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王当时而立法，度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治，事适其务故有功。然则法有时而治，事有当而功。今时移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是法与时诡，而事与务易也。故法立而乱益，务为而事废。故圣王之治国，不法古，不循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今民能变俗矣，而法不易；国形更势矣，而务以古。夫法者，民之治也；务者，事之用也。国失法则危，事失用则不成。故法不当时而务不适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群书治要》三十六）。

商君之于孝公也一二见。孝公不悟其说。非皇王之道行之难不及其身者乎。斯公之罪也。在商君有心于是道。不亦多乎。当商君一二说孝公行之。商君必为阿衡矣。呜乎。卒以苛令特用。自蒙于僇。悲夫。

商鞅用于秦，变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人富彊，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苏子曰：此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而司马迁闇于大道，取以为史。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盖其小小者耳。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此司马迁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彊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虽微商鞅，有不富彊乎？秦之所以富彊者，孝公敦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至于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无足言者。而迁之言曰「不加赋而上用足」。善乎，司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二子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而世主独甘心焉，何哉？乐其言之便己也。夫尧、舜、禹、汤，世主之父师也。谏臣弼士，世主之药石也。恭敬慈俭，勤劳忧畏，世主之绳约也。今使世主日临父师而亲药石，履绳约，非其所乐也。故为商鞅、桑弘羊之术者，必先鄙尧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谓贤主者，专以天下适己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钟乳、乌喙而纵酒色以求长年者，盖始于何晏。晏少而富贵，故服寒食散以济其欲，无足怪者。彼之所为，足以杀身灭族者，日相继也，得死于服寒食散，岂不幸哉。而吾独何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呕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终不悟者，乐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祸之惨烈也。

商君之法，使民务本力农，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食足兵强，以成帝业。然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报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车裂之祸，盖仅足以偿其亡秦之罚。理势自然，无足怪者。后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无商君之功，飨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祸者，吾为之惧矣。元丰三年九月十五日，读《战国策》书。

士之为善，终其身则善不胜言也，其为恶也亦然，故君子论其大焉。以先王之法义而议公孙鞅之行治，莫非罪也，而论其大者有四焉。鞅之术屠也，政其具也，故政不行则屠秦之民，政行则屠诸侯之民，去杀则无行焉。夫爱人者人爱之，恶人者人恶之，则屠人者人岂忘之哉！而又导之以杀，驱之以战，则民知杀而已。怀杀人之心，操杀人之具，以事其上，其不亡者昔未有也。故其利足以兼诸侯，而其祸亦以亡秦。此所谓白昼而攫金者也，金则得矣，而身随之，愚者不为也。鞅之亡秦，其罪一也。政以保民也，而杀以行政；化以革奸也，而奸以成俗。用秦之民如牛羊然，市无完人，道有流血。鞅之贼民，其罪二也。君不患不善而患无其志。志者，适道之源也。孝公虽未善，抑有志矣，因其志而导之，犹顺流而下也。而鞅损而小之，蔽其良心，逢以桀恶，百世之后，名为暴君，谈者不置也。鞅之贼君，其罪三也。鞅诚用赵良之言，捐国去位，兴贤以易政，作德以变俗，岂徒安秦，所以安其身也。徇欲怙终，卒车裂之，鞅之亡身，其罪四也。夫四罪者，人有其一，王者之法不待教而诛，而况鞅具之邪！是故秦，伯者之罪人，而鞅，秦之罪人也。始鞅之说孝公以王道而不用也，说者谓鞅舍己从人，苟合者也。是不然。夫怀璧以适市，其价百万而偿以万，则贾者不售，若石则售之矣。鞅之所怀石也，而市之玉耳，故其价易当也。王者之法政以成天下之务者，所以治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王道之始也。成天下之俗者，所以安也，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王道之终也。而鞅以谓王者之效不及其身，数十百年而后见，其不知也明矣。夫王、帝、皇者，古今之异号耳，而鞅以谓有帝道焉，有王道焉，其陋甚矣。而始诡之以王道者，岂小人之心欲有所用乎？上以探主之意，又以坚其意，下以引就其说，又以拒人之说也，则听之者可不察乎？夫孝公之用鞅也，以国听命，以身受教，威福并主而不忌，朝无公臣而不疑，刑及骨肉而不怒，毁者通国而不夺，故鞅得终其术，可谓善用矣。以用鞅之道而用贤，其王可立而待也。当是之时，子车在邹、子休在楚，不为无贤也。远者有所不知，而赵良之近，而又不知，可不惜哉！是故有国者不患不能用人，而患乎不知人也。

昔者商君之治秦，贵利尚功，明赏罚，信号令，使其民日夜趋于功利之域，而无閒暇乐生之心，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盖凡所以养生者，非从事于公不得也。不过十年，而秦遂以强，后世因之，以有天下。盖始皇之王，自商君启之，而世之议者，以为秦以商君而兴，而不知商君之术，是秦之所由亡也。今夫世之善养生者，和其血气，平其心志，安养而徐用之，导引屈伸，以宣其滞而导其和，故药石饮食，平易而舒缓。惟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欲而无后害。有贱丈夫焉，不知其为如此，不能忍岁月之勤，而急其效于耳目之前，于是服毒石、饵恶草以激之。方其效也，刚壮勇力倍于平时，然不过数年之后，草石之力已尽，而遗毒馀孽溃裂四出。故痈疽坏决之变，一日皆作而不可制，至于是而不死者，未之有也。呜呼！用民之道，亦何以异于此？昔者三代之圣人也，其得天下也，不为旦夕之谋，揉伏其民而和辑其国，一出于恺悌忠厚之政，使其民无勉强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厌之之意，是以享国长久而无后忧。彼商君以为仁人之术非所以速功，朝有所为而夕望其利，日夜峻治其刑罚以驱迫其民，斩艾惩创以齐肃其怠惰之气，汲汲然常若不可以终日。故方其效也，所求者得，所敌者破，徭役使令，莫不如意。然至于后世，天下已定，而吾之所欲已得，而后前日怨毒之志，乃始大发而不可制。故更二世而秦亡，原其所以取怨于下者，岂一日之积欤？呜呼！商君实首之也。夫民之力，人之血气，一也。可以徐治，而不可以求近功。夫欲求近功，则必出于深刑、痛罚、毒石、恶草。夫四者用，而危亡之祸可立而待。故曰：商君之术，是亡国之术也。

卫公孙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复让卫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尔。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议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孟子非尧舜之道不敢陈于王前，故于梁则曰「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于齐则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滕文公问为国，则曰「民事不可缓也」。盖不如是，不足以为敬。未闻不能帝而王，不能王而霸也。商君以刻薄之资，挟刑名之学，假帝王之说，而归过于孝公，贼其君之大者。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甚矣，利口之能移人也！商鞅与甘龙论变法，王恢与韩安国论击匈奴，田鼢之与严助论讨闽越，温彦博之与魏徵论处降贼。甘龙、韩安国、田鼢、魏郑公之言皆是也，而卒为利口之所夺。诚以利口之移人；能变白为黑，易东为西，使时君世主乱其是非而从之。此孔子所以恶利口之覆邦家，《蒹葭》之诗所以刺襄公也，而其言谓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盖秦之为俗，所尚者武勇，所好者攻战，是秦之为秦，可以为强，而不可以为长久之计，故《蒹葭》之诗惜其不能用周礼而刺之。然秦所患者，乃以其法之不足，而不知其所以为长久之计，要当用周礼而后可也。当孝公之立，慨然发愤，布德修政，欲以强秦，下令国中曰云云。当此之时，使德如孔孟者而辅之，告之以行王政、用周礼而固其国，则秦庶乎可以为西周矣。不幸而商鞅者出，以前世之法为不足而变之。《蒹葭》之所刺者，非以其法为不足也，礼不足耳。商鞅又以其法为不足而纷更之，则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则其焚溺益甚，又安得而不亡哉！

孟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自古用严刑以毒民者，未有不反于己，然亦未有如鞅之速也。鞅之出亡，至关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商君也，曰：「商君之法令，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叹曰：「呜呼，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商君以舍人无验者困秦民，卒以自困。非特是也。始也刑太子之傅公子虔，终也公子虔告商君欲反。始也与公子卬会盟，而终也伏甲以袭之。及其终也，出奔亡魏，魏人以袭公子卬之故，扼而不纳，反送以归秦，遂遭车裂之祸。即是以观孟子之所谓「出乎尔者反乎尔」，岂不信哉！

商鞅用于秦，变法定令。已而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乃黥刑其师傅。夫太子，君嗣也，师傅为戮，辱莫甚焉。而鞅以峻法绳之，不少假借，知有公家，而不知其身他日之利害。观其迹若不徇己私者，谓之忠臣，夫岂不可，而君子羞道之，何哉？鞅非能忠者也。迹若不徇己，徇己之尤者也。或曰：鞅辱及君嗣，不顾其身之利害，焉在其为徇己乎？曰：不然，鞅之举动，无非己私。彼以为行法不自近，则令将不行，而无以济己之欲，故假于公以成其私耳。鞅，刻薄人也。其朝夕所图富强之效也，而富强不可骤致，则远道而图之。先王之治民，惟惧其不亲睦也。今使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以离散其欢欣和睦，此岂先王之意哉？有功者显荣，无功者无所芬华。甚者宗室非军功，不得为属籍。朝夕汲汲于功利，而理之是非可否不问也。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有刑，使民惴惴然手足不知所措。虽一时致富强之效，而秦之本根拨矣。鞅岂不知其悖理哉？以为法禁不严，则富强之效不可致；富强之效不可致，则无以满君之欲而固己之宠也。夫以固己之私而违道以邀功利，此非徇己之尤者乎？古者井田之法，自十夫有径，等而上之，为畛为涂，为道为路，至万夫而止，所以通车徒，便往来，不得不若是详也。鞅起而更之，并其千为一而谓之阡，并其百为一而谓之陌，阡陌之法行，则道路少而田益多，谷粟不胜其富，而井田虽废，不恤也。古者五家置一比长，等而上之，为闾，为旅，为党，皆置官焉。官虽多，廪禄虽费，而训告其民者至悉也。鞅并乡遂以为县，五千户始置一令。不及此者，惟置长官。职既少而廪禄多归于公上，虽变古法，不顾也。嗟乎！古先圣王经理天下，事事物物各处其当，其思虑至悉，而鞅径变之，以富强其国，以威制诸侯，以显名于天下，以满足其君之欲，以益固其位。鞅之徇己，毋乃太甚哉！天下道二，曰公与私而已。公，天理也。私，人欲也。人欲炽于胸中，凡可以利己者，无所不为，而天理何在哉？景监嬖倖，而鞅因之以进；说君以帝道而不合，则屡变其说，而卒以强国之策售其欺，鞅之急于进取如此。其后秦人怨之者众，赵良劝其去位，而不能从，则其施为举错，何往而非己私耶？呜呼！其行法于君也，似不阿；其勤耕织也，似知本；其令行禁止也，似有功。然探其心术，则人欲纷乱而未尝须臾宁息，君子岂以其迹而掩其心哉？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人以是为鞅之功。鞅以峻法绳其民，特劫于威服尔，何功之云。心术一差，万事颠沛，君子是以知利心之不可有也。鞅之设心，日夜惟己是利。及其出亡，至无所舍，车裂以徇，为千古笑，鞅亦何便于为己利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