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阮逸、胡瑗律法，求九方分径三分四釐六毫强，得围之数。按《九章》少广第四圆田求外周术，置九分，以十二乘之，得一百八分。以开平方术开之，得一寸三釐九毫二丝三忽，不尽一忽七十二抄法满万为忽，与衍、吉元等并同。又算邓保信龠、合、升、斗，其龠量一径阔九分，深七分二釐，容黄钟一龠，受黍千二百粒。按《九章》少广第四求积方术，以阔九分自乘之，得八十一分；以深七分二釐乘之，得五百八十三分二釐，为龠之积。今二龠成合，得千一百六十六分四釐，为一合之积。以十之，得万一千六百六十四分，为一升之积。又以十之，得十一万六千六百四十分，为一斗之积。又合量一径阔九分，深一寸三分八釐，容黄钟三龠，受黍二千四百。按《九章》积方分术，以阔九分自乘，得八十一分；又以深一寸三分八釐乘之，得千一百一十七分八釐，为一合之积。今详若以黄钟二龠为合，则当用千一百六十六分四釐为积。今比龠法少四十八分六釐，不合得前来龠法。若以黄钟法十之，得万一千一百七十八分，为升之积；又十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分，为斗之积。又升量一径阔二寸六分九釐，深一寸六分二釐，黍十合。按《九章》积方术，以阔二寸六分九釐自乘之，得七百二十三分六釐一毫。又以深一寸六分二釐乘之，得一万一千七百一十二分四釐八毫二丝，为一升之积。今详升法龠法相比，即升多五十分四釐八毫二丝，又比合法亦多五百四十四分四釐八毫二丝。其升又以十之，得十一万七千二十四分八釐二毫，为一斗之积。又斗量一径阔五寸三分一釐，深四寸八釐，容黍十升。按《九章》积方术以阔五寸三分一釐自乘，得二千八百一十九分六釐一毫。又以深四寸八釐乘之，得十一万五千四十分八毫八丝，为一斗之积。今看详，若比龠法少五百九十九分九釐一毫二丝，若比合法又多三千二百六十分八毫八丝，若比升法又少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一釐三毫二丝。此龠合升斗皆不相合，亦不合《周礼》斛法。

尺度之兴尚矣。《周官》璧羡以起度，广径八寸，袤一寸。《礼记》布手为尺。《淮南子》十二粟为寸。《孙子》十釐为分，十分为寸。虽存异说，莫可适从。《汉志》，元始中召天下通知钟律者百馀人，使刘歆典领之。是时，周灭二百馀年，古之律度，当有存者。以歆之博贯艺文，晓达历算，有所制作，宜不凡近。其审度之法云：「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先儒训解经籍，多引以为义，历世祖袭，著之定令。然而岁有丰俭，地有硗肥，就令一岁之中，一境之内，取黍校验，亦复不齐。是盖天之生物，理难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概尔。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参校焉。晋泰始十年，荀公曾等校定尺度，以调钟律，是为晋之前尺。公曾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铜望臬，四曰金错望臬，五曰铜斛，六曰古钱，七曰建武铜尺。当时以公曾尺揆校古器，与本铭尺寸无差，前史称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载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晋之前尺为本，以其与姬周之尺、刘歆铜斛尺、建武铜尺相合。窃惟周、汉二代，享年永久，圣贤制作，可取则焉。而隋氏铸毁金石，典正之物，罕复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验者，惟有法钱而已。周之圜法，历载旷远，莫得而详。秦之半两，实重八铢。汉初四铢，其文亦曰「半两」。孝武之世，始行五铢。下洎隋朝，多以五铢为号。既历年代，尺度屡改，故大小轻重，鲜有同者。惟刘歆制铜斛之世，所铸错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凤元年改铸货布、货泉之类，不闻后世复有铸者。臣等检详《汉志》、《通典》、《唐六典》云：大泉五十，重十二铢，径一寸二分。错刀环如大泉，身形如刀，长二寸。货布重二十五铢，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圜好径二分半。货泉重五铢，径一寸。今以大泉、错刀、货布、货泉四物相参校，分寸正同。或有大小轻重，与本志微差者，盖当时盗铸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当校其首足、肉好，长广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则铜斛之尺，从而可知矣。况经籍制度皆起周世，如刘歆术业之博，祖冲之算数之妙，荀公曾之详密，既合周尺，则最为可法。兼详隋牛里仁等议，称后周太祖敕苏绰造铁尺与铜尺，以调钟律，以均田度地。唐祖孝孙云，隋平陈之后废周玉尺，用此铁尺律，然比晋前尺长六分四釐。今司天监景表尺，和岘所谓西京铜望臬者，盖以其洛都旧物也。公曾所用西京铜望臬者，盖西汉之物。和岘谓洛阳西京乃唐都尔。今以货布、错刀、货泉、大泉等校之，则景表尺长六分有奇，略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论之，铜斛与货布等尺寸，昭然可验。有唐享国三百年，其制作法度，虽未逮周、汉，然亦可谓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当依汉钱分寸。若以为太祖膺图受禅，创制垂法，尝诏和岘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间，荐之郊庙，稽合唐制，以示诒谋，则可且依景表旧尺，俟有妙达钟律之学者，俾考正之，以从周、汉之制。王朴律准尺，比汉钱尺寸长二分有奇，比景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尝施用，复经太祖朝更易；其逸、瑗、保信及照所用太府寺尺，其制弥长，去古弥远。又逸进《周礼》度量法议，欲先铸嘉量，然后取尺度、权衡，其说疏舛，不可依用。谨考旧文，再造景表尺一，校汉钱尺二，并大泉、错刀、货布、货泉总十七枚上进。

镇江军节度推官阮逸自撰《琴准》，用求律管相生之声，圆转应律，靡不符合。又制律管十三枚，著《乐论》十二篇，《律管说》一篇。

奉诏与太常参议阮逸所上编钟四清声谱法，请用之于明堂者。窃以律吕旋宫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钟，准为十二正声，以律计，自倍半。说者云：「半者，准正声之半，以为十二子声之钟，故有正声，子声各十二」。子声即清声也。其正管长者为均，自用正声；正管短者为均，则通用子声，而成五音。然求声之法，本之于钟，故《国语》所谓「度律均钟」者也。其编金石之法，则历代不同。或以十九为一虡者，盖取十二钟当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二十一为一虡者，以一均声更加浊倍；或以十六为一虡者，以一均清、正为十四，宫、商各置一副，是谓「县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为一虡者。清、正之声备。故唐制以十六数为小架，二十四为大架，天地、宗庙、朝会等各有所施。今太常钟县十六者，旧传正声之外，有黄钟至夹钟四清声，虽于图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实有义趣。盖自夷则至应钟四律为均之时，若尽用正声，则宫轻而商重，缘宫声以下，不容更有浊声。一均之中，宫弱商强，是谓陵僭，故须用子声，乃得长短相叙。自角而下，亦循兹法。故夷则为宫，则黄钟为角；南吕为宫，则大吕为角；无射为宫，则黄钟为商、太簇为角；应钟为宫，则大吕为商、夹钟为角。盖黄钟、大吕、太簇、夹钟，正律俱长，并当用清声。如此，则音律相谐而无所抗，此四清声可用之验也。至他律为宫，其长短尊卑自序者，不当更以清声间之。自唐末多故，乐文坠缺，考击之法，久已不传。今若使匏、土、丝、竹诸器尽求清声，即未见其法。又据大乐诸工所陈，自磬、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声，埙、篪、竽、筑、瑟五器本无清声。五弦阮、九弦琴，则有太宗皇帝圣制谱法。至歌工引音极唱，止及黄钟清声。臣等参议，其清、正二声既有典据，理当施用。自今大乐奏夷则以下四均正律为宫之时，商、角依次并用清声，自馀八均尽如常法。至于丝、竹等诸器旧有清声者，令随钟石教习；本无清声者，未可创意求法，且当如旧。惟歌者本用中声，故夏禹以声为律；明人皆可及。若彊所不至，足累至和。请止以正声作歌，应合诸器亦自是一音，别无差戾。其阮逸所上声谱，以清浊相应，先后互击，取音靡曼，近于郑声，不可用。

臣伏闻乐音之起，生于人心，是以喜怒哀乐之情感于物，则噍杀啴缓之声随而应之，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者，其旨斯在。孟子之对齐宣王，亦有「今乐犹古乐」之说，言能与百姓同乐，则古今一人。唐太宗听祖孝孙新乐，乃谓「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设教，治之隆替，莫不由此」。魏玄成对以「乐在人和，不由音调」，此皆圣贤述乐之大方也。以臣识暗艺薄，素非知音，陛下设赐甄采，使待罪谏列，首被诏旨，令与丁度等详定胡瑗、阮逸、邓保信所造钟律事。臣粗考前志，参验今古，二家之说，差舛未安。盖逸、瑗之围方分，保信之用长黍，质之典据，皆所无闻。伏自艺祖造邦，二宗接统，缛礼具举，熙事咸备，通用王朴之乐，悉无更易，以至黎庶乂安，兵革销戢，天下无事，垂八十载，为乐之用，非不和也。顷因燕肃献规，妄加磨铝；适会李照赴阙，谓非克谐。陛下发天纵之能，留日昃之听，精加鍊覈，许之改作，逮于成功，即荐郊庙。暨逸、瑗继至，盛言照乐穿凿，再令造律，则又围径未合。保信续上新法，亦乃长广乖古。窃以祖宗旧乐，遵用斯久，属者徇一士之偏议，变数朝之定律，赐金增秩，优赏其劳，曾未周期，又将易制。臣虑后人复有从而非者，不惟有伤国体，实则虚费邦用。历观前代议乐，古之管尺尚存，而犹是非纷纭，累年方就，未见若今之速而易也。臣切计之，不若穷作乐之源，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简，民物熙洽，海内击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乐，可得以器象求乎？既达其源，又当究今日所急，以祐隆业。国家方夏宁一，朝廷宴清，西北二陲久弛边备，犬戎之情岂能常保？弱则卑顺，强则骄逆，渝盟背约，何代而无？必思密备不虞，未可全推大信。此陛下之与左右弼臣宵旰所虑，宜先及之。缓兹求乐之诚，移访安边之议，急其所急，在理为长。臣欲乞诏下攸司，尽记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钟、磬、权、量，存而未行，再命天下有精晓音律者，俾之详正，然后施用。候一二年间，讫无至者，则将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别诏稽古近臣，取其中多合典志者，以备雅奏，固亦未晚。今之定夺，权且停罢。万一裁择，不胜至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