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忠臣忧世，犯主严颜，讥刺贵臣，至以杀身灭家而犹为之者，何邪？君臣义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见往事，国之危乱，家之将凶，皆有所由，较然易知。昔郑武公之幸叔段，卫庄公之宠州吁，爱而不教，终至凶戾。由是观之，爱子若此，犹饥而食之以毒，适所以害之也。伏见大将军窦宪，始遭大忧，公卿比奏，欲令典干国事。宪深执谦退，固辞盛位，恳恳勤勤，言之深至，天下闻之，莫不悦喜。今逾年无几，大礼未终，卒然中改，兄弟专朝。宪秉三军之重，笃、景总宫卫之权，而虐用百姓，奢侈僭逼，诛戮无罪，肆心自快。今者论议汹汹，咸谓叔段、州吁复生于汉。臣观公卿怀持两端，不肯极言者，以为宪等若有匪懈之志，则己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宪等陷于罪辜，则自取陈平、周勃顺吕后之权，终不以宪等吉凶为忧也。臣敞区区，诚欲计策两安，绝其绵绵，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损文母之号，陛下有誓泉之讥，下使宪等得长保其福祐。然臧获之谋，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犹不免于严怒。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复以愚陋，旬年之间，历显位，备机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虽知言必夷灭，而冒死自尽者，诚不忍目见其祸，而怀默苟全。驸马都尉瑰，虽在弱冠，有不隐之中，比请退身，愿抑家权。可与参谋，听顺其意，诚宗庙至计，窦氏之福（袁宏《纪》作「诚不忍目见祸至，故敢书写肝胆，舒度愚情。驸马都尉瑰，忠孝爱主，最自修整。闻瑰比自申陈，愿损抑家权，退身避贤，宜顺其意，斯诚宗庙之至计，窦氏之大福也」。《后汉·何敞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三，有删节。）。

卫庄公宠州吁也。且又纵之。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君若与之即将定。若犹未也后将悔。公不听。州吁竟杀其君而自立。石碏之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春秋之世。有弑君之子。或朝于王。预诸侯之盟。不复加讨。是以厚问定君于石子。曰王觐为可。曰何以得觐。曰陈桓公方宠于王。若朝陈使请。必可得也。厚从州吁如陈。石碏使告于陈曰。卫国褊小。老夫耄矣。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人执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莅杀石厚于陈。君子曰。石碏纯臣也。爱其君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道。人义也。石子谏庄公也以义方。教子厚之为也。无义方之训哉。且厚非弑君之谋。为乱之首。州吁既立。仍从之游。州吁之为君也。命石子游。必将从之。况于厚乎。已为大臣。国有乱贼。而不能讨之。忘其君也。父子相欺。以成残忍之计。是忘其亲也。为臣不忠。为父不慈。将使卫国之人。父子相争屠矣。是以先见之明。知州吁之必能为乱也。当戮力以诛之。岂止一谏而已哉。知石厚必从恶也。当严毅以讨之。无使必陷于戮。不能救乱以安其国。不能谋君以全其子。庄公之亡也。州吁之戮也。石厚之死也。皆石子忍□况其君乎。或曰。周公之诛二叔。圣人之教也。石碏之弃爱子。贤人之事也。若不如是。将何以止于乱乎。夫周公知二叔之心。不利于成王。必危于宗庙。故先除之。以保天子之尊。以安大本。岂若石子弑庄公而后欺而诛之。日磾怒其子与宫人戏。盖防淫乱之本。以静于国。石子成其乱而诛之。必不使从篡之党而后诛之也。然周公圣人也。日磾贤人也。知其必至于乱。皆不得已而行之。且周公日磾防其乱而先诛之。以静于国。石子成其乱而诛之。无益于理。反为相欺之计。残忍之行。无父子之慈。灭天属之道。且厚能问其父以定君之计。是知是非理乱之理也。是尊父子之道。无疑父之心也。疑父之心。逆天之道也。今乃欺之。令朝于陈。以行诛讨。斯人心之熟忍之矣。不若告其子以理。且曰。州吁为子弑其父。为臣弑其君也。天地所不容者。人之子不可与之为伍也。是以吾禁子之游。且吾为大臣。欲诛弑君之贼。以报其国。不讨其贼。是吾有杀君罪也。能使州吁朝陈。且勿往。我将报之。石厚尚能求计于其父。岂必陷父于恶。若然者。可以保其子。全父子君臣之道矣。今石碏以残忍之性。乱君臣父子之理。以安其身。以求其名。而曰大义灭亲。为罪莫大于乱国。不孝莫大于绝嗣。今石子乱其国而杀其子矣。及后乐羊为魏将伐中山。中山杀其子而遗之一杯羹。乐羊坐于幕下。食之以尽。乃拔中山。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贪其功忘骨肉之痛。盖石子之流也。屈突通当隋室之乱。未从王师。太宗使其子召之。通反弓射之曰。昔与汝为父子。今与汝为仇雠。既而舍弓矢于地。再拜号泣以别隋后曰。臣智力俱困。非敢负陛下也。然后来归。此又能全君臣父子之道也。且能残其子为仁义之人者。未之有也。为仁义之人能残害其子者。亦未之有也。邱明修千载王化之文。欲开父子相疑之心。亲亲相灭之理。大非圣人之心乎。

隐公元年：郑武姜爱叔段，请使居京，庄公许之。祭仲谏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不听。既而叔段使西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公又不听。叔段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厚将得众」。公又不听。叔段缮甲兵，将袭郑，公然后命子封率车二百乘伐京，叔段出奔共。

臣闻制国者必使本大而末小，然后势顺而易制，故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至言也。郑国当是时，可谓危矣。姜氏以国君嫡母主乎内，叔段以好勇得众居乎外，伐君篡国之势已成。庄公若无兵车二百乘，则郑固段之有也。古者用车战，一乘之车当七十有三人，二百乘则一万四千六百人。在《春秋》书法，当名之曰师，非小众也。「克段」者力争而仅胜之词，以一万四千六百人讨不义之叛人，力争而仅胜，则以叔段形势壮盛，不易图也。使庄公早用祭仲之言，不至此矣。绵绵弗绝，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当用斧柯。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

卫公子州吁有宠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谏曰：「爱而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故也。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

臣闻骄谓气体傲肆，奢谓奉养侈靡，淫谓情欲纵恣，佚谓心志怠忽。四者有一焉，必入于邪，而况兼有乎？邪者，不由正道之谓也。为子以孝为正，有此则不孝。为臣以恭恪畏慎为正，有此则不恭恪畏慎。原其所由然，则由宠待过厚，爵禄太崇，积日累月，其势必至于此。是故严父于子戒之于初，辨之于早，不致末流之祸。父子天性也，其治尚尔，君臣以人合，尤不可忽也。

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天。

臣谓阻者，恃也。恃兵以为险阻，使人不敢忤犯也。人之良心，本于不忍。忍者，非良心也。安于残忍，非能除害，徒生害耳。人道以慈爱相群，所谓用兵者，去其害人者耳。苟为阻兵、安忍，视平民如禽兽，推而进之，将何有于君父哉！汉光武责其将曰：「观放麑啜羹，二者孰贤」？盖知此道矣。

石碏恶其子从州吁为逆，使从州吁如陈，乃告于陈曰：「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人执之而请莅于卫，石碏杀之。

臣谓父子主恩，君臣主义。其轻重不二，是谓大伦。当臣之无礼于君，虽慈父不敢私其子，石碏之于石厚，舍慈爱之小，存名分之大，可为万世法矣。虽然，子为叛逆，父则诛之，其割恩为难，何者？以天性故也。臣为叛逆，君则诛之，其正义非难，何者？以人合故也。孔子之《春秋》，为乱臣贼子作以俟后圣也。后世有事伪君从逆臣，而诛讨不加焉，难于行义而易于为不义，孔子之志隐矣。

鲁隐公如棠观鱼，臧僖伯谏曰：「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臣谓孔子教人以克己为要，克己者以义理胜其私意也。凡人志意云为，试以一日之中自加考校，由私意而动者，十有八九，由义理而动者，十无一二，故克己最难。有志之士未有不由此而进德者，而况人君居移气，养移体，所以动其情恣者多乎？不能自克，则其不善之积犹火消膏，亦不自觉，鲁隐是也。僖伯之谏，忠言也。隐公不能自克，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其志荒矣，其不终之兆著矣。厥后虽加礼于僖伯之葬，又复失言，谓僖伯恨己。僖伯，贤人也，岂致憾于其君哉！隐公若曰「叔父有谏于寡人，而弗能从，寡人悔之，葬之加一等」，犹足以昭改往修来之意，而加等之葬为德赏矣，惜其不能及此也。魏郑公谏唐太宗伐高丽，太宗不从，及败绩而归，乃曰：「魏元成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亟使驰驿，祀以少牢，立所制碑，召其妻子劳赐之。若太宗拒魏公之谏与鲁隐同，而悔过出于诚心，非如隐公之伪饰，其致太平宜哉！

隐公四年：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左氏曰：「诸侯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

臣谓兵权者，有国之司命也。古之得天下者，未有不谨持此权者也。以尧、舜、禹三大圣人之宅天下，可谓以德不以力矣。然四凶强族，尧不诛而以俟舜，舜初即位，按其恶而投之四夷，而后天下服。是尧以兵权授舜也。有苗弗率，舜不讨而以俟禹，禹初即位，乃会群后，誓师奉辞伐罪，是舜以兵权授禹也。汤、武之事又可见矣。至周成康之际，天下刑措兵寝，可谓无事。康王以元子即位，名分素定，其谁敢有异志？然成王命仲桓、南宫毛与齐侯吕伋以干戈虎贲之士逆康王于南门之外。干戈虎贲者，亲卫也。于南门之外者，显之于众也。古先帝王制世驭俗之权如此，是以令之无不行，禁之无不服，手麾指顾，动容嚬笑之间，无不如意。所谓兵权者，有国之司命，命者死生所系故也。宋殇公听州吁之邪谋，会诸侯伐郑。隐公辞宋公之命，而拒公子翚之请，义也。翚乃不禀公之义而乐从宋卫之邪谋，固请而行，专己无上，出入自肆，不待钟巫之事而知其为弑君之贼矣。《春秋》简严，不贵辞费，若书曰「翚帅师会，伐郑」，亦可矣，而必曰「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言之重，辞之复，恶之之甚也。隐公自是失权，而兵制于翚。至于十年中丘之会，又不待公而先会齐、郑伐宋，其纵恣跋扈如此。而隐公终弗能治，其及于寪氏之祸，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从来者渐矣。是故伐郑之举因请而行，伐宋之举不待公而先，会其志之所存，正所谓履霜阴凝，圣人之大戒，而隐公智不足以及此，惜哉！仲尼于是去翚公子之称，一以谓翚者，隐之贼，非公子也。二以明讨翚之法，当绝其属籍，不使得为公子也。使隐公于翚固请之际，未及成师而出之时，夺其兵权，改付贤卿，片言而已矣。夫为天下国家者以有法度为要，前王立法度，固为保守基业，消弭祸乱也。而往古握兵之人，其始必请便宜从事，其久则事必出于法度之外。夫便宜从事者施于临敌对阵，机不可失，难从中覆，故择利便权时之宜而行之，岂谓无时不便宜邪？既以便宜自处，则以法度为不便宜于己，乃托为词说，曰法度者承平之所用，若施之乱世，行军用师，则有所碍矣。今日以私欲乞行一事，明日以私怒乞罢一事，往往非法之所当听也。设智计，较胜负，不用之于外而用之于内，人皆知之，独以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从之者多矣。夫事至于不得已而从，则必有欲禁而不能禁之事，其失司命之权不已著乎？其为羽父之固请不已大乎？此智士之所忧，懦夫之所畏，喜因循者之所不顾。非圣人独见于魄兆之端，明霜冰之戒，传笔削之大用，其孰能与于此？

隐公六年：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弗使能殖，则善者信矣」。

臣谓人君之德当如天地，无不覆载，何独于恶人而欲去之如此？臣请以农圃者喻之。去稂莠者以其伤禾稼也，除蒿蔓者为其蔽卉木也。若推兼容之量，使稂莠禾稼并生于畎亩，卉木蒿蔓杂毓于园圃，人必指为农圃之病矣，况为国家者乎？此所以发周任之论也。昔武王圣人也，亦曰：「树德务滋，除恶务本」。故舜举十六相则十六族，务滋故也。去四凶则四凶族，务本故也。夫黍稷果蔬养人之物，不种则不生，种而草侵之，亦不能成矣。草之为物，其生不待种，虽芟夷蕴崇，而功或不继，未有不复生者也。是故君子难至，小人易聚，难至则常不得行其道，易聚则每得伸其志，治日以是常少，乱日以是常多。此有国家者之至戒也。或曰：「芟刈也，夷杀也，不亦已甚乎」？臣曰：天下之道二，善与恶而已。自一言之当、一行之是，推而上之，至于圣而不可知，皆善也，有小大耳。惟恶亦然。所谓芟夷者，非举天下之小人而尽杀之，盖谓官使者也。或禁之于未然，或遏之于方萌，或既形而黜除之，或滋蔓而斩绝之，皆去恶之道。大要在于勿使能殖。殖者，深根固蒂牢不可拔之谓也。夫草之初生，毫末之萌耳，与黍稷果蔬之萌未有异也，其壮长条达则为害如此。草之萌犹恶之微也，见著非难，见微为难。自古滔天之恶未有不起于微者，如王莽志在篡逆，曹操窥伺神器，初皆匿情矫饰，终移汉祚。然则，人之善恶皆不易知，知之矣而树德不务滋，除恶不务本，犹无益也。

桓公三年：晋始乱，封桓叔于曲沃，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臣谓人主之尊如天，臣民犹地，地无及天之理，而臣民于君有僭逼易位之道，是何也？本小末大，威权去已。始也欲正之而有所不忍，中也欲治之而有所不敢，终也欲取之有所不能矣。名者实之宾。天子者，名实之极隆也。擅生杀之柄，操庆赏之权，予夺在我，纵舍在我，令之必行，禁之必止。虽总众百万如韩信，虽控制万里如王忠嗣，东西南北，用舍进退，惟君所使，而莫敢或遑，此充名之实也。至于欲取之而不能，则必有其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师服之论，无乃意在此乎？其后沃盛强，昭公微弱，国人将叛而归沃，则民不服事而下有觊觎，此言果验。乃后世之戒也。

桓公六年：楚子侵随，楚斗伯比曰：「随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斗伯比曰：「少师得君」。随果用少师之言，追楚师，季梁请止随侯勿追。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其后少师益有宠，斗伯比曰：「可矣」。楚子伐随，季梁请下之，弗许，请攻楚右，弗许，惟少师之言是听，遂至败绩。少师见获而免。

臣谓国有贤材，则邻敌视其用舍为进退，而贤材者固凡愚之所忌疾也。是故齐有管仲，九合诸侯，管仲死则四邻谋其国家。百里奚一也，虞不用而亡，秦穆公用之而伯。上论千古，无不然者。季梁与少师之谋，自今观之，一得一失，易见也。自随侯观之，未免于二三其听矣。夫验成败于事为之后者，众人之见也。辨得失于谋议之初者，非小智所及，惟明主能之。唐宪宗欲伐淮蔡，举朝不可，惟裴度以身任之，迄用有成。非度之能，乃宪宗用度之难也。武宗欲伐刘稹，诸镇皆有辅车之势，惟李德裕以身任之，迄用有成。非德裕之能，乃武宗用德裕之不易也。二宗无二臣，其中兴之功未必能立。二臣不遇二宗，则无闻而死耳，后世尚何知？故曰君臣之会，千载一时也。夫楩楠豫章，天付之以栋梁之用；骐骥骅骝，世知其有千里之足。老于空谷，阨于盐车，顾临事而叹人才之难得，何哉？坐使反贼睥睨而无惮，强敌凭陵而不置，彼岂无如斗伯比知少师之可欺，岂无如熊率且比幸季梁之不用者乎？文王立贤无方，言用之之路广，不止一人而已。人君于贤材惟患不知，既知之而不急于用，则大谋无时而决，大险无时而出，大难无时而平也。古人不云乎，「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将伐楚师。莫敖患之，请济师于王，斗廉曰：「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又何济焉」？遂败郧师，卒盟而还。

臣闻斗廉之言，古今之至论也。考之往事，无不然者矣。常人之心动于血气之使，好己之胜，不能自克，是以不和。智愚异才而并列，是以不和。能否异功而同其赏，是以不和。不择端方之士以裨赞之，有谗人交斗于其间，是以不和。负才艺者屈于下，而善媚赂者压于上，是以不和。出法违度，不以时制，驯习既久，彼惧于讨而训之，怀疑心以事其上，是以不和。亲之厚之，疏之薄之，系于爱憎之偏，而不协赏刑之正，是以不和。有求则必得，将至于求所不可求，而势不得与也，则怨怒兴焉，是以不和。能者奋其勇而前，不能者忌而疾之，是以不和。疾人之能则必幸其败，胜不相推，败不相救，彼见疾者，又思所以报之，是以不和。官尊禄厚者奉己侈泰，多妖丽，广金帛，夺商贾，侵公家之利莫知厌也，而士卒乃有短褐半菽之叹，非心附之，徒迫于势耳，是以不和。保任功状未必皆有功，而实有功者，或蒙私怒而见黜，鞭笞斩杀未必为军事，而实有罪者或蒙私喜而见贷，人心不服，莫肯为用，因以姑息，不敢役使，是以不和。有一于此，虽廉、蔺并将，韩、彭共军，关公前茅，张飞后劲，未有能成事者也。而况才不逮古人万分之一，而兼有如前之失乎？如是而欲所征克，所战胜，必不能矣。故纣之旅亿兆而心德暌离，武王之臣十人而一德一心。王莽虎豹之师六十万，光武以三千摧之。苻坚之众九十七万，谢安以一将破之。斗廉之论可谓信而有證者也。自古大众难用，而轻军易胜。子玉刚而无礼，不可过三百乘，是能将二万人而已。其后城濮之战，卒以众败。汉高驾驭豪杰，灭秦亡楚，而才之所将不过十万。古之观人者大抵如此。若较实而论之，凡后世以将自任者，上孰与汉高，而其众已中分矣；下孰与子玉，然未尝不以兵少为请也。虽然，兵者诡道也，故虽不能将，而以大众虚声加之敌人犹之可耳。至于实不可犯者，非虚声之足恃也。上下同志，生死同情，劳逸同形，动静同虑，则在于和而已矣。然则，如之何而可以使之和也？惟监前所谓不和之由，处之各当于义，宜赏然后赏，当罚则必罚，予夺抑扬，若权衡于物，不徇乎私情，而行乎公道，当于其心，方且欣畏帖服之不暇，又何不和之敢乎？是故苟和矣，光武可以敌寻邑，谢玄可以劫苻秦。苟不和，则若林之旅无救于曳兵而走，故曰师克在和不在众。不明乎此而曰知兵，不治乎此而欲用兵，臣愚所不信也。

《通书》谨独章：「动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义、匪礼、匪智、匪信，悉邪也」。以《太极图》配之，五常配五行，则道德配阴阳，德阴而道阳也。

亦有此理。

今士大夫家丧服有稍从礼制者，止留意于男子之服。若妇人之服，止是因仍时服。按《礼记》《檀弓》「妇人不葛带」章注云：「妇人重要而质不变所重」。然则妇人丧服衣裳相连，如深衣形制，而用麻为带约之。至期除去，只散其要也。又云：「卒哭直变绖而已。绖，首绖也」。按《丧服小记》正义云：「妇人有三髽，一是斩衰髽，二是齐衰布髽」。今云变首绖，是变麻为葛也。不知妇人之首绖是髽之外别有首绖，如男子之首绖，或髽之用麻用布者即是否？若髽之用麻用布者即是绖，则麻可变而为葛，若布变为葛，则反重矣。乞详以见教。

麻髽布髽恐是以此二物括发而为髻，其绖则自加于髽上，非一物也。当暑目昏，不暇检阅，可更详之。

古者一世自为一庙，后世同堂异室，是一室之中夫妇相配也。若祫祭之位，则太祖与妣皆东向；昭之位次，则高祖西而妣东，祖西而妣东，皆南向；穆之位次，则曾祖西而妣东，祢西而妣东，皆北向，亦是夫妇相配。今按丧有祔祭，必以昭穆。盖卒哭而祔，既行礼毕，复迎所祔神主于几筵，以终丧制。至祔庙时，却有当迁之祖，而所祔神主自为一世。但父在母亡，未可祧迁，恐须别为一处以祭其母也。又按《丧小记》云：「妇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则祔于亲者」，恐亦是卒哭之祔。若亲者是妾祖姑，妇却是适妇，妾祖姑祭于孙止，妇乃传重入庙者，岂可以混于彼乎？

凡丧，父在父为主。母或先亡，父自祔之祖母之室，岁时祭之东厢。父死，乃随之以入庙耳。嫡妇祔于妾祖姑，诚似未安。然未有考，则不得已且从「祔于亲者」之文，盖舍此杜撰不得也。

《丧小记》「妾祔于妾祖姑」正义云：「妾母不世祭于孙，否则妾无庙」。《春秋》考仲子之宫，胡氏云：「孟子入惠公之庙，仲子无祭享之所」。审如是，则天子之元后、诸侯之元妃，虽曰无子，必当配食于庙，而其他或继室，或媵妾，虽曰有子而即天子诸侯之位者，皆当为坛于庙而别祭之。至大祫则祔于正嫡而祭。所谓「诸侯不再娶，于礼无二嫡」之说，可通于天子也。不审如何？

妾母不世祭，则永无妾祖姑矣。向窦文卿亦尝问此，无以答之。今恐疏义之说或未可从也。为坛之说，恐亦未安。祔嫡而祫妾并坐，尤为未便。恐于礼或容有别庙，但未有考耳。

命士以上父子异宫，是同处而各有室庐否？

古人宫室之制，前有门，中有堂，后有寝，凡为屋三重，而通以墙围之，谓之宫。以理言之，父子固当同处。然所居之左右前后或是他人之居，不可展拓，不知又如何得同处？此等事古今异宜，不可得而考也。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卫人杀州吁于濮」，「卫人立晋」，三称卫人，是非不相掩也，直书而义自见矣。滕侯于隐公时书「卒」，书「来朝」，至桓公二年以后终春秋之世，止称「滕子」，胡氏以为因其朝威降而称「子」。果如是说，则桓公之世贬之足矣，自是称子而不侯，无乃非「恶恶止其身」之义乎？

沙随程丈此说甚精，曾见之否？

「胥命于蒲」，三传、荀卿及胡氏皆有取齐、卫二侯之说，而或者以谓二侯不由王命相推戴，命为方伯，故《春秋》变文以讥之也。愚谓若如或者之说，则于文义为顺，恐合经意。彼春秋诸侯私相要誓，诚为可罪，然其私相会聚，交政中国，虽曰不盟，亦未见其有可取也。彼所谓「相命而信谕，谨言而退」，凡交际之间有投合者，大率皆然，又何足以为异而必变文深许之乎？况齐僖、卫宣行事载于《春秋》诚举一端，如纪会桃丘等事，莫非倾险之习，则其相命之际，不知果何所命乎？不要其相命之公私而概以相命为可取，愚未敢深信。

《史记》书「齐、卫会于徐州以相王」，似或者胥命之说。

「夫人姜氏薨于夷，齐人以归」，恐当从《左氏》闵公二年之传。胡氏谓齐人归者，以其丧归于鲁也。书曰「以归」，何以决知其以丧归于鲁乎？且七月齐人以丧归鲁，而十有二月其丧方至，岂若是其迟迟乎？

凡书「以归」，皆为以之而归其国，如戎伐凡伯之类。

滕侯自桓公以后称「子」，杞侯自庄公以后称「伯」，又僖二十三年卒而书「子」，二十七年朝而书「子」，后又称「伯」，窃意当时小国朝会于大国，从其爵之大小以纳其贡之多少，故子产争承于平丘之会，以谓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吴、晋黄池之会，吴人将以公见晋侯，子服何以谓「敝邑之职贡于吴，有丰于晋，今将以寡君见晋君，敝邑将改职贡。若为子男，则将半邾，以属于吴，而如邾以事晋」。由此观之，则当时公侯之国以其职贡之不共而自贬其爵者多矣。

沙随说正如此。

侵曹伐卫，再称晋侯（先生侧边批云：「此正是晋文谲处。」），恐非贬辞。盖围宋之役，二国虽不与，而其从楚则一也。晋文不先加兵于陈、蔡、郑、许，而先侵曹伐卫，或是当时事势有未可者。岂有楚人暴横，诸侯皆南向从楚，而得一诸侯用兵以张中国之威，《春秋》遂遽贬之乎（先生侧批云：「康节论五霸功罪之意得之。」）？今以楚人救卫为善楚贬晋，而成凡书「救」者，未有不善之例，则文公九年「楚人伐郑，公子遂会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郑」为罪赵盾，何也？既罪赵盾，何以又书「救」乎？学《春秋》者固不可执定例以害大义也。至于下书「执曹伯畀宋人」，「卫侯出奔，复归与元咺」等事，则晋侯无所逃责矣。

有难言者。

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利其国而诱杀之也，故名。胡氏谓蔡般弑君，与诸侯通会盟十有三年矣。楚子若以大义唱天下，奉词致讨其弑父弑君之罪，谋于蔡众，置君而去，虽古之征暴乱者不越此矣。愚谓诸侯与通会盟者，楚子为之会主也。以弑君之贼会弑君之贼，同恶相求，非惟不能讨其罪，亦不敢讨其罪矣。今欲图其国而杀之，恶人之常态也，是乌可于十有一年之后责楚子以唱大义以讨般？楚子未暇治也，而又责其讨般，典刑紊矣。

甚善。

「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违，志壹之动气也。伏羲氏，后天者也。后天而奉天时，气壹之动志也」。此数语恐未安。伏羲是阐三才之理，舜、孔子是感和气之应，其引先天、后天之说，固为失之。引孟子志气之论，尤失其旨。其后又言「圣人之心，感物而动」，辞意亦差，皆以作用观圣人之失也。

胡氏此章似无病，更宜详味。但不知文成致麟果然否耳。

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虽是常行之道，然其德之至则极乎高明。高明犹言上达也，中庸犹言下学也。

极高明而道中庸，若如来喻，即是上达而下学，成何道理？此处且当虚心熟玩本文之意，参以《章句》之说，便见日用工夫的确处，不须容易立说也。

有气禀之恶，有陷溺之恶，然皆当复之以为善。明道所谓「有流而未远已渐浊，有出而甚远方始浊」，却是说陷溺之恶。陷溺之恶，比比皆是；气禀之恶，则如子越椒之类，不常有也。气禀之性犹物之有万殊，天命之性则一也。

气禀物欲之陷溺，此不必论其常有不常有，但当致其澄治之功耳。

吕氏说率性之谓道一段，如礼谓差等节文与夫丧服异等、仪章异制，大意与修道之谓教相似。

吕氏意却在无所憾、莫敢争处见得率性是道也。

侯氏引告子「生之谓性」以解率性，却只是说得气质之性。而所谓率性者，不专主乎气质也，如曰物之自有也。草木之不齐，飞走之异禀，然而动者动，植者植，天机自完，岂非性乎？马之性健而健，牛之性顺而顺，犬吠盗，鸡司晨，不待教而知之，岂非率性乎？言草木、飞走、马牛、犬鸡之性而不及人之性，仁、义、礼、智之为性，则疏略之甚，无待于此。

侯氏说固疏略，然却是宗程先生说。但得其言而不得其意，故信口言之而为此疏脱耳。

一阴一阳之谓道，言天道之流行者也。率性之谓道，言人物之所以得乎天道者也。

一阴一阳之说是。

杨氏言仁义不足以尽道，恐未安。《易》只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仁义不足以尽道，游、杨之意大率多如此。盖为老、庄之说陷溺得深，故虽亲闻二先生之言，而不能虚心反覆，著意称停，以要其归宿之当否。所以阳离阴合，到急衮处则便只是以此为主也。此为学者深切之戒。然欲论此，更须精加考究，不可只恃「曰仁与义」之言而断以为必然也。近得龟山《列子》说一编，读了令人皇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背驰也？

侯氏曰：「君子终日乾乾，至无咎者，戒谨所不闻也。君子终日对越上帝，尚何戒谨恐惧之有？以圣人之诚，则无待乎此也」。恐未安。乾乾夕惕为戒谨恐惧，其说虽可旁通，然乾乾夕惕，《乾》九三之事也。九三居下之上，君德已著，圣人之心自是如此。《中庸》言戒谨不睹，恐惧不闻，乃学者之事。比而同之，则少差矣。且其说既已如此，又曰「君子对越上帝，尚何戒谨恐惧？以圣人之诚，则无待乎此」，其说自相背驰，殆不可晓。

侯氏说固多疏阔，然以乾乾夕惕为圣人之事，戒谨恐惧为学者之事，亦恐未然。大抵戒惧惕厉之心则一，而成德、初学所至自不同耳。

张子曰：「礼亦有不须变者，如天叙天秩之类。时中者不谓此」。五典五礼，生民日用之常，君子之所力行者举不外此。常者，固此理也。凡事不出此五者，非五者之外别有个时中也。

张子之言，如三代所因及所损益之类，理虽一而事不同也，未可遽以为不然。

《大学》「致知」、「诚意」二章/臣某昨于二章已尝各贡愚论矣，又尝闻朱熹之说，以为致知诚意乃学者两关。致知者梦与觉之关，透得此关方是觉，不然则梦；诚意者恶与善之关，透得此关方是善，不然则恶。《大学》之道，惟此两节为最难，故熹以关譬之，过此两节则根基已立，有用力之地矣。若知有未至则见理不明，虽彷佛一二，未免如梦寐之恍惚，非真见也；意有未诚则为善不实，虽假窃一二，犹以文锦蒙敝絮，又岂真无恶者乎？然为善所以不实者，自见理不明始，故曰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臣某又尝恭闻高宗皇帝有曰：「人欲明道见理，非学问不可」。惟能务学，则知古今治乱成败，与夫君子小人善恶之迹，善所当为，恶所当戒，正心诚意，率由于此。夫务学然后能明道见理，明道见理然后能诚意正心，与《大学》之言吻若合符。高宗皇帝是时春秋二十五尔，而圣学高明，深造其极已如此，陛下可不服膺而加勉乎？

「修身在正其心」章/臣某谨按此章要切全在「有」之一字，盖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圣人未尝先有喜怒以待物之至也。故朱熹尝言：忿懥好乐，恐惧忧患，只要自无中发出，不可先有在心下。又尝取譬曰：衡惟其无物，故物至而轻重不差；鉴惟其无物，故物至而妍蚩可见。学者之于此理，固不可以不知，而人主尤所当知。盖人主之喜怒哀乐，所关为甚大故也。臣愿陛下于平居未应物之时，澄静此心，湛如太虚，不使有喜怒哀乐之私先入乎胸中，随物而应，当喜则喜，当怒则怒，当哀乐则哀乐，而有我之私一不与焉，则此心常正而不偏，其于修身之道有馀裕矣。

「齐家在修其身」章/臣某按「亲爱」而下五者，皆指处家而言。父子兄弟夫妇之间，一汩于私情，则于所亲爱而偏焉，于所哀矜而偏焉，则慈悯之意胜而不知其恶矣；于所贱恶而偏焉，于所敖惰而偏焉，则憎疾之意胜而不知其善矣。若子弟之畏敬，父兄固所当然，若但知畏敬而不能谕于道而争其过，是亦偏也。闺门之内，五者之失，往往有之，而父母之于子，夫之于妇为尤甚。有子如舜，所当爱也，瞽瞍不之爱而爱傲象；有子如郑庄公，亦所宜爱也，姜氏不之爱而爱不弟之叔段，非偏乎？有夫人如庄姜，宜爱也，卫庄公不之爱而惟嬖人之爱，卒召州吁之变。有后如王氏，宜爱也，唐玄宗不之爱而惟惠妃之爱，旋致开元之祸，非偏乎？爱恶一偏，善恶易位，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故曰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