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离骚》，读之使人头闷，然摘一二句反覆味之，与《风》无异。宋玉诗比屈原，时有出蓝之色。

门下：朕祼献庙室，燎禋郊丘，内蒙祖考之居歆，外获神祇之顾飨。嘉我近属，与有陪辅之劳；扬于大庭，使膺褒显之福。具官某德义自表，爵齿兼尊，魁然肃艾之材，尚矣神灵之胄。世承厥庆，有跗萼之芬华；朝赖以宁，若翰蕃之严密。乃相肆祀，实绥思成。进加奠食之封，申锡诏功之号。于戏！孝恭可以仪宗室，信厚可以化邦人，匪时亲贤，孰朕承翼？往肩宠奖，尚协荣怀。可。

臣前日伏奉圣旨，许进《邺侯遗事》。今缮录已具，然无别本参校，恐不能无脱误。窃以宇文黑獭之中材，遇倾侧穷困之时，而辅之以区区之苏绰，然其为法尚有可取。伏惟陛下天纵上智卓然之材，全有百年无事万里之中国，欲创业垂统，追尧、舜、三代，在明道制众，运之而已。如李泌所称，岂足道哉！顾求多闻以考古今得失之数，则此书亦或可备省览。谨随劄子上进。

昨日蒙示书，今日又得三篇诗。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辅之以良师友，而为之不止，何所不至？自泾至此，盖五百里，而又有山川之阨，足下乐从所闻而不以为远，亦有志矣。然书之所愿，特出于名，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以先。足下之才，力求古人之所汲汲者而取之，则名之归，孰能争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古之成名，在无事于文辞，而足下之于文辞，方力学之而未止也，则某之不肖，何能副足下所求之意邪？

伏审升拜帝恩，进陪国论。孚号布宣于朝位，欢言腾溢于士林。早与朋游，实先庆抃。恭惟某官元精发秀，冲气钟和。赞密命于三朝，骛隆名于四海。大忠无拂，常深简于上心；经德不回，非外移于众口。久蓄庇民之施，果膺置辅之求。方当上同扶世之猷，庶以自免瘝官之责。过烦重问，曲喻至怀。冀回操以就工，遂协谋而许国。

伏审显奉制书，荣迁官秩，暂解枢衡之密，出分藩辅之忧。伏惟某官器范旷夷，才猷肤敏，著三朝之茂烈，为一代之宗工。遽辞机务之繁，屡贡近藩之请。诏音赐可，顾志愿之莫违；宠数有加，唯德功之宜称。岂期明悊，尚屈谦虚。况当成命之行，允协佥言之望。冀回冲守，以对茂恩。

敕：赵充国、冯奉世，名臣也，而老于为将；娄师德、郭元振，儒者也，而乐于守边。盖疆埸未宁，则以外为重；而忠义所激，不择地而安。具官赵卨，少以宏材，辅之博学。虚心大对，方观晁、董之文；推毂西陲，遂膺羊、陆之寄。恩威并著，戎夏乂安。论岁月以稍迁，始从旧典；收功名于不世，勉及前人。可。

敕杜纯：用法如权衡，权可以轻重移，而衡不可以毫发欺。故司寇之职，必有守道之长贰，而辅之以守官之僚属。汝昔为士师，秉节不回。独持正义，以直群枉。往服厥官，无易汝守。以不忍之心，行无心之法，则予汝嘉。可。

熙宁四年二月□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臣苏轼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发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虏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于买灯者矣，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强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釐。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茍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而子夏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于忧；小人则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刻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此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而今岁之人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则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智者所图，贵于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于天下，已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馀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藉，盗贼公行，出于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于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及至孝武，以为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追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斐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馀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而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试取其《传》而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至于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言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遽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茍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凡有擘画利害，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私格沮，并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工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茍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佃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宣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于逃军，则其逃必甚于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而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另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柰何复欲取庸。圣人之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两税之外，别出科名哉！万一不幸，后世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讟，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于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民无以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茍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于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食自足，无操瓢乞丐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则必亦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顷在陕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尝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于此，亦望陛下审听而已。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买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陛下天机洞照，圣略如神，此事至明，岂有不晓？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臣窃以为过矣。古之英主，无出汉高。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高祖曰善，趣刻印，及闻留侯之言，吐哺而骂之曰，趣销印。夫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戏。何尝累高祖之知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劝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倖之说，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徇高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是以古之贤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以此而察之。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必有篡弑之臣。卫至弱也，季子知其后亡。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于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衅生。宣宗收燕赵，复河湟，力强于宪、武矣，消兵而庞勋之乱起。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豗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豗羸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者，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为相。祐甫以道德宽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翕然，天下想望，庶几贞观。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迁。我仁祖之驭天下也，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丧考妣，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且大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含垢，至察无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茍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虽有卓异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其后关羽果以为言。以黄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复虑此，况其他乎，世常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以系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施之晚岁，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岂弃材之主，绛，灌岂蔽贤之士。至于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于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嘉贤相，发愤而死，纷更政令，天下骚然。及至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文、景优劣，于斯可见。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倖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恨。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计析毫釐。其间一事聱牙，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言之荐，举而与之，犹恐未称，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进。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怵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劳，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馀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已振监司之体，各怀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国家租赋籍于计省，重兵聚于京师，以古揆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所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礼典明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台谏，以死争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委之馀，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欤？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茍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茍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李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祸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茍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济水。孙宝有言：「周公上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刚之必断，物议既允，臣安敢有词。至于所献之三言，则非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岂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成王岂有是哉！周昌以汉高为桀、纣，刘毅以晋武为桓、灵，当时人君，曾莫之罪，而书之史册，以为美谈。使臣所献三言，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也？臣天赋至愚，笃于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已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领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怀不能已，卒吐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

右，臣伏见自来河北、京东，常苦盗贼，而京东尤甚。不独穿窬祛箧，椎埋发冢之奸，至有飞扬跋扈割据僣拟之志。近者李逄徒党，青、徐妖贼，皆在京东。凶愚之民，殆已成俗。自昔大盗之发，必有衅端。今朝廷清明，四方无虞，而此等常有不轨之意者，殆土地风气习俗使然，不可不察也。汉高帝，沛人；项羽，宿迁人；刘裕，彭城人；黄巢，宛朐人；朱全忠，砀山人。其馀历代豪杰出于京东者，不可胜数。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材力心胆，实亦过人。加以近年改更贡举条制，扫除腐烂，专取学术，其秀民善士，既以改业，而其朴鲁强悍难化之流，抱其无用之书，各怀不逞之意。朝廷虽敕有司别立字号，以收三路举人，而此等自以世传朴学，无由复践场屋，老死田里，不入彀中，私出怨言，幸灾伺隙。臣每虑及此，即为寒心。扬雄有言：「御得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使，御失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而班固亦论剧孟、郭解之流，皆有绝异之姿，而惜其「不入于道德，茍放纵于末流」。是知人之善恶，本无常性。若御得其道，则向之奸猾，尽是忠良。故许子将谓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使韩、彭不遇汉高，亦与盗贼何异。臣窃尝为朝廷计，以谓穷其党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党不可胜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汉武尝遣绣衣直指督捕盗贼，所至以军兴从事，斩二千石以下，可谓急矣。而盗贼不为少衰者，其党固不可尽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则盗贼自消，而豪杰之士可得而使。请以唐事明之。自天宝以后，河北诸镇相继僣乱，虽宪宗英武，亦不能平。观其主帅，皆卒伍庸材，而能于六七十年间与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乱乐祸之人，背公死党之士，相与出力而辅之也。至穆宗之初，刘总入朝，而河北始平。总知河北之乱，权在此辈，于是尽籍军中宿将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荐之于朝，冀厚与爵位，使北方之人，羡慕向进，革去乱心。而宰相崔植、杜元颖，皆庸人无远虑，以为河北既平，天下无事。克融辈久留京师，终不录用，饥寒无告，怨忿思乱。会张弘靖赴镇，遂遣还幽州，而克融等作乱，复失河朔。今陛下鉴唐室既往之咎，当收京东、河北豪杰之心。臣伏见近日沂州百姓程棐，告获妖贼郭进等。窃闻棐之弟岳，乃是李逄之党，配在桂州，豪侠武健，又过于棐。京东州郡如棐、岳者，不可胜数。此等弃而不用，即作贼；收而用之，即捉贼。其理甚明。臣愿陛下精选青、郓两帅，京东东西职司，及徐、沂、兖、单、潍、密、淄、齐、曹、濮知州，谕以此意。使阴求部内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权谋，或通知术数而晓兵，或家富于财而好施，如此之类，皆召而劝奖，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闻于朝，所获盗贼，量轻重酬赏。若获真盗大奸，随即录用。若只是寻常劫贼，即累其人数，酬以一官。使此辈歆艳其利，以为进身之资。但能拔擢数人，则一路自然竞劝。贡举之外，别设此科。则向之遗材，皆为我用。纵有奸雄啸聚，亦自无徒。但每州搜罗得一二十人，即耳目遍地，盗贼无容足之处矣。历观自古奇伟之士，如周处、戴渊之流，皆出于群盗，改恶修善，不害为贤。而况以捉贼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随材试用，异日攘夷狄，立功名，未必不由此涂出也。非陛下神圣英武，不能决行此策。臣虽非职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见闻，不敢瘖默。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某少事试干闻。京口有陈辅之秀才，学行甚高，诗文皆过人，与王荆公最雅素。荆公用事，他绝不自通。及公退居金陵，日与之唱和，孤介寡合，不娶不仕，近古独行。然贫甚，薪水不给。窃恐贵郡未有学官，可请此人否，如何？乞示及。月给几何，度其可足，即当发书邀之。如已有人，或别有所碍，即已。哀其孤高穷苦，故谩为之一言。不罪不罪！

某启：昨日承访及，病重，不及起见，愧仰深矣。热甚，起居何如？某万里海表不死，归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耶？若得少驻，复与故人一笑，此又出望外也。力疾书此数字。

元丰四年正月，余自齐安往岐亭，泛舟而还。过古黄州，获一镜，周尺有二寸，其背铭云：「汉有善铜出白阳，取为镜，清而明，左龙右虎辅之」。其字如菽大，杂篆隶，甚精妙。白阳，疑南阳白水之阳也。其铜黑色，如漆。其背如刻玉。其明照人微小。旧闻古镜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编排举人试卷。窃见陛下始革旧制，以策试多士，厌闻诗赋无益之语，将求山林朴直之论，圣听广大，中外欢喜。而所试举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为虑，不敢指陈阙政，而阿谀顺旨者又卒据上第。陛下之所以求于人至深切矣，而下之报上者如此，臣窃深悲之。夫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辞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何者？利之所在，人无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科甲者，多以谄谀得之。天下观望，谁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师成风，虽直言之科，亦无敢以直言进者。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非复诗赋策论迭兴迭废之比也。是以不胜愤懑，退而拟进士对御试策一道。学术浅陋，不能尽知当世之切务，直载所闻，上将以推广圣言，庶有补于万一，下将以开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讳恶切直之言，风俗虽坏，犹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谨缮写投进，干冒天威，臣无任战恐待罪之至。

问：朕德不类，托于士民之上，所与待天下之治者，惟万方黎献之求，详延于廷，诹以世务，岂特考子大夫之所学，且以博朕之所闻。盖圣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职，万事得其序。有所不为，为之而无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无不服。田畴辟，沟洫治，草木畅茂，鸟兽鱼鳖无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备礼，其和足以广乐，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谓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谓众矣。救之之术，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后。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来，所谓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时，《诗》《书》所称，其迹可见。以至后世贤明之君，忠智之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虽未尽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详著之，朕将亲览焉。

对：臣伏见陛下发德音，下明诏，以天下安危之至计，谋及于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谓不切，其好之不可谓不笃矣。然臣私有所忧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欤？《礼》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愿陛下先治其心，使虚一而静，然后忠言至计可得而入也。今臣窃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实其衷，邪正之党，已贰其听，功利之说，已动其欲，则虽有皋陶、益稷为之谋，亦无自入矣，而况于疏远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惧也。若乃尽言以招过，触讳以忘躯，则非臣之所恤也。圣策曰「圣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职，万事得其序」。臣以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为颠倒失序如此。茍诚知之，曷不尊其所闻而行其所知欤？百官之所以得其职者，岂圣王人人而督责之，万事之所以得其序者，岂圣王事事而整齐之哉？亦因能以任职，因职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谓之职，施有先后谓之序。今陛下使两府大臣侵三司财利之权，常平使者乱职司守令之治。刑狱旧法，不以付有司，而取决于执政之意；边鄙大虑，不以责帅臣，而听计于小吏之口。百官可谓失其职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后者刑也，所宜先者义也，所宜后者利也。而陛下易之，万事可谓失其序矣。然此犹其小者。其大者，则中书失其政也。宰相之职，古者所以论道经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条例司文书而已。昔邴吉为丞相，萧望之为御史大夫，望之言阴阳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为意轻丞相，终身薄之。今政事堂忿争相诟，流传都邑，以为口实，使天下何观焉。故臣愿陛下首还中书之政，则百官之职，万事之序，以次而得矣。圣策曰「有所不为，为之而无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无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于未成而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势，服人以诚不以言。理之所在，以为则成，以禁则止，以赏则劝，以言则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绥之斯来，动之斯和者，盖循理而已。今为政不务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势，赏罚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谓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则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农民举息，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礼》曰：「微之显，诚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茍诚心乎为民，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茍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且事有决不可欺者，吏受贿枉法，人必谓之赃；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谓之盗。茍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凡人为善，不自誉而人誉之；为恶，不自毁而人毁之。如使为善者必须自言而后信，则尧、舜、周、孔亦劳矣。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害，陛下以为仁；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不胜其纷纭也。则使二三臣者，极其巧辩，以解答千万人之口。附会经典，造为文书，以晓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岂如婴儿鸟兽，而可以美言小数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为之，则其弊必至于不敢为。未服而革之，则其弊必至于不敢革。盖世有好走马者，一为坠伤，则终身徒行。何者？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于慎重，则屡作屡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于轻发，则每举每败，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训、注，其志岂浅也哉，而一经大变，则忧沮丧气，不能复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谋也。慎重者始若怯，终必勇；轻发者始若勇，终必怯。乃者横山之人，未尝一日而忘汉，虽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庆历以来，莫之敢发者，诚未有以善其后也。近者边臣不计其后，而遽发之，一发不中，则内帑之费以数百万计，而关辅之民困于飞挽者，三年而未已。虽天下之勇者，敢复为之欤？为之固不可，敢复言之欤？由此观之，则横山之功，是边臣欲速而坏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之策，并军蒐卒之令，卒然轻发，又甚于前日矣。虽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坚，而势穷事碍，终亦必变。他日虽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复自信乎？人君之患，在于乐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锡勇智，此万世一时也。而群臣不能济之以慎重，养之以敦朴，譬如乘轻车，驭骏马，冒险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秣马，以须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甚未晚也。圣策曰「田畴辟，沟洫治，草木畅茂，鸟兽鱼鳖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无为，而物莫不尽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为之，而况于陛下乎。圣策曰「其富足以备礼，其和足以广乐，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兔首瓠叶，可以行礼；扫地而祭，可以事天。礼之不备，非贫之罪也。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与？陆贾曰：「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刘向曰：「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胜众也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犯之，今陛下躬蹈尧舜，未尝诛一无罪。欲弭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人。必不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烦言交攻，愈甚于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广乐，岂不疏哉？古之求治者，将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则欲致刑，此又群臣误陛下也。臣知其说矣，是出于荀卿。荀卿喜为异论，至以人性为恶，则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说者又以为《书》称唐虞之隆，刑故无小，而周之盛时，群饮者杀。臣请有以诘之。夏禹之时，大辟二百，周公之时，大辟五百，岂可谓周治而禹乱耶？秦为法及三族，汉除肉刑，岂可谓秦治而汉乱耶？致之言极也。天下幸而大治，使一日未安，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其极欤？天下几何其不叛也，徒闻其语而惧者已众矣。臣不意异端邪说惑误陛下，至于如此。且夫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岂独唐虞之隆而周之惑时哉。所以诛群饮者，意其非独群饮而已。如今之法所谓夜聚晓散者，使后世不知其详，而徒闻其语，则凡夜相过者，皆执而杀之，可乎？夫人相与饮酒而辄杀之，虽桀纣之暴，不至于此。而谓周公行之欤？圣策曰「方今之弊，可谓众矣，救之之术，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后」。臣请论其本与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择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于知人。则所施之宜，当先观大臣之知人与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茍无知人之明，则循规矩，蹈绳墨，以求寡过。二者皆审于自知，而安于才分者也。道可以讲习而知，德可以勉强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学，必出于天资。如萧何之识韩信，此岂有法而可传者哉。以诸葛孔明之贤，而知人之明，则其所短，是以失之于马谡。而孔明亦审于自知，是以终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无大小，一付之于法，人无贤不肖，一付之于公议。事已效而后行，人已试而后用，终不求非常之功者，诚以当时大臣不足以与于知人之明也。古之为医者，聆音察色，洞视五脏，则其治疾也，有剖胸决脾，洗濯胃肾之变。茍无其术，不敢行其事。今无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纵绳墨以慕古人，则是未能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其异于操刀而杀人者几希矣。房琯之称刘秩，关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为笑矣。陛下观今之大臣，为知人欤？为不知人欤？乃者擢用众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结审固而后敢用，盖以为其人可与勠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猬毛而起。陛下以此验之，其不知人也亦审矣。幸今天下无事，异同之论，不过渎乱圣听而已。若边隅有警，盗贼窃发，俯仰成败，呼吸变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临事解体，不可复知，则无乃误社稷欤？华佗不世出，天下未尝废医；萧何不世出，天下未尝废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请待知人之佐。若犹未也，则亦诏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圣策曰「生民以来，称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诗》《书》所称，其迹可见。以至后世贤明之君，忠智之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虽未尽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详著之」。臣以为此不可胜言也。其施设之方，各随其时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从众，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众，舍己从人」。又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诗》《书》所称，大略如此。未尝言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坚用王猛，而樊世、仇腾、席宝不悦。魏郑公劝太宗以仁义，而封伦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违众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谓贤明忠智者，岂非意在于此等欤？臣愿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于今，王猛岂尝设官而牟利，魏郑公岂尝贷钱而取息欤？且其不悦者，不过数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此。古语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税驾矣。《诗》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忧矣，不遑假寐」。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上对（《苏文忠公全集》卷九。又见《皇朝文鉴》卷一一○，《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五一，《国朝诸臣奏议》卷一一三，《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六，《文章辨体汇选》卷一八九，《经济类编》卷一○，《古文渊鉴》卷四九。）。

集乙「三」作「二」。

陆道士蓄一镜一砚，皆可宝。砚圆首斧形，色正青，背有却月金文，甚能克墨而宜笔，盖唐以前物也。镜则古矣，其背文不可识。家有镜，正类是，其铭曰：「汉有善铜出白阳，取为镜，清如明，左龙右虎辅之」。以铭文考之，则此镜乃汉物也耶？吾尝以示苏子容。子容以博学名世，曰：「此镜以前皆作此，盖禹鼎象物之遗法也。白阳，今无此地名。楚有白公，取南阳白水为邑，白阳岂白水乎？汉人『而』、『如』通用」。皆子容云。镜心微凸，镜面小而直，学道者谓是聚神镜也。丙子十二月，初一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