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讳温瑜，字子美，御史中丞兼宗正卿、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文定公讳安仁之长子。魏公在真宗世，以道德文章为一代名臣，历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生七子，皆传其家学。兄弟以修谨相尚，不肯碌碌为众人所为，故其仕宦多至显官，出使典州，皆有能称。当时士大夫之论，以其家法如此，而公之诸弟则曰：「所以能保守其禄仕，不坠素业者，实吾兄诲饬使然耳」。公为人浑厚笃实，不喜矫饬以徼名誉。平居视之和易，若无所不可者；及其遇事临文法，则持守坚固，人鲜能夺。治家严而有恩，接人恭而尽诚，当官勤而爱物，盖有先世之风范焉。公景德某年以执政子起家，为太常寺奉礼郎。嘉祐二年五月，以少府监终于家。在仕通五十年，其间十五迁秩，历京寺监丞，国子博士，尚书员外、郎中，司农、光禄少卿。最其任以事者，由兼宗正主簿出知河南、城父、蕲水三县；由蕲水升通判石、舒二州；由舒州升知洋、蕲、随、解、晋五州；由晋州以朝选知婺、曹、濮三州，而曹不至官；由濮州以疾还京师，权判殿中监，凡更十四职。大抵治简而严，不务苛扰。以此人信而爱之。先时，蕲水有疑狱，前令久不能决，公至一讯而伏，吏骇其明而不敢犯。其后领州，州人犹望风𢥠戢。蕲俗右鬼，有病用巫不用医，公为教诸巫使习诊病，又择经方揭石于衢肆，由是人知用药，稍革旧俗。赴梁、洋日，道岐下，闻蜀寇乘饥聚党，扬言将略洋州，或谓公曰：「贼势方张，城中素无备，不宜遽前」。公曰：「吾既受命为守臣，闻难当亟往，若迟留观望，岂朝廷所以任使之意耶」？即日单骑遂行，迓者遇于路，不知公太守也。比至州，吏民惊且喜曰：「强守来，寇不足虑也」。因为之画方略，修禦备，军声益振，贼闻之遁去。转运使建言，国初以来关陇之民多徙蜀者，岁久人益众，尽地力不足以给其衣食。诚令侨寄之人悉遣还本土，则蜀之财力可纾什三四。事下诸郡。公独奏曰：「向时东人所以西徙者，盖因五代之荒扰耳。比天下无事，则已习其土俗，或长子孙，一旦遣之，是重困扰，非所以固其心也」。朝廷是之。于是洋民德公之深，至有画其像日拜于家者。其在解州，论安邑两池利害，著为一书，目曰《解池枢要》上之。又言官车辇盐输数十郡，役卒推挽，昼夜不得休息，疲者既不胜其敝，因而窜逃，累五犯则抵死。役苦法重，犯者相属，幸朝廷矜宽之。诏听其减死论。三路民兵有老与病，例得以强壮子弟黥面代名。是时河东经略使料已代黥者徙隶旁州下军，而晋卒当徙者几千人，凶凶不自安。公谓之曰：「边兵额无高下，廪给均厚，何惮而不往？若挠帅府令，动摇军旅，则有罪矣」。众遂帖然就徙本路。初，更铁钱法，以大钱三当一，公以为货币骤亡十之七，贫者必先受其毙矣。因密召诸军校令军中有质贷者，约以三日尽赎归，毋得畜钱于家，日满然后颁行其诏。又诱诸豪发粟储囷窖，以平物价，艰窘者获济矣。东阳灾歉，流民入其境者，日不减千计。公躬为抚视，辟官舍以居之，便宜发常平仓，并募富人输粟以助赒给，至岁稔而止，所全活者盖数十万人。于是某从祖节判府君适在幕下预干其事，后屡称公救恤之术，条教最悉，佗郡莫能及也。而转运使亦言于朝廷，赐玺书以褒之。观其治状，则其才资可知矣。公平生好读书，至老不倦，尤喜星历、五行之学。晚悟性命之理，浮屠所谓禅宗者，颇得归趣，故于荣利泊如也。初，领东阳，颇难于远行，及渡钱塘江，乘潮荡舟，中流而叹曰：「王阳不欲乘险，盖类是矣」。自尔意弥不释，踰年感风眩，后五年至濮上而疾复作。既还都，累属所亲为剡奏求纳禄，章未及上而疾革。其亡也，朝廷以三品赙布给其家。诸弟多在朝，衣冠吊者盈门，咸曰：「丧一善人矣」！享年六十一。阶朝散大夫，勋上柱国、开国天水县子，食邑六百户，服紫衣金鱼。始娶焦氏，某官某之女，未及封而卒。再娶李氏，某官某之女，封陇西郡君，后公七年卒。生五男九女。男皆世其官：约之，殿中丞；顺之，早夭；隆之，稷山令；君弼，以大理评事卒；君纪，太常寺太祝。约之方雅有吏干，称荐者多名公，表率诸弟，复得其家法，以登朝恩累赠公为尚书户部侍郎，追封焦氏夫人为崇德县太君，李夫人为赞皇郡太君。女皆从士人，其婿曰祥符尉张遘，进士黄孝仪、黄必，大理评事林钧。绛州判官吕定，著作佐郎苏结，苏州司户沈迈，许田尉沈逵，华阴主簿王黯；而著作君实某之从叔父也。公世为河南洛阳人，曾祖赠太尉讳处厚，祖殿中侍御史、赠太师、中书令讳孚，洎魏公皆葬洛阳。公殁之九年，议葬卜地，得伊阙县教忠乡之某原吉，于是举公及李夫人之丧并厝其圹，时治平三年正月某日也。葬前三月，公之亚弟宾客君次其功状，求文于尝所亲厚者铭之。余与公相接虽晚，而世连姻媾，通家有年，固已详其履历矣，遂铭不让。铭曰：

盛矣赵宗！其源盖远。数世力儒，始晦未显。御史既仕，立朝謇謇。至于魏公，遂大繁衍。魏公七子，公长而贤，表率其伦，孝友是先。门内雍雍，行义不愆。施于有政，仁声在焉。公治七州，皆有能绩。民咏遗爱，朝嘉敏力。音猷虽谢，风声未息。纪其芬芳，刊此幽石。

庭坚顿首。两日不闻音问，想拨遣丛脞殊可厌。君玉有来音，谓仲安必已还矣。磁石若有击破合药者，乞一两；或无，不固求也。庭坚再拜，未憼足下。

酒味极醇正，但微辣，恐澄淅芒头大耳。

秘书丞监在京粮料张仲安、著作佐郎孙朴、将作监主簿孙野并赎铜，特冲替。西头供奉官白随降一官，远小处监当。中书主事周温降一资。馀吏人江文等各降名决杖有差。

敕具官某母某氏：朕推崇孝治，赉及期颐。尔仕于朝，而有寿母，肆加封号，风示万方。

某顿首仲安足下：某始被命而来长兹土，因过富顺，见吾弟子愈而后西。子愈相语，通义固多士，尝独高仲安之贤。因问仲安之贤何如，子愈曰：「仲安少而学，学成而试于有司。屡绌，则尽弃其少所学为进士者，以谓吾何进士为哉！其惟古人之为学。居于城之东偏，坐一室，其书环之，见古今事，是非成败，有所感辄引笔著纸上，翩翩不能休。其为说皆剀切有义理。终日未出，而况至刺史令之庭。以为吾不求有司，尚何刺史令之求哉」？某大惊叹，不谓斯世而有斯人也。古之诸侯枉千乘于陋巷，郡守迎以为师者，其在斯人欤！某始至，不胜于簿书，既未果见庐下，又不敢以舆致之也。今事若少閒矣，方朝夕是谋。乃先辱书，告以「古之君子好贤乐善，非有所求，至唐之世则出于势焉而已耳。夫上焉如古者，噫其辽阔不可复见；下焉如唐者，布衣之士与王公大人各因其求以成其功名，则世犹有赖也。今则吾悲焉，上下之相求，非势则利」。某不肖，不敢望古之人，其亦不忍为今之人所为，故欣闻仲安之风而将谒焉。仲安乃不以古之诸侯郡守相望，则欲为客于我。此某所愿也，自兹敬为席以俟。所示《中论》，真前所云剀切有义理之文也。然谓汉之风俗，不正其源于贯高、郦其，末流及于杜钦、谷永。窃尝论汉之兴，以萧相国而亡之者，张廷尉也。须仲安来，更为商搉。书词宜即答，属连日夜亲戚朋友遝至，故后。并亮之，不宣。

有宋仗节死难之臣武德郎、赠武义大夫李公，讳翼，字辅之。宣和二年，河东路宣抚司统制韩实辟至郡，充随军在阵将，屯马邑。时朝廷方有事于燕山，朔州虽已抚定，而土著数千人结连谋叛，安抚使李嗣本檄委公弹压，至则阴夺其谋，诛其首恶十馀辈，馀党帖服。是时金人新破云中，数遣使窥边虚实。有萧庆者，每来必臂鹰出郊。公谓统制来承庆、韩实曰：「庆，虏之大猾，诡名飞放，实欲窥我险易，察其辞意，将造衅端，莫若先图之。此去云中二百五十里，若以精兵数万，出其不意，一昼夜可至，捣其脊膂，则祸根可除」。会将官折仲安亦言金人无信，不若先讨之。承庆韪其谋，备陈于大帅张孝纯，孝纯大怒，且谓两国方讲和好，辄敢妄议，欲启边衅。在先云中差一副将驻军宁化军，公又陈便宜不合，遂改差代州西都巡检使。后金人叛盟，承庆曰：「李、折二公何先见之明如此」！追咎孝纯不用其策，饮恨发病而死。宣和七年冬十二月，金人大入，围崞县，遂破代州。安抚使李嗣本降，金人遣嗣本招降诸县，嗣本遣部将臧份即城下说谕。公厉声叱骂嗣本，抽矢射臧份中马，即仆，份等遽退。公谓所善将军官折可与曰：「与公同守此城，当尽忠节以报国家」。时朔州孙翊及将官折仲安引本部兵屯阳武寨，阴以文字相往来。公建议，以谓石岭关太原之襟喉，天险崇峻，若守关旬馀，则太原可以聚粮，徐俟四方之援。贼屯兵坚城下，势当狼顾，必不敢长驱而南。二公深然其计，复以蜡书招公。公亦以前议告折可与，欲分兵趋石岭。崞县居民俱号泣马首，遮道请留，时可与弟可存、路志行、知县李耸、县丞王唐臣、监押张洪辅、县尉刘子英、监酒阎诚、义胜军统领崔忠同被重围。独忠本燕人归国，朝廷待以不疑，俾将燕军。公俄闻张孝纯以归朝官耿守忠守石岭关，仰天叹曰：「是人乌足托耶，国家大事去矣」！援兵不至，谓县官曰：「崔忠一汉儿，贪利苟生，岂有忠节，可与共守？万一内变，岂惟上误国家，吾属亦受祸矣，不若先事诛之」。众默然，惟折可与然其说。既而知县李耸云：「崔忠颇忠义，试与熟计守石岭关利害」。公曰：「若告崔忠，讵肯从我」？既而忠果不从，且与折可与争掌门钥。可与曰：「公归朝官，恐民生疑」。忠曰：「我乃官长」。争辩移刻不决，公忿然夺钥毁折之，曰：「既与诸公盟，为国家守城，何必争此？破围而后启关」。纷拿始定。明日，崔忠集邑僚议事，张洪辅曰：「闻义胜军欲为内应，如何」？忠曰：「岂敢容手下人反」？忠目帐下拔所佩刀刺洪辅，杀之。公遽取部曲所执挝击退叛兵，亟寻忠，已避去，遂登城守禦。已而忠果引贼人入城，焚楼橹，劫居民。公血战自暮至旦，力穷被执。方城未陷前一日，公遽以四事嘱其子宗周曰：「我不能苟活从伪，闻代州史安抚突围战没，将官辛渐骂贼自刎。我死，汝谋归乡里，诉于朝廷，使吾死节不泯，则后世谓吾为有宋之忠臣，而吾谓汝为孝子矣。他日朝廷恤典推恩，可令汝伯父遗孤受之。汝继母携重赀嫁吾，未几月，吾以国事，岂能顾恋，汝当侍奉如亲母。设不幸陷虏，勿相弃背。吾死，汝能返骨营葬先垄，使得奉先人于九泉，死复何恨」？公之被执也，粘罕、兀室好语谕公，欲更授北官，公诟骂不屈。兀室复遣说公曰：「我欲取天下，彼一小县，敢抗大军，我亦喜忠义，未欲杀汝等，但一言相顺，特与免死，仍旧职任，汝等便可拜也」。公谓折可与曰：「不可食前言，与公死生共处」。遂复骂二酋，曰：「我南朝臣子，以奸贼内应致城破被擒，杀则任杀，岂肯拜汝番狗耶」？译者意欲相全，又以甘言诱公。公裂眦戟手指呼黏罕、兀室曰：「不幸被番狗抢辱，我岂苟生者」？可与亦曰：「我八叶世守之家，宁肯负国，败坏家声？无知畜类，不若亟杀我」！群胡愤悱，持梃纷击，公伤额，可与损一目，咸弗顾，拊膺嫚骂愈甚。二酋叹其守节，复谆谕曰：「汝等本皆合死，念汝等忠义，姑欲全贷，尚敢肆恶言骂辱尊贵大人」！公曰：「我辈若手有寸刃，当杀尔，岂特骂耶」！贼知终不可屈，乃驱徇崞县。入城，遇崔忠于通衢，公大骂忠，忠掩面疾走。公被害之际，犹嘱守者，冀少缓，倘得南面望拜，死无所恨。守者不从，但转头南向，呼官家者数声，曰：「臣力弱不能剪灭此贼，以报国恩」。至死声始绝。馀官吏俱被害，独折可存、路志行得免，其家没入于虏。后诏述公忠烈，付史馆（《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五。）。

原校：「『来』一作『朱」』。

德明向者侍坐，尝问降衷之性具有五典之彝，既已知之而行之，或有未至，只是为私欲所挠耳。其要在窒欲。先生赐教云：「一分私欲便有一分见不尽」。时道中妄陈所见，以及无极太极、动静阴阳、五气五性与夫万事善恶之出，因言：「大端人伦，似只如此，不审如何著工夫，方见得尽」？先生云：「据说亦只是如此，无可思索。此乃『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处。只要时习，常读书，令常在目前，久之自然见得」。某佩服至训，罔敢失坠。兹者辱书，又蒙诲以离群索居之际自能提撕，不废讲习体验之功，则与同堂合席，朝夕讲磨无以异矣。某执书三复，不胜感发。生我者父也，教我者夫子也。俛焉孳孳，毙而后已。因念颜子钻仰坚高，恍惚前后，喟然发叹，既知道体之无穷，又无所用其力，将欲罢之，而此理已跃如于中，有不容已者。而夫子循循善诱，复示以用力之方，博之以文，约之以礼。颜子穷格克复，既竭吾才，日新不息，于是实见此理卓然，若有所立，昭昭而不可欺，且又非力行之所能至，故曰「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如颜子者，可谓真知者哉！夫博文约礼，先生所谓讲习体验之功也。所立卓尔，亦岂离降衷之性、固有之彝哉。而颜氏之真知如彼，后人之不能及又如此，进寸退尺，每诵师言，惕然警惧。辄敢推广先生之说，复以求教，详赐开晓。幸甚！

所论颜子之叹，大概得之，然亦觉有太烦杂处。约而言之，则高坚前后者，颜子始时之所见也；博文约礼者，中间用力之方也；欲罢不能以后者，后来得力之效验也。《中庸》所谓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谓此博文约礼工夫不可间断耳。若能如此实用其力，久之自然见得此个道理无处不在，不是块然徒守一物而硬定差排，唤作心性也。若不如此，政使思索劳苦，说得相似，亦恐随手消散，不为吾有，况欲望其融会贯通而与己为一耶？旧见李先生常说少从师友，幸有所闻，中间无讲习之助，几成废堕。然赖天之灵，此个道理时常只在心目间，未尝敢忘。此可见其持守之功矣。然则所见安得而不精，所养安得而不熟邪？近时朋友漫说为学，然读书尚不能记得本文，讲说尚不能通得训诂，因循苟且，一暴十寒，日往月来，渐次老大，则遂漠然忘之，更无头绪可以接续。至有不获讲学之利而徒取废锢之祸者，甚可叹也。来喻盖已得此大意，然持之以久，全在日用工夫，勿令间断，久当自有真实见处也。

「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非礼不诚不庄」。先生谓古人以诚庄对威严，盖为政以严为本，宽以济严之太过也。某向闻其语，犹未深订。近读《蒙》卦初六曰：「发蒙利用刑人，用脱桎梏」。而《程氏传》曰：「圣王设刑罚以齐其众，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罚立而后教化行。治蒙之功，若非威之以刑，使之脱去昏蒙之桎梏，则善教无由而入」。某反覆深思，若威信不立，诚不足以立政，然犹有疑焉。孔子曰：「居上不宽，吾何以观之哉」？窃谓居上以宽为本，宽则得众，严以济宽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是《蒙》爻所谓「以往吝」也，其弊将有至于法令如牛毛者。抑又闻之，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故元为善之长，仁包义礼智三者，先之以仁，裁之以义。三代得天下以仁，莫不有惨怛之爱、忠利之教。所以不免于刑者，亦好仁恶不仁耳。今之为州县者不念民生之艰，刑罚失平，征取无艺，箠楚流血，苟以逃上官之责；而过于宽者，又一切废弛不立，所在有之。此固不足道，然先王为政之本，宽严先后之异施者，不敢不详讲。伏乞赐诲。

为政以宽为本者，谓其大体规模意思当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肃，无偷惰戏豫之时，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严，但其意则以爱人为本耳。及其施之于政事，便须有纲纪文章关防禁约，截然而不可犯，然后吾之所谓宽者得以随事及人而无颓弊不举之处，人之蒙惠于我者亦得以通达明白，实受其赐，而无间隔欺蔽之患。圣人说政以宽为本，而今反欲其严，正如古乐以和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盖今之所谓宽者，乃纵弛，所谓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谓宽与和者。故必以是矫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则虽有爱人之心，而事无统纪，缓急先后、可否与夺之权皆不在己，于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泽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书传、考古今然后知也（缓急可否是两事，无程限则缓急不在己，不亲临则可否不在己。今见争讼人到官常苦不得呈覆，须当计会案吏，然后得之，便可见其无政事，不待可否失当，然后知其缪矣。又如县道送两税簿上州磨审，皆有日限，有违失则纠正之，无即签押用印给还。今有数月不还者，守倅漫不加省。如此之类，不可胜数。以此为宽，不知孔子意里道如何也。）。但为政必有规矩，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后刑罚可省，赋歛可薄。所谓以宽为本，体仁长人，孰有大于此者乎！

河出《图》，洛出《书》而起八卦九畴之数，听鸣凤而生六律六吕之声。因思黄帝造律一事，与伏羲画卦、大禹锡畴同功。况度量权衡皆起于律，而衡运生规，规生圆，圆生矩，绳直准平，至于定四时、兴六乐，悉由是出。故曰律者万事之根本，学者讵可废而不讲哉！夫黄钟之管九寸，三分损一，下生林钟。林钟之管六寸，三分益一，上生太蔟。周旋十二律，复生黄钟。而还相为宫之义，又一宫各生五声，总十二律，凡生六十声。如八卦重而为六十四，皆自然之理也。然司马迁律数与班固《志》不同者多未晓，考其实亦无不同，但司马历书微隐，此等尤费思索耳。如黄钟长八寸七分，或谓「七」字是误，盖十分也，是为九寸。此等不审然否？十二律还相为宫，今考《礼运》疏义，黄钟为第一宫，下生林钟，为徵。上生太蔟，为商。下生南吕，为羽。上生姑洗，为角。林钟为第二宫，终于中吕，为第十二宫，各有上生下生所管之声。此数盖本于司马迁《历书》，然与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羽、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者不同。其次大吕、太蔟，终于无射、应钟，凡十二律，迭相为宫，其下各有商、角、羽、徵、变宫、变徵之声。向见书堂七弦琴准用此法以定清浊高下之声，但不知疏义各为一说，孰是孰否？其必各有所主也。变宫、变徵，其声清耶？不知古律已用之否？或后来增加之也。至于埋律候气一事，尤所未晓。书传所载候气之法，置十二律于密室，实葭灰管埋之地中，一气至则一律飞灰。或疑所置诸律方不踰数尺，气至，独本律应之，何也？此必有造化密相感召之理。或又按《隋志》之说曰：「律之长短不同，各齐其上，随深浅入地中。冬至阳气距地面九寸而止，惟黄钟之管九寸，故达」。此说似为有理。今因其说而推之。十一月，黄钟，管长九寸。十二月，大吕，八寸四分。正月，太蔟，管长八寸。二月，夹钟，长七寸。推而下之，其长者递减。至九月，无射，五寸。十月，应钟，四寸五分。虽埋律之地方不踰数尺，气至无有不达，然候管长短不同，管长者气必先达，灰亦先动；管短者气达在后。亦如所谓南枝春先到，北枝差迟耳。不审然否？

律吕之说，今有《新书》并《辨證》各一册，及向时所撰序一篇，并往，可细考之，当得其说。凡十二律，各以本律为宫而生四律。如黄钟为宫，则太蔟为商，姑洗为羽，林钟为徵，南吕为角。是黄钟一均之声也。若林钟为宫，则南吕为商，应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是林钟一均之声也。各就其宫以起四声，而后六十律之声备。非以黄钟定为宫，太蔟定为商，姑洗定为羽，林钟定为徵，南吕定为角也。但黄、大、太、夹、姑、中、蕤、林、夷、南、无、应为十二律长短之次，宫、商、角、徵、羽为五声长短之次。黄钟一均，上生下生长短皆顺，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声。十二律名，今俗乐亦用之。「合」字即是黄钟，但其律差高耳。《笔谈》言之甚详，可呼俗工问之。自林钟之宫而生太蔟之祉，则林钟六寸而太蔟八寸，祉反长于宫而声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而言，虽当为林钟，上生太蔟，而以五声而言，则当为宫，下生祉，而得太蔟半律四寸之管，其声方顺。又自太蔟半律四寸之祉而生南吕五寸有奇之商，则于律虽本为下生，而于声反为上生矣。自南吕五寸有奇之商而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则于律虽本为上生，而于声则又当用其半而为下生矣。自姑洗半律三寸有奇之羽而生应钟四寸有奇之角，则于律虽为下生，而于声反为上生矣。其馀十律皆然。孔疏盖知此法，但言之不详耳（半律，杜佑《通典》谓之子声者是也。）。此是古法，但后人失之，而唯存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四律，有四清声，即此半声是也。变宫、变祉始见于《国语》注中及《后汉·乐志》，乃十二律之本声自宫而下，六变七变而得之者，非清声也。如黄钟为宫，则第六变得应钟，为变宫，第七变得蕤宾，为变祉；如林钟为宫，则第六变得蕤宾，为变宫，第七变得大吕，为变祉是也。凡十二律，皆有二变，一律之内，通前五声合为七均。祖孝孙、王朴之乐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调者，盖每律各添此二声而得之也。《新书》此说甚详。候气之说，其中亦已论之。盖埋管虽相近，而其管之长短、入地深浅有不同，故气之应有先后耳，非以方位而为先后也。但画一图，朝夕看诵，仍于指掌间轮之，久久自熟，乃见其妙。此又可验凡事皆然，别无奇巧，只是久而习熟，便是妙处也（《礼书》有此一卷，比《新书》差约。偶在他处，俟取到寄去看也。）。

天有黄、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实有之，特历家设色以记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谓之黄道。史家又谓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黄道北；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东；并黄道而九。如此即日月之行，其道各异。况阳用事则日进而北，昼进而长；阴用事则日退而南，昼退而短。月行则春东，从青道；夏南，从赤道；秋西，从白道；冬北，从黑道。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会于所会之辰，又有或蚀或不蚀，悉未能晓。向承指喻其行或高而出黄道之上，或低而出黄道之下，或相近而偪，或差远而不相值，则皆不蚀。是时不能反覆，今望赐诲。

日月道之说，所引皆是。日之南北虽不同，然皆随黄道而行耳。月道虽不同，然亦常随黄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时，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则日月极远而相对；其上下弦，则日月近一而远三（如日在午，则月或在卯，或在酉之类是也。）。故合朔之时，日月之东西虽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远，于日则不蚀。或南北虽亦相近，而日在内，月在外，则不蚀。此正如一人秉烛，一人执扇，相交而过。一人自内观之，其两人相去差远，则虽扇在内，烛在外，而扇不能掩烛。或秉烛者在内，而执扇者在外，则虽近而扇亦不能掩烛。以此推之，大略可见。此说在《诗·十月之交》篇，孔疏说得甚详。李迂仲引證亦博，可并检看，当得其说。

《易启蒙》曰：「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夫《河图》无四隅之位，截然四正而方，谓之圆，何也？又曰：「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注云：「历法合二始以定刚柔，二中以定律历，二终以纪闰馀」。今考班固《志》，天数始于一，中于三，终于二十五；地数始于二，中于六，终于三十。夫始、中、终盖如此，推之于刚柔、律历、闰馀，却有未深莹者。抑亦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馀于终之义乎？然亦不合。愿求其说。

《河图》既无四隅，则比之《洛书》固为圆矣。注中三句，本《唐书·历志》一行之说。二始者，一、二也。一奇，故为刚；二耦，故为柔。二中者，五、六也。五者，十日；六者，十二辰也。二终者，十与九也。闰馀之法，以十九岁为一章，故其言如此。然一章之数似亦附会，当时姑借其说以明十数之为《河图》耳。

「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此章一句，初理会不得。今读《集注》，参考《左氏传》，乃知武子当卫成公无道失国之时，周旋其间，尽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囚京师，武子求掌橐饘，赂医薄酖，免卫侯于死，终以复国。及元咺之讼，武子又独以忠而获免。其能保身以济其君如此，虽谓之智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夫子尝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以伯玉之事责武子，虽谓之愚不识时，亦可也。然武子惓惓忠君，不避险艰，能为人所不能为，抑亦难矣。故夫子曰其愚不可及，盖闵之也。今观《论语》一书，于有道无道之世屡致意焉。其称南容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免于刑戮」。武子之免者亦幸矣。然武子仕卫两世，其君信任之，义不可弃之而去，其几于东汉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尝闻先生诵周子之言曰：「学颜子之学，志伊尹之志」。夫伊尹，以天下为己任者也，治亦进，乱亦进。然使成汤不兴，聘币不至，虽五就桀，其志曷施？陈蕃，汉代人豪，驱驰险阨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屡退而不去者，以仁而为己任，非人伦莫相恤也。卒以谋疏见杀，亦昧于夫子免刑戮之戒矣。然陈蕃、王允犹是当时朝廷倚任，身居鼎轴，义当与国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当愚者，比干是也。若无言责官守，则如东海逢萌，当先汉之乱，愤三纲之既绝，挂冠东都门，浮海而去，惟恐其或缓也。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讵可不识时几？聊发狂言，以验中否。

所疑宁武子事大概得之。但为蘧伯玉、南容之愚则易，而为武子之愚则难。所以圣人有「不可及」之叹也。陈蕃、王允固不得为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谋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骄，则又不能为宁武子之愚矣。此其所以取祸也。然为逢萌则甚易，为二公则甚难，又不可以彼而责此，但当问其时义之如何与其所处之当否耳。

北岩刘愈晞韩以孟冬初浣，约建安雷霆复之、桂阳姚宋佐辅之，禾川刘伯源庆长、金华徐由己克仁、虢略杨艿怀英、圯上邵康年仲安、长沙曾伦长卿、安成彭世亨元泰，探胜湖上。属时久晴，风景怡畅，崇崖巨崿，万状毕陈。泛澄升高，穷所未到、相羊周览，改席精庐。清兴有馀，杯行无算，竟夕乃还。实淳熙丁未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