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博求蜀之秀士，寘诸周行，又使归试民庸，达朕德意，于庶狱之任，尤重其选。尔仲鸿、尔子长皆以操履酝藉，有誉于朝。或已驾使轺，于焉申命；或方纡郡组，宠以超除。尔其体钦恤之仁，笃哀矜之念，使万里之外，举无冤民。方图尔劳，嗣有殊渥。

某昨审峻擢近班，受任全蜀，制阃得人，欢动中外，适兹病倦，未能专致庆语。侧闻油幢画鹢，已发南州；青冥威斧，当次西土矣。四路大帅，持生杀之柄，位望既隆，易与人绝；责任既重，易与物忤。亲契丈礼贤下士，谦易有素，安富恤贫，岂弟著效，必能衽席斯民，保障边境矣。曩时崔正子尚书入蜀，下询西事，尝僭以诸司买金珠，边徼不便为说。使威、茂、黎、雅之间，往往因此生事，恐吐番南诏之衅，从此而起。颇蒙领略，此事惟崔尚书与亲契丈能行之，乃敢僭言。或谓近日议论，有欲弃关外四州者，以其费多而守备众也。不知四州之急，起于中兴。失关陇则四州急，弃四州则梁、洋、沔、利急，地愈狭则急愈甚矣。前乎石晋则关南十六州急，后乎石晋则河北三镇急。中兴以后两淮急，若外视两淮，则江南急矣。费多而守备众，移入内地，譬如贫人之家卖田以省税赋，不知田少而用度愈不足也。雅意以为如何？崔尚书相信最笃，问蜀中知名士，不免随所见闻录报，往往皆被荐拔，多经召用。今去蜀已久，故人之可称者无几矣。新重庆张倅、前郫县王宰、成都宰杨架阁、茶司刘干，犹是旧相识，其已见选用。或年事已及，不待荐扬者，则有杨伯昌少卿、范少才郎中与夫王国博、成监簿，可以御众。丁晦父之弟不下于乃兄，皆未识之也。此皆公举，无所私祷。病后力弱，未能多布。

潼川府路安抚兼知泸州事范侯少才以书谂汉嘉薛绂曰：「州治旧有宸章阁，在壮猷堂之南，轮奂之美。有感于阴阳家说者，移阁于谯门之前，揭泸州军额于上，而藏奎画于郡庠。置小屋于阁之上，为鬻盐之所，湫隘喧杂，与府治有不称。今承乏于兹，每切病之。方昕夕摩抚疲瘵，未敢议兴作也。郡圃有堂，初名镇远，后改整暇，虽规模宏壮，而无所览观，因撤阁址小屋而移兹堂于其上，稍增广之。堂之高二十有七尺，广四十有四尺，其袤五十有二尺，翼以两屋，广袤相称。僝工于三月之壬申，落成于五月之乙亥，与壮猷、南定直如引绳，屹如三山。昭德晁公记南定楼，所谓『三屋属联，广深瑰丽，蜀之府寺鲜俪』者，至是乃复旧观焉。繁花艳卉，炫昼缟夜，既宜于春，芙蕖荷芰，幽香静植，复宜于夏。视不壅而愈远，或有称于政也。因念郡之堂宇曰『壮猷』，曰『筹边』，曰『南定』，曰『镇远』，皆属意边圉，前后一律，未有以互相发也。稽诸《周官》，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州牧之职，莫急于此，此本末先后之序也。因以『阜民』更之，子盍为我记诸」！绂竦然曰：侯之所以移斯堂固当矣，而侯之所以名斯堂，其用意莫尤切焉！昔者圣帝明王经理天下，分建邦国，承以师长，统以侯牧，俾其远近相维，内倡外和，大畏小怀，非徒为是固结之势也。民之生众矣，天生之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一人之寡而牧亿兆之众，视听不能以周知，而利害不能以察悉，其势然也。唐虞之世，既有以宅百揆，又以四岳统州牧，州牧统侯伯。成周之制，则有三孤以经邦弘化，又有六卿以分职率属而倡九牧。倡之无他，其在于阜成兆民而已。阜者所以厚其生，成者所以使之兴于化也。井田之法，沟洫之制，乡遂之赋，末作之禁，均其土田，修其稼政，平其赋敛，所以厚民之生者莫不纤悉备具。民生厚而有常心，于是教化行，习俗美，而礼乐兴焉，所谓成于乐也。《甫田》之诗曰：「或耘或耔，烝我髦士」。成周所谓「髦士」者，皆出于耘耔之馀，非阜而成欤！禹之言于舜，谓政在养民，以政德利用为之本，切切于厚民之生，九功、九叙、九歌，盖其阜而成之之序也。而舜之咨十有二牧，首言曰：「食哉惟时」，举阜民之职而责之于州牧。唐虞盛时，法守则然矣。三代之制虽不相沿袭，而大法则不可易也。《洪范》，大法也。八政先乎食，舜咨牧之意也。牧之为言，是受人之牛羊而为牧之，得不为之求牧与刍乎！六卿以此倡九牧，九牧以此倡诸侯，诸侯以此倡大夫，师长各倡其牧，而君人者得以钦承天命，而尽其司牧之职矣。自天子至于诸侯，皆以牧为职也。以牧名官者，其责尤重。传载帝喾制九州、统万国，唐虞因之。禹之治水所别立止于九州，则万国之多，牧之者九人而已。舜分冀为幽、并，分青为营，广而为十有二，然则所增者亦三牧耳。夏又复为九而商、周因之。秦之于民，残之而不复牧，不足道也。井田破坏，先王厚民之政废。汉兴，茍且承秦，不知复古，然西京置十三州部刺史，东京置十二州部，九牧之遗制存。然晋武一天下，置十九州部。其后南北分裂，元帝南渡，九州之地甫有二。更六朝，至隋复合为一，虽置司隶刺史分部巡察，而不复分别所领之郡，纵横纷乱，亦无足言。至唐贞观初，始分为十道，置都督，稍复汉制。国朝分为二十三路，各置统帅，又置提、转以司察之，是以丝牵绳联，有条不紊。夫以四海之大，万国之众，而自唐虞以来所以分任阜民之责者或九人，或十人，或十有二人，或十有三人，或二十有三人而止耳，岂不甚重矣哉！中兴初，蜀分四路，各置一牧，独泸州止称沿边安抚，所统不过三郡。其后因枢密检详王之奇建言，始称为潼川路安抚，尽统一道，选用重臣以镇抚之，虽名公巨卿项背相望，观其所以名堂者，规略亦可考也。今范侯独远稽成周州牧之意，以名斯堂，侯之用意不亦远哉！余观诸《诗》，所谓笃公刘者，美其厚于民。豳之地逼于西戎，公刘乃不以御戎为急，考之一诗，治其疆埸，积其仓廪，既富且强，始修糇粮干戈之事，而其民政之修，下至馆舍锻砺，无不尽其精密。为三代之诸侯者，阜民之政莫悉于此，侯固有志于斯。而今日之为州牧者，委任虽重，率不过一岁，或再岁，匪召而归，则徙而他矣，古人之设施本末，亦何由而可以展而布之哉！君子所以守先王道，以待后之学者，此心不可顷刻而不存也。生民之困甚矣，随时设施，各思其职，而尽其心焉，则利泽之可以加于物者，或亦庶几焉！孟子之在战国论井田、论耕桑，欲使民养生送死而无憾。彼邹人之子，初无一寸之柄、撮土之封，而厚民之学不懈于心，不绝于口如此。矧侯居古方伯连帅之职，分牧养之任，今之天下仅十六牧，而侯居其一焉，如之何而弗思哉！或者又谓：「泸戎迫近夷徼，近岁间多窃发，阜民之政既未易施，安边之策宁复可缓！侯之名斯堂也，不亦迂乎」！余曰：民食之重，舜所以咨牧也。柔远能厚德允元，以至难于任人，皆内修之序，初不略及却攘之方，而曰「蛮夷率服」，兹岂迂乎哉！侯名之长，少才其字，成都二江人，荣国公之孙，博学笃志，毅然有守。尝为太常丞，韩侂胄擅朝，欲引置言路，侯拒其来言者，清议归重。观诸此，亦可以见侯之所存。嘉定八年六月日记。

臣猥以不佞，自先帝龙飞亲擢，四十年间，五叨聘召。虽或去或就，时义各异，而其间最相似者，侂胄既殛，臣首被特招；弥远既终，臣又膺严诏。深惟两朝不凡之遇，感深至泣，所当倍道疾趋，恪共明命。乃再辞而后入，非敢缓也。方嘉定号为更化，取其尝忤权要者，以次收用，江浙闽越之彦，未数月而集。惟蜀士之召者五人，乃以道远未至，则背秋涉冬，事体已与前异。于是杨辅除金陵，刘光祖除襄阳，皆自近畿而返。范子长畀节，不得入对，赵大全虽承奉常，旋遭论罢。臣卒以固辞得请，移守广汉。方改元更始之初，海内拭目以观太平，岂谓一韩方毙，又生一韩！臣尝身履其事者，私自惟念，臣实何人，而常居更化召用之选。故多忧易怖，欲进还却，踰年而后造阙者，犹未免以嘉定疑端平也。今得诸道路，则所见之事固已不逮所闻。呜呼，何治之日果不足以胜乱之时耶？恭惟皇帝陛下以贤圣仁孝之夙著，无心而得天下；以艰难险阻之备尝，小心以保天下。凡古今治乱之变，固已周知熟察，而背芒于霍光，发立于德裕，韬光晦迹，以行其所愧，弥远不恤也。陛下有尧舜之资，而弥远事之以汉魏叔季之主，而操、懿自为耳。操专国二十五年，以授其子丕。司马懿专国二十五年，以授其子师、昭及其孙炎。今弥远窃权之年，视操、懿又过之。虽以二子庸劣，无丕、炎之黠，未有以济其无君之谋，而凶类恶丑，根株牵连，狝薙弗蠲，遗孽馀毒必复滋蔓，则将有甚于操、懿者。陛下或操大柄，雷霆之威，日月之光，披聋登瞽，声焰震灼，近自杭、婺、常、润，远至闽、广、巴、蜀，凡为权臣所厄者，皆以收拾无遗。虽臣独被重谴之馀，亦得以玷招来之末矣。臣虽不能为时损益，然再辞不获命，则亦昧于一来，尚几拭目新化之成。而得诸道路，咸谓汴洛之师委寇资敌，惠广之寇跨州连城，鞑使求和，虚实未保，北人内附，情伪难明。今日而徐邳诸郡覆军，明日而建宁郡卒作乱。盖可怖可愕之事，时时有之。至于禁旅不静，公私阖户，井邑罢肆，不图辇毂之下，而亦有此。于是道谤市议者，率谓群贤日至，正论日闻，而事变乃尔，莫不归咎儒生徒能诵说经义，而于君德、于国政绝未见丝毫之益。虽馆职试言，学校上书，亦例疑经术为空虚无用之具。夫道谤市议，小人之无识，不足问也。而学自孔氏者，亦加嫚侮。呜呼，是未知诸贤之心也。《诗》曰「靡哲不愚」，言如愚人之混俗而苟容也。又曰「善人载尸」，言如祭尸之不言而坐食也。若以是责诸贤，虽亦有词，是岂知权奸擅国之久，无一不坏，譬诸衣敝而生虮虱，木蠹而长蜉蚁，补纫培养，此岂一旦夕之功？而乃遽以四十年积坏之事，责众君子于期月之间，亦为不知务矣。而况正论虽日闻而实未尽行，贤才虽日至而实非信任，岂诚诸贤之过？而必为是归咎之说者，此小人之情状，殆未可测也。臣来自下土，不知事体，第以累朝之事明之，窃意今日之事必有乘间俟隙之人，潜伏于冥冥之中而人不察焉。且元祐之治仅四年而浸改，又四年而改绍圣者，安石馀党摇之也。建中靖国之治，未半年而遄变，又半年而改崇宁者，京、卞之馀党移之也。桧死之后，暂正而遄已者，桧之党如该、如卨、如思退诸人，蟠结如故也。侂胄死而更化为具文者，弥远、弥坚固由宫妾以进，一时达官皆同类也。今弥远既毙，天开平治之基，所宜惩创绍圣、崇宁之失，坚凝元祐、建中之治，则岂惟寿国家元气之脉，亦可以杜奸人窥伺之端。而朝廷之上，牵于系累之私，迟回顾畏，以生祸隙，遂使朋奸罔上之徒，旁缘事变之来，讥笑善类，将以为援引权党，撼摇国是之地，至烦陛下慨然于旧弼之思。且汉文帝拊髀而叹无颇、牧，唐穆宗当馈而叹无萧、曹，夫无颇、牧、萧、曹，是诚可叹也。今何至乏才如是，而陛下直以汉文、唐穆之叹，用之凶狡贪墨之人？万一闻之四方，则于圣哲知人之鉴，亦不为无玷矣。而况观人之法，亦视其所主。若所主者寺人瘠环，是亦瘠环之类也。岂有以进不以正，而可以当大事乎？陛下方为权臣所操而不得伸者十年，万一信任匪人，又为所操，有如晁错所谓日损一日，岁亡一岁，日月益暮，盛德不究于天下者，不知天下后世以陛下为何如主也。臣被命于改元之后，缀名于众正之列，亦冀圣德日新，治效日隆，脱四十年韩、史浊乱之厄，而自附于庆历、元祐之臣，则臣之愿也。而岂欲为咈心逆耳之言，以贻陛下之厌惮？诚见陛下以上知之资，开升平之运，天下望治者一年有半，而谓小人才于君子，谓君子不才于小人。夫才云者，能为善之称也，故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忠肃恭懿、宣慈惠和，则谓之才；掩义隐贼、毁信废忠、傲狠明德、侵欲崇侈，则谓之不才。程颐尝言：「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盖古人以德行为才，本乎情性之正而有以充之，此君子之才也。后世凶暴为才，狃乎气质之偏，顺而长之，此小人之才也。君子之才可以开物成务，小人之才至于败国丧身。几微之间，安可不察？今陛下以委任乏才而犁然有感，使出于一时之忿懥而不得其正，则忿懥之平也，犹可以反诸正。若遂执此见以为观人之法，使此曹得志，则必引其侪类以纷乱众事。如吕惠卿之覆王安石，蔡京之逐韩忠彦，虽于受知受举之地，且不暇恤，而何有于同列？于是时也，贤者必相携持而去，凡粗有知识者亦皆廪廪乎有危亡之忧矣。乃者侍从台谏阒无一言，仅有给舍论列，亦未有所施行，乃因其自陈而姑听之，爱护存全，若将有待。诚恐宿根未剪，一旦发见，则必如章惇、蔡京，始言恤公论而强从，终必逐诸贤而复用，臣窃有深忧焉。今陛下并建二相，必将进退人物，一新中外之观听。此正君子小人消长之机，天下国家安危之候，天命人心去留之日。臣愿亟轸宸虑，与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实，推世变倚伏之机，必知执衔之易于移人心，惟公论之不可不恤。念忠忱谨实者虽无目前速效之可见，而决无反覆难信之忧。凶狡贪墨者虽有一时逢迎之可悦，决有包藏不测之患。《书》曰：「天位艰哉，德惟治，否德乱」。惟陛下思患而豫防焉。臣以谴逐之馀，诚不自意再望清光，惓惓忧国之忠，装怀积想，将为陛下历历言之。独念进退人物乃治忽安危之机，用敢不避狂僭，辄以是为群言之首。虽攘臂当虎，为士所笑，然惩羹吹齑，臣实耻之。惟陛下幸赦其愚。

伏准今月十四日尚书省劄子，备奉圣旨，李𡌴、魏某、范子长并召赴行在。某位下人微，不当僭有辞免。伏念某孤远之踪，去秋以侍养不便，力蕲外补。误恩从欲，畀守近麾。万里西归，今春仅至蜀口。脱身风涛寇盗之区，谓将善还田里，以需阙次。而遽闻逆曦之变，义不容与贼俱生。亟回江陵，以俟平定。敢谓清朝柬记，怜其间关狼狈，再颁收召。自当闻命首涂，即趋阙庭。窃缘今来逆曦授首，蜀道已通，欲望朝廷特赐敷奏，寝免新命，仍令待嘉定元替罗植阙，以便私计，实出洪造。

又从录示近诗，获窥园林面目，恨无从陪侍杖履，惟有歆羡。竹间之屋既就，又有数亩荷华，如是足矣。若更增拓，反为物役，高明以为如何？三扁额谨从别缄通呈，大小如式，未知可称台意否？是间为况粗适，惟归期迟速未可知。从班中故旧及东南气类相予者，多勉令通一书，非敢靳此以为高，真见得行止非人所能为。山中静坐，教子读书，取诸经三《礼》，自义疏以来重加辑比，在我者益觉有味，不知世间何乐可以加此。藉令少缓，亦姑听之。

自天进直，易地建藩。六年分南定之弓，玉关未老；一日返东涪之旆，棠荫不移。誉命频来，师言维穆。某官赋资刚介，秉行粹夷。蔚然蜀国之流芳，展也岷阳之间气。议论礧砢，居多前辈典刑之言；风节崔嵬，耻嗅权门爵禄之饵。宁问厖眉之郎省，不为识面之台官。闭干木之门，或谓迫斯可以见矣；知阳货之馈，乃复阚亡而往拜之。以一身自任之不轻，故十载外庸之不屑。今当疆事绎骚之日，属有人物鲜少之忧。不恢好往之心，优示弘人之度，尚一方之偏爱，使大惠之独私。徽祖龙藩，更资均佚；裕陵奎阁，庸表陟明。虽暂符五裤之思，然尚郁八荒之望。某侍同朝而自昔，复联事以有年。代大匠斲以不伤，皇知其后；入善人居而与化，傥始于今。愿疾其驱，斯拱以俟。

嘉泰末，余入为学官，时柄臣擅朝将十年，士气日削，阴伺风指者已密陈开边之议。一日赤眚为沴，太阴犯权，未旬日北内门鸱尾及省部、相第灾，宰相襆被奔都亭驿。翌日，上避殿彻膳，诏百官上封事。余时与李仲衍、范少才，赵全道先生同在学省，李、范及余大槩谓今爵及舆隶，权移主上，赵所言数事亦切时病，余忘之矣。而宋君时编摩宥府，谓《离》为火，为甲兵，《坎》为水，为月，为盗，为隐伏。故火失其性，赤气见滥炎起，则忧在甲兵之事；水失其性，太阴失度犯权，则忧在隐伏之盗。识者韪之。是岁沿边帅守始尽易武臣。吴曦既久在西垂，皇甫斌在襄汉，郭倪、李爽在两淮，悉总兵民之任，识者忧之而未有陈说者，宋君又索言之。次谓乞置四川类补试，使蜀士得补入太学；次谓蜀帅权重，宜及今防微杜渐。宋君既对，余适以职事见宰相，谓余曰：「宋编修既言蜀帅权重，而又欲蜀学得拟贤关」。余觇其词色方愎不平，退即为宋君言之。宋瞷知庙论不合，力请去，执政有留之者，俾丞奉常。涉春再请，乃得去。方是时，朝廷论议，和者如出一口，而乃有不茍于同以取宰相厌弃者，可不谓贤乎！宋、李、范、赵与余既相继去国，时事大变，宋所言甲兵武帅等事至是皆验，可不谓识虑过人矣乎！「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天下未有有阴无阳、有小人无君子之时，故又曰「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譬之泉也，茍疏而通之，虽有淤腐，可赖以免；徒知壅阏蔽塞，无所分别，则淤日以甚，清者亦与俱败耳。庆元、嘉泰、开禧之间而稍知此理也，贤者尚可以少安于位，以相与扶世建俗，大纲虽失，亦须能救其半，竟蹈沦胥之戒，使生灵受其祸而贤者徒以知言名于时，可胜叹夫！后二年，朝廷改元更化，余被命将造朝，宋君以诸公乙丑送行诗墨本见寄，因以所见题其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