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风翔洽，德泽汪濊。四序调于上，万物和于下。兵革不试，刑辟弗用。内则俊贤居位，以熙于王职；外则夷狄向风，以修于岁贡。建皇极以承天心，歛时福以锡民庶。然后日星雨露、鸟兽草木，效祥荐祉，书之不绝，朕甚慕之。其何术以臻此欤？朕承祖宗之业，托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烛，化有所未孚，而任大守重，艰于负荷。故详延魁垒之士，思闻谠直之言，以辅不逮，庶几乎治。盖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诸己，惟王事得其常则，庶證协其应。朕享国以来，靡敢自肆，而和气犹郁，大异数见。乃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秋地震数路，而冀方之广，为灾最甚。岂朕弗德之致欤？夙寤晨兴，思其所以。是故图讲政务，则日至中昃，而犹多茍简之习；烝进人才，则官无虚假，而颇乏绩用之美。种羌非不怀徕也，而边候或时绎骚，以至临遣辅臣，憺明神武；烝民非不爱养也，而生气或未完富，以至外驰使者，宣布惠教。国用虽节而尚烦于调度，兵籍虽众而未精于简稽。宽关梁之禁而商靡通，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风俗厚薄，根于取士之无本，道教之不明。而博询台阁之论，所执者不一，岂无救弊之道焉？刑罚烦重，出于设法之多门，沿袭之不革。而将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缓，必有可行之术焉。予欲兴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厎圣人之道，则宜条其先后之次；予欲明乎六亲，尽乎五法，以极天下之治，则宜叙其本末之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谓切于当世，其可施于今者何策？崔寔之论，范晔谓切于政体，其有益于时者何事？毋以谓古人陈迹既久而不可举，毋以谓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适中，举之而得宜，不迫不迁，归于至当。《书》曰：「言之非艰，行之惟艰」。子大夫其悉心以陈，朕亦不惮于有为焉。

臣对曰：臣闻大智者圣人之德，而虞舜察迩言，盖万事之统，顾省不遗而虑之深也。中行者君子之能，而仲尼与狂狷，盖匹夫之志固守难夺而不可弃也。此二者施诸君臣之际，而要其归，则上有求善无厌之美，而下不失为尽节不欺之士。各崇所尚，义何亏焉？今陛下席太平之基，运独化之术，元臣良辅讲磨原本于内，庶官群吏奔走职业于外，经制立而可以庇万嗣，号令出而可以肃四方，治定功成，信有日矣。然犹诏举贤良方正之士，亲策于庭，退托不明，延访得失者，岂非虚己好问，求尽天下之情欤？臣愚不肖，不足以备当今之下执事。虽竭尽倾写，安能补陛下万分之一乎？然不敢以荒略无取为解，而逆探朝廷之意，愿献于前者，盖以为贤良之义，贵犯而不贵隐，恶斯义之废自臣始也。且人各有异能，而所以取之者必主于一。求将帅主于勇，求守令主于廉，求法吏主于文，而求贤良主于直，舍是则虽有异能，而亦不取矣。今将帅不言其勇而言其仁，守令不言其廉而言其通，法吏不言其文而言其朴，则陛下取之欤？臣虽不肖，而所以进者贤良也，敢不一于所主，而求伸其志哉？恭惟圣策有曰：「昔明王之治，仁风翔治，德泽汪濊，四时调，万物和，兵革不试，刑辟不用，隽贤居位，戎夷向风，建皇极以承天，歛时福以锡民，日星雨露、鸟兽草木，效祥蔿祉」。陛下甚慕之，而访臣以致之之术者，此陛下深思治体，而究其所由，欲均大利于四海也。臣愚何足以知之？然臣闻人事有本末，物理有始终，王道之施设，固有先后。端本所以治末，慎始所以图终，施之宜先，则不可后于一日，乃治体之所起也。昔《春秋》以五始明王法，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深探其本，而所贵者始也。然则人君之即位者，天下之大本，而王道之始乎！兆民亿姓延颈企踵，而觊其抚养也，则必有以慰其望；公卿辅佐致忠竭节而副其任使也，则必有以结其心，羌戎夷狄悚意慑虑而仰其怀徕也，则必有以悦其情。古之贤王深知端本慎始之义，而施设之具，无先于此。蕴之而为盛德，发之而为大政，如日月之照临，雨露之润泽，使人人闻之，率皆耸动鼓舞。以为吾君之有某善，则吾之幸也，吾君之业某事，则吾将享其利焉。是故散而为仁风，霈而为德泽，幽可以调四序，明可以和万物，兵不试而威立，刑弗用而政成，俊杰在位而百职举，羌夷款塞而九贡集。大中之道建而上顺乎天，五韪之福应而下休于民，日星雨露、鸟兽草木，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书》称高宗之德曰：「作其即位」，「嘉靖商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诗》称成王之嗣政，则以小毖慎微，恭之进戒为先务，岂非端本慎始之意乎？及其明验大效之见于后，则德业昭著，教化深厚，措世父安，传祚永久，得不盛哉！今陛下承五圣之统，讲求治具，而以任大守重为之忧，故臣敢以端本慎始为献。愿陛下不惑理财之说，以慰生民；不间老成之谋，以结公卿；不兴疆埸之事，以怀夷狄。惟陛下深思而切究之，则尧舜之治可以积久而致，何在昔明王之足慕哉！圣策曰：「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诸己，惟五事得其常，则庶證协其应。享国以来，靡敢自肆，而和气尤郁，大异数见，乃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秋地震数路，而冀方之广，为灾最甚」者，此陛下畏天命而求所以顺之也。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感，《洪范》之陈五事，《春秋》之书灾异，皆其微也。然世之说者有两端焉，一曰彼穹然居上者，何预于人事乎？日月星辰之凌错，阴阳旱水之愆亢，皆大数使之然，未必发于政事，是天之与人离为二而言，非严恭寅畏之道也。一曰灾变之来，率以类应，某政之失则召某祥，某事之非则感某异。盖自两汉请儒，若刘向、董仲舒、郎顗、襄楷之徒，皆指时事一二以明之，牵联迁合，务必其验，是不能推明天人之大端以启导世主，而徒溺于禨祥也。臣以谓之不然。夫天之降命于君而付以大器者，必有扶持全安之心，警惧告戒之意矣。示以灾沴，谕以变怪者，欲其饬躬而务德，慎事而图宁也，非无预于人事也，非指其一二之失而致也。天人之际如是而已。陛下即位以来，劢精庶政，虫鱼草木率被煦养，而改元之岁，日食三朝者，天心之爱陛下，而告以始终之义也。改元者，陛下踰年颁政之始，更新万事之时。日者至明之物，不可辄晦。天意若曰：陛下宜慎之于始，辉光盛德，而不可少亏也。仲秋之后，九州之地，太半震动，大至裂陷，小亦覆压，京师亦震，冀方最甚者，天心之祐陛下，而示以安危之端也。地者至静之物，常处其安者也，一失其常，动而不已。天意若曰：静而失常则安，动而失道则危，愿陛下居安而虑危也。祖宗由河朔而起，则冀方如本封；陛下以四海为家，则京师如堂室，震动之变，形于斯者，非独外忧可虞，抑亦内患可虑也。夷狄之忧生于绥御之失术，军旅之忧生于威爱之偏任，环卫之患生于防禁之疏略，近习之患生于任使之过重。此四者，世尝有之非臣之私忧过计也。至于虹贯日，地生毛，太白经天，荧惑失度，此又警戒之深也。教化有未备乎？德泽有未至乎？赋税过重乎？刑罚失滥乎？干戈可虞乎？盗贼不戢乎？大檕必有以感之，故天意谆谆而不已也。《易》曰：「其亡其亡，繄于包桑」。言恭通之世，深念其危，则悔吝不生矣。《诗》曰：「肇允彼桃虫，拚飞惟鸟」。言涖政之初，慎其小，则祸败不至矣。愿陛下思天人之交，穷《诗》《易》之戒，则大异弭去，而和气感召。如影向焉。圣策曰：「图讲政务，则日至中昃，而尤多茍简之习；烝进人材，则官无虚假，而颇乏绩用之美」者。臣闻古之圣人未赏不勤，文王之治，日至中昃而不遑暇食，然至于庶言、庶狱、庶慎，则罔收兼之，惟有司牧夫之是任，盖劳于求才，逸于任贤故也。且帝王之道与天地参，天地之化，分任四时以生成万物，而不专于一草一木之长育，盖元气统于上，而万物无不遂者矣。帝王之道，慎择群贤，以翊辅万政，而不偏于一物一事之修饰，盖至权归于中，而万政无不举矣。恭惟陛下体乾之刚以运动，法离之明以照达。既得群贤以任之，又举纲要以济之，则文王勤治之德偕美于古，而虞舜无为之功，复见于今也，苟简之习何虑不革哉？若夫烝进人才，而乏绩用，则臣略究其端矣。夫唐虞之盛，九年而黜陟；姬周之隆，三岁而大计，盖磨以岁月而观其能否，然后进退之，深慎名器而不妄与也。今之自选部而升京秩者，为考六七，为举三五六人而后得；自京秩而至郎官者，凡四岁一迁焉，其于名器不轻而重也信矣。陛下至诚待物，急于得人，拔擢俊民于微贱之中，而置在高位者数矣。此皆贤能不次而用，非若向之碌碌者限以岁月也。然贤能不次而用。王政之一端，其人之能否，可不察哉？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盖小人之性役于利禄，而好于趋时希世之事，揣知人主之意，而务求其合。茍可以取宠于上，则不暇量己之材能与否也。陛下念贤而用，不次进之，则其心何负于天下之士哉？然天下之士则有负陛下者，此众心之所惑也。盖尝以边几进者，而将帅辨其搆怨于外羌也；又赏有可任御史者，而言者谓其薄于孝也。始而听其言，中而试其事，终而验其能否，则天下之士不敢负陛下，而绩用不乏矣。圣策曰：「种羌非不怀徕也，而边候或时绎骚，以至临遣辅臣，憺明威武」者。臣闻中国之于四夷，若天地之于万物，偏覆包函，而使之自遂耳，安用较其力之勇怯，责其心之去留哉？厥或悔慢不庭，则征伐亦不得已而用也。朝廷之于西羌可谓厚矣，加之王爵而袭其土，赐之金缯而未赏阏。然自近岁以来，逆心日甚，多遣介使以申难塞之请，起犯边吏以求克捷之效，此固宜俘擒以殄戮之矣。是以陛下临遣辅臣，而将伸九伐之令也。然臣愚以为中国之力有盈虚，羌虏之势有强弱，则必量而后动，度而后行焉。至道中，天下之全盛也，兵之彊，民之富，将之豪杰，足以威制四夷而无惮矣。然犹五路之入，卒无成功，此长驱深入得失之验也。康定间，比于至道则三者皆不及矣。是以边声一动而远近骚然，以四海之力事一方，而犹为汲汲馈运之劳，累岁不息，而朝廷深有厌兵之心，卒用间谋与之和解，而生民始知休息之渐，则兵不易动亦明矣。以今之兵、今之将，拟于康定则未必过之，而民力又不及矣。向者陛下即政之岁，乘谅祚残忍之极，旱饥相仍，部族怨贰，是以王师一举而辄复绥城之地，然人之战没者盖已万计，财之耗坏者凡几百万耶？近者秦、庆二路，寇入辄胜，臣窃疑其势力非复向时旱饥之馀矣。金汤之固，非粟不守，而塞下之积，多者止再岁，少者不数月也。审篱之户，倚以为援，而彊者逋逃而无几，弱者不足恃也。宽文法则豪纵之将可以致死，而细过多从于吏议也；饱金帛则觇候之士可以知微，而薄惠不足以使人也；广屯田则可以丰军食，而有司旷废其事也；恤土兵则可以助戍，而平居未尝少宽也。此皆我之未备矣。以我之未备，乘彼之未易量，则莫若讲求守禦之具，而徐为之谋也。朝廷必有以制之，臣愚不能处也。陛下谓威而必报邪，则威亦有未服，谓战而必胜邪，则战亦有未胜。就使必报必胜，则生民供馈亦已劳矣。若犹未也，则兵连祸结，何时而息乎？关陕一扰，则寇盗必乘而起。种羌之患未解，则西宜备蜀，北亦虑胡矣。夫远夷之不讨，与元元之重困，孰为轻重？起一方之事，而召三隅之忧，孰为得失？愿陛下权量其宜而行之。昔汉宣帝欲击匈奴，而魏相以为不可报怨远夷，是以享三世称藩之效。唐太宗欲征突厥，而长孙无忌愿且戢兵，是以终贞观太平之绩。臣故曰愿陛下权量其宜而行之也。圣策曰：「蒸民非不爱养也，而生业或未完富，以至外驰使者，宣布惠教」。臣闻陛下爱民之心均于赤子矣，而生业或未完者，其大弊有三焉。一曰，郡吏之不足，役及上农，而使之破产竭财，而毙于冻馁，此天下之深不平也。今人细民之家，牛羊耒耜、糇粮裘褐，茍有数十金之直，则举而藉之于公，以备役之之费矣。方其役之将至，而知其必及于死也，则其心如避重诛，其力如捍巨寇，焚减屋庐戕伐桑祏，以求其不及。甚者乃服浮图，隶兵籍，以一身自陷于非类，而觊幸于斯世。又其甚者，子嫁其母，而昆弟得以离居，父子谋为自经，而求省其丁口，此暴役之弊也。二曰，天灾间作，穑事不登，则有除赋之令，以恤其流亡。而有司以掊克为劳，而务足功利。霜雹旱蝗，五种之入无分毫矣，而输入之数十犹五六。此重赋之敝也。三曰，负于公而情不欺者，赦宥为之蠲释，以宽其贫穷，而主者网罗疑似，索求罅缺，幸其少戾于法，而督之益严。及其委弃沟壑而势不可得，则犹能鞭笞其子孙，缧械其邻里，而有望于下。此积逋之弊也。臣愿陛下慎择忠厚之吏以为守宰，而使之不妄举，立为宽通之制以便众庶，而使之不重困，则休养生息，皆陛下之实惠矣。虽使者冠盖不交于道，而惠教安有不宣者乎？舍是则虽朝遣一使，暮置一官，又何益于治乎？陛下不先务此，徒刻薄更张之为，臣愚之所未谕也。圣策曰「国用虽节而尚烦于调度，兵籍虽众而未精于简稽」者，臣亦粗闻其说矣。天下之财常有，而国家有馀不足之无常者，盖取财与用财之道异也。善取则财虽多而常不足，善用则财虽寡而常有馀。今天下之所谓利，凡四总二十八品之馀，百物有禁，盖尽之矣，而出无馀者，未明节之之要也，未慎用之之道也。节其可已而备其不可已，用其不费而可以足费，则善矣。国之大费六，宗支之禄也，万官之养也，冗兵之食也，二虏之赐也，郊祀之锡也，河防之备也，皆不可一日而节。若乃赐与有横滥，服用有侈靡，掖庭燕私廪给之盛，百工技巧冗食之多，此皆可节之矣。臣愿量时制宜，一切减损，以蕃货财，以备六费之大，此之谓节其可已，备其不可已。若夫兴利者功易见，省事者效难知。易见则取信于人，难知则置疑于众。惟其易见难知，而疑信之两出，此财之所以日匮也。今天下之利有博于解池者乎？岁入百馀万缗耳。有百万之利献陛下者，傥从而榷之，则其人之功，岂不易见哉？然绥城之兵一用而费六百万，是四岁解池之利去矣，有以绥州之不足城告陛下者，傥从而榷之，则是能置四岁之解池矣。然其言主于省事，而不主于兴利，则其功岂不难知哉？究其归，则兴利之利，不如省事之为利，愿陛下反求其端而虑焉。是之谓用其不费而可以足费。知此二者而不竞于锥刀之末，则调度将不烦而民力宽矣。臣又闻国家患兵之冗而讲求其术已久矣。向者容其癃老，今则黥其壮子弟；向者简阅之不密，今则毫毛不敢欺；向者慢于训习，今则朝夕从事以金鼓。此三术者，方今以为练兵之要矣，臣复何言哉？然臣之言者，继于三术之后，而究其情状耳。夫四方凶悍之徒，群聚而安闲，骄惰而不足用，盖有年矣。今一旦遽责之以去留，立辨之以彊弱，则其心岂免于怨乎？孰谓怨不损于王治，而不恤也？《诗》曰：「悦以使民，民忘其死」。岂有驱人于死，而先啖之以怨乎？施诸用兵，尤非全胜之道也。三路者，用兵之地也。今未老者多黜而失其归，壮者则忧其将老而见黜。臣愿有以动其徒类之心，乘其生变，不足禦寇而足以为寇，甚非朝廷之利也。昔唐之中世，建销兵之策，岁限以逃死不复补，而克融、廷凑乘之，遂为大患；洪经纶之一出，田悦之一言，而万众大呼。此往事之可鉴者也。嘉祐中，亦赏选天下之兵，而有司以谓朝廷欲省郊祀之费，处之过甚，远近詾詾，赖朝廷有以制之。此近事之在人耳目者也。臣愿陛下慎守三术，以为制兵之具，垂听臣之说以虑其未然，则军政立而天威畅矣。圣策曰「宽关梁之禁而商靡通」者，臣谓关梁之禁，岁羡长而不知止，货法屡变而下不为信，此商之所以壅也。审天下征商之法，课有不足者一切损之，货法之始，有小利而终召大弊者，慎勿辄变而用，则天下之商愿出于涂矣。圣策曰「损器玩之巧而工弗戒」者，臣谓非独法禁之不密，亦教化未之至也。夫民之于上，从其好，不从其令。高髺大袖，其说旧矣。今陛下虽行纯俭以风天下，而百工之肆，日夜谋奇巧，求利于时，是必有以导之也，且法之行自近始，教之至自上率，愿澄其源以洁其流，则天下之工无不戒者也。圣策曰「风俗浮薄，根于取士之无本，教导之不明，台阁之论所执不一，岂无救弊之道」者，臣谓非土著而不任乡议，取浮文而不根经术，较工拙而不考素行，今日取士之大弊矣。比者朝廷讲求，群议而思有以救之，虽论有异同，而所以为敝者，不过此也。夫待人以薄者不可责其厚，今养之取之之制大异于古，则安怪其廉耻衰息哉？臣愿量时而立法，贵其可以适用，则莫若大均荐送之目，而使众寡适其平，无幸与不幸，则土著莫能迁矣。限以一艺之习，而试之家法高说，上第义参于文而取之，则经术孰敢废矣？复孝悌之科，诏监司郡守时加询察，秩满而荐之一二，则素行可得而知矣。本庠序之教，而继以三者，则取士之道庶几无失。又何必变常动众，而求为纷纷欤？圣策曰「刑罚烦重，出于设法之多门，沿袭之不革，将加仁恩之政，使死者少缓，必有可行之术」者，臣谓治而有刑，非养威务刻而求胜斯民，盖欲使之畏罪而迁善也。后世忘其本原，而峻文密法以笼四海，民之手足殆将无所措，此世主所以裁量揆叙，而损益其间也。陛下患刑之密而重报者，众将少缓焉，此尧舜好生之德也。然臣愚犹有献焉。夫所谓缓之之术者，得非以他罪抵死，则斩其左趾欤？得非欲复古之肉刑欤？夫他罪抵死而斩其左趾则仁矣，孰若出于权断而贷其一死之快？彼幸而不死，又为完人，则岂不天地陛下之赐哉？安俟施诸刀锯以为罪次？此景兴之论愈于钟繇也。天三代既衰，而养民教民之具不可复见，民之触罪者盖亦有不幸矣。此肉刑难施于后世也，养之薄而责之厚也，教之疏而禁之密也。昔汉之去周未远，一罢肉刑而笞有至死者，民犹不以为怒，是知肉刑之重而笞刑之轻也。今笞不至死，去汉又千馀年，一日复之，民岂以为宜乎？此卫展之论不及孔融也，愿陛下详其折衷而已。圣策曰「欲兴七教，兼乎三至，以底圣人之道」者，臣谓七教者生民之先务，陛下举为治本，而济以三至之用，力行于上，则圣人之道尽矣，何愧于曾参之言乎？若乃欲民「明六亲，尽乎五法，以极天下之治」者，臣谓六亲者人伦之大原，陛下奉为政体，而奉以五法之具，周施于下，则天下之治毕矣，何违于管氏之说乎？圣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谓切于当世，可施于今者何策」，臣谓仲舒之对，本于《春秋》，以陈王道，故班氏美之。就求其说，而有曰任德而不任刑，损文而用忠，则亦可施于今也。圣策曰：「崔寔之论，范晔谓明于政体，有益于时者何事」？臣谓崔寔之论极于理要，不泥一隅，故范晔称之，就求其说，而有曰补绽决坏，枝柱倾邪，则亦有益于时也。圣策曰：「无以古人之陈迹既久而不可举，无以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者，臣谓先王之政久必有弊，不革而救之，非所谓知变也。然革之当否，安可不慎乎？《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此救弊之说也。《书》曰：「各守尔典，以承天休」。言法之不可易也。使革而当邪，则虽古人之迹，有可举而用矣。使革不当邪，则本朝之成法，有不可改者矣。谓古人之迹皆可举，则周之井地可行于汉，夏之九州可复于魏矣；谓本朝之法皆可改，则成王不必宪文武之旧章，孝景不必遵文帝之业矣。圣策曰「言之非艰」，臣以是不敢侈言而夸说。凡天下之利病，所谓可行与否者，臣既略陈于前，皆其迹之粗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臣于终也，愿陛下思所以神明之。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既而曰去兵，又曰去食，而民之信之也，卒不可去。是以古之圣人纵横反覆，无所往而不遂者，岂有他哉？惟民信之而已。是故汤为匹夫报仇而民不以为暴，文王以民力为台沼而民不以为为己。及其不信，则行仁义，作礼乐，而民始疑矣。今陛下行假贷之政，孟子所谓耕歛也，岂有举息之心哉？立平准之法，禹稷所谓贸迁也，岂有争利之心哉？复租庸之制，《周礼》所谓大均也，岂有困鳏寡之心哉？拔士于贫贱之中，汉高帝，唐太宗之用人也，岂有尚功利之心哉？增宫庙之员，优致仕之禄，此三代之养老也，岂有退耆茍之心哉？损律定令，皋陶之明刑也，岂有废法行意之心哉？并军蒐卒，五伯之制兵也，岂有轻士重禄之心哉？其措意立法，则皆几于尧舜，可谓盛矣。陛下之心如此，而天下之论乃如彼，陛下见其纷纷而以咎天下之议者，臣愚以为未安也。盍亦反而思之，岂未有以深信之欤？先之以至廉，则虽取之而不疑其贪，况与之乎？首之以至仁，则虽杀之而不疑其暴，况生之乎？二者皆陛下之先务，而未之深信，则常平之议，肉刑之法，宜乎元元无知而惧之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记》曰「至诚如神」，夫君子之于物，左右而无不宜者，惟诚而已矣，臣敢以此献。臣昧死惶恐上对。谨对。

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其义多于晋文，然桓公没而齐乱，其后不能复伯。文公子孙世为盟主，二百馀年，与《春秋》相终始。其故何也？虽襄公、悼公之贤，齐所无有，然其所以保伯业而不失者，则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诸侯之难，而能不用兵以服诸侯之为难耳。文公之后，前有知罃，后有赵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诸侯。此晋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与楚争郑，三合诸侯之师，其势足以举郑而却楚。晋之群臣中行偃、栾黡之徒欲一战以服楚者众矣，惟知罃为中军将，知用兵之难，胜负之不可必，三与楚遇，皆迁延稽故，不与之战。卒以敝楚而服郑。此则知罃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属任赵武。武尝与楚屈建合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赵武于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将以袭武。武与叔向谋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济之，人谁与之？安能害我」？武从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动。将盟，晋楚争先，叔向又曰：「诸侯归晋之德只，非归其尸盟也。子务德，无争先」。武亦从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将衷甲以袭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势之所必至也。不幸不胜，无可言者。虽幸而胜，晋楚之祸必自是始。晋为盟主，常先诸侯矣。晋未失诸侯，而楚求先之。苦与之争，楚必不听，晋楚之祸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于弱，不忍近于强，而武能忍之。晋楚不争，而诸侯赖之。故吾以为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晋之所以不失诸侯而赵氏之所以卒兴于晋者，由此故也。《春秋》书宋之盟，实先晋而后楚，孔子亦许之欤！

左奉议郎、充秘阁校理、守秘书丞、武骑尉晁补之谨斋戒择日，再拜献书于仆射门下相公台座：补之不才，幸以诸生备馆阁，无他吏事。窃尝深惟天下之故，以谓王者之措国，欲大而有容，其所以期于天下者，欲缓而不迫。夫为天下宰，不能大而有容，天下之情杂然并至，欲一一以覈，则堂上之言异于门外，门外之言异于百里，而况天下之至远，能鄙之相形，利害之相倾，日效于前，将无时而安。不能缓而不迫，揭揭然欲表天下之善而置之，以厌天下之争，高为度而责不及，远为程而要不至，天下之不及不至者众，而善人始危。又尝窃太息以谓，盖自成汤文武之季，而圣人固已叹其流之不可复，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胜其弊」。又曰：「后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夫以商周之治，《诗》、《书》载之，后世想望不可得而见者，而圣人蔽之一言曰「不胜其敝」，何哉？以谓夏道未渎辞，而不求备，不大望于民；商人未渎礼，而求备于民；周人彊民未渎神，而爵赏刑罚穷矣。夫渎与未渎，诚何足以议虞帝之至高？而不求备，不大望于民，犹足以识夏政之未改；至于商人则渎辞矣，周人则渎礼矣，求备于民犹可，而彊民则已甚。故孔子喟然致志，盖伤之也。夫惟其能大而有容，缓而不迫，故如天地之大，寒暑自运，而当生者生，当杀者杀，虽有不得其所，谁能怨之？若夫望于天下之治也重，而蕲于民之应之者亟，于是乎上之智始不周，而下多遁民。上察而下缺然且不返，此民所以不堪而怠也。恭惟仁祖临御四十二年，其间礼乐制度，光明纤悉，岂遽可以议三代之同风？而壅培长养，功成于久，泽浸四海，天意得而百乐生，民被其施，有三代致治之实者。战伐屡构于边，亡将覆军，而远戍黩武之叹不起于民；水旱间作于时，公窘私罄，而流离死亡之怨不闻于下。士弊于末习，学问浮剽，岂能皆本经术、尚道理？而文采足以赴用，议论足以忠国。民狃于安乐，风俗奢美，岂能皆守禁令、知廉耻？而欢欣足以相庆，患难足以相恤。其根本结于人心，其基甚大而固，而末流堤防小疏，类出于大而有容，缓而不迫者。圣人有作，其法之所损益，补之不可得而知，而至于挈国之大势，则虽有虞帝，诚不能改已。再惟圣君贤相相与勤劳天下，九年于兹，天下之大势已定者，诚知出此。其始恃以立者曰公，公故明，明故当，当故欲摇之者难，故变法易令，出于期月，而未尝怫天下之心。举贤而民悦，黜不肖而民惧，而天下不得而异议。下宽大之诏，一切便民，而民知上之爱己甚于父母，可杀而不可离。循此而守，无改其道，自可以长治。而补之愚不肖，独私忧过计，以谓明天子在上，尊德乐道，从谏如不及，而大臣又务以其至公同天下之心，挟奸病国、不容于公议者又皆已远去，而一时进于朝者又皆曰忠且良矣。宜其小大协恭戮力，驯致四门穆穆之美，追还三代直道之盛。而士大夫用意过当，趣操介狭，好恶矛楯，毁誉陵杂，同国而处者，言人人殊。夫所贵乎国多君子者，岂欲其必同？然古之君子，盖亦曰和而不同焉耳。其和者，志也；其不同者，事也。夫不和而可以为国，实难。补之岂敢以褊心小智，轻量在事之群才？然借曰如前所陈者，皆忠且良也邪，则所谓忠者，固无异忠，而所谓良者，固无异良矣。比肩事主，同意为善，而势骎骎焉若欲相为消长盛衰，此何为者哉？人何可以毕忠？则必有不忠者挠其间；人何可以毕良？则必有不良者病其内。彊者以智倡，而弱者以愚附从，天下之公议，遏而不得行。方今之虑，莫大于此。《诗》曰：「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其维愚人，覆谓我谮，民各有心」。顺德者，君子之性，而疑者事之睽也，故诗人忧而戒之。意者，士大夫亦欲合而不可，相疑而不亲，形格势阻，方且盖龃龉之情而胎朋党之患，因以害政。而补之所虑者，犹不在是。盖以谓君子必自好，务德竞而不务力争。使夫小不同者，时亦小訾焉，以快其小不平，而君子又务退避而不已，则忠良之势侵，而后脱有大不同者，俛焉抵其巇而入之，则凡今之为同异者，曾何足道？盍亦譬国于同舟，奚取于胡、越哉？虽然，事何至于是？亦可为智者道，难为流俗言者也。伏惟相公道德之学，经纬之才，光映于近古，天子之所信倚以伏天下之心，士大夫之所仪范而慕从。其日夜思念，欲为天下开坦涂而亡群疑，薰大和而导百顺者，亦必在此。固将益振公议、务白善人，以拯救之耶？然有一于此，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夫服天下必以善，而所以用善者不同，以养人则听，以服人则违，为天下安可以善服人哉？尚敦重，则剽疾者疑；贵明达，则深阻者忌；与辩敏，则浅蹇者忿；进辞技，则椎拙者忮。至其他用一事则不便者，必从而非之。然八者之情，亦何足以相贤愚？而敦重、明达、辩敏、辞技，又为国者所必须而不废；则亦安可与夫剽疾、深阻、浅蹇、椎拙者并皂而同驱？彼其矫己，以为人所为则不可，而谓人之视己，若见其肺肝然，故常以不容而为奸，非夫在上者有以养之，是苟无罪，又不可去也。虽然，有道。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之化者，此以善养人者也」。为天下，惟无私然后可。天下固不可以皆贤且能，而忠与良者，又世之所望而难得也。则如牧羊然，姑视其后者而鞭之可矣，至其所必去，则必其败群者也。然而扬子曰：「有天下者，审其御而已矣」。御得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使；御失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何世而无狙诈？先王岂惟不去，尚有以使之，故其敌者失也。夫然，故措国能大而有容、缓而不迫，是之谓以天下为天下。天下知朝廷所以待之者公，而责于人者不尽，故人易以进而其志平。若夫峻赏明罚，岂不足以彰善而沮恶、扶正而抑邪？而古之语大道之序者，常以谓九变而赏罚可言，赏罚果难恃以独治哉？天下有大功罪，与士与众同焉而废置之，非难也。而有所谓难者，前却之志而疑似之行，两可之词而常试之为。此中人之所以不自立而陷于邪。欲君子之类众，则若此者皆当教之，不改而后诛。又有尝己自暴，不可复还者，设欲怀之，其道无由。然且革面以蒙利，而内有不服之心焉者，虽小而必察，故君子尤难之。然至其所必去，则必其败群者，不害为大而有容，缓而不迫也。补之不敢广引以乱视听。《书》曰：「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先王之立政，其宽如此。至于进厥良以率其不良，亦曰从厥攸好而已矣，岂彊之哉？昔曹参为相，用吏必择谨厚长者，而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之。人有细过，专掩匿盖覆，而子窋之谏以无所请事者，弗听也。参之意亦深矣。方时出于百战之后，武夫悍士功名之气嚣然而未已。参务揉驯其粗武崛彊之心，而辑安其休息无为之业，不得不尔。至于诸葛孔明患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寖以陵替，盖先峻以法绳下，乃稍收其民望而用之。以谓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此之由，故绳且限之。亮虽要为之治体，不苟出于此，然非乘蜀之弊，不如是之亟。使亮当文、景时，不知与曹参意能异否也？伏惟相公敦大知微，至于赏罚，亦何足为执事者道？而要曰：主尔忘身，国尔忘家，先务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益收贤俊之助，而后均调其参差不齐之际，以弥缝其侵蠹之隙，而后天下之贵名盛业，可得而长守。国是一定，施于亡穷。过此，则百官有司之所当务其大者，禦边治河，澄官冗而节财用，消水旱而惠困穷，虽相公勤劳，不以一日置是而不念。而补之以谓，凡此，天下必有能为相公以身辩之者，而相公之所宜虑，独天下之大势哉。今天下之大势若巨川，然堤防千里，深厚而完固，亦足恃矣，盍胡尝视其曲，无蚁垤浸淫者焉而已！补之获见相公门下将十年，侍坐听言，相公固有采拾教载之惠，而又职事在文字，辱通籍殿陛下，五日一叙立，以望天子之光明。窃不度量，不敢自比于在阙门之外，而轻犯出位之诮，不知其当言与否？而进之犹以谓语之至者，不敢载之于书，而浅者又不足听，故粗道其意之所先者以代匮。伏惟相公垂惠裁择，幸甚。狂瞽干冒钧重，死罪死罪！不宣。补之惶恐再拜（《鸡肋集》卷五一。）。

毕：济本作「异」，下同。

夏，会于葵丘，寻盟，且修好，礼也。王使宰孔赐齐侯胙（云云。）下，拜；登，受。秋，齐侯盟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宰孔先归，遇晋侯，曰：「可无会也！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云云。）」。

右僖九年。葵丘之会，天子初使赐胙，齐方霸诸侯，未有大失，而宰孔徒以其勤远略，知终在乱，遽劝晋侯以无会，其智远矣。

丁未，日重轮。是夜，月重轮。癸未，太庙二室芝草生。乾陵令于陵署得赤兔以献。

右《代宗纪第十一》。代宗之时，戎寇方滋，岁屡旱蝗，廑廑焉守成不暇，重轮、芝草、赤兔一岁同至，为何瑞也？故论休符者，證人事而已。

绍圣二年十月四日，从侄承议郎、充秘阁校理、通判亳州军州管内劝农事、武骑尉补之，谨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于二叔父故知陕州、秘监学士之灵曰：我宗之牒，鼻祖澶渊。起国之初，大于文元。务德不华，中微以艰。自我先君，诸仲叔季，蝉联世科，将陨而起。先君尝谓，叔父温文，舍叔父贤，孰知先君！施及不肖，如亲父子。匪瓞之私，自为知己。呜呼哀哉！天祸我家，先君早世。孰怜其孤，亦叔父志。教之誉之，人莫间之。误意先君，鸣阴必和，不知其子，弱不克荷。乃尔代匮，丞中秘书，叔父为监，联骖并裾。贫得守齐，亦既陛遣，病休不省，卧忧展转。愚触罪悔，佐守宋京，书来九返，劳抚于行。仕何足云，匪姑息故，爱缘其私，则以尊祖。今年在宋，闻疾请州，问安六辈，信无报邮。谓昔不然，知惫莫勉，如何不淑，陨命候馆。痛我家世，善人日微，非此其承，其来益衰。念此如焚，血溢为泣，怛然寐哭，寤追靡及。一官所撄，奠不抚筵，孰知此哀，彼苍者天！尚曰幸哉，其子如此，不鄙为兄，犹同父弟。誓当与约，弥远益亲，如我叔父，与先君存。往不其亡，此舌不吞。呜呼哀哉，尚飨！

治古之时，君臣之间，以情相亲，以道相示而已。故朝廷之臣，济济相先者，其和出于心，其言出于诚，同寅协恭，以循典礼。而天下之事，森然举矣。后世之士，恶直丑正，相与比周，睊睊而胥谗，歙歙而相是，而天下之事，日以败矣。武帝之于晋，以太康之盛，书同文，车同轨，传之孝惠，不数年间，天下之患杂然而起，天下分裂而为南北，盖非特虚无之祸、礼法之弃，如弁髦土梗而已也。其源盖有自矣。春秋之时，秦伯之弟针如晋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员，子朱曰：「朱也当御」。三云，叔向不应。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抚剑从之。叔向曰：「今日之事，幸而集，晋国赖之。不集，三军暴骨。子员道二国之言无私，子常易之，奸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从之。平公曰：「晋国其庶矣乎！吾臣之所争者大」。师旷曰：「公室惧卑，臣不心竞而力争」。西晋之君岂特此哉？征伐者争功，居朝者争权，否则争侈。以王浑、王浚之事观之，则争功者甚矣。以贾充、庾纯之事观之，则争权者甚矣。以石崇、王恺之事观之，则争侈者甚矣。争功者甚矣，而上无以定之，则立功者沮。争权者甚矣，而上无以制之，则务德者惰。争侈者甚矣，而上无以禁之，则殚天下之财不足以继，又况武帝有以助之哉？武帝之平吴也，使贾充节制矣，又诏王浚下建平，受杜预节制，至秣陵，又受王浑节制。为浚计者，一于受诏，则无立功之期，一于立功，则有违制之罪，故争功者不已也。充以倾险居朝，而任恺、庾纯以忠义裁之，充欲夺恺权，恺欲夺充政，朋党纷然，帝不能制，召之宴饮而已，故争权者不已也。崇以豪侈夸天下，而王恺、羊琇以贵戚竞之，恺以𥹋沃釜、崇以蜡代薪，恺为紫丝障，崇为锦步幛，帝不能抑，私助恺焉，故争侈者不已也。群臣皆争矣。故王衍之徒以清谈为高，以旷礼为任达，示其心泊然无所起，而于世淡然无所嗜也。世之君子求于彼而不得，则祈向于此矣，岂不误天下哉？愚读史至此，未尝不废书而悼痛也。

「《板》，凡伯刺厉王也」至「是用大谏」/王者中天下而立，明四目，达四聪，并天下之谋，兼天下之智，以大中至正之道与民共由，是以有治而无乱，有安而无危。今厉王失道之正，颇僻其心，不能听用善言，而自专自圣，讫无远谋，是将有危乱之忧而不可以望治安矣，此凡伯所刺也。「上帝板板，下民卒瘅」者，人道莫大于辨，辨莫大于正。厉王失道而僻，曾若板然，反之无辨，而善恶是非，天下莫之取正，民乌得而不病哉。民病而无所赴诉，于是相与怨咨而归诸天。故曰「上帝板板」，谓王之所以失道而僻，天实使之也。卒，尽也。瘅，病也。夫君者民之所恃以生也，君所好恶趣舍而民命系焉，故一嚬一笑足以致大乱者有之。况失道而僻，则其致下民之卒瘅宜矣。「出话不然，为犹不远」，则失道而僻故也。夫王言惟大，故臣以之禀令，民以之作辟。王谋惟远，故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今也「出话不然」，是未能无易言也，其何以令民？「为犹不远」，是未能无近忧也，其何以谋国？原其所以若是，亦以其愚而好自用，信而以为欺故耳。「靡圣管管」，愚而好自用也。「不实于亶」，信而以为欺也。夫自矜者不长，自恃者不彰，况因众善，乘众智，足以成治功乎？嘉言罔攸伏，故野无遗贤，况违忠信，近邪佞，足以阶祸乱乎？厉王惟弗之思，若圣非所可居，而莫能退托，若亶深所可信，而昧于见善，此其所以为失道而僻也。夫惟如此，是谓「犹之未远」，而乱亡可忧，凡伯所以谏也。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匹夫之谋其身，犹不可以无经远之虑，况为神明之主，而安危治乱之系其身乎？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经，惟迩言是听，惟迩言是争，则其乱亡亦可指日而待也。前曰「为犹不远」，则言其出一话之不然，谋一事之不远耳。后曰「犹之未远」，则以如上文所云，是谓「犹之未远」，而幸其改图，且巽而入之道也。

「天之方难」至「民之莫矣」/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之喜怒予夺，常在乎人为之后。今也常易之德方变而难，凡以民遭丧乱，故天亦为之变其常也；常健之行方失而蹶，凡以民皆颠沛，故天亦为之失其度也。若是而犹不能奉若而寅畏之，则是所谓逆天而自绝也，又焉可哉？盖天之道，顺之则存，逆之则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故答天之命，在于奉若以守常，而不可以有作也；畏天之威，在于寅恭以俟命，而不可以自大也。惟不可以有作，故戒之曰：「无然宪宪」。以当用静吉之时故也。惟不可以自大，故戒之曰：「无然泄泄」。以当恐惧脩省之时故也。虽曰无敢作为，而恐惧脩省，要必有其实，故又在于修辞以立其居业之诚焉。「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此凡伯所以望其君之有过脩德为不浅也。辑，言其辞足以和民也，和之斯有以洽其心；怿，言其辞足以悦民也，悦之斯有以定其志。夫上下之情常患于不通，而德业智虑之达尤在于辞，然非出于中心之诚，果何足以鼓天下之动乎？夫惟钦顺以保天命，无敢泄泄，而无沓沓之非，然后其辞乃能出于中心之诚。既辑且怿，而民心斯可洽，民志斯可定也。

「我虽异事」至「询于刍荛」/《春秋传》曰「同官为寮」，联事合治之谓也。夫君之与臣，自其异者言之，则无为而用天下者君之事，有为而为天下用者臣之事，尊卑之势，劳逸之分，犹霄壤之不相及，岂非所谓异事哉？然天位则共居，天职则共治，道不可以不同也，德不可以不一也。倡者和之，始者终之，犹天地阴阳之相合以成岁，犹股肱耳目之相须以成体，则君之与臣何以异于寮哉？凡伯以其君失道而僻，汲汲然自以与之同寮而为之深虑，是故不待访而即之谋，不待问而与之言也。然非特不我访也，谋孔藏矣，而王则弗从。岂惟不从，「听我嚣嚣」，则方傲然自肆，而初不以我谋为意也。非特不我问也，言有物矣，而王则弗用。岂惟不用，「勿以为笑」，则方虞其以为戏笑而已。伊尹嚣嚣然处畎亩之中，孟子谓宋勾践「人不知亦嚣嚣」，是皆其道不可诎然也。今厉王莫能远虑，而我即之谋，则当恐惧听从之时也。方且自大不逊，亦若是之嚣嚣然而不可诎，则非可长矣。夫「服」者将以有事也，「我言维服」，言其言之善，所当服行也。盖君子之言无所苟，言之必可行也。可言而不可行，君子弗言。今也不知我言之可以服行，而反以为笑，又乌知乐取为善，与夫闻善言则拜者乎？「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者，每事咨之曰谋，遍咨曰询。古之人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非特谋之近，而又闻诸远，非特谋之贵，而又询诸贱。非特谋之智，而愚者所不弃焉；非特谋之亲，而疏者所不外焉。若刍与荛，可谓远而贱，愚而疏者矣，尚所当询，况若凡伯之贵者乎？以职则及尔而非远，以谋则即尔而非疏，以言则有物而非愚，然厉王若是嚣嚣而不可屈，笑傲而莫之听，而况于馀人乎！凡伯言此，所以深刺之也。

「天之方虐」至「不可救药」/天之爱民至矣，然生聪明而乂之，是所以爱之也。今也不然，如厉王之不仁而实临其民，播其恶于天下，谓天之虐可也，始也变其常易之德而难，又至于失其常健之行而蹶，今又至于忘其所爱之民而方绝虐焉，则其靡常，日益甚矣。为厉王者饬躬脩德，慄慄危惧，犹恐弗及，而曾弗之思。非特不能无宪宪以顺帝则也，又不能无泄泄以敬天威；非特不能无泄泄以敬天威也，今又至于多慢侮而无忌惮，则无复脩辞立其诚矣。故前欲其辞之辑、怿，于此则幸其「无然谑谑」而已。「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者，前言「我即尔谋」，则为之谋虑而已，未至于灌灌也。今曰「老夫灌灌」，则以成德之人启其心而沃，王之心沃之屡矣，而王又非特听之嚣嚣也，初若幼稚无知之小子，蹻蹻然用壮以逝，而曾不我听，则其不逊又甚矣。「蹻蹻」，盖如《酌》言「蹻蹻王之造」，所谓用壮也。如《泮水》言「其马蹻蹻」，所谓逝也。壮而不复柔从，逝而不复反顾，是所谓不可与有言者矣。「匪我言耄，尔用忧谑」，前曰「我言维服」，犹告之以我言有物而非苟也，今则庶几其不以我为耄而言失耳；前曰「勿以为笑」，以为言非苟则不当以为笑也，今则痛其以忧为谑，则又甚矣。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其厉王之谓乎！「尔用忧谑」，所谓乐其所以亡者也。「多将熇熇，不可救药」者，言其多持熇熇之行，若火之高升，不可扑灭，则于是不可救药矣。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故天之方难、方蹶、方虐，则戒之以无宪宪、无泄泄、无谑谑，以为能若是，则天之孽犹或可违也。至于「小子蹻蹻」，以忧为谑，「多将熇熇」，则继之以不可救药，非以自作孽则不活乎？

「天之方懠」至「曾莫惠我师」/《释言》云：「懠，怒也」。「天之方虐」，言天之不仁，无以忧其民而方虐之耳，犹未见其怒也。至于有以震怒于民，则其为虐也诚虐矣。天方怒而诚虐其民，故于是谏王不当夸而毗之。夸，大也。毗，辅也。夸毗则体柔而不能以自立，徒大天之虐而辅之耳。「威仪卒迷」者，有威可畏，故人畏而爱之，有仪可象，故人则而象之。今也不能钦其威仪，而无可畏爱则象也，失其性而妄行焉耳。故曰「卒迷」也。「善人载尸」者，善人之动静语默，惟其时而已。方时之不可为也，则将闭其言而弗出，卷其道而弗施，若载尸焉，饮食而已，则以明哲保身之道当如是也。「民之方殿屎，则莫我难敢葵」者，善人之类率皆畏祸而不言不为，则斯民之罹其患，虽疾痛呼天，将谁揆其事哉？「丧乱灭资，曾莫惠我师」者，《传》曰：「善人国之纪也」。人之云亡，而邦国殄瘁，则离散冻馁者皆是，而上之人恬弗之恤也。何则？以王监谤，故民虽多瘠，莫之敢语，惠何由而及之哉？

「天之牖民」至「无自立辟」/前言「天之方虐」，「天之方懠」，此又曰「天之牖民」，以见天实爱其民，而其方虐方怒者，王实不能奉若天道以致之耳。夫天降生民，倥侗颛蒙，聪明不开。作之君、作之师者，天实所以开而达之也，故曰「牖民」。「如埙如篪」者，言欲其和也。「如璋如圭」，言欲其合也。「如取」，言我如有取之，而欲彼之与。「如携」，言我如有携之，而欲彼之属。凡此皆天所以牖民而达之也。今王继天而为之子，则其牖民宜亦若是。而今也「携无曰益」，是其所以牖民，则易天之道而不类矣。盖抚之则襁负而来，虐之则携持而去。今也「携无曰益」而反害之，将何以致其属哉！是所谓不能奉若天道以牖斯民也。「民之多僻，无自立辟」，则以「牖民孔易」故也。天下之所为，视上而已。今王失道而僻，所行所为非出于正，而「牖民孔易」，则民之僻多，而辟无自立，不亦宜乎！

「价人维藩」至「无独斯畏」/价人，善人也，方言其能夹辅其君，故以「价人」名之。大师，大众也，方言其能周卫其上，故以「大师」言之。大邦，邑之丰者也，方取其内屏外捍，故以邑之丰者言之。大宗，巨室也，方取其克家善继，为王世臣，而国之强弱，民之去就系焉，故以「大宗」言之。善人在所亲，故曰「维藩」。大众则以外卫者也，故曰「维垣」。《青蝇》曰「止于藩」，《鸿雁》曰「之子于垣」。藩篱则取其近，而垣墙则取其壮大也。大邦，吾所分土以共守者也。大宗，吾所分职以共治者也。分土以守，所以蔽内限外，故曰「维屏」，若《书》所谓「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则其为屏可见。分职以治，则蔽内限外者恃之以立，故曰「维翰」，若孟子所谓「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则其为翰可知。虽然，有藩有垣，有屏有翰，可谓固矣。苟为无德之可怀，则虽居尊处贵，未免危殆之忧，而藩垣屏翰曾不足恃，故曰「怀德维宁」，《传》所谓「在德不在固」是已。「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者，宗子，同姓也，有价人、大师、大邦、大宗以为藩垣屏翰，而有德以居其中矣，然后能大封同姓，以保天下。则城周乎外之譬也，其言岂无序乎？《传》曰：「禦侮莫如亲」。周之所以强盛而长久安宁者，亦以其能亲亲而已，故曰「宗子维城」。苟不能和协惇睦之，而至于离心离德，则若城之坏，而王且孤特而无与矣。孤立而莫之保，能无畏乎哉？孟子曰：「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厉王宜念及此。

「敬天之怒」至「及尔游衍」/前曰「天之方懠」，则将怒也。此曰「敬天之怒」，则既怒矣。方怒而夸毗，则助天为虐而已。既怒而戏豫，则是以天威为不足畏，而无复有敬心，非特助其为虐也，故谏之曰：「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戏」则玩而无肃心，「豫」则怠而无立志，居无畏时且不可，而况当天之怒乎？前曰「天之方蹶」，则天行失其常而已，未至于变也。此曰「敬天之渝」，则靡常之命既变矣。当其变蹶而泄泄，则般乐怠傲，不以为忧而已。若既变而方且驰驱，则非特不以为忧，而其恣甚矣，故谏之曰：「敬天之渝，无敢驰驱」。「驰」则若所谓「驰骋田猎」之类，「驱」则若所谓「疾驱于通道」之类。居无难时且不可，而况当天之渝乎？夫厉王之恶日益暴著如此，天下皆知其不可为，而天眷有周之命改矣。知凡伯犹且眷眷而不已，亦可谓之智乎？盖君臣之义无时而可替，诗人取之，亦以著厉王之无道。至于失国，非无忠嘉之臣始终为之尽言也，咸其自取耳。「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则其告之无所不至可知。夫尺地莫非王土，一民莫非王臣，今曰「及尔出王」，则将有为主于内而外之者，是则土地人民不为其有久矣。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今曰「及尔游衍」，则幸其弃逐于外，不得播虐于天下，然后斯民乃得游衍休息，则其失君之道而反施其政亦久矣。虽然，曰「昊天曰明」，天固不明乎？又曰「昊天曰旦」，天固不甚明乎？盖天视自我民视，厉王终为臣民所出，自流于彘，岂非自我民视而降威然欤？

「《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

夫周之所以为周，积累厚矣。其所以维持天下，显设王猷，使子孙长久安宁者，以其有纲纪文章而已。故其后世虽中人之资，仅能守之而勿乱，斯足以凭藉扶持，保其永命。惟厉王之无道，天下荡然，无复纲纪文章之有，此穆公所以伤周室之大坏也。王者以天下为家，京师为室，治自内而外，化自上而下。方周之化盛行，夫天下牛羊践牧，亦有仁爱之心，故《行苇》言「周家忠厚」。及其衰也，纲纪文章之废，实自其君之无道而本于京室，此诗所以言周室欤。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语》言尧之荡荡，则继之以「巍乎之成功，焕乎之文章」。箕子言王道之荡荡，则继之以「平平之辨治，正直之无邪曲」。是故其荡荡也，无害其为大，如其荡荡而已，果何以为民辟乎？辟以出命制节治人，皋为事尤非荡荡所宜，故刺之曰：「荡荡上帝，下民之辟」。汤之如火烈烈，非不疾威也，然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武王一戎衣而定天下，非不疾威也，然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建官惟贤，位事惟能。是其疾威非将以降多僻之命也，如其疾威而已，能无多僻之命乎？故刺之曰：「疾威上帝，其命多僻」。盖是诗言厉王之无道也，以王监谤，故一章言上天，而不敢正斥其君，馀章托言商纣之事以为戒，而不敢正言当时之失。然序言「天下荡荡」，而诗言「荡荡上帝」者，天下之乱，王实身先之，故推本而言之也。「天生烝命，其命靡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者，浑然无间之谓「命」，凡禀气以有生，复灵以有形者，谁独不受命于天乎？其四端之根诸心，万物之备于我，盖非殊也。岂非所谓靡不有初者欤？然养之以福者常少，败以取祸者常多，则命亦不可恃也。故曰「其命匪谌」，以克有终者鲜故也。惟其如此，故当畏天之命，而每以危亡为戒也。

「《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

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是故谦谦君子，卑以自牧，此则「抑」之义也。厉王之无道，多持熇熇之行，而方且以忧为谑，无可畏爱则象，而方且助天为虐，则其不能抑甚矣，卫武公所以刺也。《书》言纣之恶，亦曰：「诞惟厥纵淫佚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衋伤心」。盖人君失道，至于丧其威仪，则民无所畏仰，而丧无日矣。武公既刺其君，亦以自警者，以谓人之所以丧其威仪者非他，实由其德之先丧，故威仪卒迷而不自知。故《民劳》亦曰：「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武公之自警，亦将慎其德而已。

「抑抑威仪」至「亦维斯戾」/内严者其容肃，故有威之可畏；内重者其容庄，故有仪之可象。人之有是威仪，非可以伪为贤，惟其德之著乎外耳，故德譬则宫城也，仪譬则隅也。《考工记》：「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言视其四方之交，则其宫城之中美可知矣。「抑抑」，言自抑之至也。夫自下者人高之，自后者人先之，理之常也。故傲不可长，志不可满，惟能抑抑其威仪，则所谓「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非有诸内者然欤。「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职维疾。哲人之愚，亦维斯戾」者，厉王惟丧其威仪，故群下无所视效，而哲者更变而为愚。哲者更变而为愚，非真愚也。庶人之愚容或有之，是其性之疾也。若哲人之愚，则以王德之戾，故虽哲不得不愚耳。昔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孔子以为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此武公所以刺其君，而亦以自警也。

「无竞维人」至「维民之则」/有国有家者，莫强于得人，莫要于脩德。三仁去而商亡，二老归而周炽，得人则强之效也，故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叛之，脩德则昌之效也。故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盖非得人以为之辅，则无以迪彝教而降德于国人，四方何由而训之哉？故言「无竞维人」，继之以「四方其训之」。非有德以致其享，则无以集大命而致人之无拂，故言「有觉德行」，继之以「四国顺之」。以言各有所主也。然先之曰「无竞维人」，则莫强于得人故也。继曰「有觉德行」，则取人以身故也。自非有觉德行，则人不可得而致，故其辞亦相终始而已。且有德行则觉之谓也，觉无所觉，尽性而已。尽性则直而无伪，故物亦将应之以诚。「四国顺之」，所谓物以诚应，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然顺则莫逆，训则效之，德行能致四国之顺而已。必得人焉，为之疏附先后，奔奏禦侮，然后莫强而为四方之所训，此则事之序也。《烈文》亦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者，先王之建诸侯，凡以使之致天子之所为而已。是故内亦欲其务德，外亦欲其得人。盖其竞也，乃所以致中国之强；其显也，乃以致中国之尊。是则各以德善胥效，亦乌可已哉？「吁谟定命，远犹辰告」者，得人矣，要在乎能用之。「吁谟定命，远犹辰告」，则与之共天职而尽其才也。吁，大也。谟，谋之成也。大与之谋议，使断国论，所谓「吁谟」。国之命令待之而后定，所谓「定命」。夫惟委之如此之重，任之如此之专，故其有经远之犹，则以时来告也。夫辰者不可失之时也，故自子至午时也，而皆谓之辰。所谓「辰告」者，及其时而来告也。《易》曰：「君子进德脩业，欲及时」。人君之欲成其德业，与夫人臣之欲成之者，远犹之告，乌可后哉！「敬慎威仪，维民之则」者，有德行矣，外之威仪不可以不脩，故欲其敬而不慢，盛而不肆。厉王失道，至于威仪卒迷而不自知，内则不足以近有德，外则不足以为民则，与夫得人而用之，皆非其所能及，是所以刺之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至「南土是保」/夫我有以为彼之式，然后彼以我为式，事之序也。而此诗先言「南国是式」，后言「式是南国」者，盖宣王之命申伯，非私之也。方未命时，固知南国将以为式矣，是以使之式南邦也。「因是谢人，以作尔庸」者，庸，民功也。有民人焉，有社稷焉，然后其功可施，故命之以因谢人而作尔庸也。夫国功曰功，战功曰多，治功曰力，莫非功也，而其所以为功，凡皆为民而已。故责诸侯之功；则必以庸为言焉。「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者，既命之以国矣，于是彻其土田，使享其利，迁其私人，使便其情，庶几其乐就国也。先儒谓召公为司徒，主缮治，故《黍苗》言「卿士不能脩召公之职」。然则王命彻申伯土田，宜矣。「傅御」，则傅御王者也，命之迁其私人，是所以为亲诸侯也。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营」。夫邑谢之功，使申伯自营可也，而使召伯营之，是所以为能建国也。「有俶其城，寝庙既成」者，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故于其始城，而寝庙已成矣。君子之营国也，先营宗庙，然后营宫室。而此曰「寝庙既成」者，众功并作，故其成莫知所先后也。「既成藐藐，王锡申伯。四牡蹻蹻，钩膺濯濯」者，以言寝庙之成，藐藐其大，盖王之意欲宏兹贲，以待申伯，而谢人亦皆善乐而成此藐藐也。锡之四牡，则四牡蹻蹻然而强壮。又锡之在首之金钩，在膺之樊缨，而钩膺亦濯濯然而光明。则其将遣之际，所以将其诚意厚矣。「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者，以为锡之之物未备，遣之之意未勤，故又加之以路车乘马，慰之以「我图尔居，莫如南土」之言。犹以为未至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则又宠之以非常之礼，而致其甚亲之意然也。盖介圭非诸侯之所宜有，而宝玉非所以分异姓。今也锡之，以致其亲而近之之意，则虽远在南土，而诸侯莫敢侵侮者矣，故曰「往近王舅，南土是保」也。

「申伯信迈」至「式遄其行」/锡之以物，慰之以言，以为未至也，又宠之以非常之物，使作宝焉。犹以为未至也，故于其迈也，又以身饯之，则其恩礼之隆，无以加矣。《渭阳》之诗，康公念母也，于其亲之兄弟之行，送之远，赠之厚，所以尽其孝子之情也。宣王之于申伯，锡之饯之，曲致其诚，所以尽建国亲诸侯之义也。于尽孝子之情而列之于《风》，于尽建国亲诸侯之义而列之于《雅》，则以其能建国亲诸侯，实王者之政故也。「申伯还南，谢于诚归」者，以见王之数留，而申伯濡滞之久，故于其行也，曰「信迈」，又曰「诚归」，疑于行之不果，故重言之也。「信迈」则言其将行，「诚归」则言其南还而归于谢矣。「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者，前言「彻土田」，则施彻法于其田亩，是乃始疆之也。此言「彻土疆」，则以疆既定矣，于是可以彻田为粻，峙以共之也。夫居必有积仓，行必有裹粮，《公刘》言「彻田为粮」，则所以待行军而食也。此言「以峙其粻」，则所以待申伯还国而食也。

「申伯番番」至「文武是宪」/「番番」，若《书》所谓「番番良士」，言其壮也。申伯方为周之藩垣屏翰，故称其壮有力焉。「既入于谢，徒御啴啴」者，言其疲也。徒行者与其御车者，无非强力之人，而皆疲于奔驰，则申伯之番番，尤足见其壮也。「周邦咸喜，戎有良翰」者，遍邦之人咸相庆，以为女有良翰，则以见申伯之番番，而知其良翰也。然则王之褒赏申伯而为之建国，非特尽尊贤报功之道也。由之以得谢邑之民心，岂不谓能建国乎？「不显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宪」者，申伯，以言其亲则王之元舅，而贵为人之所仰；以言其贤，则文武是宪，而行为人所尊。故曰「不显申伯」，所以甚言其显也。

「申伯之德」至「以赠申伯」/「番番」，言其武勇也。继之以「文武是宪」，则明其非特武也，又有文焉。此又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则「文武是宪」又不足道，而申伯之美于是为至。盖柔则巽而不与物争，惠则和而不与物迕，臣德之美者也。然柔必贵乎有立，惠必贵乎不流。申伯柔惠矣，且又能直，则不挠不枉，而其德全矣，是故足以揉禹邦而闻四国也。揉者，扰之使循乎理也。民之常情，柔惠以怀之，则莫不悦从，直以正之，则莫不悦服，此申伯所以能揉万邦也。其德足以扰万邦，故其功足以闻于四国。盖有以揉之，而强弗友者皆变而为燮友，则其功成也。成王命微子尹兹东夏，亦言「万邦作式，俾我有周无斁」，与此同意。惟其德之诚可褒，而宣王褒之；惟其功之诚可赏，而宣王赏之。此所以赠申伯之诗，而序言美宣王欤。「作诵」，以言作为是诵，将使工师诵其美也。「孔硕」，以言君臣相遇若是，则其美为甚大矣。「其风肆好」者，其可诵之美若是其大，则以君臣咸尽其道，其道申而无所屈，其事美而无所丑，故其风肆而好也。虽然，美宣王能建诸侯，则所建者众矣，而独于申伯言之，何哉？盖以其能褒赏申伯之事观之，则其馀可知。犹之《烝民》美其任仲山甫，而序称其任贤使能；《韩奕》美其锡命韩侯，而序以为能锡命诸侯，此作诗之法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坏也」至「靖夷我邦」/幽王之乱至于大坏，非一日积也。自《节南山》迄于《何草不黄》，刺之者众矣。众多如雨，而不知所以为政，故《雨无正》刺之。谋诫不从，不藏覆用，故《小旻》刺之。至于西戎东夷交侵中国，师旅并起，饥馑因之，故君子知周室之将亡，而《苕之华》闵之。然犹未至于大坏也，故皆列于《小雅》。至于《召旻》刺而闵之，则斥言幽王之大坏焉。盖于是不可救药矣。何则？凡伯，周之大臣也，刺其君之大坏，则与夫君子见周室将亡之形而伤己逢之者异矣。且坏者人之所不怀也，君以得民为本，而其自为至于大坏，则无或怀之者矣。然凡伯犹以为刺，而闵天下无如召公之臣，庶几能正其君，则爱君之至也。「旻天疾威，天笃降丧」，则其威虐极矣。惟笃降丧，故田莱多荒，而民馑且饥，仰无以事，俯无以育，壮者散之四方，老弱转乎沟壑，所谓「瘨我饥馑，民卒流亡」也。饥馑而流亡，则居圉愈荒矣。「天降罪罟，蟊贼内讧，昏椓靡共，溃溃回遹，实靖夷我邦」者，言我居圉卒荒矣，天乃更降罪罟以下罔其民，如蟊之贼而内讧其国，所以然者，以所与共治其国者皆非其人。故继之曰「昏椓靡共，溃溃回遹，实靖夷我邦」也。夫治民者必得明哲之师，慈惠之长，与夫肃乂正直之人，然后民以安而国平。今皆反此，则非特不足以靖夷我邦也。小大内外，昏而不明，椓而肆虐，靡共而慢侮，溃溃而泯乱，回遹而邪曲，是能相率以为乱而已，幽王何恃而不大坏邪？

「皋皋訾訾」至「我位孔贬」/人君之患，莫大于信任小人之废黜君子。皋皋然缓而不共职，訾訾然以苟訾为事者，王皆不知其为玷，则偷惰诞慢之小人何所惧而不为乱？兢兢然戒谨，业业然危惧，甚久其不宁者，王乃更贬其位，则忧国尽瘁之君子，何所施而下膏泽于斯民哉？

「如彼岁旱」至「无不溃止」/膏泽不下于民，而民方被其威虐，则其为生也，亦若旱岁之草而已。拘迫而不得散，适彫瘁而无复蕃庶，故曰「如彼岁旱」，则反是矣。「如彼栖苴」者，木止曰栖，苴，水中浮草也。栖于木则犹非所宜，又非特不溃茂而已。以喻民之被其威虐，非特拘迫而不得散，适彫悴而无复蕃庶也。且将荡析流散而无复生理，如苴之栖于木矣。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今民用荡析流散，无复生理，则邦其有不溃者乎？故曰：「我相此邦，无不溃止」。《春秋传》曰：「国乱曰溃」。此序所谓大坏也。夫草散则鬯茂，故「草不溃茂」为岁旱。人散则国危，故「无不溃止」为邦坏。言溃同而指意则殊，先儒改「溃茂」为「汇茂」，不必然也。

「维昔之富」至「不灾我躬」/维昔之时，仰有以事，俯有以育。而今也，「瘨我饥馑，民卒流亡」，则民穷甚矣。维昔之时，有和平之乐，无札瘥之苦。而今也，「天降罪罟，蟊贼内讧」，则民病甚矣。故曰「维昔之富不如时」，援古而罪今也；「维今之疚不如兹」，伤今而思古也。夫爵以驭其贵，禄以驭其富，人君之至权也。溃溃回遹者靖夷我邦，兢兢业业者其位孔贬，则是黜陟失当，既不足以驭其贵矣。曰「彼疏斯粺」，则又言彼宜食疏而反食粺，此宜食粺而反食疏，制禄不当其分，而不足以驭其富又如此也。岂惟不足以驭其富贵而已哉，自替实由乎此。《书》曰：「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今所使居君子之位而食君子之食者，乃食疏之小人，王何赖而不替乎？又况举疏食之人，措之群臣之上，而不知止，则其自替可知矣。「不云自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者，先王所以下膏泽于斯民而不竭者，以其内外有所资，与王为善者众也。今也「昏椓靡共，溃溃回遹」者，与之共治，则外无所资，而适足以害吾治者众矣，故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频」。「匪教匪诲，时维妇寺，与之共谋」，则内无所资，而适足以丧吾德者众矣，故曰：「泉之竭矣，不云自中」。王者以博施济众为职，而如池泉之竭，无以施物，则害之及人也溥矣。害之及人也溥，而又弘之而不知戒，则非特人之被其害也，将不为我躬之灾乎？所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是已。故曰「溥斯害矣，职兄斯弘，不灾我躬」，言其必灾我躬也。

「昔先王受命」至「不尚有旧」/《江汉》曰：「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则其能辟国而不为人之所蹙可知。然是诗宣王以命召虎，故特称其祖如此，以文、武时贤人众多，岂独有如召公之臣哉。显谟成列，举安天下，岂特曰「辟国百里」哉。而是诗始终独以不得召公为言者，盖幽王之所以致大坏，以其无仁贤与之图治于其始，又无仁贤与之救乱于其终。是故非徒不能日辟国百里，且又至于日蹙国百里而丧无日矣。其视日辟国百里之世，岂不甚相远哉？此所以始终独伤无如召公之臣而已也。且国无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礼义由贤者出，无仁贤则无礼义矣。故当是时，富庶则不如昔，困穷则甚于今。以上治则皋皋訾訾者不知其玷，兢兢业业者孔贬其位；以下治则如岁之旱而草不溃，如泉之竭而害斯溥。若此者，得不谓之国空虚而上下乱乎？然则如之何？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而当是时，人不足与适矣，政不足与间矣，此所以闵天下无如召公之臣也。孟子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古之所谓民贼」，而是诗乃以辟国为召公之贤。《车攻》亦以能复文、武之境土为宣王之美，盖其用心则不同耳。

「《周颂·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本系于一人，事止于一国，谓之《风》。其德之盛，其功之成，可以告于神明，则列于诸侯之《颂》焉，若《鲁颂》是已。风动于四方，事该于天下，谓之《雅》。其德之盛，其功之成，可以告于神明则列于天子之《颂》焉，《周颂》、《商颂》是已。《风》者，诚意化民之所成也。《颂》者，成功之所致也。有意皆可诚，有民皆可化，德皆可以修而至于盛，功皆可以积而致于成，故《风》与《颂》，天子所不得独擅，诸侯与有焉。天子之所独擅者，惟《雅》而已。故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文、武之前，商之政犹存，故周虽已兴，而不列于《雅》，是以有《二南》焉。幽、厉之后，周之政已亡，非特废而已，故周虽未终，而亦不列于《雅》，是以有《王风》焉。此《风》、《雅》、《颂》之大致也。《清庙》者，美文王盛德之形容也。夫汤之伐桀，武王之伐纣，皆曰：「今朕必往」，是圣之任者也。若文王不然，天命既受矣，天威既将矣，内文明以蓄德，外柔顺以蒙难，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纣，是圣之清者也。故祀文王之诗曰《清庙》，祀武王之诗曰《执兢》。一则以其德，一则以其烈，彼无加损焉，因其实而已。盖圣人所以若是不同者，凡以观命之废兴，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而已。故孟子曰：「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然则庙谓之清庙，不亦宜乎！且周之德莫盛于文王，周之业莫备于周公营洛之后。有盛德斯有大业。文王非无业也，而言大备则未焉。故经于他，未始名之以「清」，至是周业大备，而后名之以「清」，适其时也。朝诸侯者成王，而曰「周公既成洛邑，诸侯率以祀文王」者，文、武之业，非圣人有所不能继。成王中才之君，其能制礼作乐，成太平之功者，周公实为之。故诗人不没其实，而既成洛邑，则以周公为主焉。然而《颂》者，合天下之公以形容元首之事，非可以系之周公也，故其诗则皆成王能率诸侯之事而已。不曰享而谓之祀者，方以在天之神祀文王故也。

「于穆清庙」至「无射于人斯」/《传》曰：「孝子之至，莫大于宁亲，宁亲莫大于宁神，宁神莫大于得四表之欢心」。成洛邑而朝诸侯，则既有以得天下之欢心矣。于是率以祀文王，所谓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其斯以为天子之孝矣夫。然君臣上下，何作而非敬，何动而非和，仪者斯效，唱者斯应，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盖非可以声音笑貌为也，欢心之至则然耳，此「于穆清庙，肃雍显相」之谓也。穆则敬和之见于行也，故其肃雍以相祀事，亦谓之显相焉。「济济多士，秉文之德」者，文王之德教被人深矣，故虽没而多士犹秉之而不忘。秉者，操之而不敢舍也。操之而不敢舍者，多士之事也，与夫直心而默契于文王者异矣。「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者，内尽其心，以对越其在天之神，外尽其力，以奔走其在庙之事也。盖清言精神之所升也，非有对越而上达者焉，则不足以格其神庙；言貌象之所著也，非有奔走而内面者焉，则不足以供其事。此所以有贵于修己而能饬，在事而有济济多士也。且顺帝之则，文王所以事天也；肃肃在庙，文王所以祀神也。然则多士也，亦孰能外乎文王之所为乎？是所以为秉文之德也。多士之微，莫非秉文之德，则敬和于清庙，肃雍而显相者，从可知矣。虽然，多士所以秉文之德，亦岂舍我而徇彼哉？求诸性而得焉耳。求诸性而得，谓之秉文之德者，文王先得乎我心之所同，然而在我者有待之而兴故也。孟子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文王之德因于性而本诸天，故秉文德则足以对越文王在天之神也。夫于清庙也，成王率以敬和而肆祀，诸侯应以肃雍而显相。其为多士也，对越在天，以体文王之德，骏奔走在庙，以体文王之行，则其神之德可谓显矣。其敬和也，其肃雍也，其奔走也，人之力可谓承矣。故曰「不显不承」，所以甚言其显且承也。其显且承如此，则天下忘我难矣，故曰：「无射于人斯」。是诗言文王之德而已，然德之盛至于化人而成之也犹如此，则其盛无以加矣，兹所以为《颂》之冠欤？

「《维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夫人有士君子之行以致既醉之盛者，实在成王时。然原其始之所自，盖文王有明德，受命作周以基之，此太平所以告文王也。以太平告而名之曰《维天之命》者，周致太平以敬和而已。前后之相继，上下之相承，以敬和而不已，是乃天之所为，非人之所能为也。何则？舜禹之子，孟子以为其贤不肖皆天，则文、武、成以敬和相继，岂非天欤？故曰《维天之命》。

「维天之命」至「曾孙笃之」/「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是周之太平，天实为之。然以告文王，何哉？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则文王之所为实与天合。惟其所为实与天合，是以于穆不已。虽曰天命，而以归美文王也。夫敬则不慢以违命，和则不乖以起事。《传》曰：「夫敬与和，何事不行」。为治之道无他，政事一出于敬、和而已；太平之功无他，臣民一归于敬、和而已。此所以告太平之功，而原其本曰「于穆不已」而已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者，夫一色成体谓之纯，文王之德纯乎其不杂矣，是故出为刚健，入为粹精。昭升于上，则《大明》有以显其德之明；敷闻在下，则《灵台》有以显其德之灵。以至仪刑于当年，则有遍为之群黎，莫不好之武夫；流衍于后世，则武王继其志而其德惟圣，成王衣其言而其德惟令。显孰甚于此乎？凡以其体尽一性，而性亦不已故也。「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者，道德者，法度之所自出。文王之德纯至矣，其流有衍，而馀波及于成王。成王则收之以制法，又大疾顺其所为，而不敢慢违，则是曾孙之能力行而有所至也。兹其所以为敬和不已，而太平之所以致欤？呜呼！《颂》之言若是之简，而意则无所不该，与夫后世徒侈其词而实则不至者异矣。

「《维清》，奏象舞也」至「维周之祯」/《清庙》所言，文王之德也，《维清》所言，文王之事也，故《记》曰：「升歌清庙，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有是德斯有是事，故庙谓之清庙，而典亦言其维清焉。清也者，神人之所贵也。而况去乱而易之以治，去乱而易之以治，则清其可后乎？且典者大常之道也。清以洁之，则其理明；缉以续之，则其事序；熙以广之，则其用博。苟为不然，欲被四海而无疆，垂万世而无穷，亦难矣。维清缉熙，兹所以为文王之典也，其与成汤肇脩人纪类欤？然谓之典，则所以施邦国而待其治耳。若夫道无污也，安用清？无间也，安用缉？无狭也，安用熙？是以知是诗言文王之事而已也。今夫精意以享曰禋，圣人方其以道格于皇天，则不期精粗焉。则所谓「肇禋」，亦文王事天之事耳。道之所在，莫能难之，则亦孰能福之哉！福之且不可，乌有所谓先见之兆乎？则「维周之祯」亦文王得天之事耳。《易》曰：「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中庸》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惟其大统未集，故其事维周之祯；其事维周之祯，故其乐谓之象舞，则于是时，王事兆见而已。《周官》以典待邦国之治，以法则待官府都鄙之治，则典略而法则备也。《书》于《尧典》言「庶事咸熙」，于《皋陶谟》言「庶绩其凝」，则熙作而凝成也。惟其大统未集，故是诗言「典」而不及法则，言「熙」而不及凝，则于是时，业虽大而未备故也。夫能作典，则所以治人者尽矣。治人者尽，然后可以事天，故继之以「肇禋」。子孙所以治人者备矣，而其兆见于文王之作典；子孙之所以事天者亦备矣，而其兆见于文王之肇禋。故曰「迄用有成，维周之祯」也。然文王之业虽大而未备，亦必因时而造，非有所亏也，兹其所以可告于神明欤？

「《烈文》，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也」。

孟子曰：「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成王即政，诸侯来助祭，而其诗有取于烈文者，夫岂苟哉！盖诸侯于其祖考有为人后之道，则不可以忘孝；其于天子有为人臣之道，则不可以忘忠。天下之所以治，仁义忠孝之积也。使为人后者皆知尽其所谓继世之孝，则其移之于为臣也，亦莫不尽其所谓事君之忠，然则天下之政奚足为哉。此成王所以于即政之始，美诸侯之祖考而戒之，欲其能绍，则所以望之深矣。

「烈文辟公」至「维王其崇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先王所以崇德报功也。诸侯之祖考，孰有无烈无文而有其国乎？先烈后文者，诸侯言时计功，则烈其所先也。「锡兹祉福，惠我无疆」者，惟其有烈有文，故能锡我惠我，「锡」与《洪范》所谓「锡汝保极」同。诸侯非能以祉福事其君，周之先王有道，故其臣因得而锡之也。惠，顺也。福者，百顺之名也。逮及成王，亦如先王之有道，故其所锡周之祉福流衍而无穷也。「子孙保之」者，戒助祭之诸侯保其祖考锡我惠我之功德而勿替也。「无封靡于尔邦，维王其崇之」者，戒之以无专利以自恣，无伤财以害民。盖诸侯得擅其一国，苟封以专利，靡以伤财，则丧其祖考之功德必矣，故首戒之以此。能如所戒，则王之所崇也。

「念兹戎功」至「于乎前王不忘」/上以蕃屏王室而敌王所忾，下以保其社稷而灭除强梗者，诸侯之戎功也。子孙继其世序，能念祖考之戎功而弗忘，则是于继序能皇之矣。皇者，美而未大也。于戎功能念之而已，未见之于有为，故其于继序亦言其能皇之而已。《泮水》言「能修泮宫」，《閟宫》言「能复周公之宇」，皆诸侯之所谓「能」也。义所谓「能皇」亦如此。「无兢维人，四方其训之」者，戒之以用人，有国者得人则强故也。「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者，戒之以务德，为诸侯者修德则显故也。能得人岂惟足以强其国哉，四方且训之，则求所谓不庭之方无有矣。能脩德岂惟足以显其身哉，百辟且刑之，则求所谓不享之辟无有矣。诸侯有如此者，先王乌能释之而不念乎？故曰「于乎前王不忘」，言先王念之而不释也。因诸侯之助祭而上言祖考，当后世之即政而远举前王者，先圣后圣所循者一道，前事后事所由者一理，知所以引古而验今，则知所以行古之道矣，所谓言近而指远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天不人不因，天之所以兴周者匪人欤？人不天不成，周之所以为周者匪天欤？故其祀先王先公之诗，谓之《天作》，盖作者人也，而作之者实系乎天。若以谓人事诚修无俟乎天，则德如仲尼者，岂不足以有国，而穷为匹夫者乎？此所以推原所自，不特言其本乎祖，而亦言其本乎天也。《天保》曰「于公先王」，此曰「祀先王先公」者，先先王而后先公，亲亲之仁也；先先公而后先王，尊尊之义也。仁义并行而不过，其斯以为人道之至欤。

「天作高山」至「子孙保之」/山之为物，崇高之势庇物而弗倾，亭育之功于物而弗竭，有国者之象也。后稷封于邰，周之始封也。虽以功德有国，其兴之者实自乎天，故曰：「天作高山」。作者，业肇之称，作于前斯有以述于后。自后稷有邰以来，更历夏、商，衰微不振者盖数十世，所谓高山尝荒秽而弗治矣。至太王之兴，乃有胥宇筑室之勤，左右疆理之功，诗人于是有瓜瓞柞棫之况，故曰「太王荒之」，言太王实治其荒而肇基王迹也。然其居于邠也，狄人数侵而不宁其居；其迁于岐也，从者虽众而未免于扰。至文王之作兴，以功则康，以业则求宁。道被南国，如江汉之方广；德冒西土，若日月之照临。诗人于是有山阜冈陵之况。故曰「彼作矣，文王康之」，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实有以安天下而成厥勋也。虽然，太王所以荒之，文王所以康之，夫何容心于其间哉，继天之所为而已。「夷」之为言易也，易者天德也。太王、文王所以荒之、康之，亦曰天德而已矣。与天合其德，则天岂容择之哉，故曰：「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所谓先天而天弗违也。夫岐，太王之所徙，而文王之所治也。惟太王、文王有夷易之行，其所徙也，天徂而从之。则为武王、成王者奚为哉？继其志，述其事，以保其祀而已。故继之曰「子孙保之」，言自今以往，但当谨守而弗失，此所以为祀先王先公之诗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至「肆其靖之」/郊祀天地，王者之事也。成王承文、武之后以致太平，故郊祀以报天地，必以昊天有成命者，以天为主故也。夏曰昊天，冬曰上天。祭天于圆丘，以冬之日至，而曰昊天者，取其降而与万物相见之意，则于是以禋祀祀之，理无不飨故也。然祀天于南郊之圆丘，祀地于北郊之方丘，阴阳之位固不可易。而此诗言「郊祀天地」而不分者，盖天地生成万物，相为始终，故兆之虽异位，而祀之不害其同诗也。后世缘是合祭天地，失之矣。「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者，后者继体之称，为其继天而言也。天之兴周，有曰大命、宝命、元命、明命、休命、永命，皆胙周之显命也。然或开之于其始，或佑之于其终。若「成命」则正言所以成周之命也，故曰「二后受之」，而前之先公，后之子孙弗与也。《文王》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言「复命武王」是已。盖成者有始卒之辞，文王以文德造始于前，武王以武功续终于后，此其所以配天地而为祭主也。盖造始，天道也；续终，地道也。仰天而造始者不倦，俯地而续终者不怠，则夫配天地以成王事者，亦敢康乎哉。自朝至于日中晷，不遑暇食，以庶邦惟正之供，此文王之不敢康也。克相上帝，以卒伐功，胜商遏刘，以定天下，此武王之不敢康也。故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盖非王业之成不足以应天命之成，非二后之有以基命不足以受天之成命故也。然成王亦大矣，而止言「不敢康」；基命亦微矣，而止言「夙夜宥密」，何耶？《书》曰：「弗虑胡获，弗为胡成」。又曰：「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盖天下之事成矣俄坏，坏也俄成，在人为与不为而已。故欲成王事，在于不敢康也。荀卿曰：「善日者王，善时者霸」。《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盖诚心行仁而夙夜不懈，则仁眇天下而莫不归于仁；诚心行义而夙夜不懈，则义眇天下而莫不理于义。故欲基天命，在于夙夜宥密也。惟有以基之，则所谓「成命」能受之矣。且宥者宽而能有容，仁德也。密者察而能有治，义德也。仁义并行而会于有极，王事其有不立乎？《书》言文王之事，继之以「亦越武王，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以并受此丕丕基」，与此同意。虽然，命固基于此矣，而王者之事业，或久或近，或广或狭，亦在缉熙之如何耳。有以缉之，则泽流万世；不思所以缉之，则所谓功者亦或隳矣。有以熙之，则光被四表；不思所以熙之，则所谓明者亦或熄矣。此二后所以单厥心于缉熙也。单之为言尽也。人之于事，尽其心而无二虑，则将何所不至哉。惟二后为能单厥心于缉熙，所以迄至于今，能靖天下也，故曰：「肆其靖之」。

「《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也」至「于时保之」/礼自外作，必缘人情，祖尊而远人者也，故以配天，而祀之于圆丘。祢近人而亲者也，故以配帝，而祀之于明堂。盖明堂王者之堂也。方其朝觐，则以会诸侯，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天子负斧扆而立是也。方其祭祀，则以享上帝，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由汉以来，诸儒执斯二事以惑世，或以为祭祀之堂而不可以朝诸侯，或以为朝觐之堂而不可以享上帝，其甚者以谓明堂、辟雍地实同而名则异耳。纷纷异同，莫适其正，殊不知明堂之制不若圆丘之自然，明堂之位虽不若国郊之远人，而王者方其以人道交应物之帝，则虽即人所居而享之可也，况祖考之亲者乎？「我将我享，维羊维牛」，言致诚以备其物也。「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言尽心以合其道也。若《书》言「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则所以祀于明堂者，物其有不备，故于此先羊后牛，则以见至诚有加而无已也。若《维清》言「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而见于《周官》者，以六典待邦国之治，以轻典刑新国，以中典刑平国，以重典刑乱国，岂非所谓仪式刑之典，以靖四方欤？夫惟外尽其物，内尽其心，是以天右而享之也。然尽其物，言其执祀之诚而已，天右之宜未至也。尽其心，言其所以享帝之道也，天右于是亦至焉。故曰「伊嘏文王，既右飨之」，言天之于文王，右飨之旧矣。今也仪式刑之，则是与文王合德者也，天右飨岂不至耶！右飨之既至矣，故自今已往，但当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兹右飨之休命而已，故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天难□命□□，故其威可畏也。

「《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至「允王惟后」/天子适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为之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此古帝王所以不废时巡。然谓之「迈」者，言其行之远而不遽也。「时迈」则春而东，夏而南，秋而西，冬而北，不疏以弛事，不数以扰民，上以顺天之道，下以从人之欲而已。告祭者，告至之祭也。若《书》所谓至于岱宗，至于南岳，至于西岳，至于北岳，则必祭以告之也。燔柴以告祭昊天，望秋以告祭山川，故谓之「柴望」也。「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者，周行不殆，天道也。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以至役说战劳，运行而未尝少息，夫能体斯道以有为于天下，得不为天所子乎？以其足以继天故也。子之斯右之矣，右之斯序之矣，故曰：「实右序有周」。右者，助其所为，若《召诰》言「天迪从子保」是已，所谓子之斯右之也。序者，使之传序，若《文王》言「文王孙子，本支百世」是已，所谓右之斯序之也。「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者，王者所为与天合德，足以得天如此，则其威政之所加，斯无妄举，孰敢不震动叠息效顺而图新者乎！故曰：「薄言震之，莫不震叠」。盖巡守之际，有所谓削地绌爵，君流君讨之事，是以言也。怀百神者，有以感其衷而使之无怨。柔百神者，有以屈其力而使之受职。□河之善滥溢于地，岳之独峻极于天，其神为难怀柔，而言及之，则山川莫不宁可知矣。夫王者上为天之子，下为民之君，□□□□□□于人也，有□震叠之于祖□□□怀柔之，则是□□□□□□传序之意，故曰「允王维后」也。

「明昭有周」至「允王保之」/《书》曰：「今天其命哲」。又曰：「惟天生聪明时乂」。夫有道之世，其君之聪明睿智，足以有临，岂徒人事之至哉，天实诱其衷也。故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明者昭之积，昭者明之散。昭积则有以见大，大散则有以察微。天迪有周之君，既有以见大，又有以察微，则近而为公卿大夫，远而为邦伯师长，众而为百司庶府，莫不秉德而不回，传序而不绝，所谓「式序」也。式序在位，则愚智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矣。天则右序，神则怀柔，君则明昭，臣则式序，夫然则安所用于兵革哉？□求哲人，以与之共图于亿万斯年而已。故继之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独言「肆于时夏」者，巡守中国之事也。若所以待夷狄之道，则干戈有不可戢，弓矢有不可櫜，熊罴虎贲之士有时乎用，非徒求懿德而已，此言之法也。然皆巡守之诗，或言时迈，或言般者。迈，远行也，孟子所谓游也。般，乐也，孟子所谓豫也。一游一豫，此周之先王所以为诸侯度也。《时迈》，告至之诗也，故言「柴望」，以皇天后土为主。《般》，过而□之诗也，故言「祀四岳河海」，以名山大川为主，亦互相备也。然《舜典》言：「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周官》则言「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者。至周之时，官备而法详，官备则足以周知天下之故，法详则无所俟于改为。若舜□□□□此□五□□□□□□□□也。

「《执竞》，祀武王也」至「斤斤其明」/文王徽柔懿恭以服事商，则是虽有君人之大德，而常怀翼翼之小心，非所谓执竞也。武王则不然，以此之治，易彼之乱，以此之无衅，讨彼之有罪，故所过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此武王执竞□□也。虽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汎，至怀而坏，至共颈而山坠。出三日而五灾，至必伐之，志不为之少异。若此之类，可以见其能执竞而弗失矣。惟其执竞而弗失，故威武之所加，则亦若孟子所谓「仁者无敌」，《商颂》所谓「莫我敢遏」，夫谁与之竞哉！故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文王以柔德遵养明晦，故称其德之不显，言其德之盛也。武王以刚德卒此伐功，故称其烈之无竞，言其烈之盛也。德之盛故祀之以《清庙》，烈之盛故祀之以《执竞》，无所苟而已矣。「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者，武王之烈所以执竞者，以其于天下有所成，有所康而已。大统于是乎集，大功于是乎定，是其成之显也。民脱于涂炭之中，师行于衽席之上，是其康之显矣。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其视听自民之聪明，其予夺视民之去就，以其有成、康之显烈，此上帝所以皇之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者，武王、成、康之烈为既盛矣，为□□□何为哉？由其成、康之道而已。由彼成、康之道，则能奄四方而有之，斤斤其明而辨治之矣。奄有者，覆入而无外之谓也。「□□成康，奄有四方」，则若《书》言「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是已。斤斧之析物，斤钓之权物，皆辨治□□□彼成、康斤斤其/「（以下漫漶莫辨。）钟鼓喤喤」至「福禄来反」/「钟鼓喤喤」，取其声之美，不嫌于不大也。而《那》言「奏鼓简简」，则取其声之大。「磬莞将将」，取其声之大，不嫌于不细也。而《那》言「嘒嘒管声」，则取其声之细。是何□□？《那》之颂，其始美商之革夏，曰「奏鼓简简」者，以汤之业大而未备，故其乐亦大而未备，与《灵台》言「贲鼓维镛」同意，举其声之大以见其未备也。其终美汤孙之能承其祖，曰「嘒嘒管声」者，以其能成祖之事业，广祖之声教，故其乐之备如此，与《有瞽》言「箫管备举，喤喤厥声」同意，举其声之细以见其既备也。《执竞》则异于是，□「钟鼓喤喤，磬管将将」，继「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之后，则成王之备□也，不嫌于不大，故于钟鼓（下缺）。

下民咨怨，虽愚而灵。上帝照临，无幽不格。惟隆祥所以象德，惟务德可以动天。顷以秋稼将成，时雨弗至，念农夫之多戚，率官僚而竭诚。协臻颙若之孚，倏致霈然之泽。兆兹丰岁，曾不崇朝。荷大道罔极之恩，保斯民有秋之望。谂兹来报，仰冀降歆。

某谪九年矣，旧交新贵不复扣闻。向见侔仲，说公有枉道见临之意。席门固宜有长者车辙，而废痼之馀，非所望于今日之君子也。即日恭惟尊履胜常。嘉兴尚屈云霄之上，日伫诏追，以慰区区。

某营一区于幽绝无人之境，而车马之道，至金口止矣。公它时虽欲践曩言，而道无繇也。所冀因来寄声，访问生死。

觌顿首再拜：三时不接言侍，区区系心，而以老罢不能自致于竿牍之閒，必谅此意也。牙兵传教，益佩存省，具审薄寒台候胜常。公官簿应在诸公之右，而留滞一州，佥属谓何必秋防之故，遂稽新拜也。不宣。觌顿首再拜务德知府学士老友台坐。

重和二年二月朔，皇帝御明堂青阳，以是月天运政治布告于天下曰：仲春之月，朔日丁丑，斗建卯，日在壁，昏井中，晓箕中。辛巳，春分，得是月之中气，律中夹钟，乙鸟至。丙戌，雷乃发声。辛卯，始电。丙申，清明，斗建辰，日在奎，昏柳中，晓斗中，得三月之节，律中姑洗，桐始华。辛丑，田鼠化为鴽。丙午，虹始见。盛德在木，其性暄，其德敷和，其化生荣，其政舒启，其令风。人气为肝，宜顺养生之道，逆之则夏为寒变，奉长者少。是月也，风木之位，客气阳明居之，凡四日，如孟春之月。春分日，水下六十二刻六分，酉中之北，交二之气。客气太阳寒水，下临少阴大火之位，上应辰星、荧惑。考其气所至，当寒不去，华雪水冰，肃气施化，当霜降，名□上焦。寒雨数至，阳复化，民病热于中。然按少阴君火，接行天令，则寒从温生，为先温后寒，为寒雨间热。其运少宫，土气不令，王水乘之，风令乃行。然其神三风，与司天君棋，同入震宫。当春分正王，君棋务德，大风数举，而不伤湿令。木火备化，土气适平，水不冰，草木荣美，民病寒热。凡味，火位之主，其写以甘，其补以咸；太阳之客，以苦补之，以咸写之，以苦坚之，以辛润之。乐之声，夹钟为宫，仲吕为商，林钟为角，无射为徵，黄钟为羽；清明之后，姑洗为宫，蕤宾为商，夷则为角，应钟为徵，大吕为羽，调宜尚宫，以致其平。是月也，朔告于庙，以上丁释奠于先圣，命诸生作乐；上戊释奠于武成王，亦如之。祭社稷，配以勾龙后稷。春分，朝日于东郊，献羔，享司寒，以冰荐寝庙；祀育鼎，祀高禖，以弓矢弓韣奉胙酒入于宫中。乃择元辰，祀九宫贵神，祀五龙，祀马祖。命宗正奉常遣官荐献陵寝，按视禁地，遣祠祝祀古帝王暨功臣。寒食停决重囚，前五日趣断狱讼。真元节，禁屠宰，有罪毋决三日。清明，赐近臣新火。命学校，其三舍士与选者来上州，申于所隶。发常平金谷以振农乏，农事既举，毋受田讼，具未决报所属，其被旨者以闻。给内外官暨吏卒春服，趣军装之具，自京陕而西者，豫闻于度支。是月也，禁野烧田，毋捕鸟兽，颁时药，救民疾。朝廷封桩季帐上之都省，禁旅缺额请给帐上之密院，宣借卒代更名数上之兵部，县列户口增减之实于州。造保伍新籍，常平官总之。宽暴粮期日，场务岁课之耗，以时行罚。始与壮城卒役都部送之所隶，以大寒留行者，至是乃遣。役兵归冬裘于官，巡河吏行堤毋敢懈。塘堤应缮修，若岁料始充役，覆较军器功程，补植河塘榆柳，皆以是月毕。诸路输条枚藁秸备河，毋敢不集。是月也，凡部使者，课绩互上于省曹，监司考守令治状，省曹校监司功过；场务应立新额，若季视塘堤完固，咸以其实闻于上。行秋令，则大水，寒气总至；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行夏令，则大旱，煖气早来，虫螟为害。于戏！阳中于春，平秩东作，告尔多方，克勤乃事（《宋大诏令集》卷一二八。）。

所：原无，据前后篇文例补。

臣伏见直秘阁、知鼎州张觷器识高远，材术敏明，内外践更，皆著成绩。左承议郎、直显谟阁、新枢密院计议官方滋学问操履，皆有师承，练达敏强，鲜有可比，内外任使，无所不宜。左朝散郎、提举广东市舶姚焯温厚廉靖，强敏疏通，棘寺外台，皆著休誉，可备钱谷要剧之任。欲望圣慈特加采纳，选择任使。傥不知所荐，臣甘缪举之罚。取进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