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昨上愚见，乞诏两地辅臣兼领要务。盖欲朝廷纲纪并举，以救因循之弊。伏以三代命官，以三公论道，六卿分职。按于书传，则三公兼卿事。又汉以三公分部九卿，唐以六尚书分部二十四司，亦尝命宰相兼领事任，著于方册。我国家承五代破散之弊，未能复三代汉唐之制，事多权宜。今中书是冢宰之任，而四人或五人共司一职。枢密院是大司马之任，亦四人或五人共司一职。上不专三公论道之事，下不兼六卿分职之业。其六尚书、九卿之位，皆无正官，并是权假。如三司、审刑、大理寺、审官院、流内铨、司农寺之类，是朝廷六官九卿之职，而皆用人权知权判，无一正官，莫安其职。臣到阙数月间，见审刑院梁适、宋祁、丁度三人权判，其审官院经富弼、王拱辰、孙抃三人权判，本曹尽非正官，数易无定，大臣又不任责，岂是永图！今二虏至强，四方多事，兵戈尚息，财利已乏，生民久困，苛政未宽。设有饥馑相仍，盗寇竞起，将何以定，天下可忧。国家当令大臣各竭其力，以持危坠之势。如欲复三公九卿六尚书之位，则体大难举，卒不可定。愿陛下从臣前议，且诏两地辅臣兼领要务，庶几可济。陛下既能责两地之职业，大臣必能振百司之纲纪；纲纪备用，则政令既行；政令既行，则天下自理。使吏安其职，民乐其业，虽有夷狄，而中国明盛，彼不我轻；虽有水旱，而百姓富庶，自不为乱。然后社稷可久，生灵无祸。臣非才多难，分甘远弃，蒙陛下擢居辅列，夙夜思报，臣愿为百司中领一最重难处。如朝廷不以职业责于辅臣，而伺其私有过咎，然后废黜，臣恐人人自全，但求免过，无补国家之政，不为社稷之福。臣无任再三冒昧恳切之至。

进呈周朝三公六卿汉朝宰臣兼判事/周官：

三公/太师（天子所师法。）太傅（傅相天子。）太保/（保安天子。）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三公之官，不必备员，惟其人有德乃处之。）。

六卿/天官卿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今中书之任也。）。

地官卿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

春官卿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

夏官卿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今枢密院之任也。）。

秋官卿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

冬官卿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

六卿分职，各率其属（属谓大夫也，每卿之属六十官。），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以倡导九州牧伯，大成兆民之性命。）。岁终，天子斋戒受谏（谏当有所改为。）。六卿以百官之成，质于天子（质犹平，平其计。）。百官斋戒受质（受平报。）。然后休老劳农（飨食之。），成岁事（断计要。），制国用。

《周礼》大司徒职云：二卿则公一人。郑注云：三公者，内与王询道，中参六官之事，外与六卿之教。

《周礼正义》云：三公下兼六卿。

《尚书》孔安国注曰：冢宰第一，召公领之。司徒第二，芮伯为之。宗伯第三，彤伯为之。司马第四，毕公领之。此周时三公各兼一卿之职。

汉制三公分部九卿：

太尉所部：太常、卫尉、光禄三卿。

司徒所部：太仆、鸿胪、廷尉三卿。

司空所部：宗正、少府、司农三卿。

唐太宗朝，宰臣兼职事：

萧瑀内外考绩委之司会（唐之尚书省，今之三司）。

高士廉摄太子少师，特令掌选。

杜如晦知选事。

马周为中书令兼右庶子。

戴胄专掌选事。

中宗朝，宰臣崔湜与郑愔同知选事。

代宗朝，宰臣元载领度支转运使，刘晏充度支盐铁诸道铸钱等事使。

德宗朝，宰臣乔琳兼京畿观察使，窦参兼转运使，齐映兼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刘滋判吏部，崔造判户部、工部。

文宗朝，宰臣杨嗣复、李珏同领诸道盐铁转运使，李珏依旧判户部，郑覃判国子祭酒。

武宗朝，宰臣杜琮判度支盐铁转运使，曹确充延资库使。

皇朝开宝中，宰臣薛居正领淮南、岭南、湖南等路都提举三司水陆发运使，同列沈义伦兼荆南、剑南等道都提举三司水陆发运使。

开拓辅臣兼领职任条目：

三司司农寺/今戎事未息，三司主天下大计，而财力已困。又司农寺管天下常平仓，以备水旱，赈救生民，亦可督天下劝农之政。今委辅臣一员兼掌，重为经制，取天下岁入之利，并岁给之数较之。有所不足，则须专置农官，以广天地之利。大变商法，以行山海之货。每至岁终，具天下减省冗费之目，增息财用之法，蠲放困穷之数，并常平仓增收赈发之数，及取天下官吏劝农课绩之优者，画一进呈。

群牧司/今诸路骑兵绝未精强，诸军阙马，人多相与咨怨。今委辅臣一员兼领，专修马政，较之汉唐增葺苑监，庶于多中选择，可得精强。每至岁终，具括买并滋息之数，及拣选格尽筋骨必可带甲冲突者，方得均与诸军。

三班院/今三班使臣数千人，品流至多，难于区别。今委辅臣一员兼领，常切选择可任边陲，或可擒寇盗，或可干钱谷，或可委亲民，每岁具所选到人数进呈，则人品自分，用无不当。

太常寺、国子监/太常寺掌历代礼乐，上以奉天地宗庙，次则正朝廷，序人伦也。国子监并天下学校，是国家育材之府。今委辅臣一员兼领，以重其事。每至岁终，具礼乐损益之事，并天下教育之数进呈。

审官院、流内铨/审官院、流内铨，是天下抡材之府。今委辅臣一员兼领，每至岁终，具旌擢过京朝官若干，黜陟过选人若干进呈。

审刑、大理寺、刑部/经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天下之人生死荣辱，系于笔下，祸及非辜，怨动天地。刑部覆较天下已断文案，并天下诉冤之奏，尽得辩正。今委辅臣一员兼领，以重其事。每至岁终，具天下断过大辟徒流若干人，并特恩宽减及法寺辩雪人数，并刑部覆校过公案若干道，辩正冤讼若干件进呈。

敕：某等或凭藉荫格，或究研律学，参承京局，外握县条，服在廉平，讫无玷缺。最凡所上，钩校弗疑。进升盾省之华，擢预储僚之选，并班朝著，仍寄邑同。勉思聿修，有以自效。

臣伏以北狄自古为中国患，黄帝时谓之獯鬻，周时谓之猃狁，秦时谓之胡，汉时谓之匈奴，唐时谓之契丹，其名虽异，其实则一也。有民人而不知教化，有土地而不出货财，寒无温丽之服，饥无甘珍之食。凡百所欲，率皆不足，只知有射猎之事，禽虫之获，食其肉，衣其皮而已矣。于是见中国之盛，万物之富，爱而不可得，学而不可及，贪惏之性，复有趫武，则不得不为边鄙侵掠之患也。然为患深浅，系其强弱，亦系中国盛衰焉。或暂而入寇，或连岁扰边，或散处中原，或逐出漠北，或费兵力而臣畜之，或从权宜而亢礼之，伏叛相倚，胜败不常。历代帝王，知其若此，不欲困百性而外事四夷。故有曰比之蚊虻，驱之而已；复有曰接以礼让，羁縻不绝而已。又有或质其子，或盟于天。或啖之金帛，以厌其欲；或结之姻好，以昵其心。自古谋谟之臣，运筹画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者，亦惟此数科而已。国家初得天下，震耀武威。太祖待北狄仅若一族，每与之战，未尝不克。太宗因亲征之衄，敌志遂骄，频年寇边，胜败相半。真宗嗣位之始，专用文德，于时旧兵宿将，往往沦没，敌骑深入，直抵澶渊，河朔大骚，乘舆北幸，于是讲金帛啖之之术，以结欢好。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议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彼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西北之寇，稔知朝廷作事如此之失也，于是阴相交结，乘虚有谋。边臣有奏敌中事宜，则犹曰探候之人妄报，所以希赏，固未尝听也。蕃使每到朝廷悖慢，则尚曰夷狄之人无礼，是非异事，固不之恤也。但只自谩赫，佯为包容，其实偷安，不肯为国家忘私任责，画久长之远经，所以纵其奸谋，养成深患。是致宝元元年，元昊窃发，数载用兵，西人穷困，未有胜算。又至庆历二年，契丹观衅而动，嫚书上闻，中外仓黄，不知为计，不免益以金帛，且茍一时之安。此二边所以敢然者，盖国家向来轻敌忘战，不为预备之所致也。臣深见二虏为患，卒未宁息，西伐则北助，北静则西动，必欲举事，不难求衅。通和则安享重币，交战则必败官军，叛而复和，孰敢不许？擒纵自在，去住无梗，两下牵制，困我中国，有何大害而不为边患？有何后悔而长守欢盟？渝盟扰边，我则遂困。不幸凶荒相继，盗贼中起，则彼二寇所图，又甚大矣。臣故曰二寇为患，卒未宁息。臣上之所陈西北形势，乃唐室以前夷狄之事也。其后契丹自得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英豪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寇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我当以中国勍敌待之，庶几可禦，岂可以古之夷狄待二寇耶？前既轻敌妄战，不为预备，致二寇结祸，为朝廷深忧，今又欲以茍安之势，遂为无事。二寇各获厚利，退而养勇，不数年相应而起，则无复以金帛可啖而盟诅可约也。臣向者累奉德音，令韩琦、范仲淹专管西事，命臣专管北事。臣才识无取，滥膺擢任，退自循省，何以塞责？然敢不强勉，夙夜揣摩。今辄得守策凡六事、禦策凡七事，谨具如左。

一、河北三十六州军内，缘边、次边如北京、雄、霸、祁、深、保、瀛、莫、沧、定、镇、冀十二州，广信、安肃、顺安、信安、保定、乾宁、永宁七军，总一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制敌寇而不使得深入矣。定为右臂，沧为左臂，瀛为腹心，北京为头角。此四城者，河朔之所望也。馀十五城为指爪支节，乃四城之所使者。定、瀛、沧各置一大帅，馀十五城分属定、瀛、沧三路，悉择善将守之。十九城都用三十万：定五万，沧、瀛、镇各三万，冀二万（冀在要会之地，诸路皆通，故比馀郡蓄兵稍多。），保、祁、深、广信、安肃各一万（保州、广信、安肃当入寇之冲，故三城鼎足相峙，欲以交相会合，以禦初入之锋也。祁在镇定之东，旧颇慢，后来敌骑入边，以镇定有重兵，不肯趍镇定路，才过保州，便从东南道出祁、深，往取冀路，寇澶、魏，故祁、深亦须屯兵稍多。），雄、霸、漠、顺安、信安、保定、乾宁、永宁各五千，北京五万，为诸路救援之兵。今河朔平时有驻泊、屯驻、就粮兵十八万，本城五万，至用兵时，增十万人，则战兵足矣。此三十万兵，非如景德年中闭门自守，皆使出而接战者也。当时城守不敢出，所以寇兵堂堂直抵澶渊，几至渡河为京师患。今若使良将帅守十九城，分领三十万众，左右出入，纵横救应，闪误逗诱，冲陷掩袭，臣虽至愚，未信敌敢长驱而南也。顷年大兵悉屯定州，然闭门不使出战者，盖恐一败涂地，则无以救援，且防中渡之变也。今虽用兵三十万，然而分置十九城，右败则左救，纵失则横援，岂更有昔时之虞邪？其外十七城不复蓄兵，只以本郡乡兵坚守，不使出战。

一、河朔州军长吏最宜得人，以备匈奴之变。自来都不选择，赃污不才、年老昏昧者，尽使为之。又移替不定，久者不过一二年，其间茍且之人，只是干寻常之务，其经久利害，自知不及其身，率皆不为。前后相承，积弊已甚。若不选人久任，以矫前失，则异日虏有变故，边城不守，浸淫深入，为患不细。其上件十九州军，在河朔尤为要害，内定、保、雄、霸、沧五州，广信、安肃、顺安、信安四军，近已得旨选人差定，见施行次。北京已有大臣，自馀镇、冀、瀛、莫、祁、深六州，保定、乾宁、永宁三军，北平一寨，亦乞选差长吏，并使久于其任。内绩效著闻者，优与就迁秩禄及厚加赐予，使乐于边寄，亡所怨苦，则悉心营职，自甘久处。或廉勤可尚、才有不足者，罢之，与内地合入差遣。若故为乖缪，欲违边任，及有罪不可留而法不至死者，废之终身。如此，则人知祸福必及，孰敢不勉？别有事件，已具进呈。

一、除上件十九州军长吏已下，并乞诏本路转运、提刑、安抚、部署、钤辖分擘举充，仍委枢密院、三班、审官、铨司选择，不许循入，并须三年一替。所贵上下得人，众职皆举，用兵之际，有可供使，与夫临时外求，得失相万也。

一、屯兵备边，古今常制，所患者民赋有限，兵食多缺，必须广为经度。其间岁有凶歉，谋之不获，或寇至益兵，食常不足，则暴歛横取，何所不至？民由是困，盗由是起，此历代之所患也。河北自石晋失燕、蓟之险，无所固守，是以蓄兵愈多，积粟愈厚。国朝踵之颇久，至景德讲和之后，兵备渐弛，粟亦随减。前年敌忽生变，虽强与复和，而终非悠久之计。自此边衅已兆，向去未有宁岁，尤宜谨备禦之策，使久而不匮。臣辄得养兵二条，其一，据守边兵马合留外，屯驻、驻泊、就粮诸军，悉分屯于河南郓、齐、济、濮等州，以教以养。况其地富实，不营而足。率三年一代，遇有警急，发符召之，不旬日可到，岂有后期不及者邪？所以略省河朔诛歛，以宽疲民，使之安逸苏息，坐待寇至而用，庶几沛然，师有馀力，可以禦敌。其二，缘大河州军起敖仓，支移河南民税及漕江淮粟以实之。分屯近边兵马，每二岁一代，亦足以宽河湟之困民。二者可择一焉，或兼用亦善。不然，臣恐无事时，河北已见殚竭，一旦用武，又重加歛，民必怨叛，则肘腋之下，皆为仇雠，岂暇禦外寇哉？

一、河北最号劲兵之处，若尽得精锐，则无敌于天下，况夷狄乎！顷年朝廷未与匈奴讲和，敌每入寇，惟惧北兵，视南兵轻蔑之也。我分南北兵各为一军，凡敌阵，必先犯南兵，南兵溃，则并北军累之而必败。惩此，因有以南北兵混而战者，败走益甚。是不若纯用北兵之为胜也。今河北屯南兵尚多，徒能张为虚声，而实不足用。臣愿自今河北增募土人为禁军，料钱不过五百文，每成一指挥，即代南兵一指挥归营。不数年，三十万尽得北兵，又教之精勇，则匈奴自当畏服，岂敢轻动哉？恐议者谓财匮不宜益兵，则请于别路罢招，以此易彼，亡所增矣。既得土兵，勿戍他郡。粮不足，则愿用臣前养兵二条。

一、北寇风俗贵亲，率以近亲为名王将相，以治国事，以掌兵柄，而信任焉，所以视中原用人，亦如己国。向者燕王威望著于北寇，知是皇叔，又为王爵，举天下之尊无与二，谓朝廷庶事皆决于王。又疑王善用兵，天下兵皆王主之，严刑好杀，无敢当者。北寇疑此，益所畏惧。故燕、蓟小儿夜啼，辄曰「八大王来也」，于是小儿辍啼。每牵牛马渡河，或旅拒未进，又曰「必是八大王在河里」，其畏服如此。敌人每见南使，未尝不问王安否及所在。朝廷以王之故，亦见重于敌，谓朝廷有如是亲贤，每欲妄动，未必不畏王而止。今春王薨，识者亦忧之，谓王之生则北寇以朝廷为重，王之薨则北寇以朝廷为轻矣。臣亦尝念国家将帅，既未闻于夷狄，而亲王素有威望为匈奴所畏者，又已沦谢，且不复更闻有皇亲可以为朝廷屏翰者。敌必谓王室孤弱，无所扶助，本根不固，易以动摇，此诚宜为夷狄之所窥测也。臣愿陛下亲择宗室中年长知书、识理道、晓人事者十数人，为王畿千里知州（虑宗室不达民政，或有任性为事，通判位下难规正，宜择方严公干、近上朝廷一人为同知州。所贵势均力敌，可以共事，而无所乖失。俟历一两郡，决知可以独任，则罢同知州，只置通判。），又择其次者数十人，为千里内州郡钤辖（恐亦未练军政，职事不举，其都监、监押未可减省，宜择廉干历事之人，令共职，仍选良守臣伺察而裁处之。），其年少官卑，度其稍堪差使者为畿县都监、监押（虽年少亦须二十岁以上者，亦择良令长以谏正之。），并限二年一替，亦用文武臣寮赏罚之法以劝沮之。内有勤俭好学、接寮属有礼、晓习文法、能治民事者，量高下等第，或降诏奖谕，或赐金帛，或迁官秩。有诸过者，亦量大小等第，或罚俸，或赎金，或降官，甚者召还，黜于宫宅，俾之省过一二年，复遣补外。凡三省过而遂不改者，终身使奉朝请。如此教育之，选试之，善者必赏，不善必罚，臣知不数年，当有贤宗室如前汉河间、后汉东平二王者，不为难矣。内可以藩屏王室，外可以威示四夷，此有国家者之急务，长久之策也。臣观三代已后兴王者，今日得天下，明日封建宗室，至于襁褓之子，亦皆为侯为王，分割土地，自成邦国。所以分布枝叶，庇荫根本，张大王室，壮观天下。使英豪无间辞，无异意，谓四海之内，尽是一姓，虽有凶谋变计，不敢妄动。此前代帝王制御天下长久之策也，布在简牍，验之可信。今则埋没抑压，仅同豢养。纵其非僻，殊不教训，虽有说书之官，又实虚设，是尽欲愚之而不令知善道、为善人，甚非帝王养宗室之义也。至于臣庶之家，有子孙弟侄者，无不孜孜诲诱，使之成器，盖望持门户，主祭祀，若子孙不肖，则家道沦没。又有负担之夫，微乎微者，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尚每日那一二钱，令厥子入市学，谓之学课，亦欲厥子读书识字，有所进益而嗣其家。国家富有天下，基业全盛，实祖宗艰难而致，所宜子子孙孙相承不绝，为万世之计，岂可宗室满宫而陛下都不教导，任为过恶，俾外夷轻笑？是陛下自去枝叶而取孤根易摇之患，臣窃忧之。臣又伏思陛下任李用和为殿前副指挥使，任曹琮为马军副都指挥使，是任亲也。用和与琮诚亲矣，然皆异姓。异姓者尚可信之，则宗室同姓与陛下是骨肉之亲，反不可信之哉？陛下不过谓宗室无人，臣谓今则诚未见其人，教之试之，当自有人矣。今惟朝会时群行旅进，青盖满道，士大夫见者，方知有宗室，但出得都城四门之外，已不知宗室之有无，况天下乎？况四夷乎？上古直至周世宗，其间所历，何啻万代，而宗室不教、不试、不用，微弱乏人，未有如本朝之甚之极者也。宜乎为识者之所忧，而北狄之所轻也。且如北狄有南大王萧孝穆、北大王萧孝惠、鲁王惕隐、楚王夷离毕，是其近亲者甚众。臣前岁奉使，尽与之接，又询其国人，未必实皆才武，而中原闻之，莫不疑其人人皆良将也，其故何哉？盖闻其名而疑其有实尔。今朝廷若能崇植宗室，使声名渐著，闻于北狄，亦谓南朝宗室有人，根本牢矣，藩屏固矣，欲谋则息，欲动则止。古者有以实效济务者，亦有虚声慑敌者，兵家尤重先声而后实，况臣之所说，必能声实相副，愿陛下行之无疑。

一、景德以前，缘边土兵无事时戍本州军，寇至则尽为逐路部署司抽起。沿边缺人，却以南兵屯守，甚无谓也。夫土兵居边。知其山川道路，熟其彼中人情，复谙敌兵次第。亦藉其营护骨肉之心，且又服习州将命令，所以禦必坚，战必胜也。若迁入内地，则山川道路不知，人情不熟，敌兵不谙，骨肉不在，州将命令不习，又为南兵怯弱所累，则禦必不坚，战必不胜也。北狄惟惧土兵，每闻以南兵替入内地，敌人大喜，故来则胜而回。前年河朔有警，定帅复寻景德故事，尽抽边兵守定州。河湟之民大恐，以谓官军必败。幸而敌骑中止，不见失律，不然，丧师必矣。臣愿自此若敌入寇，沿边土兵只在本处，不复令部署司抽移。若逐处土兵尚少，即以南兵益之。如其有馀，方许部署司抽起。况部署司自有近里州军，土兵可以聚而为大阵矣（臣上篇议十九城分领兵三十万出战，馀十七城系近里州军，只用乡兵守之，更不出战。其逐路部署可于十七城聚而为大阵兵矣。）。边兵勇悍，不畏坚敌，敌骑初入，使当堂堂之锋，或得便可战，必能取胜。则近里州军，人心自壮，虽南兵之怯，亦自增气。茍以南兵在边，遇寇一败，敌骑乘胜而南，则表里震恐，虽精锐尽在部署司，亦已沮丧，安能保其全胜哉？

一、景德以前，匈奴寇边，多由飞狐、易州界道东西口，过阳山子，度满城，入自广信之西，后又多出兵广信、安肃之间。大抵敌骑率由西山之下入寇，大掠州军，然后东出雄、霸之间。景德前，二州之间塘水不相接，因名东塘、西塘。二塘之交，荡然可以为敌骑归路，遂置保定军介于二州，以当贼冲。厥后开导不已，二塘相连，虽不甚浩渺，而贼路亦少梗矣。然或穷冬冰坚，或旱岁水竭，亦可以济，未为必安之地。虽然，但少以兵控扼之，则虏骑无以过矣。自馀东从泥茹海口，西至保州一带数百里，皆塘水㳽漫，若用以为险，可以作限。只自保州以西至山下数十里，亡塘水之阻，敌骑可以平入。敌若守盟不动，则我无先发，但用臣上篇屯兵之法，足以固守。万一渝盟入寇，用臣之策，可以转祸为福，逞志泄愤矣。何以陈之？今敌若寇边，必由广信西来，敌骑初入境，沿边州军坚壁示弱亦不得出兵，敌必不顾而进。将入镇、定，亦坚壁，敌必易我而懈。于是令广信、安肃、保州三城开壁会兵，张虚声而不与战，彼必分兵来禦。已而令镇、定互开壁，复不与战。彼既前后受敌，必未敢长驱而南。于是我急从沧州取海上路，以数十艘出轻兵三千，趍平州入寇家口，咫尺燕、蓟矣（沧州至北界，平地水路约五百里，不数日登岸，地肥水草美，不必重赍。）。计其日，然后自雄、霸之间（即景德年敌骑东归之路也。），又出精兵，直抵燕京，会沧州兵，捣其腹心，破其聚积。彼见两下兵入，则莫之为计矣。燕地既乱，入寇者必有归心，又为王师所牵而不能遂去，于是乘其向背之际，使沿边三城及镇、定兵合击，必大破之。追奔及燕，尽逐敌兵过山后（敌兵入界则整，若败而出塞则纷然散走，无复行阵，易为驱除矣。），以兵守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符家寨，则敌骑无复南者。因其妄动，可以一举而复全燕之地。拔数郡陷兵之族，平累朝切骨之恨，臣自谓必无遗策矣。既以兵守四关口外，惟西山后有新开父牛、铁脚、猪窠三口，敌人以通山后八州之路。然皆峻狭，不容车马（敌人凿山为径，只通人行，险峻，非兵行之道。），虽不加防守，亦无所害。或于口侧少伏兵马，纵敌入寇，发伏可以尽杀之。假如陛下谨重，未欲尽举复燕之策，即请寇入之后，顿重兵于西山下。敌纵有所掠而东出亡路，进退不遂，我于是以十九城之兵分布掩击，必使退败，保无深入之患。敌势既屈，与战则削，与和则久，亦制匈奴之一策也。

一、燕地割属契丹，虽逾百年，而俗皆华人，不惯为匈奴所制，终有向化之心，常恨中国不能与我为主，往往感愤，形于恸哭。臣前年奉使北廷，边上往复数次，边人皆劝臣曰：「无重契丹以困民，万一入寇，我沿边土人，甚有豪杰，每一豪杰可自率子弟数百人为官军前驱。愿朝廷复取燕、蓟，吾等却为华人，死亦幸矣」。臣窃壮之，慰谢而遣。臣退念朝廷之力未及外禦，遂虚边豪之请。虽然，臣未尝忘怀，思为异日之外用。自后不辍寻访，所得边豪颇多，将来敌若寇境，臣必能以所得边豪，令自率乡户，各成一队，或为向导，或为内应，或破阵，或攻城，大可以为王师之助矣。其始去则质其家，其成功则厚其赏，臣不患其谲而反为害也。

一、古者有外虞，则以夷狄攻夷狄，中国之利也。朝廷西有羌人之患，力足备禦，不假求外援以自助。惟是北寇强盛，十倍羌人，异日渝盟，悉众南下，王师力若不给，则祸未可涯。宜求所以牵制之术，使有后顾而不敢动，动则有所惮而不能尽锐以来，我力足以禦之，此不可不虑也。今契丹尽服诸番，如元昊、回鹘、高丽、女真、渤海、乌弋、铁勒、默尔赫、室韦、达靼、布希等，弱者尽有其地，强者止纳其贡赋。独有高丽不伏，自谓夷、齐之后，三韩旧邦，诗书礼义之风不减于中国。契丹用力制之，高丽亦力战，后不得已而臣之。契丹知其非本意，颇常劳于制御。高丽亦终有归顺朝廷之心。臣伏见淳化年中，其国王王治遭契丹兵入境，遣使元郁来朝纳欸，太宗不从，但婉顺回答。又于咸平年中，其国王王诵遣户部郎中李定古来使，真宗不纳，但降优诏而已。又于祥符七年，其国王王询遣工部侍郎尹古贡表来使，表称今断绝契丹，乞归附大国，仍乞降正朔并皇帝尊号，真宗又不许。陛下即位后，天圣二年，复曾遣使来朝，朝廷差柳植馆接，其事甚近，可以按證。前后高丽四次遣使修贡，每来必言不愿附契丹而愿归朝廷，终不允纳。虽然，高丽欸附之切，如渴者望饮，饥者望食，无一日而忘也。但略遣人翘发，则其来必矣。来则善遇之，许其岁朝京师，赐与差厚于前，以回其心；优为诏命之辞，以悦其意。他时契丹复欲犯顺以逞志，我遣人使高丽激之，且约曰：「契丹往年无故侵高丽三韩之地，今又累兴师深入，诛求无厌，高丽甚苦之。我先帝重惜民命，不欲数与之斗，故岁遣厚币，于兹四十年矣。今契丹又欲背施肆毒，犯我边境，我军民并怒，皆愿死战，我不敢违众，师行有日。高丽又举兵相应，表里夹攻。契丹败，则三韩之地及所得人民府库，尽归高丽，我秋毫不敢有，但止复所割故地尔」。高丽素怨契丹侵其地，又怨每岁歛取过重，向者恨无大国之助以绝之，闻今之说，必然从命，然则契丹不足破也。或者疑其纳高丽，则契丹可以为衅端，不便。臣答曰：「前岁之隙，岂为纳高丽兴辞邪？夷狄之性，变诈多端，茍欲背盟，何说不可，岂宜动自拘碍，不敢有为，直俟祸来，坐受其弊？愚者尚不肯如此，况谋谟天下之事乎？高丽果入贡，假契丹来问，我当答以中原自古受方国之朝献，矧高丽素禀朝廷正朔，但中有阻隔，今却复旧好，使我何辞阻绝之？与契丹纳诸国之欸一也，契丹安能使我必不纳高丽之贡哉」？臣又思之，若契丹寡弱，不足为虞，或能谨守盟誓，无陵侵中国之志，则何用远纳高丽之欸而忽契丹之约？今契丹尽吞诸蕃，事力雄盛，独与中原为敌国，而渐有凭陵之心。况前岁已生衅隙，自知不直，谓朝廷伪增金帛，后图释憾，不久又将先有以制我焉。发而谋之，则不及矣。经营措置，今乃其时。臣又尝闻契丹议曰：「我与元昊、高丽约，连衡攻中原，元昊取关西，高丽取登、莱、沂、密诸州（又曰：高丽隔海，恐不能久据此数城，但纵兵大掠京东官私财物而去。），我则取河北三十六州军，以河为界」。臣闻此久矣，万一果如斯说，臣恐朝廷必无以制之。外寇如此窥图中国，中国但因循，日过一日，臣不知终久如何！夫高丽累年贡奉朝廷，朝廷终不许，遂决志事契丹，所以为契丹用也。契丹所使，无令不从。今朝廷能许高丽进贡，正遂其久志，则必反为我之用矣，契丹何能使之耶？臣熟知高丽虽事契丹，而契丹实惮之。天圣三年，契丹尝伐高丽（是年朝廷遣李维奉使。），高丽败契丹兵三十万，疋马只轮无回者，自是契丹常畏之而不敢加兵。朝廷若得高丽，不必候契丹动而求助，臣料契丹必疑高丽为后患，卒未敢尽众而南。只此已为中国之大利也，臣愿陛下行之无疑。

一、镇、定西山有谷口十馀道，尽通北界山后之路。景德已前，不甚迹熟，盖溪涧峻狭，林木壅遏，故敌罕由兹路而入，虽有来者，亦必艰阻。臣顷闻河朔人说契丹自山后斩伐林木，开凿道路，直抵西山汉界而止。今则来往通快，可以行师。臣亦细诘其由，云契丹旧亦疑朝廷有复燕之志，恐天兵渡界河，直北趋燕京。则敌人欲出我不意，由山后进兵，旁击镇、定，横行河朔，牵制王师，以解收燕之患也。臣必料往年缘边已曾探报，闻于朝廷。今或契丹自广信、安肃入寇，我必以重师禦其锋，若有西山别众，出于镇、定，横行背击，官军败绩，则大事去矣，兵家切务，不可不知。当得能干而谨密者，阴往经制，如何屯戍，如何捍禦，必有可以胜之之术，先事而定，以待其来，则保边之道也。

一、祁、深二城旧非要郡，宿兵至少，故城垒迫而陋，不甚修葺。切闻契丹今复入寇，知吾重兵屯镇、定，不肯南面直走，才过保州，便取东南路，由祁、深以来。祁、深二垒，当广而高之，以防攻逼（誓书言，不得创制城池，若因而广之，则无疑。）。又曰，敌既惮镇、定而忽祁、深，必谓二城兵寡，不戒而过。我若乘其不备，使二城潜出精兵，首尾应而击之，必大得志。此系于临时，非可预度，然亦当知之，俟其变则易为谋矣。

一、汉唐以前，匈奴入寇，率由上郡、雁门、代州、定襄等路。盖当时中国据全燕之地，有险可守，匈奴不敢由此路而来也。自石晋割燕、蓟入契丹，无险可守，由是敌骑直出燕，不复寻定襄等故道。今朝廷若留意河朔，边鄙有备，寇不可得而入，须求别路以来。或虽可入寇，第取定襄等路为犄角之势，则河东不得不大为之防。或创立城池，或造作险阻，何地可以设奇伏，何路可以出牵制，此须预为经度，素有堤备，则临时足以禦捍，应卒不至仓皇。使与河朔表里相应，寇不能逞其欲，实边防之急务也。

右守、禦二策总一十三条，是臣庚辰、壬午二岁奉使契丹日，于河朔往回十馀次，询诸缘边土兵并内地故老，博采参较，得之甚详。及到边廷议事，又颇见其情状，以至稽于载籍，质于时务，用是裒聚撰述，以副陛下委责之意，即非臣任胸臆，罔圣听。惟陛下令两府会议，可者速行之，其未可者，交相致诘而是正之。臣必不敢持己徇私，旁拒众證，两府亦不得畏事养病而无所发明。如此，则庶几谋行而患可弭矣。臣闻古者人君遭患难，则退修道德，可以无咎。是故文王出羑里，纯任教化，而终灭独夫；勾践脱会稽，厉精武事，而卒破夫差。又闻主忧则臣辱，主辱则臣死。是故陈主答书悖慢，而杨素下殿请死；蔡贼跋扈难制，而裴度誓不两全。终之隋灭江南，裴度平淮西，有以见古之君臣所为各得其道，无不建功立业，声流后世者也。昨契丹背约，呼索无厌。朝廷以中国之尊，凶丑敢尔，陛下固未闻有文王、勾践复雠雪耻之心，臣下亦未见有杨素、裴度死难平贼之志。如此而望排患解纷、建功立业，如古之君臣，何可得也？臣计北狄势方强盛，可以为寇而辄肯议和者，有谋也。谋而后举，以为万全之策也。又计中国之势，如人坐积薪之上而火已然，虽焰未及其身，可谓危矣。北狄之强既如彼，中国之危又如此，而尚不急求所救之术，是欲秦之鱼烂、梁之自亡耶？臣备位枢府，夙夜忧畏，恨未得死所，少纾国难。愿解臣密职，与河朔一要郡，得以效拙，经营边事。虽未敢必谓无虞，然料或可稍宽陛下北顾之忧矣。伏惟早赐裁幸（《宋名臣奏议》卷一三五。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五九，《太平治迹统类》卷八，《九朝编年备要》卷一二，《群书考索》后集卷四一、四六，《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二七、七六，《右编》卷三三，《续资治通鉴》卷四六。）。

之寇：右引作「二敌」。

「益甚」至「今河北屯」十七字，原无，据右引补。

开：右引作「闭」，疑是。

与元昊：原倒作「元昊与」，据右引改。

臣祖禹拜手稽首曰：三皇之时，至质略矣，伏羲始开人文，神农以下皆有师。圣人之德，莫大于学。在《易·乾》之六爻，龙德变化，皆圣人也。九二曰「见龙在田」，孔子曰：「龙德而正中也，由学以聚之，问以辨之，故天下文明」。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孔子曰：「进德修业，欲及时也」。至于九五「飞龙在天」，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圣人之德，莫盛于此，由学以致之也。九二、九五皆曰「利见大人」，盖非学则不能为大人。故尧舜稽古，垂衣裳而天下治，圣学之要也。扬雄曰：「学之为王者事其已久矣。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学始于伏羲，至于成王，《易》、《诗》、《书》所称，圣人所述，为万世法。由汉以下，其道不纯，故可称者鲜。自古以来，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学也。恭惟本朝累圣相承，百三十有二年，四方无虞，中外底宁，动植之类，蒙被涵养，德泽深厚，远过前世，皆由以道德仁义文治天下，人主无不好学故也。陛下广览载籍，历观前世创业之主、守文之君，有如祖宗之皆好学者乎？由三王至于五代，治安长久有如本朝之百年太平者乎？今人有宝器，且犹爱惜之，恐其伤缺，况祖宗百三十馀年全盛之天下，可不务学以守之乎？臣又闻，学则必问，问然后为学。《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皆所以为天下法也。尧有衢室之问，舜有总章之访，动必咨于四岳。孔子称舜之大智曰「好问」，仲虺戒汤曰「好问则裕」。学者圣之先务也，问者学之大方也。文王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重之以周、召、毕、荣，所以能成其圣也。武王访于箕子，成王问于尹佚，四圣维之，众贤翼之，是以为太平之天子，能持盈守成。夫岂由他哉，惟强于学问而已。今臣所录八篇，上起伏羲，下讫神宗。伏望陛下宪道于三皇，稽德于五帝，轨仪于三代，法象于祖宗，集群圣之所行，体乾健之不息，则四海格于泰和，万年其有永观矣。臣拜手稽首谨上。

元祐三年戊辰秋八月十有六日，提点刑狱、朝散郎张公绶拜宣圣孔子于石鼓之学，遂登文会阁，燕太守大□□公仲孙、宣德郎衡阳令王定民、检法判官王询、新息主簿陈知元。知元以是年自学徒登科，罗公欲以荣激诸生，招□席末。定民尝兼教职□□焉。既饮，与宾客下合江亭谒韩伯，留题。

元祐己巳岁三月八日，郡将朝散大夫吕昌明潜叔、倅车承议郎冯戭舜和、从事冯敢、县令王询、乡老程高、州学长魏光，同观稼北郊，因游北崖、洞溪二院，置酒而还。

高安居士王询温甫，和易寡欲，靖专无营，特刻意事佛，精严弗懈。虽年运往矣，而视听聪明，惟履无玷，故声称闾里，云庵道价值天下。元丰间游金陵，舒王施第为寺，以延丛林，号内外护。元祐初，退休来归，说法于洞山九峰，温甫忘冠巾而师事之。其法嗣佛照禅师惠泉者与之交善，自泉住上都名刹，士大夫有稀见之者，而与温甫日亲法喜，偈语酬唱不绝，岂所谓千里同风者乎？政和七年秋结制，对其所居，名曰喧寂。余适以事至，访之，温甫方负暄阅经，置卷坐语，语少而理多。于是自愧羁官四方，畏首尾，思蝉蜕垢纷、纵浪閒旷而不可得，乃铭其庵而去。铭曰：

孰谈无生，唯老居士。孰为听徒，团栾妻子。以诸尘劳，而作佛事。视其家风，老庞是似。名闻诸方，流辈追崇。馀四十年，一节保躬。老则结屋，置阛阓中。即喧而寂，盖将无同。贤哉斯人，不二于物。蹇寓于世，莫知归宿。我睨而视，亦见彷佛。出生太虚，陶铸魔佛。

某窃见今日朝廷所恃方镇，以江北为重，在江北诸镇中，楚州、承州最为紧急。承州今闻已被敌人侵据，独楚州截然中居强立者两年矣。某谓楚人稍习山川，形势利便，人材能否，今试具数事，恐可施用，谨具画一如后：

一、自楚州来者，询问得赵立，弹压用人，甚有次序。中间执通判贾敦诗送于朝，囚曹官贾连置于狱，杀主簿查蒧责以大义，明示于众。有祥辉观女道士二人，收金人帖，上有金国年号，便欲杀之，所以一郡之人莫不知好恶所向，承命不暇。前此，州都监王询者专执兵柄，郡将所不能制。及赵立出师淮北，令询作先锋，回顾即斩，致询之兵不敢少却，用能走金人之师，所获军资甚众。此弹压之效也。至其用人，则又有可称者。朱存中为土豪之最得郡人情，以为干办官，兼知山阳县事。朱钺土豪，薄有武勇，以为州都监。孔师锡老士人，谨细能御吏计出入，以为山阳县丞。张骥千，士人之可称者，以为山阳簿。顾伯起、朱芑皆进士登科，委伯起以县事，先任芑为本州粮料，又任芑通判泗州。是以一郡之士，皆乐为用。然此数人恐非经朝廷命令，虽抱忠力，未能自达。若朝廷降付劄子，各令条具，优与官爵。使此数人皆见朝廷已知姓名，必思自奋，以报恩宠。

一、除赵立所委用外，士人有冯舜文、冯舜诏、翁招、张师闵、廉洁己、蔡仁、张次仲，土豪有吴襄、冯周士、周源、谢圭，皆有帅众之略，颇闻未肯遽自当事。若劄下赵立，有欲与官者，不拘人数，许以奏闻，庶几肯为用者众。昔汉高祖曰：「吾不爱四千户以慰赵子弟」。今以是行之，事似相类。

一、楚州东有盐城，南有宝应，西有淮阴，北有涟水。涟水限在淮北，淮阴即当泗州之冲，此两处各为敌马蹂践，不复更有征赋。惟盐城、宝应两邑今年曾下种处，稍有稻麦。赵立都两邑税赋，凡得数万，可支半年军食，百姓所食不与也。今宝应路与承州邻，势必梗绝。独盐城一路可通泰州兴化，今欲稍给楚州粮食，必自通、泰往。乞以粮食转至通州，即令岳飞据所交到数，却自泰州拨还楚州。今楚州之兵自从下河津般，孤城久饥，得通粮道，必自向前。纵有散失分数，亦自归恩朝廷矣。若通、泰不肯那移，必得朝廷所降之粟自到楚州，即成迂远，恐误兵食。

一、楚州至承州，中间有两湖：一曰白田湖，二曰新开湖。有张敌万者，聚众往来湖中，与赵立为仇，常梗楚州粮道。前者，承州薛庆颇得此人欢心，故独不梗承州籴买之路。所以七月中楚州米一升四百五十，承州一升二百，粟价相去不啻一倍。又承州城中足食，皆缘张敌万与薛庆无怨，不于城外阻截之故。今乞以一近上名目与张敌万，令取得承州，即以承州镇抚与之。命赵立与张敌万通和，彼虽怀忿，其力不能相制，若承朝廷命令，必便解仇。以此助楚州之力，其利不细。

一、承州既为贼人占据，必驱本土人当锋。今乞朝旨劝喻楚州人，切勿杀害承州土人，常务招诱，告以朝廷伤痛赤子之意。纵使两州之人交锋之际，不暇承命，此令既出，承州之人感戴朝廷恩惠，必有思自奋者，或执贼自归，理亦有之。

一、承州虽为贼人占据，其间仓庾稍实，又闻有敌人残零辎重，皆诸将所觊觎，所以近日环寇之师稍众。若令诸将先入者主之，则人人自奋。又承州之地，自江南视之则为危，自宿、泗视之则为安。今闻宿州蕲县尚有宿州官吏，而泗守王宣赞者骁勇过人，若令来取承州就食，彼必闻命引兵。又泗州刘氏统兵屯驻建康，特以泗州乏食，故不谋归。今若令取承州，就与镇抚，则泗州失业之民皆可复归承州，渐近乡里。此亦因其锋而用之之道也。

宝文阁直学士、左朝请郎致仕、南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左太中大夫、谥文定胡公行状：本贯建州崇安县开耀乡籍溪里。曾祖容，故不仕；祖罕，故不仕。父渊，故任宣义郎致仕、赠中大夫。母吴氏，故永寿县君、赠令人。公讳安国，字康侯。五世祖号主簿公，五代中至建州之鹅子峰下钓鱼自晦，人莫知其所从来。后世相传云，本江南人也。父中大始读书为进士业，时同县有仙洲翁吴先生以六经教授，中大往从之。翁阅其所写《论语》、《尚书》终帙如一，无差舛，即妻以女，是为公母令人。公初能言，令人试教以训童蒙韵语数十字，两过能记，大母余氏抚之曰：「儿必大吾门」。七岁为小诗，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令人俾就外家学，岁时得一归，留不过信宿。日记数千言，不复忘。年十有五游学信州。一日有为马戏于学前者，诸生百许人皆不告而出。教授歙人胡公行两庑间，闻诵书声，问为谁，得公姓名，延之堂上，询所习业与所以不出。咨嗟叹赏，出纸笔佳砚为赠，益勉之曰：「当为大器」。越两年与计偕，既而报闻，遂入太学，修懋德业，不舍昼夜。是时元祐盛际，师儒多贤彦，公所从游者伊川程先生之友朱长文及颍川靳裁之。裁之才识高迈，最奇重公，与论经史大义。一日博士令诸职长呈其文，将考优劣而去留之，皆争先自送。公缴还差帖，愿列诸生，自祭酒以下相与称叹曰：「是真可为诸生表率者矣」。凡三试于礼部，年二十有四中绍圣四年进士第。初，殿试考官定公策为第一，将唱名，宰执以无诋元祐语，遂以何昌言为首选，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时策问大要，崇复熙丰，公推明《大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渐复三代为对。哲宗皇帝命左右再读之，谛听逾时，称善者数四，亲擢公为第三。胪传至陛前，俄有圣语宣问：「师何人」？公对曰：「久处太学」。在廷者皆以为名对。授常州军事判官，改授江陵府观察推官，未赴。如荆门纳室，道出江陵，帅臣监司一见，合章奏乞除府学教授，报可。会学校颓废，职事者十馀人以廪米为家，欺公年尚少，捍格顽冒，公再三镌谕不悛。乃按其蠹弊事，尽屏之，于是远近父兄喜，遣子弟来。公正身律物，非休沐不出，凡所训说，务明忠孝大端，不贵文艺。缮修宇舍，绳度整立。任满，除太学录，谢绝请求，无所假借。蜀人刘观、越人石公揆轻俊有名，试选屡居上游。观代笔事觉，公揆薄游成讼，人多为之游说，公曰：「录以行规矩为职，规矩不行，奚以录为？且二人如此，非佳士也」。竟致之罚。未几迁博士，足不蹑权门，期年用法改京秩。至政事堂，请外任。蔡京色变，密使张康国欲荐以馆职，不愿就。会新学法，博士例除诸道提举官，拟公河北路，公辞以南人不便于奉亲，执政曰：「禄厚莫如朔部者」。公终辞，遂除湖北路。陛对奏曰：「学校所以养育人才，非治之也。今法令具矣，当使学者于规矩之外有所耻而不为。谨按圣门设科，成周贡士，皆以德行为先，文艺为下，臣当以此仰奉明诏」。徽宗皇帝首肯之，实崇宁四年也。到官，改使湖南。是时蔡京所行事既不善，而官吏奉承过当，愈为民害，学校其一也。公撙节行之，禁其太甚，士子恃法自肆者必惩之，常曰：「韩魏公最善行新法者也，所至访人材，询利病，礼贤士，慎刺举」。五年三月，例罢学事司，除通判成德军。八月所罢司官，仍旧。时令人多病，厌道途之劳，留居荆门。公以便养有请，再章上，未报。会诏诸道学事官举遗逸，公得永州布衣邓璋、王绘应诏。绘已老，不愿行，公请命以一官，风劝学者。零陵县主簿李良辅方以赃被劾，乃逃窜诉于朝，称二人者党人范纯仁客，而邹浩所请托也。蔡京特改良辅官，与在京差遣，命湖南宪司置狱推治，人皆为公胆落。帅臣曾孝广来唁，公退，语人曰：「胡康侯当患难凝然不动，贤于人远矣」。用例册致馈，公不受。曾复书曰「前此无不受者，当明载于籍，以彰清德」云。蔡京以狱不成，罢宪使陈义夫，命移北路，迄无请托状，直除公名勒停，而曾及永守乐昭厚别教官，皆坐黜。五人者非特无怨，而问劳不绝。公问舍求田于漳水之滨，治农桑，甘淡薄，服勤左右，婉然愉色。得间则专意经史及百家之文，家人忘其贫，而亲心适焉。大观四年，良辅以他罪抵法，台臣毛注乃辨明前事，有旨复公官，改正元断。政和元年，张商英相，除公提举成都府路学事。公以亲年寖高，旁无佽助，叱驭溯峡，皆所甚难，即乞侍养曰：「臣而留令，无所逃诛。子若委亲，亦将安用」？得请，满二年未朝参，丁令人忧。公侍令人疾，食不尽器，衣不解带。居丧哀毁，营奉窀穸，冒犯霜露，一事一物，必躬必亲。荆楚风俗素陋，州里见公自致者如此，然后知以慎终送死为重。公粝食逾年，不能胜衣。中大勉之力，乃少进滋味，以慰中大之意。服除，政和八年矣。余深相，荐名士十人，九人者已迁拜。公赴召，至京师卧疾，知旧交来劝勉，或称庙堂威怒以胁之，公孙言而已，所访问惟医药。居百馀日，逡巡谒告而归。宣和元年，除提举江南东路学事，复召对，未受命，中大捐馆。初，中大常欲公及时报国荣家，而令人又欲公保身崇德。公承志以道，既不拂中大之严训且不失令人之素心。及公赴阙，辞，未获命也，中大手书促之归，无复曩时督责矣。中大感疾且一年，公奉事节适如一日，凡服饵禁戒，中大必听。既免丧，谓子弟曰：「吾奋迹寒乡，为亲而仕。今虽有禄万钟，将何所施」？遂致其事，筑室茔山旁，分置图籍，瞻省丘坟，翻阅古今。慕陶靖节为人，诵「心远」之章，望云倚杖，临水观鱼，淡然无外营，将终身焉。宣和末，侍臣李弥大、吴敏、谭世绩合章荐公经学可用，齿发未衰，特落致仕，除尚书屯田员外郎，公辞不起。靖康元年二月，除太常少卿，公辞。再除起居郎，又辞。时女真乘虚直捣京师，为城下之盟。公移书大谏杨公时曰：「按《春秋》书『齐人来归郓欢龟阴之田』，是田本鲁田也。始失不书者，不能保其土地人民，为不君讳也。太原兵劲天下，艺祖、太宗自将再驾，而后入于版图。河间、中山，北方重镇，犹郑有虎牢，虞虢有夏阳，秦之潼关，蜀之剑阁，吴之西陵也。今闻割以遗敌，不亦辱乎？按《春秋》齐侯侵蔡伐楚，楚使请盟，美而书来者，荆楚暴横，凭陵中国，郑在畿内，数见侵暴，齐侯伐而服之，则自此帖然矣。此门庭之寇，所当惩创不可已焉者也。远方犯阙，释而不击，反与之和，戾于圣人之训，不已大乎？按《春秋》鞍之战，齐师败绩，遣国佐致赂请盟，晋郤克欲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国佐震怒，请收合馀烬，背城借一。郤克惧，反与之盟，而不敢复也。故圣人特书曰『及国佐盟』，以明国佐一怒，折伏郤克。示天下后世忠臣义士，以克敌制胜在于曲直，不以强弱分胜负也。金人陵辱朝廷，人心同疾，非止郤克之于齐，四镇三关，倘皆割弃，岂特尽东其亩而已乎？而城下结盟，亲王出质，不竞甚矣。按《春秋》徐子章羽断其发，携其夫人以逆吴子，圣人特削其爵而书其名者，罪其不自强，无兴复之志也。敌欲地则割要害而与之地，欲人则饰子女而与之人，欲金帛则倾府库而与之金帛，欲亲王贵戚则抑慈割爱而与之亲王贵戚。假如敌请六飞会于辽水之上，不往则恐违其约，欲行则惧或见欺，又将何处乎？按《春秋》于宝玉大弓，失之书、得之书者，重传器，戒不恭也。强敌猝至，上下无备，取金帛于盗臣之家，以纾急缓攻，则亦可矣。似闻宗庙供器输于敌庭，果有之乎？于宝玉大弓，孰轻孰重？于圣人失则书得则书之意，又如何也？按《春秋》，灭梁者秦也，圣人不书，秦灭而书梁亡者，不能守在四邻而沟公宫，亡其自致也。今勤王大众不以击敌而以治城池，金帛用物不以募战士而以赂敌国，堂堂大宋，万里幅陨，奚至陵藉如此其甚哉！主上初政，老儒在朝，四方徯观？安危所系，而外侮侵陵，国势衰削，岂其既往言之不及乎？必有应之于后者矣」。人以是知公通于《春秋》，虽畎亩坚卧，固非素隐忘世者也。朝廷促旨沓降，公幡然有复仕意。六月至京师，以疾在告。一日亭午，孝慈皇帝急召，坐后殿，玉色虚伫，劳问甚渥。公奏曰：「明君以务学为急，圣学以正心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权也。自王迹既熄，微旨载于《易》、《诗》、《书》、《春秋》，时君虽或诵说，而得其传者寡矣。窃意陛下在昔潜德东宫，其于经籍所载帝王制世御俗之大略，必有所避而不欲问，官属之司劝讲者，必有所隐而未及陈。今正位宸极，代天理物，则于古训不可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牵制文义，无益心术者，非帝王之学也。愿慎择名儒明于治国平天下之本者，虚怀访问，以深发独智，则天下之幸。臣又闻为天下国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计谋。议既定，君臣固守，虽浮言异说，沮毁动摇，而初计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陛下南面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绩效未见，纪纲尚紊，风俗益衰，施置乖方，举动烦扰，大臣争竞而朋党之患萌，百执窥观而浸润之奸作，用人失当，而名器愈轻，出令数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扫除旧迹，乘势更张，窃恐奸雄不忌，敌人肆行，大势一倾，不可复正。上世帝王询事考言，以图成绩。愿咨访大臣，何以修政事、禦外侮，令各展尽底蕴，画一进呈，宣示台谏。如有不合者，使随事疏驳。若大臣议诎，则参用台谏之言。若疏駮不当，则专守大臣之策。仍集百执议于朝堂，众谋佥同，然后断自宸衷，颁之中外，以次施行。敢有动摇，必罚无赦。庶几新政有经，民听不惑，可冀中兴之效」。渊圣颔之良久，问曰：「卿学何所师承」？对曰：「孤陋寡闻，莫逃明鉴」。渊圣曰：「比留词掖一员相待，已令召卿试矣」。公对曰：「臣壮年守官湖湘，得足疾，颓心荣进，亦已乞身。今日扶惫趋阙者，贪慕圣德，愿瞻天表，一伸其志而已。于侍立之职，且不敢当，况敢闻异恩」？语未毕，日昃暑甚，龙衮汗洽，公遂退而具奏。盖自七月七日亲奉玉音，被受堂劄，四上辞免，渊圣数予宽告。时门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之旧，凡于己不同者即指为朋党，见公论奏，愠曰：「中兴如此，而以为绩效未见，是谤圣德也」。乃言：「胡某意窥经筵，不宜召试」。渊圣不答。及公屡辞，南仲又曰：「胡某不臣」。渊圣问其迹，南仲曰：「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渊圣曰：「渠为疾而辞耳，非有向背也」。遇臣僚登对者，往往问其识胡某否。中丞许翰对曰：「臣虽未识，然闻其名久矣。自蔡京得政，士大夫无不入其笼络，超然远迹，不为所污，如胡某者有几」？渊圣嗟异，遣中书舍人晁说之至公所居，具宣德意，令勉受命，且曰：「他日必欲去，即不强留」。时已九月初矣。公既趋试，复上章乞外。有旨除中书舍人，赐三品服。南仲讽司谏李擢、侍御史胡舜陟论公稽迟君命，傲慢不恭，宜从黜削，以儆在位。疏奏不下，公乃就职。南仲既倾宰相吴敏、枢密使李纲，欲并逐善类，遂谓中书舍人许景衡、晁说之视大臣升黜为去就，怀奸徇私，失事君义而黜之，公缴奏曰：「二人为去就，必有陈论。怀奸徇私，必有实迹。乞降付本省，庶可按据，载诸词命」。不报。王安中责授散官，随州安置，公言：「安中自大臣建节知燕山府，委任重矣，而畏避童贯，专务蔽蒙。民力殚残，敌情变动，军食缺乏，师徒失律，略不上闻，数奏祥瑞，以固宠禄。一旦敌骑深入，社稷几危，推原本因，其罪与蔡攸等。乃居汉东近地，公论不以为允。今并围未解，朔部戒严，若非恃赏罚之公，厌服人心，何以攘却外侮乎」？安中移置象州。言者论内侍王仍、张见道、邓文诰图欲离间两宫，将以遂其奸计，有旨令三省觉察，公言：「图欲离间两宫，则罪不可赦。将以遂其奸计，则恶不可留。望深察众情，及时裁处，以全慈孝之情」。三人遂黜。应天尹叶梦得坐为蔡京所知，落职宫祠，公言：「京罪已正，子孙编置无遗，土地悉入县官，家财没于府库，无蔡氏矣。则二十年间尝为京所引用者，今皆朝廷之人也。若更指为京党，则人才之弃于此时者众矣。且党论何时而弥乎？以臣所见，弃瑕舍过，消散朋党，正在今日」。乃除梦得小郡。中书侍郎何㮚建议治平则宜重内，遭变则宜重外，乞分天下为四道，置四都总管，各付一面，为卫王室禦边境之计。公上奏曰：「内外之势适平则安，偏重则危。东汉季年，王室多故，刘焉言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宜改置州牧。及焉求益郡，刘表镇襄阳，袁绍得冀，曹操取兖，争相割据，自此不复有王室矣。今州郡太轻，理宜通变，然以数百州分为四道，事得专决，财得专用，官得辟置，兵得诛赏，则权复太重，又非特州牧比也。使四人者果皆尽忠君父，则固善矣。万一号召不至，如焉、表、绍、操所为，又何以待之？五大在边，古人所戒，以身使臂，于理乃宜。臣愚欲乞据二十三路帅府，选择重臣，付以都总管之权，专治军旅，每岁一按察，其部内或有警急，京城戒严，即各帅府所属将应援。如此既可拥卫王室，又无尾大不掉之虞，一举两得矣」。㮚方得渊圣心，密陈京师不可守，则幸山南，因可入蜀。其意盖自欲当南道，又以于公有推挽之力，必无駮异，及此奏上，渊圣深然之，㮚力争于上前，谓公专以异义为高，不可信用。渊圣不能决，止令于四道各削其远外州郡，命大名守赵野总北道，公奏曰：「魏都望冠河朔，今为天下重地。谨按赵野在政和间初为侍从，首乞禁士庶用天王君圣等字。厥后置身丞辖，童贯、谭稹分掌兵柄于外，王黼、蔡攸、梁师成紊乱三省政事于内，造成兵革之祸。野居其间，不闻救正，以为无所干预则身在二府，以为言而不从则怀禄不去，何也？窃恐缓急必误委寄，乞更用素有才术历练老成之人，庶可倚仗」。诏命一出，难复轻改，疏入，不从。是冬敌大入，野遁逃，为群盗所杀。西道王襄拥众汉上，不复北顾，大略如公所策云。中书后省论资政殿学士詹度罪恶，自金紫光禄大夫降两官，公奏曰：「言者谓度首开燕山，罪不下于童贯。养成边患，使朝廷不为备，罪不下于王安中。广行贿赂，故庇之者众。今乃仍崇资领优局，舍边境，就乡闾，才削两阶、何名惩戒？昨日宸翰咨访禦敌之计，圣心焦劳，群臣悚惧，莫知所出。追究乱原，无不切齿。于度望依王安中例施行，以厌公论，少释河北愤怨」。乃落度职。吏部侍郎冯澥上言：「中书舍人刘珏行李纲责词，实为纲游说」。珏坐贬，公上言：「李纲昨自枢密宣抚使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词臣列其罪状，不肯具草。而圣旨令以次舍人行下，是圣心不以缴奏为是，未欲罪纲也。故珏先言厚于记功，薄于责过，以将顺圣德之美，复言纲败军覆将，岂可不责，以申明赏罚之公。朝廷遂用珏言，罢纲郡寄，又用谏官袁当可等言，置纲远郡矣。澥乃节略珏章，中以险语，谓纲薄加朝典，未快舆议，不亦甚乎？从臣虽当献纳，至于弹击官邪，必归风宪，各有分守。今台谏臣僚未闻缄默，而澥遽越职，此路若开，臣恐在位者各立是非，滋长怨雠，上渎宸听，非所以靖朝宁也。汉室之东，大兴党论，始以微憾结衅，藉人主威福相排掣，卒皆误国，驯致乱亡。而士大夫自谋其身者亦不能免，故君子谓始为党论者亦不仁矣。陛下无私好恶，广开正路，而澥称党与未殄，议论未一，宜察奸罔，早加惩戒。夫欲殄党与、一议论，此蔡京行于崇宁，胁制异己，遂其跋扈之谋也。何忍更遵用之？坐使群臣益分门户，强者主盟，弱者附丽，徇私情，为向背，置国势于倾危，岂朝廷之福乎？陛下数降德音，追复祖宗善政良法，而澥独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熙丰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学，再扶绍述之议。国论纷纷，澥之故也。若指为敢肆奸言以惑众听，岂不可乎？然朝廷不以此罪澥者，正恐人务雷同而言路壅也。今澥乃欲以章疏加人之辟，苟合目前，不为国家远虑，望加详察，别降指挥。臣孤立无朋，误尘词掖，苟有所见，不敢隐情」。于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与詹度姻家，故亦怨公论度太迫，何㮚从而挤之，有旨除郡。㮚请除怀州，渊圣曰：「怀当敌冲，可与东南」。恪拟德安，㮚知公素苦足疾，闻海门地最湿，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盖是年十月晦也。公在省一月，告日居半，每出必有论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公曰：「大事皆起细微，今以小事为不必论，至于大事又不敢论，是无时可言也」。公去国逾旬，敌复至城下。长子寅校书中秘，宾客每为公念之，公愀然曰：「主上在重围中，号令不出，卿大夫之辱也。余恨效忠无路，敢念子乎」？闻者感动。敌围益急，有旨促召公及许景衡，竟不达。越明年五月一日，今上皇帝登极，公上言：「崇宁以来，事不稽古，奸臣擅朝，浊乱天下。论其大者，凡有九失。上皇即位，日食正阳之月，下诏求言，曰：『言而不当，朕亦不加罪』。于是臣庶争言天下事。及蔡京得政，公然置局推考直言，尽行窜斥，使上皇失大信于天下。一失也。上皇嗣位，文母垂帘，增置谏员，擢用名士，丰稷、王觌、邹浩、陈瓘诸人各以危言自效，公论既行，下情不壅，几有至和、嘉祐之风。及蔡京用事，放诸岭表，于是天下以言为讳二十馀年。二失也。立朝廷者争为歌颂，取说求容，祥瑞之奏未尝虚月，至于灾异大变，则匿不上闻，使人主不复知省修。三失也。废格法，见公论，市井儇薄而居宰府，世卿愚子而秉兵柄，台省寺监清望之班，杂用商贾胥吏技术之贱，于是仁贤退伏，奸佞盈廷。四失也。士大夫进为于元祐之初与元符之末者，尽忠许国，不顾其私，乃诬以谤讪，窜逐下逮其子孙，追削上及其祖父。于是善类陷于党籍，不能自明，而群飞刺天，谗谄益胜。五失也。奄寺得志，用王承宗故事而建节旄，用李辅国故事而封王爵，用田令孜故事而主兵权，用龚澄枢故事而为师傅，生杀予夺，悉归掌握，宰执侍从皆出其门。于是贿赂公行，廉耻道丧。六失也。变铨法而官制紊，变军法而兵政弛，变泉货法而轻重失平，变学校法而风俗衰薄，变榷茶法而刑狱滋炽，变盐钞法而征赋倍增，变漕运法而仓廪空竭。法既屡变，吏得为奸，民受其弊。七失也。用兵暴乱，军旅数起，南复渠阳，西收𨜔鄯，建石泉于成都，置珍、播于巴峡，开古平于五岭，筑振武于河外。馈运艰险，劳民费财，积怨连祸，实基于此。八失也。牛羊用人，穷极奢侈，道宫王府御幸之馆、园林池沼花竹之胜，运土塞路，伐木空山。民困而不恤，财竭而不虑。九失也。靖康之初，轻许割地，寻复坚守，已正滥赏，事即中变，号令无常，纷错更下，而四海不知所从矣。余应求、李光以宪台得罪，陈公辅、程瑀以谏省去官。赵令衿以献书论事，黜送铨曹；潘良贵以奏对语侵，责司征市。于是臣庶结舌，而迷国误朝之语入矣。渊圣东宫潜德，中外所知，不待赞也。至如未习为国，则当进尽忠益以相弼亮，乃有称颂春坊节俭，乞宣付史馆者，亦从其请，而责诮不加。李邦彦擢居上宰，张邦昌进位次辅，赵野等主审駮基命之司，李税等当肃政本兵之地。未数月间，登延宰执十有五人，迁转如流，不孚人望，指为蔡氏党而罢，许翰指为吴敏党而逐，许景衡指为李纲党而去。刘珏等大臣争竞，至用丑语诋讦于朝，百执窥观，互以邪说批根于下，苟可快其私忿，虽危国亡师，安行而不顾。都人殴击内侍，出于积愤，非有私也，而府尹巡门，朝廷降诏。奄侍厉气，喧争御侧，此乃无礼于君，不可恕也，而词臣论奏，仅得赎金。命帅宣抚而遣之监视，守禦京阙而付之总领。宰臣均逸，体貌不加，而台属召还，遣赐优渥，破吏部格而杨景得监殿门，破宫庙格而叶焕得除祠馆。其馀紊乱规程者不可悉数。敌骑南牧，封境日蹙，赏罚无章，士不用命，调发严峻，民多失业。昔秦有十失，汉去其九，遂致兴隆。崇宁以来，国有九失，渊圣即位而不知变，独九重节俭、工役不兴一事为愈尔。八失不去，一事虽愈，欲正已倾之势，难矣。陛下亲睹覆车，如不改辙，岂有兴复之望乎？夫有生不可无信，圣人以信急于食，君子以信重于生。按《春秋》幽之盟，鲁庄公在会而不书者，齐侯始伯，仗义以盟，庄公叛之，首失大信。仲尼以为大恶，故讳不书公，以为后戒。愿自今慎出诏令，无令反复，以去弃信之一失。兴国必开言路而赏谏臣，亡者反是。按《春秋》书陈杀其大夫泄冶于前，而载楚子入陈于后，明杀谏臣者必有灭亡之祸，不待贬绝而自见也。愿自今开纳直言，无令壅闭，以去拒谏之二失。导谀者召乱之原，按《春秋》不书祥瑞而灾异则书者，绝谄端，垂警戒，正天下后世人主之心术也。愿自今黜远佞媚，无令得行，以去导谀之三失。名器者国家之宝，按《春秋》，非三命正卿者姓氏不登于史册，非有天子之命者不书其官。至于有罪，虽以诸侯之尊，或黜其爵，卿士之贵，或书其名。重名器也。愿自今重惜恩赏，无令冒滥以去轻用名器之四失。人臣义无私交，君子正而不党。按《春秋》祭伯来朝，不书朝，祭叔来聘，不称使，讥外交，戒朋党也。愿自今信任君子，抑绝小人，以去互分朋党之五失。奄侍通传内外，以一身兼仆妾之职，可谓贱矣。按《春秋》书阍弑吴子，不称其君者，言阍寺之贱，不使得君吴子也。愿自今门户扫除，复其常守，以去信任奄寺之六失。为国必师上古，必法祖宗，必戒末世危亡之渐。按《春秋》书税亩、丘甲、田赋，曰初，曰作，曰用者，讥变古也。愿自今远稽上古，近法祖宗，以去轻易改作之七失。古者不以蛮夷弊中国。《春秋》内诸夏而外四夷，齐侯伐山戎，为燕辟地，贬而书人，戒勤远略也。人君职在养民，有国必先固本。按《春秋》凡台囿门厩土木之工，必书于册者，重民力也。愿自今修明军政，保固邦本，以去外事边功之八失。震惊陵寝，则有衣冠弓剑之悲；播迁沙漠，则有羹墙急难之念，积覆载不同之愤，怀沧溟不涤之耻。据九重之位而不以解忧，享四海之奉而不以为乐，必期于殄灭仇敌，伸中国大义，则凡百臣子亦将震慑奔走，捐躯殒命而不辞矣」。六月四日，召公为给事中，会宰相黄潜善专权妄作，斥逐忠贤，公再辞免，因奏曰：「臣赋性疏拙，全昧事几，前掌赞善，积日虽浅，适缘六押，兼管兵刑。所降词头苟有未便，不敢观望，迷误本朝，须至尽忠，逐件论执，遂因缴奏，遍触贵权，贻怒既多，几陷不测。陛下方图中兴，而政事人才弛张升黜，凡关出纳，动系安危，闻之道途，揆以愚见，尚多未合，臣窃寒心。而况琐闱，典司封駮！倘或患失不言，即负陛下委任，其罪至大。若一一行其职守，动皆违异，必以妄发，干犯典刑，徒玷清时，无补国事。臣所以不敢当恩命者也。况臣自婴危疹，多历岁年，前后陈情，并关朝听，辞荣处约，众所共知。不缘多事之秋，乃有计私之请」。有旨不允，公三辞，因致书右丞许景衡，曰：「强邻肆扰，蚕食并吞，以若所为，更欲兼制南北五胡，英杰所不能办也。况今河朔遗民未甘自弃，朝廷主议，不弃中原，恭闻銮驾巡幸淮南，尽护四方，东州群盗谅已消除，辽海鲸波想难直捣。愿回天步，归格宗祧，副七室凭依之灵，系万方归向之望，此正不可失之会也。善为国者谨礼于至微。比闻民部郎官出督材用，忽慢条约，罪状明白，直行罢黜，谁曰不宜，而下诸路根寻，州郡管押，恐非所以习外方耳目也。按《春秋》王人不书姓氏者，盖下士耳，而序于方伯连帅之上。唐制御史才八品，衣碧，亦下士也，而将命出行，则节度使必具军礼，送迎于道。此得圣人尊王室抑诸侯之意者也，故方镇虽跋扈，而国祚延长。自今宜精堂选而重其礼，凡在京职事官出使诸路，略如唐制，苟有罪犯，内付宪台，不使外方得行陵藉，则朝廷之体不至于弱，而礼行于外吏矣。凡士民之必听于县，令佐之必听于州，守将之必听于按察，监司之必听于朝廷，犹指之顺臂，叶之从根，不可逆施之也。崇观以来，每下赦令，必开越诉。以荆门言之，则造私酝，户酗酒，学生鬻茶，猾吏诉郡太守于监司而罢之者三。以荆南言之，贾客豪民诉都钤辖于朝省而罢之者二。使民习见犯上之可为，而贵贱无等，此乱之所由作也。建炎赦令不知改更，岂拨乱反正之道哉！谓宜精选监司守令，重禁越诉，苟有故犯，以违制论。虽已经由而所诉虚妄，不移前断者，加越诉之罪三等，则人知严上而礼行于庶民矣。自唐末用兵暴乱，礼法不行，五十载间变置十有馀君。艺祖受命，首修军法，自押官以上，各以阶级相承，小有违犯，罪至于死。然后行伍整肃，贼乱不兴。崇观以来，决遣卫士而斥责三衙，降配军员而斥逐提点，于是无知之兵习于陵犯。靖康之变，卫士祝靖之徒委弃君亲，破州略县，至于此极。今既投换法，谓宜依周世宗显德元年故事，悉行选拣，去羸软，取精锐，藉如祝靖等类，别加裁处。选将明法，日教旬比，月一试而施赏罚，则人将不敢骄纵陵犯，而礼行于士卒矣。凡此三者，若缓而急，若迂而直，乃趋时救弊之要务也。靖康皇帝诚心愿治，已及期月而泽不下流者，以诸方按察师帅皆宣和之旧，非糟粕书生、权豪亲戚，则奄寺之奴隶也。以若等人位于民上，幸寇贼扰攘，恣为奸欺以自润耳。故内寇有三：系籍骄悍，习于陵犯之兵也；就招溃散，利于劫掠之兵也；人户点差，惮于征役之兵也。三寇纵横，而官吏又有甚焉。谓宜据今诸方宪漕功效已著者旌赏之，功罪未明者程督之，罪恶可知者澄汰之。命侍从官以上各举堪任职司者二人，审其才，具所宜以补其阙，则耳目明达而不蔽矣。至于诸藩与要郡亦如是，则教条宣布而不壅矣。申明久任，断以三年，使得展其才志，则小州下邑官吏之为寇者无所措其手足，而三寇可消弭矣。国事以安民为本，军事以足兵为要。轻徭薄赋，所以厚其生也。称物量力，所以平其施也。扶善良，助贫弱，所以著其仁也。剔奸伪，锄强恶，所以行其政也。若不正户籍，则四事必格，求欲安民，乃以病民耳。既罢常平官，今岁适当造，宜令民皆以土田为断，而一一自言，凡私所蓄藏与马牛庐舍，颇如旧法，悉皆阔略。田有隐匿，必没县官。诸诡为官户、因滥赏得比荫补者，咸许首陈。命监司专以此为守令殿最，庶几四事可施而民可安。古者大国至于家邑，诸侯至于士庶，军师有数，城堞有制，联属有分，器械有物。若不本先王法度而急于招置，则足兵乃所以起兵耳。夫律禁民蓄兵器者，所以息争而收其柄也。今置巡社，使得自备，敢必其皆以禦贼而不自为贼乎？夫尉司弓手、巡检土军，大约不过百人，于以觉察奸细，良民犹有被扰者。今巡社人人执持凶器，络绎道路，则必陵暴居人，困苦羁客，刑法有不能禁矣。又巡社首领将使与令佐抗行乎，抑犹以部民遇之也？抗行则名分不正，以部民遇之则有悖心，如唐初鲁宁者矣。又今东南名藩帅府兵不满千，而巡社总辖万人，团结推排，权在百姓，借之名目而称号同王命，给之朱记而行遣比公移，守令徒有统制虚名，莫之能制矣。又巡社悉行于诸路，以为守令殿最，不出岁月，必当坐得数百万之众，挽强者解发推恩，广加激劝。又选将壅而不行，复加裁损，则必指为衅端，而祸变起矣。谓宜详议审裁巡社之法，使无后悔，施于河朔，以禦金兵。而东南诸路，有便于保甲者，宜增修其法，别行排造；其便于弓手土军者，宜增置其数，精加教阅，则兵可足而乱可息矣。夫易积而难通者，事也。自大观赦令广开恩倖，真伪浑淆，军兴之后，恩霈相仍，赏典踰越。百司缘此，窃弄权柄，招赇纳赂，百事滞留，四方急奏，待报稽迟，百姓诉陈，漫无可否。盖六部诸司事皆禀于都省，中书取旨，门下审駮，行遣迂回，此政事所以日壅而不决也。夫宰相者启沃人主，进退贤才，阜安百姓，天下之事无所不统者也。而日览词诉，又各兼一省，互相关制，则失其职矣。谓宜合二省，正宰相之权，使得专行其职。而六曹之事皆决于长官，应奏上者直奏上，应下行者直行下，自非关大体，有改更，更不经由仆射、丞辖，则事不稽壅矣。往蔡氏时首兴党论，塞天下之口，汲引群小，轻用名器，交结阉尹，汩丧廉耻。今宜一切反其行事，乃可以拨乱反正，殄雠雪耻，使天下士大夫伸眉吐气，食息世间，无所愧矣」。黄潜善讽给事中康执权弹击，谓不合辞免，乞重谴黜，中书舍人刘观实有力焉，上恩止罢除命。

昨闻臣僚言，秦桧诬岳飞，举世莫敢言，李若朴为狱官，独白其非罪。吕沈中发王询，所司皆迎合，林待问为勘官，独直其冤状。章杰捕赵鼎送葬酒，又搜其私家书，欲傅致士大夫之罪，翁蒙之为县尉，毅然拒之。沈昭远为王鈇家治盗，欲锻鍊富民，多取倍偿，王正己为司理，卒平反之。比不畏强禦，节概可称。三省详加访问，其人如在，可与甄录。

唐虞已远。三代云邈。慨王迹之既熄。郁文治之否塞。繄汉高之草创。谓诗书其安事。文未遑乎礼乐。武徒务乎功利。嗟先世之旧典。荡无遗而扫地。幸光武之中兴。乃锐意于出治。我推赤心。彼安反侧。戈未及投。马未及息。延访儒雅。讲论道艺。眷帝王之为政。有一代之盛制。灵台为测候之所。明堂为布政之宫。况菁莪之乐育。首善自乎辟雍。惟复古而重恢。其不在于朕躬。爰命博士。爰考礼书。载审厥义。载度厥居。宗伯展仪。司空效技。俭不至陋。丽不及侈。讵土木之是程。谅王政之攸急。曰三雍以揭号。究厥本其惟一。想夫明堂之制也。上圆象乾。下方法坤。度列筵以置位。洞四方而疏门。顺阴阳而异处。独玆室之居尊。于以享其上帝。于以配其祖宗。于以朝其群后。于以宣其皇风。蔼政事之惟醇。见天下之大同。此则明堂之明。王道之所以隆也。灵台之制也。积德为本。累仁为基。奏成功于不日。若天设而神施。耸岌嶪而中天。俯星辰于下墀。于以察其氛祲。于以验其治忽。于以时其观游。于以节其劳逸。原经始之初心。羌与民而同乐。此则灵台之灵。王道之所以极也。辟雍之制也。道阃深邃。义闼轩朗。宫居要而轮奂。水环带而滉瀁。励昕夕之藏修。纷济济而揖让。于以虔其释菜。于以隆其养贤。于以讲其大事。于以尊其高年。焕一世之宏规。表吾道之方亨。此则辟雍之雍。王道之所以成也。是乃至治之原。大化之先。著于王制之书。咏于太雅之篇。皆古昔圣王制作之彬彬。类天地之陶甄。合而称之为三雍。则自东都而始焉者也。迨夫显宗继体。贲饰增光。海内密如。既阜且康。乃幸明堂。明堂孔宜。乃幸灵台。云物有辉。振振皇皇。遂幸乎辟雍。辟宫幽幽。辟流溶溶。穆穆肃肃。天子之容。袒割执爵。拜老乞言。苟一善之可采。岂万乘之自尊。然后设函丈进胄子。横经问难。研覈义理。环桥门而观听。盖旷代而未有。浸浸乎隆古之遗风。视玆名其不负。虽然帝王之治。不在虚文。礼云礼云。玉帛其云。惟彼建武之创始。永平之慇勤。徒外貌之是事。顾躬行之未闻。封禅之举。孰如受合宫之会朝。谶纬之尚。何似察高台之祥妖。况于乐与于论。岂察察以为明。然则汉家三雍之制。不过乎徒有其名而已。方今神圣相承。重熙累洽。法宫施端拱之化。书云绝纤芥之孽。矧贤关之大开。蔚多士之云集。淳风以之而宣扬。和气由是而充塞。虽无三雍之名。而有三雍之实。当与三代而比盛。又何汉氏之足说。若有一介上兮。澹一己之灵台。沐泮水之馀波。荫泽宫之良材。庆时雍之载歌。庶稽古之是力。傥明庭之一对。奚必区区于明堂制度之末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