底止，虽有其书，不如无也。后之史氏正以方隅郡国并迁，方隅颠错，皆因司马迁无《地理书》，班固为之创始，致此一家俱成谬举。臣今准《禹贡》之书而理川源，本《开元十道图》以续今古，故作《地理略》。都邑之本，金汤之业，史氏不书，黄图难考。臣上稽三皇五帝之形势，远探四夷八蛮之巢穴，仍以梁汴者四朝旧都，为痛定之戒，南阳者疑若可为中原之新宅，故作《都邑略》。谥法一家，国之大典，史氏无其书，奉常失其旨。周人以讳事神，谥法之所由起也。古之帝王存亡皆用名，自尧、舜、禹、汤至于桀纣，皆名也。周公制礼，不忍名其先君。武王受命之后，乃追谥太王、王季、文王，此谥法所由立也。本无其书，后世伪作《周公谥法》，欲以生前之善恶，为死后之劝惩。且周公之意，既不忍称其名，岂忍称其恶？如是，则《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不可行乎周公矣。此不道之言也。幽、厉、桓、灵之字，本无凶义，《谥法》欲名其恶，则引辞以迁就其意。何为皇颉制字，使字与义合，而周公作法，使字与义离？臣今所纂，并以一字见义，削去引辞而除其曲说，故作《谥略》。祭器者，古人饮食之器也。今之祭器，出于《礼图》，徒务说义，不思适用，形制既乖，岂便歆享。夫祭器尚象者，古之道也。器之大者莫如罍，故取诸云山；其次莫如尊，故取诸牛象；其次莫如彝，故取诸鸡凤；最小者莫如爵，故取诸雀。其制皆象其形，凿项及背，以出内酒。惟刘杳能知此义，故引鲁郡地中所得齐子尾送女器有牺尊，及齐景公冢中所得牛尊、象尊以为證。其义甚明，世莫能用，故作《器服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仲尼编《诗》，为正乐也，以风、雅、颂之歌为燕享、祭祀之乐。工歌《鹿鸣》之三，笙吹《南陔》之三，歌间《鱼丽》之三，笙间《崇丘》之三：此大合乐之道也。古者丝竹有谱无辞，所以六笙但存其名，序《诗》之人不知此理，谓之有其义而亡其辞，良由汉立齐、鲁、韩、毛四家博士，各以义言诗，遂使声歌之道日微。至后汉之末，《诗》三百仅能传《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篇之声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至于晋室，《鹿鸣》一篇又无传。自《鹿鸣》不传，后世不复闻《诗》。然诗者人心之乐也，不以世之兴衰而存亡。继风雅之作者，乐府也。史家不明仲尼之意，弃乐府不收，乃取工伎之作以为志。臣旧作《系声乐府》，以集汉魏之辞，正为此也。今取篇目以为次，曰《乐府正声》者，所以明《风》、《雅》；曰《祀享正声》者，所以明《颂》；又以《琴操》明丝竹，以《遗声》准逸诗。《语》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仲尼所以正舞也。《韶》即文舞，《武》即武舞，古乐甚希，而文武二舞犹传于后世，良由有节而无辞，不为义说家所惑，故得全仲尼之意。五声八音十二律者，乐之制也，故作《乐略》。学术之茍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易》虽一书，而有十六种学：有传学，有注学，有章句学，有图学，有数学，有谶纬学，安得总言《易》类乎？《诗》虽一书，而有十二种学：有诂训学，有传学，有注学，有图学，有谱学，有名物学，安得总言《诗》类乎？道家则有道书，有道经，有科仪，有符箓，有吐纳内丹，有炉火外丹，凡二十五种皆道家，而浑为一家可乎？医方则有脉经，有灸经，有本草，有方书，有炮炙，有病源，有妇人，有小儿，凡二十六种皆医家，而浑为一家可乎？故作《艺文略》。册府之藏，不患无书，校雠之司，未闻其法，欲三馆无素餐之人，四库无蠹鱼之简，千章万卷，日见流通，故作《校雠略》。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图谱之学由此而兴；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书籍之学由此而出。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刘氏作《七略》，收书不收图，班固即其书为《艺文志》，自此以还，图谱日亡，书籍日冗，所以困后学而隳良材者，皆由于此，何哉？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舍易从难，成功者少。

问：由汉而降，历法之行于天下，盖世异而代不同。虽其乘除因革之际，冰炭楚越，莫能相一，及推原其流，孰不自于古先圣人所以历象授时之意哉？夫尧命羲和，舜在玑衡，载之二《典》者，示其可以为万世之常行也。三代历法，于他书无所经见，必亦因尧之旧耳。而汉之古历乃有黄帝、颛帝、夏、商、周、鲁之六者各自为家，何耶？三代之改正朔，见于经者亦惟其统有天地人之别耳。后世历家乃谓其统既殊，则立元亦异。天正之元甲寅，人正之元乙卯，相为经纬。或又谓颛帝用乙卯，虞则戊午，夏则丙寅，商则甲寅，周则丁巳，鲁则庚子，言历者因是而有异同，又何耶？推步之法，在古止于正日景以求中星，而归其闰馀。至唐都、洛下闳作《泰初历》，始以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会于子，有合璧连珠之验，其比于古之推步，是耶？非耶？《泰初》因律生历，以八十一首为统母。刘歆更以《春秋》、《易》象配合其数。而扬子云作《太玄》以准《易》，亦谓与《泰初》合。及唐一行《开元历》推本大衍之数，则以谓其法始出于《易》。然则其与《泰初》之起于律者，同耶？异耶？贾逵推金火革之意，谓数不可贯，必有更改。蔡邕言不必以一家术取合，明历当随时而变也。而姜岌复谓历法可以永载用之，无斗历改宪之理，岂其然耶？祖冲之始立岁差限，张胄玄、傅仁均辈因之，盖言天之躔度岁久必差也。而王孝通复谓茍尧时星昴昏中差至东壁，由此积之，将至寒暑易位，岂其然耶？斗分之或远或近将安所定？章蔀统元之或多或寡将安所从？奚若而准日法？奚若而准二至？先大先小之孰优？气盈朔虚之孰辨？何以验其陵历而尽得《春秋》之日食？何以推其逆数，而举合六经之甲子？此皆载在史志，可得而备考者，试各求其至当之说。仍之夫汉自《泰初》至《乾象》凡三家，自魏黄初至隋张胄玄凡十四家，自唐《戊寅元》至五代《钦天》凡十一家，本朝自《应天》至《统天》凡九家。以至《皇极》、《稽极》、《经纬》、《光宅》、《景龙》、《符天》、《明元》之有其书而不行，《正蒙》、《齐政》、《万分》之用而非正。其间固有疏者密者、醇者驳者，合乎古者、不合乎古者，悉条而数之，将以究观诸君博通天人之学。

诸儒禘祫之说，何其纷纷不同也。郑康成谓祫大禘小，王肃谓祫小禘大，此小大之说不同也。王郑小大之说方淆乱未决，刘歆、贾逵之徒则又谓一祭二名，礼无差降，此一祭二祭之说又从而不同也。郑氏谓天子祭圆丘谓之禘，宗庙大飨亦谓之禘；王氏谓天子诸侯皆禘于宗庙，非祭天之祭。此祭天、祭宗庙之说不同也。《诗·閟宫》传云：「诸侯夏禘则不祫，秋祫则不尝」。汉光武诏问禘祫之说于张纯，纯谓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此夏禘冬祫之说不同也。汉魏故事，五年之间通计其数，一禘一祫，是出于《公羊》「五年再大祭」之说。唐开元间，太庙禘祫各自数年，是又用《礼纬》「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说，此又年数之不同也。郑康成、高堂生则先三而后二，徐邈则先二而后三，此又先后之不同也。自汉迄唐，禘祫之议讲之屡矣，牵于繁文异说，终莫得而一之。善乎，欧阳子之言，曰：「事有出于久远而传于二说，则奚从」？曰：「从其一之可信者」。「然则，安知可信而从之」？曰：「从其人而信之可也」。众人之说如彼，君子之说如此，则舍众人而从君子。君子之说如彼，圣人之说如此，则舍君子而从圣人。然则，欲一禘祫之说，当折衷于圣人之言可也。《春秋》、《诗》、《礼》、《论语》皆圣人之言也，释《春秋》、《诗》、《礼》、《论语》者，皆诸儒之言也。《春秋》书禘者二，而不言祫，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庙，跻僖公」。《公羊》、《谷梁》释之曰：「大事者祫也」。《春秋》有禘无祫，以大事为祫者《公》、《谷》也。《诗》《周颂》、《商颂》言禘者二而不言祫，惟《玄鸟》「祀高宗」，《毛氏传》曰：「祀当为祫」。《诗》有禘无祫，以祀为祫者毛氏也。《周礼》：「太宗伯之职以肆献祼享先王」。郑氏曰：「宗庙之祭有六，享肆献祼馈食在四时之上，则是祫也、禘也」。《周礼》无禘祫之说，以肆献祼馈食为禘祫者郑氏也。《论语》记「禘自既灌而往」与「或问禘」之说，孔安国释之曰：「禘祫之礼为序昭穆」。《论语》言禘而不言祫，并言禘祫者孔安国也。惟《礼记·王制》曾子问大传有禘祫之说，而亦未尝言其礼之大小与年数之先后、冬夏之异时。至于《祭法》则言禘交祖宗，而不言祫，《仲尼燕居》与《祭统》篇则言郊社禘尝，而不言祫，《王制》、《祭义》诸篇举四时祭名，皆曰夏禘，而不言冬祫。以《春秋》、《诗》、《礼》、《论语》之言如此，释《春秋》、《诗》、《礼》、《论语》者其言如彼，学者当舍训释而从经可也。从经则古者有禘无祫。非无祫也，祫者禘中之一事，不可与禘俱谓之大祭也。古者大禘之时，群庙之主皆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因禘而合食，故谓之祫。是禘者总名，祫者一事，亦犹荐生荐熟之时则谓之荐，灌酒求神之时谓之祼。荐也、祼也、祫也，皆大禘中一事，不可以是三者均谓之祭名也。后世因《礼记》诸篇有禘祫事，遂以祫与禘俱谓之大祭，殊不知《礼记》之所谓祫者，是乃禘中之一事也。又见《公羊》以大事为祫，遂以祫为大于禘，殊不知《公羊》之说出于《礼纬》，而《春秋》无是言也。《春秋》所谓大事者即禘尔，不曰禘而曰大事者，禘所以审昭穆，僖公逆祀，昭穆乱矣。圣人是以变禘之文而曰「大事」，大是事也。《公羊》求其说而不得，遂援《礼纬》以释经，此所以启后世之纷纷也。或曰：「如是，则刘贾一祭二名之说得乎」？愚谓刘贾之说仅矣，而未尽也。彼谓一祭二名者，谓本无二礼也，则一祭之说为仅得。而不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祫者因禘而合食焉，禘总名，祫一事，则二名之说为未尽。或曰：「如是，则废三年之祫，而用五年之禘，必五年而一大祭乎」？愚曰：废祫之名而一之于禘可也。五年而再大祭，则《公羊》之说不可废也。郑康成先三后二，徐邈先二后三，与夫秋祫、冬祫，纷纷不决之争，举可置也。或曰：「三年祫，五年禘，自汉至今而用是说，可废之乎」？愚曰：《春秋》、《诗》、《礼》、《论语》非圣人之书，则汉儒之说、《礼纬》之言不可废；《春秋》、《诗》、《礼》、《论语》果圣人之书也，吾从圣人而废异说，胡为而不可邪？

问：苍颉作字，得之于鸟迹，所以发鬼神之秘，探天地之蕴也。自苍颉而下，字体数变，其所可识者，大、小篆及隶书一二家耳。其后有草书、楷书、垂露、飞白，又其最后有八分书。古今事物，智者作之，巧者述之，历时甚久，智巧日滋，及乎天下之人，无所用其智巧，而后为全且备也。周人以六书教国子，六书者，造字之本也。秦之有八体，汉之有六体，秦、汉以来，体制虽变，而造字之本未尝或变也。班固所载周人六书之义，许氏用之而为《说文解字》。此非出于臆度，盖得之于贾逵、卫宏、扬雄、司马相如之徒。然而六书曰指事，曰象形，曰谐声，曰会意，曰假借，若以类求之，可易晓也。其为转注，则其为说似有所未安。许叔重所作凡十有三万三千馀字，推其条例，不知何者可以为转注也。秦之八体有大篆，而阙古文奇字；汉之六体有古文奇字，而复阙大篆。古文，上世所传；奇字，古文之别体也。大篆出于《史籀》，战国以来俱用之，许氏微得其旧体，然不知秦、汉所以损益，未尝兼存之，何也？学者有意于《六经》，则训诂之学不可尽废。欲无惑于训诂，其于古人造字之本，与夫前代所以损益之，乌可不旁通之乎？《艾轩先生文集》卷四。

问：后夔、师旷之于音而有惉懘，非所以为善乐也；王良、造父之于马而有蹶骤，非所以为善御也。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于政，而犹有疏阔，乌得为善治者哉？孔子曰：「行夏之时」。盖以建寅之正奉天时，授民事，为最正者。夫夏之时既已尽善，而商、周何乃建子、建丑，纷更之为四时之令，十二气之事，无乃舛逆而不顺欤？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禹勤劳于天下，民之便不便，利害纤悉之际，宜无不尽者，而贡犹有所不善者，何也？夫助法既已善矣，而周人必改为彻，岂亦好为更张而不宁者欤？周初五刑之属二千有五百，轻刑与重刑相若，文王以来未之有改也。至穆王始作《吕刑》，其属三千，减大辟三百，宫刑二百，而增墨、劓为千，使轻刑多而重刑寡。夫周之初，其刑皆重，而今始轻，意者文、武、成王、周公之仁，不及穆王欤？三代之法可谓尽美矣，而时独夏为正，赋独商为善，刑独周穆王为轻，凡其法皆圣人作，而各有未尽，常求其说而不得，愿与诸君论之。

问：所贵乎圣者，贵其能知天命也。命当行耶，吾之道与之偕行；命当止耶，吾之道与之偕止。盈虚消息，周旋曲折，圣贤之所昭彻独见乎此，其必无失也矣。然而孔子执贽行于天下，所见之君无虑数十，而尤眷眷于槔灵、鲁哀、齐景而不去，甚者至于南子之污、公山佛肸之叛而犹往焉，何其求用之汲汲？战国之世，则又大异于春秋矣，而孟子持必不可合之说，以见不足与有为之君。如齐之宣王，既已不能用孟子，而犹徘徊于昼，以待其召而复也。虽蕞尔之滕，其在天下眇然甚微，而亦与之论王道，惟恐其不见用也。无乃于道自轻而不自重欤？岂知其不可而强与之欤？抑不知其不可而冒进欤？皆非所以为知天命者也。圣贤之意将安在，愿与诸生辨之。

问：天生财而民用之，君理之，必使民裕于下，君足于上，上下兼得而不可以一缺，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然夏、商、周之时两得之，汉、唐之时两失之，有不可不论者。禹之治水，勤天下之力，冀、兖之作至十有三载乃同，而馀州犹不与焉。汤之兴以七十里之国，而文王、武王亦不过百里。当其初造之时，四方君长日交于廷，征诛之师日出于外，汤又以馀力饷葛伯，文王亦岁奉商之职贡。当此时，泽梁不禁，关市不征，赋敛薄而国不匮，民不困，未尝闻其理财，而沛然常有馀，卒以此成王业，此何为其然也？至于汉、唐以全盛之天下，而又理财之道日夜讲求，无所不至。汉之榷酤、盐铁、白金、皮币，唐之隐户剩田、间架之利、转漕之法，无所不用。桑羊、孔仅、赵过、宇文融、第五琦、刘晏、李巽之徒，鞭算心计，无所不尽。然而君民皆耗虚，至以此生变，此又何为其然也？岂天之生财饶于古而啬于后耶？抑时有盈有虚，而术有善不善耶？恭惟国家军国之费亦广矣，然比年以来罢力役之征以惠四方，又念蜀远民或有未裕，则万里遣使，求所以裕之者甚惠。日者恩诏之下，所以搜求其条目，罢而去之，以厚民者甚备，普天之民孰不衔戴？而蜀民呼舞独为甚切，吾君吾相泽流天下为甚大矣。其所以足国裕民而两得者，近所未有，此亦何道而然欤？夫不求汉、唐之失，无以知夏、商、周之得；不观夏、商、周之得，无以见今日之美，愿详著之于篇。

问：异学之在天下，君子必锄而去之者，以其有害于吾之道也。孔子曰「恶莠，恐其乱苗」，「恶紫，恐其乱朱」。所恶者，恶其似是而非耳。夫异学者，必并缘圣人之说而有甚似于其间，墨氏兼爱而同是尧舜，许行欲君民并耕而其说本于神农，孟子因而辟之，岂非以其近似而为害深也欤？吾宋元祐间，伊川程氏进于朝，其学始盛于伊洛，至今而遂广及于天下，其说一本于《中庸》、《大学》，举诚与恭以为谨独之要，务在默识力行而去人欲，而全天理，凡佛老杂说皆摈斥不道，而一以孔氏为宗。天下之士见其本于孔氏也，是以波荡而从之，无疑其说之是与非，同与异，甚似而难辨者，与墨氏、许行又相远也。而论者疾之，断然以为奸，何哉？今庙堂之上又将行其说，而言事之臣皆谓异学而攻之，抑以其似是而非欤？而推原程氏之学所从得与其所从失，于吾夫子之道是否同异果如何，以明晓天下，庶几少佐今日扶正道、去异学之治云。

问：今学者率喜措意于性命之表，务为滉漾不可究知之说，以为圣贤之极至。礼乐之文绸缪委曲，灿然可以相接，则指以为粗云。往往荡然习放旷，而以区区之文为不足学，学其极至者斯已矣。吁，亦既甚病哉！且唐虞之盛而皆出于周旋揖逊，其所以变化天下之士，使之日就道德之质，各适于文武之用，刚柔缓急皆不失其中，进退语默而无愧，死生祸福之所不能动者，意其当时必有大出于礼乐之外。然唐虞远矣，犹可以想见者，惟其雍容之风尚在耳。而三代之法又养之于大学，试之于射宫，其文为甚详。士生其间，出入于和鸾玉佩之中，而燕处于雅颂琴瑟之际。衣服有常，几杖有铭，视听言动莫不有节，若此者抑亦可以为粗欤？则洒扫庭内，槔武之所警，恂恂乡党，孔子之所居者，皆今之学者所尝忽也。而二圣人之所笃行者独何哉？然昔之论君子者，以为不必相与言也，以礼乐示之而已。夫礼乐之用又何以不言而相示欤？夫成于乐，立于礼，所以为学之终始者，其旨安在？愿闻其实。

问：振天下于怠惰废弛、因循茍且之中，而与为刚健奋振、卓然有立之治，此人君之最难能，古今之最难逢，当世仁人君子、豪杰有志之士所以咨嗟愤闷，慕望而不得见者也。自非人君赫然有立于上，而天下之人杂然应之于下，有不能至者矣。昔者周之治放于柔弱，宣王起而振之；汉之治放于因循，宣帝起而振之；唐之治放于姑息，宪宗起而振之。三代以来，迄于五季，独能以刚健振起者，惟此三君而已，是可谓难得也矣。夫岂三君者独能赫然自为之哉？盖亦天下之人杂然应之，而后能至于此也。尝考之于其书，周家之臣，王命之肃，必与将之，邦国之否，必与明之，衮职之阙，必与补之，何其忠也！神爵、甘露之间，至于文学法理、工匠技巧之事，皆极其能，何其精也！元和之初，荐士三十，以助成其治者，何其盛也！岂天下之人自尽其力而为之欤？抑三君者有术于此以起之欤？不可不究明其所以然。恭惟主上当中兴平定之馀，虑天下之人久废于无事，英断独运，动荡振刷，而大作起之，广开众正之门，杜绝群枉之路，宪度一新，威令一振，风声所暨，际天所覆，罔有内外，莫不悚动鼓舞，以观千载希阔之举。《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今欲使天下之人尽革去前日怠惰废弛、因循茍且之风，群臣皆如周之忠，万事悉如汉之精，众才又如唐之盛，以大应今日惟新之治，将何道而可？其并三君所以然者悉陈之，以佐今日之万一云。

问：三代以降，天下之俗，何纷纭其亟变也！一时之士必有一时之俗，一时之俗必有一时之弊，一时之弊必有一时之害。未有有士而无俗，有俗而无弊，有弊而无害者，此何为其然也？士患智不足以识变，而战国之士智而至于诈；患勇不足以立事，而秦之士勇而趋于利；患无宽柔和易之行，而西汉之士柔则失于偷；患无刚毅挺特之操，而东汉之士刚则陷于讦；患无高远之志，晋之士高矣，而荡为虚浮；患无文章之用，唐之士文矣，而流为华靡。岂三代而下者，其俗终不可革欤？凡所以至此者，其故何也？其始必有以作之，作之必有其端；其终必有以成之，成之必有其渐。以至于风成俗定而不可复改，此又不可不求其故，而论其所以然也。其始不过出于士之所习尚，而其利害祸福及于天下而莫可解，其可不思所以救之之道欤？今欲使天下之士智而不至于诈，勇而不趋于利，柔不偷，刚不讦，高不荡于虚浮，文不流于华靡，去数代之弊，以成一代之俗，其亦有道于此乎否也？《易大传》：「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所趋甚异，而圣人以为同，何耶？太公佐武王伐商，其功列于《诗》《书》；伯夷不食周粟，而《传》称其仁。是皆天下之大老，尝经圣人所去取者，而不同犹如此。出于圣人之后，而其趋异者将何以定其同与否耶？张良佐汉有天下，终从赤松游；而四皓则遁秦，亦不仕于汉；梅福尝上书论事，一朝弃官以去；扬子云校书天禄，严君平、李仲元皆其友也，而终于隐；严光当光武世，亦可出矣，而老于钓；荀爽，申屠蟠，徐孺子之于辟命，或就，或不就；诸葛孔明、庞士元事蜀，而庞公采药鹿门不反。当此时，管宁亦不应朝命，晋孙登居宜阳山，但抚一弦琴而不言；陶潜尝为县令矣，而赋《归去来》；王通讲道河汾，著书垂后，盖有志于世者，而称仲长子光为天隐。是众贤者之所以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其意各安所出？于君子之道其亦有合乎否耶？所趋如此其不齐，其心果同乎否耶？

问：甚哉，文章之变，其得丧之关于天，而盛衰之关于世也！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文之用否，其大矣哉！三代之盛，训诰誓命之文，风赋雅颂之作，道德仁义礼乐寓于其中，圣贤之心术，天下理乱之几微皆在，得非关于天者哉？至其衰季，孔子出焉，删定系述之文作，而其用被于千万世，何其甚盛也！岂亦禹、汤、文、武有以作成之欤？汉司马相如辈所作，而班固遂以为汉文章与三代同风，其果信然耶？然固之论，如贾谊、司马迁、扬雄，不在其列，何也？唐文自太宗以来，犹未改六代浮靡之习。大历、贞元间，韩愈、李翱、柳宗元出，而唐文始复古，亦可以庶几三代之文否也？汉、唐之文，君亦有以作成之欤？恭惟吾宋二百馀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盖其始盛于庆历、嘉祐、治平，而后一振于元祐，文采述作、论议术学众多繁夥，又非汉、唐之所可几及矣。然则祖宗之所以作成之者，亦以何道哉？夫得丧之关天，盛衰之关世，千百年之间，其盛不过汉与唐与吾宋三而已。但吾宋之文章，其所从兴与其所从盛者何由？与三代、与汉、与唐何辨？作成之道何由？断而论焉，一王之法为百世之鉴可也。

问：为天下者既有已行之法，必务为可见之效，而后天下可为也。使其法令虽行而成效不见，民不被其实利，而国不蒙其休美，则所为法令者，是徒为无益之文具而已，其将何以致天下之理哉？国家自军兴以来，岁周一星有半，亦久矣，今始享一旦息肩之安，则夫所以讲求乎国本，设为已行之法而责其可见之效，使民厚其业而乐其生者，在今日所不可缓也。昔汉文当高祖创业之后，专以农为务，其诏之为农而下者十常六七，亦以其不可缓焉耳。是以当时海内富足，兴于礼义，几致刑措，亦其效之可见者也。主上比岁以来务农之诏旁午于郡县，不啻汉文之日矣，而犹以农不加劝，谷不加多，户口不加益，而仓廪日虚为叹，何哉？日者下诏旨，欲责漕臣，使率属部守令正经界，均赋调，趣耕殖，以为民仰事俯育、养生送死之计，夙夜之意至深切也。然考之于田野之间，则今日之弊犹前日也。经界之未正，赋调之未均，耕殖之未趣者，尚多有也。呜呼，当循习之久，经界未易正也；多寡之不齐，逃匿隐落之不一，赋调未易均也；荒芜之多而游手之众，耕殖未易趣也。然则将何术以正之、均之、趣之，使效有可见而法不为虚行，使民被实利而国蒙休美哉？方求其术而不得，诸生其条陈之。

问：三《易》之书名之所命必有其义，书之所作必因乎人，卦之所次，数之所占，孰同而孰异？取而为卜筮者，孰当而孰否？其推明之。

甚矣，道之难明也。闻道者多而知道者少，语道者众而味道者希。其弊盖起于世之儒者，措意太过，立言太高，而不能知道之深，味道之切，是以道日远人，而人亦以道为清虚无用之物，举而措之庄、老之间，是不知道可以一言而尽。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言道也，非言文也。语道至是，则道之兴亡，非天而何！茍天下幸遇圣人，百度修明，庶政和穆，则是道也，应入于刑名度数之间，而为礼乐刑政之化。天下不幸而逢暗世，则是道也，亦将自晦于无用之地。历古而来，圣圣相承，虽所尚之不同，所为之各异，而区区所传，亘千古，历万变，亦无非是道而已矣。故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三圣相承而守一道，故《系辞》亦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故古之圣人所以体道之妙，用道之实，其示天下也，虽有可见之迹，而实运于不可见之心；虽有可知之事，而实藏于不可知之用。其举而为事业，则可知而可见者，常载于《诗》、《书》；其化而裁，通而变，不可见而不可知者，独传于三《易》。则《易》之书，实天之所畀，道之所在，岂可轻议之耶？昔伏羲之作造于太古之初，其圣神之妙，仰观俯察，可以画卦矣，然而未敢以自为也。及龙负图而出于河，龟负书而出于洛，乃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文王当明夷之时，羑里之难，险阻艰难备尝之矣，重爻之意，亦未敢以自擅也。及凤凰之至，乃始精六十四卦而重之。仲尼值晚周之衰，负天纵之将圣，以好学之不倦，亦可奋然而兴《易》道矣，然亦未敢自专也。亦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逮夫五十以学《易》，且韦编三绝，岂非是书也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而圣人亦不敢以轻议者耶？向使凤鸟不至，而河不出图，是数圣人者，亦泯然而已矣。奈何圣人虑患之心，思天下后世之切，至以谓吾而不言，千百载之后，吾之所为妙用者蔑而不传，则道亦从而丧矣。是以伏羲、神农、黄帝则有三《坟》焉，夏、商、周则有三《易》焉。三《坟》亦三《易》也，三《易》亦三《坟》也，其妙道一也。是皆圣人不可易、不可知之事存乎其间。盖是书也，亦幸而出于三皇之时，而显于三代之际；亦不幸而罹春秋，更战国，遭秦历汉，泯没于千百载之后，遂使腐儒曲学得以肆其臆说，妄议上古，遂以为无用之具。虽或取信于一时，然亦不过目之为卜筮之书。大抵其说不过有四：以为春秋之时，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楚子指以视子革，以能读古书。春秋之至今几千百年矣，时之久远，此其所以致疑者一也。历古而来，典籍之阨，不可胜数矣。风雨之沾霈、水火之沈烬亦屡矣。西汉之兴，虽间出于屋壁之藏，未必能无遗散者。故汉下求书之诏，是书亦不显于是时。《艺文志》所录古书为详，而是书亦不载于当世，此其所以致疑者二也。《周易》实出于近古，遭秦焚书，又以卜筮独得不废罢。然而「载鬼一车」，「需于血，出自穴」，与夫《系辞》所谓子曰之辞，后世之议者未免致疑于其间，况是书《姓纪》、《皇策》、《政典》之篇，文辞质略，义旨深厚，不可以言语造者，又焉能晓其义耶？此其所以致疑者三也。羲和湎淫，夏后征之，其出征之辞引《政典》曰：「先时者杀，不及时者杀」。后世莫不以为夏后氏为政之典，虽孔安国亦莫不以为然。今此书《政典》之篇，颇与《书》合，则其辞之可具载于《诗》、《书》，隐而难知，略而不详，又不过如此，此其所以致疑者四也。呜呼，历是四疑，而遂使三皇与夫文王、孔子尽心者流，非特郁郁不伸，又入于卜筮之学。夫岂知治天下之妙用实在于此，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者欤？噫，所不可知之事阙之可也，所不能之事置之可也。茍不能然，而簧鼓邪说，妄指圣人之书以为伪妄，吁可痛也！幸承明问之，及欲论是书之义，则非止十稔之穷思，数万之累辞，盖圣人之神道妙用寓于其间，而实非区区场屋之文敢议也。若夫止于名之所命，书之所作，卦之所次，数之所占，与夫取而为卜筮，下及诸儒之论，秘府之藏，则亦不敢不论，以攻邪说。恭惟神宗皇帝以道德格天下，以淳厚化斯民，天人之妙趣，性命之至理，蔼然见于当时。故天不爱道，《河图》、《洛书》复降是道以助至化。元丰之七年，西京之部使者巡按部属，历唐州之比阳，是书复出于野民之家。天之未丧斯文，岂特斯民之幸，而亦吾道之幸也。昔孔安国叙《书》，以为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天道也。今考《坟》之所以有三，曰山坟，言君臣民物，阴阳兵象，谓之《连山》；气坟，言归藏生动，长育止杀，谓之《归藏》；形坟，言天地日月，山川云气，谓之《坤乾》。盖《坟》虽兆于三皇，而其道实显于夏、商、周之际。故仲尼常曰：之杞而得夏时，之宋而得坤乾。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此其命名之义，作书之人，有如此者。《连山》之书以艮为首，《归藏》之书以坤为首，《坤乾》以乾为首。虽三《易》之书卦之易次，名之不同，而其经卦皆八，其重爻皆六十有四。及夫揲蓍布数，取以为占验，则阴阳老少之文，大抵亦不离乎七八九六而已。盖七八者，少阴少阳之数；而九六者，老阴老阳之数。天地之所为，时运之所会，虽圣人亦岂得与夺于其间耶？此其次卦之序，占数之际，虽稍有不同，大抵如执会要，以观方来，终于殊途同归耳。此其卦之所次、数之所占，其同异有如此者。然而《周礼》独载是书于太卜筮人之官，而纯取以为卜筮，遂使圣人之神道，以为后世淫巫瞽史卜肆占市之设。先儒或以《周礼》为战国之说，不足怪者。且左氏好巫，其所载占筮最为详悉。以《周易》为占者十有六，以《连山》、《归藏》为占者一。南蒯之筮，《周易》之筮者也，遇《坤》之《比》，其繇曰：「黄裳元吉」。穆姜之筮于东宫，此《连山》、《归藏》之筮也，遇《艮》之八，其繇曰：「元亨利贞」。是南蒯、穆姜之筮皆吉兆，然而咸以为不祥之事。惟此二兆颇为近正，其馀又怪诞不经，则是书谓之卜筮则可，谓之纯为卜筮则不可，此其所以为卜筮者如此。然是书之不幸汩没于世，而杜子春、郑康成皆先儒之美者，而无一言以及之，又从而为之说曰：「此阴阳之说也」。惟杜预、孔安国辈粗能得之，而亦纷纷藉藉，终以不振。至于隋唐之盛，括囊典籍，文物灿然，而秘府所藏，尚不过《连山》、《归藏》二十三卷，而《坤乾》之书，亦未见其间，此其诸儒之论，秘府之藏，不过如是而已，此三《易》之始末也。抑尝论之，书之泯没于世，非大圣大贤则不能振起之也。有若《荀子》，有若《鹖冠子》，有若《仪礼》，有若《墨子》，非韩愈而振起之，则与异端邪说并弃于世矣。有若《列子》，有若《文子》，有若《鬼谷子》，有若《亢仓子》，非柳宗元而力辨之，则其遗编馀论，亦与草木而煨烬矣。是数子者尚不过论五霸之大略，或崇虚无之空言，或为黄老刑名之学，或出于战国纵横之流，而二贤尚能扶持，使炳耀以传诵于人之耳目，况三《易》之书，天之所存，道之所在，圣人之妙用存其间，此正诸生喜与执事者论之。

问：东京何休道术深明，有闻于世，其解诂《公羊》之传也，以《春秋》之论駮汉家之政，凡六百馀条。其说虽不传，然意其为人，必非茍然者。其后服虔又以《左氏》之说正何休之駮，凡六十馀条，则何、服之学，其可谓通经术而晓世务者矣。诸君得为何休，其能駮汉者何事？使诸君为服虔，则其駮何休者何说？

六经备于孔子，隐于战国，火于秦。比汉兴，稍复出矣。而西京以朋党乱，东京以图纬惑，圣人之意，其存者鲜。夫《诗》、《书》、《礼》、《乐》，非明问之所及也，请独以《春秋》言之。《春秋》之为经一，而为传者有三。汉武帝表章六经，《公羊传》盛行于时，《谷梁》之学出于宣帝，《左氏》之学起于哀、平。言《公羊》者，有严、颜、眭孟之徒，而胡生为之祖；言《谷梁》者有伊、胡、申章之徒，而鲁荣广为之宗；言《左氏》者有陈钦、贾护之徒，而刘歆为之倡。刘歆尝欲立《左氏》矣，而大司空师丹以为非毁先帝。严彭祖尝奏议殿中矣，而太傅萧望之折之以《谷梁》之言。言世次则有孔子、子夏传授之殊，言远近则有齐学、鲁学之异。大抵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分文析字，烦言碎辞，信异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古人所谓党同门，妒道真，而无徙善服义之心者是也。光武中兴，承新室诡政之弊，而白水卯金之语，执以为受命之符。此风一扇，天下靡然从之，于是圣人之经与邪说并行矣。郅恽之论，谓汉历久长，孔为之训，而贾逵之攻二传，则谓刘氏为尧后，惟《左氏》独有明文。然则《春秋》之旨，其说杂乎谶纬者类皆如此，是可叹也。愚尝论之，西汉之士乱于朋党，故朝廷之上无豪杰之士，而新室之变遂以兴；东汉之士惑于邪说，故圣人之教日以沦亡，而西域之书于焉得入。此理势之自然，无足怪者。观西汉《春秋》之士，如公孙弘、董仲舒、翟方进，可谓大儒矣。然公孙挟诈多私，中伤贤士，迁董仲舒，杀主父偃，皆出阴谋，则《春秋》善善恶恶之理，宏盖不知也。方进内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善淳于长以持其宠，此正犯《春秋》外交之讥。惟江都董生慨然力学，有意乎三代之际矣，然犹不能卓立杰出，而《玉杯》、《繁露》、《竹林》之书，阴阳闭纵灾异之学，皆守《公羊》之家法，宜乎后世之所深惜者也。东京郑康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号为仲尼之门未能远过，而贾景伯父子盖杜征南所谓先儒之美也。然二人之学，皆以图谶从事，则其他可以想见矣。景伯常入讲南宫，黜二《传》以扶丘明，彊执诬罔之辞以符异端之说，使丘明有灵，其将喜之乎？何休尝以私意著《三传优劣论》，而康成为之「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然何休之与康成，要皆图纬之学也。左右剑佩，彼此相笑，岂容一胜一负者乎？陈元有言，诸儒之驳议皆「断截小文，媟渎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微细，指为大尤」。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此两汉之风俗也。明问所谓何休驳汉事六百馀条，服虔驳何休之所驳六十馀事，亦不复置言可也。诚难以辱执事之听矣。然审是去非，学者之职也，试以其学乎《春秋》者妄为执事言之。汉自高祖以来，治杂霸道，而叔孙通绵蕝之礼已为一代伟观，则其君臣政事得罪于《春秋》者如何也？《春秋》「公及戎盟于唐」已重讥矣，而奉春君至于与匈奴结和亲约；《春秋》初税亩已深贬矣，而武帝至于算及舟车。起柏梁台，筑台于秦之罪也；射蛟江中，矢鱼于棠之诛也；郡国建庙，立武宫、炀宫之黜也。何休之驳不知其为何语，而愚之所驳与休异者，愚不学图谶也。《公羊》之书喜为怪僻，而何休学之又复甚焉。以《春秋》托受命于鲁，托隐公为受命之王，是则无君臣之分；以绝文姜不为不孝，拒蒯聩不为不顺，是则无父母之恩；以纪季之权绝先祖之祀，是则无兄弟之义。以至三统之论，灾异之应，皆为违经背道，而血书端门之语，尤为名教之罪人，此何休之失也。服虔之驳不知其为何语，而愚之所驳与虔异者，愚不党同门也。呜呼，何、服之学，愚虽未尝见而以为不足言者，以其人观之也。何、服之学，愚以为不足言而终有言者，以《春秋》论之也。《春秋》之学于今盛行，《左氏》以杜征南，《谷梁》以范武子，而《公羊》则以休也。愚纵观三家之书，考其行事，而休实非二子徒也。杜征南奇谋伟论，振耀一世，而江南之役遂收破竹之功，谓其不深得《左氏》可乎？范氏之不私所学，考圣经而质众传，斥何晏、王弼之论，破晋朝浮靡之风，此其存心以公之效也。执事所谓通经术而晓世务，愚意以为有二子之学，而后可以当焉。若夫讲论当世之务，质以《春秋》之说，则常日愿效二子之为人，固不敢以容易谈也。

问：朝廷之所尚，天下之所趋也。所尚者正，天下悉趋于正；所尚者不正，天下悉趋于不正。枢机之所发，本原之所自，不可不谨也。盖三代之季，六经之书既作，而专门之学未闻于天下也。庄老之学虽出，而浮虚之学未闻于世也。至西汉宣帝与诸儒讲六经于石渠，东汉显宗亦与诸儒讲六经于桥门，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皆专门之士也。如是，天下安得而不趋于专门之学？至西晋之君以山涛、王衍为政，东晋之君以庾亮、殷浩为政，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皆浮虚之士也。夫如是，天下安得不趋于浮虚之学？此二学之行于天下，岂非汉、晋之君所尚有以驱之耶？圣贤之君如日月也，而二代之君放为淫僻，堕为此学，其失安在？吾宋之盛，朝廷之上未尝尚此，而专门浮虚之学遍天下，何哉？其所以然者，岂无所自耶？主上神明，照见新弊，申敕天下学校禁专门之学，使科举取士专以经术渊源之文，其涉虚无异端者皆勿取，所以幸惠天下之士者大矣。汉、晋之君，方且倡为此学，真今日之罪人也哉！夫专门之学行，则议论将入于不通；浮虚之学行，则人才必至于无用。则去之不可以不尽，而除之不可以不速也矣。汉、晋尚此而其学亦行，幸考其所以然而求其所自，并与汉、晋之所以失者而陈之，将告于上，尽去而速除之，以正天下之学术云。

伏睹淳熙六年尚书礼部颁降《淳熙编类祭祀仪式》，内有合行申请事件，须至申闻。

一、神位。某近得礼部侍郎王普所著《释奠仪式》，考其位次爵号，皆与此本不同。大抵此图自东而西，两两相对，而王氏本自东序一至五，次西序一至五，又次东廊一至卅六，又次西廊一至卅五，次西廊泗水侯孔鲤，次东廊沂水侯孔伋，遂连中都伯左丘明以下至贾逵，又次西廊杜子春以下至王安石。详此次序，固不如今图之善，但此图十哲次序亦有小误。盖以《论语》考之，当以闵损为第一，在东序；冉耕为第二，在西序；冉雍为第三，在东序；宰予为第四，在西序；端木赐为第五，在东序；仲由为第六，在西序；冉求为第七，在东序；言偃为第八，在西序；卜商为第九，在东序；曾参为第十，在西序。今乃以冉雍为第一，闵损为第三，冉求为第六，仲由为第七，则亦误矣。又其爵号王氏本费公为琅琊公，郑公为东平公，薛公为下邳公，齐公为临淄公，黎公为黎阳公，徐公为彭城公，卫公为河内公，吴公为丹阳公，魏公为河东公，成侯为武成侯，未知孰是。又按《国朝会要》，政和间沂水侯与泗水侯俱封，仍同从祀，则王氏本为得之，而此图独阙泗水，委是脱误。其左丘明以下，当从此图两两相对。但左丘明当在西廊，对孔伋，而荀况以下当在东廊，公羊高以下当在西廊，两两相对，与此相反，乃为得之耳。伏乞更赐详考，改正行下。

一、祭器并依聂崇义之礼图样式。某伏见政和年中议礼局铸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绍兴十五年曾有圣旨，以其样制开说印造，颁付州县遵用。今州县既无此本，而所颁降仪式印本尚仍聂氏旧图之陋，恐未为得。欲乞行下所属，别行图画，镂板颁行，令州县依准制造。其用铜者许以铅锡杂铸，收还旧本，悉行毁弃，更不行用。

一、释奠时日，注云：「仲春上丁，仲秋下丁」。某检准绍兴、乾道、淳熙令，并云「二月、八月上丁释奠文宣王」，即无下丁之文。又尝窃见五礼申明册内有当时州郡申请，礼局已改「下丁」为「上丁」讫，其后又见故敷文阁待制薛弼任杭州教授日所申。今到本州检寻颁降旧本，却无此条。恐是前后节次颁降，致有漏落。将来如蒙别行镂板，即乞先于仪内改「下丁」作「上丁」字。仍检申明册内，备录此条全文，附载篇末，以證元本之失。仍下州郡有旧本处并行批凿改正，庶使州县奉行有所依据。

一、元本陈设条内「著尊四，牺尊四」，「著」当作「牺」，「牺」当作「象」。今来颁降新本已行改正，而政和年中颁降旧本尚仍其旧，州县奉行，不无疑惑。将来如蒙别行镂板，即乞附载后来改正因依于篇后，或只将某此状全文附载，仍下州郡，合将旧本批凿，庶几明白，不至疑误。

一、释奠仪旧本「邹国公」下并有「舒王」字，今已删去，而不著其所以然者，亦与旧本牴牾。将来如蒙别行镂板，即乞检会靖康年中罢王安石配享先圣章疏指挥，并行附载，仍下州郡，合将旧本批凿。

先王制礼，本缘人情。吉凶之际，其变有渐，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礼。既卒哭祔庙，然后神之。然犹未忍尽变，故主复于寝而以事生之礼事之。至三年而迁于庙，然后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礼文见于经传者不一，虽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于此无疑矣。其迁庙一节，郑氏用《谷梁》练而坏庙之说，杜氏用贾逵、服虔说，则以三年为断。其间同异得失虽未有考，然《谷梁》但言坏旧庙，不言迁新主，则安知其非于练而迁旧主，于三年而纳新主邪？至于《礼》疏所解郑氏说，但据《周礼》「庙用卣」一句，亦非明验。故区区之意窃疑杜氏之说为合于人情也。来谕考證虽详，其大概以为既吉则不可复凶，既神事之则不可复以事生之礼接尔。窃恐如此非惟未尝深考古人吉凶变革之渐，而亦未暇反求于孝子慈孙深爱至痛之情也。至谓古者几筵不终丧而力诋郑、杜之非，此尤未敢闻命。据《礼》，小敛有席，至虞而后有几筵，但卒哭而后不复馈食于下室耳。古今异宜，礼文之变，亦有未可深考者。然《周礼》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应方设而遽彻之如此其速也。又谓终丧彻几筵，不闻有入庙之说，亦非也。诸侯三年丧毕之祭，鲁谓之「吉禘」，晋谓之「禘祀」，《礼》疏谓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礼亡，而士大夫以下则又不可考耳。夫今之《礼》文，其残阙者多矣，岂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谓无此礼耶？又谓坏庙则变昭穆之位，亦非也。据礼家说，昭常为昭，穆常为穆，故《书》谓文王为「穆考」，《诗》谓武王为「昭考」。至《左传》，犹谓毕原酆郇为「文之昭」，邘晋应韩为「武之穆」，则昭穆之位，岂以新主祔庙而可变哉？但昭主祔庙则二昭递迁，穆主祔庙则二穆递迁尔（此非今者所论之急，但谩言之，以见来说考之未精类此。）。又谓古者每代异庙，故有祔于祖父祖姑之礼。今同一室，则不当专祔于一人。此则为合于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尝讥关中学《礼》者有役文之弊，而吕与叔以守经信古，学者庶几无过而已，义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则此等苟无大害于义理，不若且依旧说，亦夫子存羊爱礼之意也。熹于《礼经》不熟，而考證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论之如此，不审高明以为如何？然亦不特如此，熹常以为大凡读书处事，当烦乱疑惑之际，正当虚心博采以求至当。或未有得，亦当且以阙疑阙殆之意处之。若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说而尽废己所未究之众论，则非惟所处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闲？及之，幸恕狂妄。

《光武受命中兴颂》者，东平王苍所作也。显宗承休继明，兢业不忘，尝亲作《光武本纪》，以昭序先烈。粤永平东巡之岁，进幸东平，持以示苍，苍乃祓饰厥文，称道盛德，言典事实，追埒三颂。宜有文字，序述本旨，《汉史》不传，盖阙文也。谨拾其遗而补之，曰：

文之精者为诗，诗之美者为颂。自古圣神之君既立，殊功异德，卓伟光明，必有颂声，发扬景铄，然后无前之宏休，丕天之伟迹，炳如日星，传之亡穷。在周文武，兴起王业，成王积隆太平。诗人歌之，《风》而后《雅》，《雅》而后《颂》，美盛德之形容，告成功于神明，六义四始，于是乎极用。俾有周之休烈，赫奕于当年，昭著乎千古，繄《颂》之力也。汉厄阳九，大盗抢攘，光武以卯金之系，应白水之谶。赤光照室，占王长之吉兆；伯阿王气，叹舂陵之郁葱。县界嘉禾，昭震育之祥；舍南火光，烛起兵之日。受命之符，厥惟正哉！于时之乱，奸雄乘机，猬毛争奋，皇皇兆人，罔有宁宇。光武乃握符阐珍，龙飞凤翔。发迹昆阳，寻邑自溃；杖钺参墟，王郎授首。用能系唐统，接汉绪，立号高邑，卜宅涧瀍。于是授钺四七，揥除搀抢，旌旃所麾，金汤失险。虽怀玺纡绂，跨州陵县，若隗嚣、公孙之属，殊名诡号，千坠为群；如赤眉、青犊之徒，莫不迎刃而瓦解，望风而请命。文𮜿混乎八方，尉候一于万里，乾坤清夷，黎庶息肩。既而归马散牛，闭关谢质，招贤举逸，讲艺论经，举登岱勒封之旷典，备三雍七郊之上仪。醴泉朱草之祥，史不绝书；踰沙绝漠之贡，府无虚月。论功较德，比迹商周，此诚臣下鼓舞歌颂之时。苍以帝子之贵，亲贤并茂，睹纪事之实录，感身济之艰难，乃作是颂，以颂上德而尽忠孝。是颂也，丰不馀一言，约不失一辞，节有度，守有序，使中兴德业播为英声，昭为烈光。铿鍧炳耀，荡人耳目，传亿万年，罔有穷尽，不亦伟欤？呜呼！有是德业，然后称为之文辞；有是文辞，然后表见于功业。事大体重，岂易言哉！鲁僖公一国之君也，能脩伯禽之法，复周公之宇，其臣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为之颂。考其文、核其事，丽而尚夸，侈而不俭，视商周盖有惭矣。夫子录诗，犹拳拳而不舍，况以光武之中兴，苍之颂歌，德与辞表里，功与文相埒，书之无溢美，言之无愧色，用是以写诸琬琰，被于管弦，荐之宗庙，奏之郊丘，则天地并况，祖考来格。舞百兽而怀远人，诒孙谋而燕后裔，皆自此致，《清庙》、《臣工》之什，将不得专美于前矣。始苍以颂上闻，显宗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书郎贾逵为之训诂，盖将编之诗书之册，垂不朽云。

英雄之主所为置私忿而未尝求复者，非以私忿之不当复，而义有大于私忿者也。当理而后进，审势而后动，有所不为，为无不成，是以英雄之主常无敌于天下。夫刘备之荆州，孙权假之也。权不假之，其曲在权；备不复之，其曲在备。备既得益州，权遣使请荆，备不以复，而天下皆不直备矣。权一举而袭破三郡，再举而遂枭关羽。何者？师直为壮也。然备之于羽，义则君臣，恩犹父子。羽既就戮，备不胜忿，遂大举以求复其雠。而不知魏者国家之深雠，非特一关羽之比；吴者一家之私忿，犹有唇齿之援也。此吾所谓义有大于私忿者，如斯而已矣。备既举兵，权遣使求和，而盛怒不许，是怒敌也；兵向西界，平地立营而无他奇变，是轻敌也。怒敌者危，轻敌者败，备之丧师，有自来矣。且吾又闻之，用兵之道，有攻法，有守法，此兵之常也；以攻为守，以守为攻，此兵之变也。攻专用攻法，守专用守法，其败也固宜。然守专用攻法，攻专用守法，亦焉得而不败哉！备之攻吴，可谓专用守法矣。备自秭归列立数十屯，亘七百里，将以攻人而计出于此，虽曹丕之庸犹得而笑之，而备不知避者，岂其果闇于用兵耶？备之意，欲示拙以诱吴师，待其贪利，一举荡之，而不知陆逊之持重，可以速压，而不可以巧胜也。形之而彼不从，予之而彼不取，固将制奇合变，求为不可败而全军以返；乃难于举动，计不复生，此固逊之所轻为也。夫善用兵者，常避敌之所轻，而出敌之所忌，是以进而不可禦。何者？敌气沮而吾志得也。且夷陵者，荆州之咽喉也。得夷陵，则荆州可有。使备能遣黄权率水军以为先驱，顺流而下，掩其未备，而备率步兵分进，疾趋夷陵，扇动诸蛮，招诱大姓，按兵而不动，命水军急攻之，临机设变，奋力死斗。彼方枝梧未暇，而吾率步兵乘高而进，声东而击西，形此而出彼，乘卒初锐而用之，彼亦疲于奔命矣。如其能随机拒守，则驻军而相持，固垒而不懈，多张疑兵，断绝险要，而实未尝分。乃密遣一辩士间行至魏，以金币结其贵倖，自谓有谋，求见魏主。魏主知，必召之。既入见，则泛论天下之事。语及吴蜀，然后徐言曰：「臣尝私贺陛下，窃笑陛下，已而又私喜陛下」。彼必问曰：「何以贺朕」？则对曰：「武皇帝所以不能吞并吴蜀者，非力不足而智不逮，以吴有长江之阻，蜀有崇山之险，而又相为唇齿之援也。今天相魏，两雄相斗，以资陛下进取之机，此臣所以贺陛下」。曰：「何以笑朕」？则曰：「臣闻敌人开阖，必亟入之。今陛下不亟图进取，而猥信吴人之和。彼急则和，缓则去矣。投机之会，间不容发。此臣所以笑陛下」。曰：「何以喜朕」？则曰：「陛下天姿神武，圣断易回，苟见其利，罔有不从。此臣所以喜陛下」。彼必曰：「计将安出」？则曰：「蜀地僻险，未易卒图，不若遣夏侯尚、曹仁出信陵，贾逵、满宠出东关，或出皖城，或出广陵，东西弥亘，直造长江，因蜀之势，大举攻吴。吴亡则蜀失援，然后徐举而图蜀，天下可一也。议者必曰：『两虎方斗，当收卞庄子之功』。臣以为庄子之术，可以刺野走之虎，若夫阻穴之虎，则当及其方斗而急刺其一。待其斗已，则毙者犹能阻穴，尚何收功之有哉！吴、蜀阻穴之虎也，臣恐既解之后，胜者张势，败者阻险，桀骜不逊，以拒陛下。陛下虽愤怒，无所逞其锋矣。机不可失，愿陛下熟虑之也」。彼曹丕素贪功，而刘晔亦尝言此。丕既得闻此计，必深以为然而大举攻吴。吴力不能两拒，固将弃夷陵而与我和，以并力拒魏。是吾不战而得夷陵也。夷陵得，则荆州可图矣。不知出此，而怒敌取危，轻敌取败，谁谓刘备为识大计也！故夫以私忿兴师，而又怒之、又轻之者，可屡为哉！

问：昔者帝尧首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历步其数，象占其象也。大舜承之，协时月正日，治历也；在璿玑玉衡，观象也。历数既明，象复参焉，天道于是乎不差矣。汉历莫密于《太初》，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联珠，清台所课，未有能及者，行之久远，可以无差矣。而至建武中，才百馀年，分度已差。元和之际，去天益远，得非其初亦有所未尽耶？汉之浑仪，古玑衡之遗也。洛下闳、贾逵皆为之，而张衡尤精，所谓术数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宜其尽善，无可议者。而淳风讥其推验七曜，尽从赤道，则是无黄道也。焉有黄道不明，而可推测造化者乎？一行有言：「六家之说，迭为矛盾。以为盖天，则南方之度渐狭；以为浑天，则北方之极寖高」。且有「不在浑、盖是非」之语，则是浑仪亦不足用耶？夫历之精者既不能无差，仪之善者又难以尽信，天道何以步占，人时何以敬授乎？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而史迁乃谓：「天运三十年一小变，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既曰变矣，自五百年以往，变有不可胜穷者。千岁之日，果何以推知乎？璿玑玉衡，自古以为观天象之器，而史迁乃曰北斗七星也。以斗定四时，夫岂不可，而遂以为玑衡，其然乎否乎，盍并陈之？

共审祗拜王言，肃将使指。焕皇华而于隰，已符益部之占；纷紫气以度关，顿改峤南之观。先声及境，喜气排冬。共惟某官粹德胖腴，闲才间杰。清规直道，挺松柏之坚甤；大册高文，纬星辰之胶轕。见于事业，特其绪馀。剧邑剸繁，小试发铏之刃；辅藩贰化，暂施展骥之才。荐书列上于诸公，治状稔闻于乙览。爰付巴陵之寄，尤腾循吏之声。二千石尽使如贾逵，奚忧主泽之不降！六七公相望得结辈，自然民瘼之少苏。兹膺礼乐之华，实出冕旒之意。父老炷香而相告，野童环节以来看。去其害以利民，核其实以报上，必有设施之效，殆为经久之谋。两便公私，一新号令。以使者司盐榷，虽屈远猷；用宰相领度支，况有故事。少须详试，大展壮图。伏念某景逼崦嵫，吏深泥淖。一廛占籍，曾属棠阴；千里承流，复依华节。方请及瓜之戍，适闻乘传之来。曰失伍者三，敢速旷瘝之咎；我于天有二，尚期覆护之仁。抃颂之私。名言莫既。

名魁澹墨，第锡彤墀。率由旧章，虽为布韦而少屈；出乎其类，盖举簪绂而未闻。国庆得人，士歆稽古。恭惟签判状元钟岩壑英灵之气，挺圭璋特达之资，学有渊源，识穷壸奥。《周官》兼习，儒宗未逊于贾逵；汉事洽闻，典式尤详于应劭。属当今日，大振斯文，训言亲洒于丁宁，好尚欲归于醇正。宜词场之巨擘，视科第如摘髭。素称万选之钱，卓冠千名之佛。位辞第一，孰踰籍甚之声；恩拜非常，不异袖然之首。鸾棘已更于民事，凤池伫赞于皇猷。某猥以疏庸，滥尘参考。缅怀世德，昔尝并于英游；益振家声，令获观于盛举。投珍过礼，裁报难工。惟有袭藏，传诸永久。

《禹贡》一书，记禹治水本末、区画九州、任土作贡之事也。然禹之治水，当在尧倦勤之时、舜历试之际，宜谓之《唐书》而叙于《舜典》之上，今乃叙于此，而谓之《夏书》者，何邪？以其书乃夏史官所录耳。说者谓「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史官之辞也；「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亦史官之辞也。若夫自「冀州既载，壶口」，以至「讫于四海」，皆禹自述经行天下与夫用功先后。山川主名、草木之生遂、土色之黑白、田赋之高下、山之首尾、水之源派，纤悉登载，奏之于尧，藏之史官，史官略加删润，以成万世之信书。此说诚有理。盖冀为尧都，而所都近河，故禹于每州之下必言「浮于水，达于河」者，诚以每州规模方略经理既定，必自河还冀，以白于帝也。冀州帝所都，居水之下流，而河之患为甚，故禹之用力先焉，而九州之次亦以所治为先后。水性下注，故治之之道当自下始。是故自冀而兖，兖而青，青而徐，徐而扬。又从扬以西而荆，荆而豫，豫而梁，梁而雍，雍地最高也，故最后于雍焉。当时之水为患最甚者，河为最，江次之，淮次之，而河之所行多在冀、兖、青、徐，亦下流也，被害为惨，故禹之功先施于四州，而河患衰矣。雍与豫虽近河，然下流既治，水亦渐消，可以稍缓也。故次于扬，次于荆，以治江与淮。江淮治而水患平，然后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淮上流之馀患。此禹功之次序，而治水之本末也。禹于每州必陈其治水登山，从下而上，可谓详矣。然以其州境隔绝，山之脉络、水之源委，或绵亘于两州之间者，其足迹之所历与夫施功之次第，或未得以著见，故于九州之后，又复以其山之势、水之源而备言之。自导岍及岐，以至于敷浅原，此皆不言水而直以山言之，所谓随山浚川，导山之涧谷而纳之川也。自导弱水至于东北入河，此又不言山而直以水言之，所谓决九州距四海，盖导川之流行而归之海也。然经言导山，独记雍、梁、冀、豫、荆、扬之山而已，而兖、青、徐之山不记焉，何哉？盖三州之山绝在东，河之东不与西属，各于其州见之矣，故不复赘言之。然九川之水有不因山而导之者，水出于平原也，如弱水、黑水、沇水是已。有因山而导之者，水出于山谷间也，如嶓冢导漾、岷山导江是已。有其源甚远，而导之不及其源者，导河自积石是也。有其源甚迩，直由其源而导之者，导淮自桐柏、导渭自鸟鼠同穴、导洛自熊耳是也。河在北，故先言河；汉入于江，故先汉后江；济水发源河北，越河而南，与淮俱为四渎，故次济与淮；渭与洛俱入于河，故又后言之。天下之水多矣，而此举其大者言之耳。至于三江之说，不胜异同，颜师古以为中江与南、北为三；郭景纯以为岷江、浙水、松江；韦昭以为浙江、松江、蒲阳江；而王安石以为一江自义兴，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吴县。各据所见而言，莫知孰是。但东坡以为自豫章而下，会于彭蠡，以入于海，是为南江；自蜀岷山过九江，会于彭蠡以入于海，是为中江；自嶓冢导漾，东流为汉，过三澨，至于大别以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以入于海，是为北江。此说最为有据。盖尝纵观于彭蠡之口，今豫章之江所谓西江，而岷山之流为蜀江，导漾之水为汉江，论江之大无过此三江者。三江既皆入海，则震泽之区安得不定乎？至于九江之论，尤为不一，独《九江图》谓九江随水势而分，其间有洲，或长或短，别于鄂陵，终于江口，其论为不诬。盖尝自九江望之，直枝分派别为九江尔，非必有本原也。此《浔阳记》所以有乌江、蚌江等九号也欤！然其名号则起于近代，计禹时未有也，亦犹河有徒骇、马颊之名耳。河自积石至于大伾，率依山而行，自大陆以北，则出于平地。禹惧其冲突也，于是因地之形而逆设为九河，凡河之道则不建都邑，不为聚落，不耕不牧，以防其决，故谓之逆河，非谓九江同时并流也。虽然，考之《禹贡》，其间山冈之连属、水势之流演，有不可以简编求者甚多。如当时之水势，自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然后由淮泗以达于河。至吴王夫差掘沟通水，与晋会于黄池，而江淮始通。禹之时则未有此道也。孟子谓「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而说者以为孟子误指夫差所通之水以为禹迹。夫孟子去禹未久也，而犹不可考，乃欲以今日耳目之所闻见，而求合禹之书，岂不大悖与？学者反覆《禹贡》之所载，参之以诸儒之所发明，而又详之以耳目之所接，疑则阙之，而无凿以臆度之说，斯可也。《禹贡》山川之势亦既略言之矣。至于九州，禹初别之，所以画其封圻而察其土俗者，极为详备。释《尔雅》者以为两河间其民气习情性大抵相近，故曰「冀」，冀者近也；济河之间其气专质，体性信谦，故曰「兖」，兖者信也；淮海间其气宽舒，其性安徐，故曰「徐」，徐者舒也；江南之民，其气躁劲，其性轻扬，故曰「扬」，扬者轻也；荆州之民，其气刚悍，厥性彊梁，故曰「梁」，梁者彊也；河南之民其气安舒，厥性宽豫，故曰「豫」，豫者舒也；河西之民其气蔽壅，受性多急，故曰「雍」，雍者壅也。然冀之北与边境接，傥不正其封疆，则将有猾夏之患，舜于是分冀之东北为营州，正北为幽州，西北为并州。方禹治水，冀之北境未有定域，故独于冀不言封界者，其以此欤？至于商之时则无青，并青于徐也；周之时则无徐，并徐于青也。名号更革，虽若不同，要皆不出于九州之域而已。水患既平，土性复故，人得稼穑，于是始作贡赋之法。考之于书，九州之田，雍、徐、青为上，豫、冀、兖为中，梁、荆、扬为下。九州之赋，则冀、豫、荆当其上，青、徐、雍当其中，扬、梁、兖当其下。何田与赋参差如此哉？盖赋出于田，而又参以土焉。曰「咸则三壤，成赋中邦」，此赋之出于田也；曰「庶土交正，厎慎财赋」，此赋之出于土也。赋出于田，参之以土，而又以其灌溉之利否与人力之勤惰而加审焉，此其所以错杂不同，而一归于当也。虽然，赋非天子所有也，诸侯用之以守邦国，以承王命，以讨不庭，圣人特为之差别尔。至于贡，则四方之入于王者。赋有常经，贡无定制，必曰锡命而后贡。后世举天下之赋悉输于大农，而所谓岁贡亦有一定之法矣。至于五服之说，亦不胜异同。贾逵、马融以为甸服千里，其外四服则二千里，相距为六千里。郑氏以为服五百里，乃尧之定制，至禹辟之，每服增五百里，四方相距为万里。盖禹之治水，其功在于平治山川而已，未尝用力于广拓封疆也。正使广拓土地三倍于尧，而《诗》、《书》皆无述焉，何哉？况周之九服，《大司马》明言王畿千里，其外八服皆五百里，相距为九千里，合王畿为万里。自国畿之外以至于卫，悉以封侯，其外三服则为蛮夷。是则周之土疆凡万里也。汉之土境，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验其山川，不出《禹贡》之域，而里数不同者，盖《禹贡》据其空虚鸟道直而计之，而汉则以人迹所至而言之。故王肃以为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数，若回邪委曲，动有倍加者，正其意也。然则汉之土疆岂非亦万里乎，孰谓尧之土疆而止于五千里也？孔氏《正义》以为尧凡五服，服各五百里，为二千五百里，二方相距为五千里，以四面言之则为万里。王肃、马迁俱以为然。盖《禹贡》封域，历三代至汉初，一无所变更，则万里之数不应不同也。是皆先儒之说，故表而出之，庶几览者得其要云尔。

慕徂徕之馀风，退安西崦；引岳麓之故事，延致东岩。岂不愿一乡善士之交，其如非诸儒名家之选。莫当盛意，辄诵浅闻。盖自两楹之梦既符，一贯之学如线。以仲尼事有若，安能无貌似之疑？由子思传孟轲，所幸有性善之说。迨秦焰之寖冷，而汉涂之复开。淄川言《易》，济南言《书》，各擅专门之业；贾逵作《训》，马融作《传》，居多著录之徒。虽穿凿之未纯，亦发明之良苦。会文有益，温故宜师。乃若泰北之仰昌黎，衡湘之宗子厚。头童齿豁，未免先生欺余哉之嘲；耳拂心骚，且有吾子见爱尔之叹。顾好为之通患，在善诱以畴能？惟本朝五星之聚奎，而斯文百川之至海。自伊洛出，有洙泗风。气象岩岩，立尽三更之雪；精神盎盎，坐馀一月之春。所谓贤希圣、圣希天，夫岂书尽言、言尽意！诸老信有功于后觉，群英求无愧于前修。腔子里尽恻隐之心，贵加存养；科举外有义理之学，不厌讨论。能自得于源流，更孰加于模范！藐如逐客，老矣陈人。久忘东涂西抹之时，未定南去北来之地。辱拂黄龙之榻，俾修白鹿之规。端是借聋，诚难起躄。见大巫而怯，敢危坐于虎皮？从野翁者游，尚醉眠于牛背。略敷梗槩，切几鉴纡。

汉言《诗》者四家，师异指殊，贾逵撰齐、鲁、韩与毛氏异同，梁崔灵恩采三家本为集注。今惟《毛传》、《郑笺》孤行，韩仅存《外传》，而齐、鲁《诗》亡久矣。诸儒说《诗》，一以毛、郑为宗，未有参考三家者，独朱文公《集传》闳意眇指，卓然千载之上。言《关雎》则取匡衡，《柏舟》妇人之诗则取刘向，《笙》诗有声无词则取《仪礼》，「上帝甚神」则取《战国策》，「何以恤我」则取《左氏传》。《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则取《国语》。「陟降庭止」则取《汉书》注。《宾之初筵》饮酒悔过则取《韩诗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从《讳诗》。「禹敷下土方」，又證诸《楚词》。一洗末师专己守残之陋，学者讽咏涵濡而自得之，跃如也。文公语门人：「《文选注》多《韩诗》章句，尝欲写出」。应麟窃观传记所述三家绪言，尚多有之，罔罗遗轶，傅以《说文》、《尔雅》诸书，萃为一编，以扶微学，广异义，亦文公之意云尔。读《集传》者或有考于斯。

传《春秋》者五家，邹氏、夹氏，汉闻其人矣，不闻其语也。左氏姓名见于《论语》，斯人也而有斯书也，抑托其姓名者欤？公羊、谷梁，汉闻其语矣，未闻其人也，第曰其学本于齐鲁耳。应劭之《风俗通》奚以知其皆在子夏之门欤？或以高为汉初人，或以赤为秦孝公同时人，然高诚齐人也，辞有登莱化我而已矣。赤也何如？俶其名，元始其字，阮孝绪之《世录》则云尔也。董仲舒、公孙弘，善为《公羊》者也，于是武帝尊其学。俄而卫太子则反其所好焉。宣帝情钟于卫太子，韦贤、夏侯胜是又为鲁之人。时哉时哉，《谷梁》之所由盛也。《左氏》首出于张苍之家，是为汉世之先进者也。贾谊、贯公皆是其学，胡为泯泯，刘歆力拥而不前？至都之东，陈元、贾逵、服虔辈始能挽而出之。今虽与二家并行，而人以左氏为巨擘。抑物之显晦各有时欤？将久而后有定论欤？「三长五短」，刘知几则左袒于丘明者也。「《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何休之意亦以楚虽失之，齐亦未为得欤？「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若郑玄者果足以发之针之起之欤？「《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范宁之意，则截长补短，而后可为善矣。夫四子之论，未知其孰优？然而较之杜预，又如何也？文中子以三《传》作而《春秋》散，卢仝以三《传》皆束之高阁，然欤？抑大言欤？唐之啖、赵、陆淳，本朝前辈如孙、如胡，其于经传得之浅深，诸君必有权衡之论。若以王金陵之言为解，则非不为也，是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