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知学之道者以时习而说，不知学之道者以时习为劳苦。劳苦则安能时习？时习必不劳苦。今学者欲造无时不习之妙，断不可有毫釐劳苦之状。当知夫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但夫放逸则劳他求，他求则成放，他求则成劳。是心有安有说，无劳无苦。是心初无奇，初无心，则吾目视、耳听、手持、足履、口语，心思之心，此心非物无形，无限量，无终始，无古今，无时不然，故曰无时不习。时习之习，非智非力。用智，智有时而竭；用力，力有时而息。不竭不息，至乐之域。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此爱人之心也，此广大之心也，此不自私之心也。有朋自远方，何为乎来也？以好善之心来也，则吾乐与共之。乐吾之善，盖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此乐，天乐也，非人乐也。杨朱拔一毛利天下不为，固无是乐也。此则异端之道，非天地大公之道也。庄子谓杨朱得道于老聃，则亦非禄碌者矣。盖知有己而已，不知他也。见天地间未始有一物，而不见天地间未始无万物也。知一而不知十百千万也，知静而不知动也，溺心于小而不知大也。然而此非碌碌者所能知，故天下靡然从之，而无君之说遍天下，非孟子不能辟。非知夫子朋来而乐之意，无以知孟子所以辟杨墨之意。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不知而不愠，虽贤者容或有之。此愠不必暴见于外，苟动于念虑间，即谓之愠已。子思曰：「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惟圣者能之」。《易》曰：「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谓之潜龙之德，非德之纯而无毫釐外驰者至是乎？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者多疑所习者何事，必有其说。吁！使所习之有说，则必不能时习矣。时习者言乎时时而习，无时而不习也。使所习有说，则必有意；意作，必有时而息；至于息，则非时习也。惟其无意也，故能时时而习。时习之习，乃不习之习。《易》曰：「不习无不利」。今学者患乎习之不能时者，正以其以思虑而习，以智力而习，故不能时也。使果有说，果有可言之事，则孔子已明言之矣。孔子无所言，正以明时习之习非学者作辍之习也，正以明学者本有之心即道，而无俟乎复为也。作辍之学，安得有说？非智非力，无作无辍之学，故有无穷之说乐也。或者又曰：「孔子言：『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若斯之类，是乃所习之说」。吁！是又实未识所谓孝弟、谨信、汎爱、亲仁、学文者也。方子之事亲时，爱敬之心自生，不知所以然，此则孝也。使作意曰「吾将以学为孝也」，则亦伪而已矣，非真心之孝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使胸中有意有说，则失其所以为真孝真弟矣。不真则伪，伪则终于失。孔子诲学者，使出入之间无非孝弟，则真而不伪，不思不勉而自爱自敬矣。谨则无放逸，无思虑；信则允塞，亦安得有思虑？惟如此者乃能汎爱。其不能汎爱者，必其思虑纷扰，私意横生，则不虚明，不广大也。孝弟、谨信、汎爱，无非道心之所发见，自然喜于亲仁，自然与仁者同心，自然谦虚，不敢自足。其有不亲于仁，必有私意，必有阻隔。但顺此孝弟、谨信、汎爱、亲仁之心而行，谓之由道而行，行之既熟，为有馀力，乃可学文。文非道外之物，文学之事，皆此道之精华，日用之妙，何往而非一贯？但圣人设教之序，当自孝弟始，当自幼而达之。通则悟其本一，一则无时而非习矣。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后学靡然从之。偏枯孤止，无爱利之大用，非道也。夫朋至而吾乐善之心油然而生，乃道心之变化，非思虑之所及，是为圣人之大道。举天下万古之人皆有此，而人自不知之，自不信之，自偏溺之，不溺于动则溺于止。朋来而乐，不溺于静止之阱矣。然又虑其复溺于动，乐于人之知己，不知则愠，则亦非君子之道。君子朋至而乐自生者，非动也。朋不至，人不知而不愠，非勉强抑止也，清明之性，自尔寂然，夫是之谓学，夫是之谓天下何思何虑，夫是之谓不习之习。《论语》谓之「时习」，《中庸》谓之「时中」，无时而不中也。无时而不中，即无时而不习，有意则必有倚著，不可谓之中，故曰「时中」即「时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者多疑所习者何事，必有其说。吁！使所习之有说，则必不能时习矣。时习者，言乎时时而习，无时而不习。使所习有说，则必有意；意作，必有时而息；至于息也，非时习也，非时时而习也。惟其无意也，故能时时而习。时时而习，乃不习之习。《易》曰：「不习无不利」。今学者患乎习之不能时者，正以其以思虑而习，以智力而习，故不能时也。使果有说，果有可言之事，则孔子已明言之矣。孔子无所言，正以明时习之习非学者作辍之习也，正以明学者本有之心即道，而无俟乎复为也。作辍之学，安得有说？非智非力、无作无辍之学，故有无穷之说乐也。或者又曰：「孔子又言：『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若斯之类，是乃所习之说」。吁，此孔子言弟子之事，言岂一端而足？然事似异而实非异。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孟子亦曰：「仁，人心也」。此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心无形体，故变化无方。孝之心何状？弟之心又何状？谨之心又何状？信者不诈欺而已，不诈欺之心又何状？汎爱之心又何状？亲仁之心又何状？学文虽不可胜纪，夫学文之心精神变化又何状？孔子谓「孝者天之经，地之义」，谓礼断然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然则百姓日用之妙，果有不可得而思，不可得而言者。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后学靡然从之。偏枯孤止，故自古学者率求于无思无为之说而不悟。无思无为之实，乃人心之精神妙用。《易》曰：「变化云为」。日月之光无所不照，而无思也，无为也。溺于沈寂，而不达日用之妙。故子曰：「知者动」。知道之谓智。夫朋至而吾乐善之心油然而生，乃道心之变化，非思虑之所及，是谓圣人之大道。举天下万古，人皆有此大道之常，而人自不知之，自不信之，自偏溺之，不溺于动则溺于止。朋来而乐，不溺于静止之阱矣。然而又虑复溺于动，乐于人之知己，不知则愠，则亦非君子之道。君子朋至而乐自生者，非动也。朋不至，人不知而不愠，非勉强抑止。清明之性，自然寂然，夫是之谓学，夫是之谓天下何思何虑，夫是之谓不习之习。《论语》谓之「时习」，《中庸》谓之「时中」。时中，无时而不中也。有意则必有倚著，不可谓中。有说则必有倚著，不可谓中。无时而不习，即无时而不中。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又曰：「刚毅木讷近仁」，「雍也仁而不佞」。大抵精神外浮，此心放逸，则安得仁？仁，人心也。动则失之，而况于外浮乎？放逸乎？由心而发为事亲，为从兄，为众善，为百行，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随物而动，为昏迷，为机巧，为诈妄。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盖曾子有此三过，故日以自省，此三语者，乃问心之辞。人若不自问心，其不觉又陷乎此也。尝读《檀弓》，见曾子出，祖之，遽以告从者；裼裘之讥，遽以示人，而实未尝学习。观此则知曾子有传而不习之过，特无所考见。君子不以过为讳，而以不能改过为耻。人心即道，自灵自明。过失蔽之，始昏始乱。观过，则知仁矣；无过，则此心清明广大如故矣，云气散释，而太空澄碧矣。

汲古问：「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此亦是圣人治天下之道，而孔子止言『千乘之国』者，其义何也」？先生曰：「千乘谓侯国。其时王室微，诸侯浸彊盛而多，故此言其多者。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诸侯难遽责以圣，度其能行者言之。事不敬必失，必害；不信，无以出令。民无信不立，而况于君乎？敬生信，治国之道，敬信为大。其次节用。节用则可以推有馀以补助斯民；不节用，则厚敛于民矣。民为邦本，厚敛于民，是自伐其邦本。民离国亡，君随以亡。爱民而后能使民以时。国君爱民，乃所以自爱其国，自爱其身」。

孔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又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子思亦曰：「斋明盛服，非礼勿动，所以脩身也」。盖严重则此心不放逸，自然有德威，所学亦固。此要当知主于忠信，忠信即吾之心，吾心日用平常无诈伪，是为忠信，是即吾之主本，非吾心之外复有忠信也。人皆有此忠信之心，而不自知其为吾之主本，故孔子明以告之，使勿外求。学者既自省主本，又当亲贤以求助，不可友不如己者。若不如己者来亲于我，固不可拒；若不来求，而我自友之好之，与胜己者疏，与不如己者亲，畏人之压己，乐人之奉己，此学者大患。又有虽亲能胜己之友，谦虚乐善，而止于此，惮于改过，此尤切身大害。学道无他，改过而已。高明之士往往不无过，而改过之士诚为难得。此心虚明，一无所有，安得有过？因起意，故生过。

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记者曰：「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此非夫子学温又学良，学恭又学俭也；亦非学温而厉，又学威而不猛，又学恭而安也。初学者则然，至于适道则不然矣，而况于圣人乎？人心自神，人心自灵，人心自备众德，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自温自良，自恭自俭，自温而厉，自威而不猛，自恭而安。人不自知，因物有迁，故昏故失。自适道而上，则自知自信。孟懿子问孝，夫子对以「无违」；孟武伯问孝，夫子对以「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夫子对以「敬」；子夏问孝，夫子对以「色难」。所问则一，所答则异。夫子之意安在哉？盖曰：孝者，人之良心也，人人之所自有也。人之所自有，而有不足焉者，有以蔽之也。孟懿子蔽处在违礼，孟武伯蔽处在父母不以疾而忧，子游蔽处在不敬，子夏蔽处在色。各去其蔽，则数子之心固自全也，数子之孝固未始不足也。圣人不能予人以其所无，能去人之蔽而已。

子曰：「为政以德」。为政之道无出于德，吾夫子以一语尽之，甚明白，甚简易，更无馀论。而自两汉以来，至于五代，无一人信得及者，岂夫子欺罔天下后世哉？盖后世不识所谓德者，习闻其号，未烛厥理，故辄疑德之外更有事在，如法令，如礼乐，如任选，如赏罚，如兵财，科条殆纷纷，未易一二数。呜呼，有是哉！有是言也，是岂德之散殊哉！谓德之外自有无穷之事，不惟不知德，亦不知事。政事不出于德，非德政也；政非德政，苟非安，即危乱矣。法令不出于德，则将以遏民之不善，反以长民之不善。民有良心，不可贼也，不可扰也。衰世之法，惟便利之从，增之削之，惟己意所欲。非有皋陶之胸中，何足定天下之刑？一失其中，则贼民之良性多矣。礼乐不出于德，则礼文不足以导民心之正，而反以起民心之伪；乐音不足以导民心之和，而反以感民心之淫。任选不出于德，则我既无德，亦不知何者为德，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后世法度坏，礼乐崩，风俗浮荡，虽有贤才，亦难于不随。其间无文王，而自兴者几人？故贤才多不成就，不缺则瑕。然贤者虽有瑕缺，大概诚悫，不肯习诈，故过失亦不隐。小人终日为不善，见人则掩然去其不善而著其善，又善于佞媚。使人君无德，其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也则宜。赏罚不出于德，则赏以行一人之私喜，罚以行一人之私怒。兵财不出于德，则将不肖而兵惰，兵虽多而蠹财；兵多财匮，虽周公不能为也。善为财者如刘晏，王者之佐乎？晏之术，三代之法乎？苟道耳。人君无德而欲为政，无一可者。然汉唐治绩亦有可称者，亦其君不至于全无德也。是德之在人心，人皆有之，非惟君天下者独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得其所同然者谓之德。同然者，天下同此一心，同此一机。治道之机缄总于人君之一心，得其大纲，则万目必随，一正君而国定矣。选任自明，教化自行，庶政目举，如水之有源也，何患其无流？如木之有本也，何虑其无枝叶？凡后世君臣之所忧，不足忧也。不知后世何为不及此，而为是纷纷？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大哉，德乎！天以此覆，地以此载，日月以此明，四时以此行，百物以此生。君以此尊，臣以此卑，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家以此齐，国以此治。故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何以能至此也？天下同此一德故也。孟子曰：「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人皆有此德性，患上之人无以感之，则民之应也如响。《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以德施教，其妙如神，故曰「神道」。《禹谟》谓「后克艰，臣克艰，而政即乂，民即敏，德亦神速矣」。孔子又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曰德，曰孝弟，曰神明，曰克艰，曰正，其名不同，其实一也。秦汉以来，不复知有此矣，权谋纵横，惟利是务。张良发八难，谓汉高必不能行仁义；娄敬谓汉不当比隆成周。君臣相与规图乃如此，故高帝断弃诗书，慢骂陆贾。及贾说曰：「使秦行仁义，法先圣，汉安得而有之」？于是心动，始听贾言，赖有此耳。故汉家规模本以霸王道杂之。使贾果能开明正德，帝明达易晓，导而入王道不难也。贾亦惟义利为言耳，故仅足小补。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孔子之学异乎他人之学，他人之学冥行而妄学，孔子之学明行而实学。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孔子于此深省天下何思何虑，实无可思虑者。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皆吾心中之物，无俟乎复思，无俟乎复虑。至于发愤忘食，虽愤而非起意也；好谋而成，虽谋而非动心也。终日变化云为，而至静也，终身应酬交错，而如一日也，是谓适道之学。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孔子如是者久之，至于三十而后有立。所谓立，非于学之外复有立也，学久而固，如木之生，久则坚立，非有二木也，成就之叙也。困苦患难之足以动其心，非立也。富贵声名之足以动其心，非立也。白刃鼎镬之足以动其心，非立也。此非勉强而为立也，立非强力之所能致也。以强力而立，立于暂，不至于久；不以强力而立者，吾心之所自有也。吾心未始不刚健也，戕而贼之，始弱、始不立。立非孔子之所独能，而他人无之也。人皆有之，而未明也，未学也，是以未立也。明乎己，故立；通乎物，故不惑物。己一贯而进德有序，知己而不知物者有矣。天下古今物情事理、利害本末、虚实众寡，曲折万状，不可胜穷，自古明智之士，至此一无惑者有几？孔子既明乎己，又明乎物，物己一贯，利害一贯，本末一贯，虚实一贯，众寡一贯，夫是以惑无从而生也。一则虚，实则明，明则无所不照。故凡物之情理昭然自明，凡事之利害晓然自辨，虽询谋不废而明德内彻。学道而至于不惑，可谓光明洞彻内外矣。而旧习之气或未能尽泯，感物而动，日用百为，犹有谓吾之所为，不知其为，天也。非不知也，习气间兴而偶昏，则虽谓之不知天命可也。孔子至五十则旧习之气消尽，无有或昏者矣。必至是，而后可以言知天命。呜呼，至矣！日用百为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如水鉴之永无尘矣，天而不人矣。物之拂违乎我者不知其几也，顺适乎我者不知其几也。进德之纯，至于六十，则凡物之顺乎我不复微动其意，凡物之逆乎我、阻乎我，亦不微动其意，顺逆一物，物我一体。明之非难，常明为难。常纯纯然而无间，则耳顺矣。目之所见犹寡，耳之所接为多。暮夜无月与烛，目力所不及，而耳接其声。又自近而远，四方万里，目所不及，而言辞之所传。事物情状不胜其多，举不足以动其意。又自此而上，极于远古，简册之所载，言辞之所及，亦属乎闻。无不融然而一，怡然而顺，纯然而和，是谓耳顺。耳顺则无不顺矣，无不纯一矣；而亦非一无所辨，如鉴焉，妍丑万状，纤微毕见，而鉴无动也。自志学而已。默造斯妙矣，至是而纯乎纯也。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闻蘧伯玉使者寡过之言而叹美之，寡过之难如此。微动乎意即谓之过，微有不一即谓之过。故六十而始耳顺，至七十虽从心之所欲，未尝踰矩焉，纯乎纯，不足以言之矣，至矣尽矣，不可以有加矣。非谓未七十而犹踰矩，因言从心而及乎此，释学者之疑也。然圣人至此，初无以异于志学之道。道无先后精粗之间，而进德则有先后精粗之序。如谓道果有先后精粗之不同，则何以谓一以贯之？

汲古问：「人既知觉，则无不通达，何孔子谓五十而知天命」？先生曰：「此圣人之学也，自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学力进进有次第。志学之初，虽已知天性之本，然而习气间起，未纯乎天，日用应酬，人为未尽释。至五十始知皆天命，无俟乎人为。六十而耳顺，无所不顺，有顺无逆，纯乎天矣」。汲古又问：「耳目同体，何以言耳顺而不及目」？先生曰：「目之所见者寡，耳之所接者多。暮夜无月与烛，目力所不及，而耳接其声。又自近而远，四方万里，事物情状，目力所不及，而耳皆闻之。又自此而上，极于远古，方策之所传，言辞之所及，亦属乎闻」。

先生曰：「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温故则善，有进而无退；知新则善，愈益而愈通。道不在他，善而已矣。人性自善，又能尽集天下之善，则道在我矣。学者自少至壮，由壮至老，所知不胜其多，惟其旋得旋失，是以终于无成。诚能已知者不失其善，未知者又知之，则此心无非善，日用无非善。学者如无顿觉之明，当自此入；虽觉而未能无过，亦不可无学」。汲古云：「尝见周子《通书》云：『曷为天下善？曰师。故先觉觉后觉，闇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是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先生曰：「是如此」。汲古问曰：「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此夫子答曾子之问。其分道与德而为尊与明之义如何」？先生曰：「道德非二。道者，言其无所不通，谓如道路之四通。人心之善谓之德，此德即道也。茍不通达，则己虽有德而不自知，故曰道所以明德，非德外复有道，道外复有德也。然人亦有虽明乎道，而己德犹有不善，则人心终未服，故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又曰：『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虽得之，君子所不贵。君子行斯可乐，德义可尊，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其德不脩，则人咸贱之。圣人以学者于道未洞明，或微明而未全，则德行多亏，故循循善诱」。

子曰：「君子不器」。偏则器，不偏则不器；止则器，不止则不器。有意、必、固、我，则器；无意、必、固、我，则不器。

「君子周而不比」。君子之心无私好，无私恶，如天地太虚。然万物纵横，纷乎其中，孰为反我者？孰为顺我者？反我顺我，在物则尔，天地太虚安知哉！惟其若此，故周而无可比者也。小人之心夺于物，倚于物，又从而为血气所使，有顺我者喜之，反我者恶之。喜则比，恶则否，比左则遗其右，比此则失乎彼，安得周天下哉！此无他，本心一失，坐血气纷扰之中，吾固知其然也。君子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如日月之光然。日月之光，容光则及，何所取舍？知此则可以知君子之心矣。故亲亲而仁民，仁固杀于亲，而君子非私也；仁民而爱物，爱固杀于仁，而亦非私也，惟其义尔。故君子之爱，铢分锱别，而天下不以为私，固非如墨氏兼爱而二本也。小人以利合，尔汝爱昵，相濡以沫，胡越可使一家；一旦临小利害，父子有疑心焉。私欲之为害如此，血气之能夺本真如此。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则多矣。以不知为知，非曰饰其辞之谓，饰辞以欺人者不足道。固有胸中自以为有见，自以为知道，如斯而已，不复求知。若此者多矣，然非真知，诘之则穷，用之必不继，似是而非，似明而昏，似真而伪。以此知为知，殆不若不知之愈也。然能自知其不知，不认伪为真，不执昏为明，此亦明者也。此虽不知，乃所以为知也，其进于真知也有日矣。以不知为知，是无时而知也。子张亦有此病，故夫子诲之曰「多闻阙疑」，盖子张以疑为不疑而言者有矣。此子张所以难与并为仁，而由知德者鲜。

子谓子路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大哉圣言！夫不知而曰是知，何也？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又曰：「心之精神是谓圣」。又谓忠信为大道。又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不知为不知，诚实无他，无思无为，非道而何？圣言善于明道如此。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圣训至矣，惜乎子路之不领也。不知为不知，何以曰知？孔子谓忠信大道，见于《大戴记》。《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子又曰：「主忠信」。又诲子张，见其参前倚衡者，指忠信也。学者于此所以多疑者，以于平常实直心之外复求之也。孔子曰「中庸」，庸，常也，平常也。箕子曰：「王道平平」。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谓圣」。人皆有是心，即平常实直之心，空洞无形体，无际畔，变化云为，不可度思，矧可斁思？诚实之妙如此，复何求？即此即知。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直与服同一机缄，枉与不服同一源流。天下之道二，善与不善而已矣。善者天下之公道，不善者非天下之公道。直者善道，为公，为民心之所服。枉者不善道，为不公，为民心之所不服。一开其端，其类咸应。于戏，直者民心之所同然，枉者非民心之所同然。圣人得我心之所同然，举之于上，而天下之同然者应矣，此之谓要道。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学者随文释义，皆能言之，而能深知孔子之心者有几？后世学者其能于平居事亲从兄时，与出而事君临民，果一而无二乎？于以验孔子之心常一而无二。变化云为，日用万殊，而道心常一。此一，人人所自有，而自不知，自不信。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实为信，实则不伪，不伪则直，无矫揉，无支曲，荡荡坦坦，可与天地同，鬼神合。人生天地间，所以相处，群而不乱者，以其有此心也。无是，则相诬相罔，相诈相夺，亦安能一日而处？今人平居暇日，所与人交，茍未睹利害，往往皆诚实语，有物夺之则伪耳。人惟不知自有良知，昏蔽既久，奸诈日炽，至以机变为巧，不复知耻，见伪诈之巧者则喜，见信实之人则窃笑，又从而讥侮，甚至父子兄弟之间无所不用其诈。此与禽兽鬼魅等耳，尚何可齿以为人哉！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俭则不放逸，奢则放逸；戚则不放逸，易则放逸。不放逸之心至矣哉！为孝为弟，为谨为信，为忠为恕，为敬为恭，为刚健，为中正，为万善，顺而无失，应而无穷，不识不知，何思何虑？俭与戚人皆有之，而不自信其为大本。孔子又曰「礼本于天」，所谓天道在此。又曰「礼本于大一」，所谓大一者在此。不放逸之心至矣哉！孟子亦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尧曰「钦哉」，禹曰「克艰」，皋陶曰「兢兢」，周公曰「无逸」，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一也。

汲古问：「圣门言礼者非一，子张问礼之损益，曾子问昏祭之礼，言偃问礼之急也。惟林放问礼之本，而夫子乃答云：『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因其问礼之本而有奢易俭戚之分，非礼有本末欤」？先生曰：「孔子答门人之问，每每不同，各去其蔽尔，或有非切要者。唯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以礼之本难言。礼即人心之妙用，奢易放逸，则非道。使放即俭戚而忽觉焉，虚明澄一，即大一，即天地，即四时，即鬼神，即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无本无末，匪异匪同，匪有匪无，不可度思，矧可斁思」？

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绚，文也。巧笑，美目之文，不俟外饰，以质素为文也。孔子于是明质素之为本，而曰绘事后素。子夏稔闻夫子一贯之教，故曰「礼后乎」，疑不可以礼为后也。文质一致也，本末一贯也。他日以子游本末之论为非，即此意也。子夏蔽在溺于文，故孔子示之以质素。子夏之论又高焉，夫子安得不是之曰「起予者商也」？非子夏能发夫子之所未知，谓能发夫子之所未言也。子夏不为诗所拘，则庶乎善观诗矣。他日子夏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则子夏犹不无蔽。

汲古问：「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因观卫人闵庄姜之诗，止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无『素以为绚兮』一句，恐此《诗》之阙文。何圣人又据以子夏之对而为起予耶」？先生曰：「《硕人》诗四章，章七句，若益『素以为绚兮』一句，则八句矣。他章皆七句，又此章文势不应继此一句，此疑当阙。孔子答以『绘事后素』者，谓绘画之事后于素功，质素为本也，其旨欲潜消子夏尚文无实之蔽。子夏不领孔子之旨，而为大言：如此则礼后乎？言文与质一也，无本末先后。孔子于是因而善之曰『起予者商也』。圣心虚明广大，一无意必」。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杞、宋二国文献既皆不足，无所徵验，则孔子何所考而能知夏商之礼？既无所考，又何所据而能言？大哉礼，言本于大一，分为天地，转为阴阳，变为四时，生而为万物，行而为万务，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君以此尊，臣以此卑，兄弟以此笃，夫妇以此和。是谓天则，是谓帝则，是岂以有文与献而存，无文与献而亡？近在人心，本非外物。贤献知之，愚众惑之。唯孔子自知自信，故自能言；但无文策可證，无贤献能證，则庸众必疑、必不信也。然则礼岂礼家之所能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