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传》遭战国寝废，后百余年，鲁人谷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矣。《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意林》，《经典释文叙录》，《史通》十四，《御览》六百十。案：君山推崇《左氏》如此。《史通》十四又引《东观汉记》「陈元奏云：光武兴立《左氏》，而桓谭、卫宏并共毁訾，故中道而废」。事与《新论》违异，所未审也。）。

臣闻孔子有云，「才难，不其然乎」。自丧乱以来，经学尤寡。儒有席上之珍，然后能弘明道训。今处学则阙朝廷之秀，仕朝则废儒学之美。昔咸宁、太康、元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之深博道奥，通洽古今，行为世表者，领国子博士。一则应对殿堂，奏酬顾问；二则参训门子，以弘儒学；三则祠、仪二曹，及太常之职，以得藉用质疑。今皇朝中兴，美隆往初，宜宪章令轨，祖述前典。

世祖武皇帝圣德钦明，应运登禅，受终于魏。崇儒兴学，治致升平。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西阁东序、图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是选张华、刘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

传称「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自顷中夏殄瘁，讲通遏密，斯文之道，将坠于地。陛下圣哲龙飞，阐弘祖烈，申命儒术，恢崇道教，乐正《雅》、《颂》，于是乎在。江、扬二州，先渐声教，学士遗文，于今为盛；然方之畴昔，犹千之一也。臣学不章句，才不弘道，阶缘光宠，遂忝非服，方之华、寔，儒风邈远，思竭驽骀，庶增万分，愿斯道隆于百代之上，缙绅咏于千载之下。

伏闻节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旧员十有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中半。九人以外，犹宜增四。愿陛下万机馀暇，时垂省览，《周易》一经，有郑玄注，其书根源，诚可深惜，宜为郑《易》博士一人。《仪礼》一经，所谓曲礼，郑玄于《礼》特明，皆有证据，宜置郑《仪礼》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其书精隐，明于断狱，宜置博士一人。《谷梁》简约隐要，宜存于世，置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纲纪乱矣。孔子惧而作《春秋》，诸侯讳妒，惧犯时禁，是以微辞妙旨，义不显明，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无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将绝，于是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其书善礼，多膏腴美辞，张本继末，以发明经义，信多奇伟，学者好之。儒者称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辞义清俊，断决明审，多可采用，董仲舒之所善也。谷梁赤师徒相传，暂立于汉，时刘向父子，汉之名儒，犹执一家，莫肯相从。其书文清义约，诸所发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载，亦足有所订正，是以《三传》并行于先代，通才未能孤废。今去圣久远，斯文将坠，与其过废，宁过而立也。臣以为《三传》虽同一《春秋》，而发端异趣。案如三家异同之说，此乃义则战争之场，辞亦剑戟之锋，于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传其学（《宋书、礼志》一，又《晋书·荀崧传》，《通典》五十三，皆有删节。）。

荔枝，冬青，夏至日，子始赤，六七日可食，甘酸宜人。其细核者，谓之焦核，荔枝之最珍也（《御览》九百七十一。）。

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元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元凯范宁等二十有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冑。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学。可与颜子俱配享孔子庙堂。

始存之不以予古拙。不责予以今人之态。能遗其铅黄外饰。直索子心于古人之心。在今之行古者然。虽无以应君子。幸存之不友子以面。予何人。敢不以心友于存之邪。且古人相知在此。今愚忌存之固有未予知者。矧与相面者。其能异于行路之人哉。固无也。有恨偫居时。口未能言及此。还罢又不相处。虽素尚蓄积。竟未得露一毫于方寸之地。每一相见。何尝不嗛嗛于内。若饮者实满于腹。思一吐而未果者。存之谓予是言似乎哉。以为似。则予不得不吐于存之矣。先此二十年。予方去儿童心。将事四方志。若学山者以一篑不止。望嵚崟于上。誓不以邱陵其心而尽乎中道也。志且未决。适遭天谴。重罹凶咎。日月之下。独有形影。存之以予此时宜如何心哉。苟将尽馀息以鸿同大化。或有论予者。相晓以古道。且曰。若身未立于时。若名未扬于人。若且死。独不畏圣人之经戒。俾立身扬名之意邪。蹶然而恐。震骇且久。曰。微夫子。吾几得罪于圣人矣。噫。圣人之言天戒也。天戒何可违乎。历数岁。自洙泗渡于淮。达于江。过洞庭三苗。踰郴而南。涉浈江。浮沧溟。抵罗浮。始得师于寿春杨生。杨生以传书为道者也。始则三代圣王死。而其道尽留于春秋。春秋之道。某以不下床而求之。求之必谋吾所传不失其指。每问一卷。讲一经。说一传。疑周公孔子左邱明公羊高谷梁赤。若回环在座。以假生之口以达其心也。迩来数年。精力刻竭。希金口木舌。将以卒其业。虽未能无愧于古人。然于圣人之道。非不孜孜也。既而曰。以是为驾说之儒。曷若为行道之儒邪。贮之于心有经实。施之于事有古道。犹不愈于堆案满架。矻矻于笔砚间邪。徒念既往者未及孔门之宫墙。自谓与回牛相上下。传经意者。家家自以为商偃。执史笔者。人人自以为迁固。此愚所以愤悱。思欲以圣人之为市南宜僚。以解其纷。以衡石轻重。俾将来者知圣代有谯周焉。此某所以蓄其心者。元和初。方下罗浮。越梅岭。泛赣江。浮彭蠡。又抵于匡庐。匡庐有隐士茅君。腹笥古今史。且能言其工拙赘蠹。语经之文。圣人之语。历历如指掌。予又从而明之者。若出井置之于泰山之上。其为见非不宏矣。长恨司马子长谓挈诸圣贤者。岂不然乎哉。脱渐子长之言。予之厄穷其身。将淬磨其心。亦天也。是天有意。我独无恙。何也。夫然。亦何必瞽吾目然后国语。刖吾足然后兵法。抵宫刑然后史记邪。予是以自忘。其愚瞽。故有三传指要十五卷。汉书右史十卷。黄中通理三卷。翼孟三卷。隋监一卷。三禅五革一卷。每撰一书。何尝不覃精潜思。绵络指统。或有鼓吹于大君之前曰。真良史矣。且曰。上古之人。不能昭明矣。某其如何。有知予者。相期不啻于今人。存之信然乎哉。此古人所以许一死以谢知已。诚难事也。如不难。亦何为必以古人期于今人待邪。又自史记班汉以来。秉史笔者。予尽知其人矣。言东汉有若陈宗尹敏伏无忌边韶崔实马日磾蔡邕卢植司马彪华峤范煜袁宏。言国志有若卫顗缪袭应璩王沈傅元茅曜薛莹华覆陈寿。言晋洛京史有若陆机束皙王铨铨子隐。言江左史有若邓粲孙盛王昭之檀道鸾何法盛臧荣绪。言宋史有若何承天裴松之苏宝圭沈约裴子野。言齐史有若江文通吴均。言梁史有若周兴嗣鲍行卿何之元刘璠。言陈史有若顾野王傅宰陆琼姚察察子思廉。言十六国史有若崔鸿。言魏史有若邓渊崔浩浩弟览高允张伟刘横李彪邢蛮温子升魏收。言北齐史有若祖孝徵陆元规汤休之杜台卿崔子发李德林林子百药。言后周史有若柳虬牛宏令狐德棻岑文本。言隋书有若王师邵王冑颜师古孔㯋达于志宁李延寿。言皇家受命有若温大雅魏郑公房梁公长孙赵公许敬宗刘允之杨仁卿顾允牛凤及刘子元朱敬则徐坚吴兢。次而修者亦近在耳目。于戏。自东观至武德以来。其间作者遗草有未行于时。及修撰未既者。如闻并藏于史阁。固非外学者可得究诸。予虽无闻良史。至于实录品藻。增损详略。亦各有新意。岂无班马之文质董史之遗直者邪。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常欲以春秋条贯。删补冗阙。掇拾众美。成一家之尽善。有若采葑菲者无以下体。衣狐裘者无以羔袖。言不多乎哉。以为多。则存之视予力志何如耳。昔阮嗣宗嗜酒。当时以为步兵校尉。虽非其任。贵且快意。今予之嗜书。有甚于嗣宗之嗜酒。且虚其腹。若行哺而实者。存之宜如何处予哉。传不云乎。心志既通。名誉不闻。其足下何遗邪。此存之所宜动心也。脱禄不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友。匡庐之下。犹有田一成。耕牛两具。僮仆为相。杂书万卷。亦足以养高颐神。诚知非丈夫矣所立。固不失谷口郑子真耳。敢布诸足下共图之。某再拜。

事有不幸出于久远而传乎二说，则奚从？曰：从其一之可信者。然则安知可信者而从之？曰：从其人而信之可也。众人之说如彼，君子之说如此，则舍众人而从君子。君子博学而多闻矣，然其传不能无失也。君子之说如彼，圣人之说如此，则舍君子而从圣人。此举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学《春秋》者独异乎是。孔子，圣人也，万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谷梁赤、左氏三子者，博学而多闻矣，其传不能无失者也。孔子之于经，三子之于传，有所不同，则学者宁舍经而从传，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经于鲁隐公之事，书曰「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其卒也，书曰「公薨」，孔子始终谓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摄也」。学者不从孔子谓之「公」，而从三子谓之「摄」。其于晋灵公之事，孔子书曰：「赵盾弑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赵盾也，是赵穿也」。学者不从孔子信为赵盾，而从三子信为赵穿。其于许悼公之事，孔子书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三子者曰：「非弑之也，买病死而止不尝药耳」。学者不从孔子信为弑君，而从三子信为不尝药。其舍经而从传者何哉？经简而直，传新而奇，简直无悦耳之言，而新奇多可喜之论，是以学者乐闻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于孔子而笃者也。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言，予不知也。难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尔。夫三子者，皆学乎圣人，而传所以述经也。经文隐而意深，三子者从而发之，故经有不言，传得而详尔，非为二说也」。予曰：「经所不书，三子者何从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后而知之，且其有所传而得也。国君必即位，而隐不书即位，此传得知其摄也。弑君者不复见经，而盾复见经，此传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贼不讨，则不书葬，而许悼公书葬，此传得知世子止之，非实弑也。经文隐矣，传曲而畅之。学者以谓三子之说，圣人之深意也，是以从之耳，非谓舍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则妄意圣人而惑学者，三子之过而已。使学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夺也。使其惟是之求，则予不得不为之辨」。

准敕，准中书门下奏：「准治平四年闰三月八日敕，迁僖祖庙主藏之夹室。臣等闻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庙祀之制，有疏而无绝，有追而无遗。商周之王断自稷契以下者，非绝帝喾以上而遗之，以其自有本统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后之序，则子孙虽自齐圣有功，不得以私其祖考，天下万世之通道也。窃以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则僖祖有庙，于契稷无以异。今毁其庙而藏其主夹室，替祖考之尊，下附于子孙，殆非所以顺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义。求之前代，虽或有之，然考合于经，乃无成说。因情制礼，实在圣时。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聪明，绍天稽古，动容周旋，惟道之从。宗庙重事，所宜博考，乞以所奏付之两府详议而择取其当」。奉敕旨准今月三日诏：「中书门下：庙祧之制，盖闻彝典，所以上承先王，下法后世。朕嗣宅大统，敬奉宗祀，而世次迁毁，礼或未安。讨论经常属二三哲辅，于以佐朕不逮，而仰称祖宗追孝之心。今览之瞿然，敢不祇服。宜依所请施行。故兹诏示，想宜知悉」。牒奉诏书如前。牒至，准诏书者。伏惟亲亲之序，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及而亲毕。圣人制事，存送终之礼，皆以此为限，是众人之所同也。若其不与众人同者，则又因事之宜，断之以义，而为之节文也。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业之所由起，奉以为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盖王者之祖有系天下者矣，诸侯之祖有系一国者矣，大夫士之祖有系一家者矣，亦其理势然也。荀卿曰：「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坏，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别贵始」。贵始，德之本也。盖有天下之始若后稷，有一国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若三桓。所以贵者，配天也，不祧也，有常宗也，此其所以别也。今直以契稷为本统之祖，则是下同大夫士之礼，非荀卿之所谓别也。或曰：「汤、文、武之去契、稷，皆十有馀世，其间子孙衰微奔窜者非一，汤、文、武之有天下，契、稷何与哉」？曰：南宫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人」。禹之有天下则然矣。稷，诸侯也，而曰「有天下」，何哉？岂非积累功德，至文王而兴乎？孟子曰：「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则小国亦王之所待也。所谓「七十里」「百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遗其子孙之国乎？由是言之，商、周所以兴，契、稷不为无所与也。则正考父作《颂》追道「契汤高宗，商所以兴」，子夏序《诗》称「文武之功，起于后稷」，岂虚语也哉？《国语》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谷梁》曰：「始封必为祖」。南宫适、孟轲、卜子夏、左丘明、谷梁赤生于周代，其所言者，皆亲闻而见之者，其学问又俱出于孔子，宜若可信。则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秦、汉诸儒亦有所受之也。后世有天下者，皆特起，无所因，故遂为一代之太祖，所从来久矣。伏惟太祖皇帝孝友仁圣，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乱，子孙遵业，万世蒙泽，功德卓然，为宋太祖，无少议者。僖祖虽于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业，未见其有所因；上寻世系，又不知所以始。若以所事稷、契奉之，窃恐于古无考，而于今有所未安也。臣以为均之论议，未有以相夺，仍旧便。若夫藏主合食，则历代常议之矣。然今之庙室与古殊制，古者每庙异宫，今所以奉祖宗者皆在一堂之上。西夹室犹处顺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无嫌。至于禘祫，自是序昭穆之祭，僖祖东向，礼无不顺，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者也。孔子曰：「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如臣绛等议，非臣所知，臣所以阙而不敢同也。

《春秋》者，鲁国之史，孔子老而后成之书也。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又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是删《诗》、《书》，定礼、乐，在于反鲁之年，而赞《易》在于五十之后也。《春秋》止于获麟，而孔子没于获麟之后二岁耳。是孔子于未没之前，犹记《春秋》之事，则《春秋》之于六经，最为晚成也。孔子于未老之前，不作《春秋》，必其老而后作者，盖孔子尚壮，犹冀当时之君有能感悟而用之者矣。奈何周旋天下，至于穷老，而一丘之地不可得，一旅之民不可有。孔子之年益老，而天下之乱不止，至于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天子不加诛，方伯不致讨，三纲五常，扫地俱尽。孔子于是因鲁之史，以载天子之事，二帝三王之法，于是乎在。《春秋》之所善，王法之所褒也；《春秋》之所恶，王法之所褒也。至于修身正家理国治天下之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法，莫不大备。故前史云：「为人臣而不知《春秋》，必蒙首恶之名；为人子而不知《春秋》，必陷大逆之罪」。故学者不可以不务也。《春秋》之作，盖以天下无王，而孔子以王法正之。诛罚褒赏者，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作《传》者既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杜预、何休之徒，又妄为之说。如杜预之说则曰：「周德既衰，官失其守，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其馀则皆即用旧史」。若如其说，则孔子乃一史官尔。《春秋》既曰「作之」，又徒因其记注，即用旧史，则圣人何用茍为书也？何休之说曰：「《春秋》将以黜周王鲁。孔子为天下无王，乃作《春秋」》。何得云黜周王鲁？如经书「王正月」者，大一统也；先王人者，卑诸侯也。不书王战者，以见天下莫之敌也；书王而加「天」者，别吴、楚之僭伪也。《春秋》尊王如此，安得谓之黜周乎？作《传》者既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注释者又妄为之说，至今好怪之徒，更增引血书端门、诸谶纬之说，以解《春秋》，此啖氏所谓宏纲既失，万目从而大去者也。故自孔子之没，能深知《春秋》之所以作与《春秋》之所存者，唯孟子尔。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之意，以谓王者号令尚行于天下，而于号令之中有过差失谬，则诗人得以规刺而正之。至其大乱，而王道板荡，号令不行，天子名存而已，则孔子作《春秋》以代其赏罚也。《春秋》既成，孔子不久而已没，又其书刺讥诛绝，多病当时之人，不可显传于世，故门弟子受业《春秋》者无闻焉。其后遂有《春秋》五传，邹氏、夹氏，久已不传，且《左传》、《公》、《谷》，代兴于汉。然其祖习传受，传记不明。如习《左传》者，即托为丘明，言与孔子同其好恶，又身为国史，所载皆得其真。然左氏之书，时亦失谬，此亦党左氏之言也。习《公》、《谷》者，又言孔子经成，独传子夏，公羊高、谷梁赤，皆子夏门人。若二子同出子夏之门，不应传有同异，此亦党公、谷之言也。三传之出，既已讹谬，诸儒之说，不可据依，但当取其是而舍其非尔。《春秋》之名，说者亦众，如《左氏》说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又孟子亦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是孔子于未作之前，已名「春秋」，孔子因之不改也。杜预曰：「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综以为所记卜之名也」。《孝经》亦曰「春秋祭祀，以时思之」。是言「春秋」可以举四时，杜预之说为得矣。三《传》之说既未可质其后先，但《左氏》多说事迹，而《公羊》亦存梗槩，陆淳以谓断义即皆不如《谷梁》之精。今以三家之说校其当否，而《谷梁》最为精深。且以《谷梁》为本者，其说是非褒贬，则杂取三传及历代诸儒、唐啖、赵、陆氏之说，长者从之，其所未闻，即以所闻安定先生之说解之云。

业肄贤关，滥预千人之列；名叨舍选，愧居群俟之先。嗟小人得福以非常，痛私门钟衅之何亟！有稽伸谢，徒切衔恩。窃以兴庠序于不遑暇给之秋，见圣贤相与致太平之业。惟有道主，能散马牛而包干戈；非大仁人，孰明俎豆而辟军旅。洪惟上圣，笃任真儒。不求矢石之功，专务衣裳之化。矢其文德，虽灏灏尔噩噩尔之书无以加；烝我时髦，岂济济乎洋洋乎之世所能及！自槐坛之载建，纷银袍而遝来，仰追唐、虞之盛时，祖述熙、丰之故事。谓科举取士于一时也，非所以造士；而舍法作人于平日也，斯足以得人。必将试之以积累之勤，故可期之以远大之地。非得行艺两全之美，曷副君相旁求之诚？选既至艰，得宜无滥。如某者受才猥琐，赋命穷奇。齿才及壮，而遽失所天；仕岂欲干，而盖缘有母。辄施鼠技，妄习麟经，徒专记问之工，莫识谨严之旨。不束高阁，兼取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之长；未得美泉，姑为啖先生、赵夫子、陆文通之凿。辞亲故里，鼓箧上庠，幸厕迹于裒衣，获执经于绛帐。半世仅一名之得，壮心早衰；匹夫获千金之资，大祸俄及。未副倚门之望，遽罹枕块之忧。三釜之志既孤，五鼎之心何有。念孝子为亲而求禄，自伤无禄以及亲；思忠臣致主以忘身，或可以身而事主。退惟畴昔之侥冒，实由在上之作成。兹盖伏遇某官命世大才，迪民先觉，躬阿衡惟一之德，为成汤自得之师。靖康之节人所难，绍兴之政古未有。既以其身致中兴之烈，又将与国贻有永之谋。广辟成均，兼收士类。传吾道于孟轲之后，率天下为仲尼之徒。二尺短檠，犹念儒生之日；万间广厦，俱欢多士之颜。遂致缪庸，亦蒙教育。某敢不益脩操履，力探渊源？入大匠之准绳，资哲人之鼓铸。傥离场屋，粗有进身之阶；仰戴陶钧，莫知报德之所。

贤关战艺，笔屡扫于千军；兰省抡材，名遂参于三杰。隽声藉甚，士论翕然。状元蕴秀江阴，蜚英浙右，蚤游天子之学，独抱圣人之经，固尝浚井而得泉，奚止属辞而比事？明一王之旨，兼取左氏、公羊高、谷梁赤之长；观三策之文，庶几晁错、董仲舒、公孙弘之对。巍折蟾宫之桂，首探杏园之花。衫鬓方青，富贵已逼。

问：古之人皆有师，自圣人至于士，一也。虽师未必贤于弟子，弟子未必尽如师，固可因流究源，见形知范矣。惟孔子之于老聃，左丘明之于孔子，公羊高、谷梁赤之于子夏，房、杜、王、魏之于王通，世皆以为师弟子也，或谓其不然，学者未免乎疑焉。谓孔子不师老聃也，固尝适周而问礼矣；果惟聃是师，则彼槌提仁义，绝灭礼学，夫子乃为礼乐仁义之主，何耶？谓丘明不师孔子也，固尝见称于《鲁语》，与圣人同好恶矣；果惟孔是师，则子不语怪，而丘明乃失之诬，且传经多不合于圣人之旨，何耶？谓公、谷不师子夏也，则先儒应劭辈固尝有是语矣；谓果出其门，则《春秋》之成，商不能赞一辞，二子乃各以经名家，何耶？谓房、杜、王、魏不师王通也，则通著之《中说》固尝弟子之矣；谓果出其门，则数子俱显于唐，反无一语以称师，抑又何耶？以为果师、果弟子，则其学必不相戾，而其心必不相忘也；以为非师、非弟子，则载诸古人之书，传诸学者之口，岂尽妄耶？诸君尚论古人之日久矣，师自柱下而至河汾，弟子自将圣而至贞观，诸子必能熟究其源流而素知其然否也。幸即其道，考其时，推前人之议论，以其实告。

石经已载《前记》，晁子止作《考异》而为之序。《考异》之作，大抵以监本参考，互有得失，其间颠倒缺讹，所当辨正，然古今字画，虽小不同，而实通用耳。《考异》并序，凡二十一碑，具在石经堂中。子止之序曰：「鸿都石经，自迁徙邺、雍，遂茫昧于人间。至唐太和中，复刊十二经，立石国学。而唐长兴中，诏国子博士田敏与其僚校诸经，镂之版，故今世六学之传，独此二本尔。按赵清献公《成都记》，伪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经琢石于学宫。而或又云：毋昭裔依太和旧本，令张德钊书。国朝皇祐中，田元均补刻公羊高、谷梁赤二传，然后十二经始全。至宣和间，席文献又刻孟轲书，参焉。今考之，伪相实毋昭裔也。《孝经》、《论语》、《尔雅》，广政甲辰岁张德钊书。《周易》，辛亥岁杨钧、孙逢吉书。《尚书》，周德正书。《周礼》，孙朋吉书。《毛诗》、《礼记》、《仪礼》，张绍文书。《左氏传》，不志何人书，而详观其字画，亦必为蜀人所书。然则蜀之立石盖十经，其书者，不独德钊，而能尽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历八年，其石千数，昭裔独辨之，尤伟然也。公武异时守三荣，尝讨国子监所模长兴版本读之，其差误盖多矣。昔议者谓太和石本授写弗精，时人弗之许，而世以长兴版本为便，国初遂颁布天下，收向日民间写本不用。然有讹舛，无由参校判知其谬，犹以为官既刊定，难于独改。由是而观，石经固脱错，而监本亦难尽从。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节，暇日，因命学官雠校之。石本《周易·说卦》：乾，健也，以下有韩康伯注略例，有邢璹注《礼记·月令》，从唐李林甫改定者。监本皆不取外，《周易》经文不同者五科，《尚书》十科，《毛诗》四十七科，《周礼》四十二科，《仪礼》三十一科，《礼记》三十二科，《春秋左氏传》四十六科，《公羊传》二十一科，《谷梁传》一十三科，《孝经》四科，《论语》八科，《尔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传注不同者尤多，不可胜记。独计经文，犹三百二科。迹其文理，虽石本多误，然如《尚书·禹贡篇》『梦土作乂』，《毛诗·日月篇》『以至困穷而作是诗也』、《左氏传·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卫、陈、郑乎』、《论语·述而篇》『举一隅而示之』、《卫灵公篇》『敬其事而后食其禄』之类，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尚书》『无颇』为《无陂》，改《春秋》『郭公』为『郭亡』者，世皆讥之，此不敢决之以臆，姑两存之，「亦镌诸乐石，附于经后不诬，将来必有能考而正之者焉」。子止又刻《古文尚书》于堂，而为之序曰：「自秦更前代法制以来，凡曰古者，后世寥乎无闻，书契之作，固始于伏牺，然变状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尚书》一经，独有古文在，岂非得于壁间，以圣人旧藏，而天地亦有所护，不忍使之绝灭。中间虽遭汉巫蛊、唐天宝之害，终不能晦蚀，今犹行于人间者，岂无谓耶！况孔子谓《尚书》以其上古之书也，当时科斗既不复见，其为隶古定此实一耳。虽然，圣人远矣，而文字间可以概想，则古书之传，不为浪设。予抵少城，作《石经考异》之馀，因得此古文全编于学官，乃延士张𤈴，仿吕氏所镂本再刻诸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贻世，若二《典》『曰若』、『粤󶸝』之类，学者可不知欤？呜呼，信而好古，学于古训，乃有获，盖前牒所令，方将配《孝经》、《周易》经文之古者，同附于石经之列，以故弗克。第述一二，以示后之好识奇字者，又安知世无扬子云？时乾道庚寅仲夏望日序」。

吾夫子庙于学旧矣，通天下若郡若邑，以无庙学为阙文，则我朝之盛典也。故高弟颜闵以下，及轲氏凡十有二人，得陪于座，而七十子之徒与后之大儒公羊高、谷梁赤之流，得像于壁，而以经学行天下者不间今昔，皆得厕迹于其间，岂气类相从，千载犹一日与？然则行修于乡，经明于时，易裤襦为衣冠，化鄙薄为敦厚，立先贤之祠，表通德之门，视古无愧者，顾可于学弗祀？兹非一人之私也，吾道之公也。惟我朝以忠厚长者之心陶冶天下之士，一洗浅近俳优之习，未及百年，名儒辈出；又五六十年，通经讲学之士出为公卿大夫者，总总也。遂昌之为县，山深而土瘠，农末力竭，俱不足以自赡，为士者又贬于他业。嘉祐八年，龚先生原字深之始出应进士，登甲科，盖力学于耕桑之下，而自奋于韦布之中，峨冠丝衣，归扫坟墓，拜亲膝下，而乡邑之颇有知者，莫弗歆艳，津津相贺。已而召为国子监直讲，且为丞，入太常为博士，谈经议礼，翕翕然闻于时，则向之贺者，知饬子弟为学。及持节乡部，剔蠹兴善，稍行其志，具酒殽，延父老相劳苦，引后生秀士，勉以学，曰：「吾不徒作会稽买臣辈自衒鬻为也」。则子弟之为学者，知所以自励。迨夫出藩入从，始终可观，为名儒臣，则乡邑之俗旷然大变。今盖七十馀年，邑之为士者视他业且倍蓰矣。第进士为美官，自先生而下，纪名氏于碑日益以众，又皆于德无愧。乡之长上，知训其子弟以礼义，而士之刻意于学者，不但为科举计也。曰：「庶无负吾龚先生之道乎」！始县无先生祠，士往往貌其形于家。元祐中，鄱阳张公根字知常令此邑，有异政。未及下车，先访龚之墓而礼于学，曰：「邑有龚先生而徒不繁，令之耻也」。于是台州刑曹华公岳元镇，邑之儒老，而先生之所从游也。令乃造请致其意，华公为之领袖诸生，发六经之蕴，以先生之未言者终其说。自是士益知劝，遂昌之俗益以美，先生之学益以传，盖二公之所以左右先生者。其后邑人祠先生于学，以二公配，礼也。祠久且敝，而又不以识之，惧无以传，浚孙充员簿领，日与为士者游，辄至祠下，未始不凛凛也，乃撤而新之。先生晚以元祐党籍谪居历阳，有曾孙敦颐，流落西浙，博雅好修，颇世其家，而居乡由义辈亦于学弗替。国史有先生传，而赵郡李之仪常状先生之行。浚孙特书其有德于兹邑者，而作诗以相其祠曰：若有人兮山之垠，冰玉为骨兮兰𦶜为神。空谷传响兮生香著人，鬼神呵护兮乌敢自珍？纵使东游兮推车御轮，阊阖太清兮千里一瞬。笔补造化兮黼黻天云，容与圣域兮凝神道真。楼成白玉兮钧天问津，意或下顾兮翩然绝尘。肃肃庙貌兮殽蔬具陈，以幸吾邑兮吉日良辰。酒泉如饴兮公其饮醇，青衿拜下兮敢忘公仁。千秋万岁兮惟公是亲，少留亟往兮我涕酸辛。徼福天下兮久而益新。

甚矣，人心厌陈言而喜奇论也。盖陈言人之所玩熟，故易厌；奇论人之所创闻，故易喜。殊不知陈言虽易厌而可常，奇论虽易喜而必不能久也。譬之布帛谷粟，朝夕服食，而终身不能易；譬之日月星辰，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而况圣人之书，正大而平实，精确而详明，亘千万世而不可磨灭。平其心，易其气，求之犹虑其不可得，而可以新奇求之哉！后世乃穿凿而好异，傅会而骋巧，不几于侮圣言而坏心术乎？此所以为先儒之所呵斥也。仆见此病久矣，一日闻《大学》致格章不亡，不特车玉峰有是言也，自董矩堂以来已有是言矣。考亭后学，一时尊师道之严，不察是否，一切禁止之。此言既出，流传渐广，终不可泯，乃欲以首章「知止」至「近道矣」一段充之，未免跃如其喜。是喜也若为新奇而然，其意非喜其新，而喜其复于旧，非喜其奇，而喜其归于常。以其不费词说之追补，而经传俨然，无有亡缺，岂非后学之大幸？仆尝作《沿革论》，而犹有所未尽。既而以《大学》首章朝而读，莫而思，退一段读之数十百遍，又添此一段读之，亦数十百遍，沈潜玩味，文从字顺，体正意足，然后知其不可不易也。人生至十有五岁，自小学升之大学，故此书所以载大学之道以教人，就以《大学》名其书也。所谓大学之道者，大以人言，学以地言，道以教言。其道在于明明德，在于新民，在止于至善，此三句乃一书之纲领，而全体大用尽于此矣。夫天命是理为吾之性，天命是气为吾之心，非是气则理无所寄，非是理则气无以灵，性合理气者也，心统性情者也。今教之以通明知识，谓之明理、明气、明性、明心，俱不可得，是理于心谓之德，故曰明德。然此德本虚灵不昧，止曰明德，则体用混殽，故又添一「明」字于上。下「明」字本体也，上「明」字教之之法也。既曰明德，则不见其孰为理，孰为气，孰为性与心也，明明德是《大学》之道之体，新民是《大学》之道之用，各止于至善，然后谓之全体大用也。明明德未止于至善，则于明德犹有亏，不可谓之全；新民未止于至善，则于新民犹未广，不可谓之大明之者。因其本明而不使其昏之谓新之者，因其既昏而复使其更新之谓至善，则明德、新民之准则也。自古「善」字无正训，周子始以纯粹不杂目之，言其体则精矣，言其用则未切也。其用则是正好处，是中节处，是无过不及处。朱子则曰：事理当然之极。事理当然释善也，极释至也。为善或未及一分，或过一分，不可曰不善也，谓之至善则不可。圣人言语虽极精密，而气象却甚宽大。既立三纲，法当继之以目，血脉不断而节拍从容，非若后世之浅迫易露也。第四节首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此一句非圣人不能道也，是之谓直指全提。言「古」者所以开今之学也。「欲明明德」四字，若自本而之末，自始而之终，此顺词也。忽继之以「于天下」三字，其势却翻转，自末而归本，自终而原始，却是逆词。此文字险处，乃以六「先」字贯之，所以溯其用力之端。自「天下」至「齐家」皆新民之事也，自「修身」及「致和」皆明明德之事也。「致知在格物」，忽又变此句法，而其旨益密。自三「在」、六「先」而下，其势若建瓴，倾泻在「致知」二字上，文法之力，岂止万钧之重！致者上之所以教也，知者下之所以学也。「知」字既重，不可不授之以致之之方，盖致知只在格物之中，穷物之理，所以致吾之知也。第五节七「后」字，方是自始而至终，自本而及末，欲学者知效验之先后，循其序则不差。「先」之下，「后」之上，六字反覆，而体用顿异。第六节曰「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只一句总结，不特关键甚严，且包涵许多教法，博而不露，约而不晦，于半语之中剔出修身，束定上下。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皆成就「修身」二字，指此为本，则齐家至平天下皆末也。后又以馀意一句正结，一句反结，已含蓄传中，意思俱足。此于圣人何尝留意于作文？而词章自胸中流出，自然如此。若三纲之下无「致知」一语，则不知其所以学，自物格知至之下无「修身」一语，则不知其所以行。圣人之言，一字不可有无，一字不可后先也。今推首章，法度典刑如此严密，然后见「知止」一段，虽若承接紧切，而文势语意，反成缓弛矣。盖「知」之一字，教者之所主，学者之所宗，若等閒轻道破，不特文字无精神，而于教法亦失先后之序。况未尝穷事物之理，如何遽能知所止而得所止哉？如是，则乃生而知之之知，非学而知之之知也。仆故曰不可不易者，此也。夫致知者，知之始学之先也。知止者，致知之效而学之功也。诚能知其所当止，则思虑不杂，意向不偏，气质不得而胜，物欲不得而迁，此所谓定也。方事之未至也，则此心寂然不动。寂然言其静也，不动言其安也。及其事之感通也，必审而后发，发必中节矣。审其虑之谓中节，则得所止之谓，非物格知至能如是乎？仆昔谓知止一章逃亡为甚，自今观之，正见拙而非巧也。然其错简于此，不为无其因。昔本在「止于至善」传之后，今乃逸在「止于至善」经之后，此错简之由也。非后世喜新奇而创为此论也，朱子之门人亦有问曰：定静安在物格知至之后，「意诚」以下六事未然之前，虑则在「意诚」以下将然之际，如此贯之，可否？朱子批云：解云似已有此意矣。朱子又曰：「知止」至「能得」，是说知至意诚中间事。《章句》云：物格知至则知所止矣，「意诚」以下则得所止之序也。《或问》又曰：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诚意」以至于「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此固已分明以知止章为致知传矣，但未决于迁也。惜乎读者未尝玩味，致此疑于沧州讲席之上耳。此皆仆前论之所未尽者，不敢不思有以补之，是岂新奇可喜之论哉？所以共天命，追圣言，以正旧章也。朱子又曰：「《大学》首尾该贯，失了多年，猝急要讨寻不见，忽然讨见，即是元初底物事」。愚敢于致格传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