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后传》、《左氏章指》二书，故中书舍人止斋陈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学不明久矣，啖、赵之后，至本朝而后有泰山孙先生复，尊王之说弥显，公是刘先生敞《权衡》、《意林》等书，订證尤详。伊川程先生颐虽无全书，而一序所该，圣人之大法备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说盛行，此道几废。建炎绍兴之初，高宗皇帝复振斯文，胡文定公安国承伊洛之馀，推明斯道，劝讲经筵，然后其学复传，学者以为标准，可谓大全矣。东莱吕公祖谦又有集解行于世，《春秋》之义殆无遗蕴。止斋生于东嘉，天资绝人，诵书属文，一旦迥出诸老先生上，敛然布衣，声名四出。六经之说，流行万里之外，而其学尤深于《春秋》。钥非深于此者，尝涉猎诸公之书，非不明白，然亦不过随文辩释，间有前后相为发明者，亦不见体统所在。钥自客授之初，即从止斋游，虽不得执经其门，尝深叩之。同在西掖时，始以《隐公后传》数篇相示，因为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于经者，其说卓然。且曰：「自余有得于此而欲著书，于诸生中择其能熟诵三传者，首得蔡君幼学。蔡既仕，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随，遇有所问，其应如响」。而此书未易成也，未几去国，而钥亦归，虽若相忘于江湖，而友朋之来，必以此书为问。虽亲炙之者跪以请，则曰：「此某身后之书也」。迨卒于嘉泰三年，而此书始出。其婿林子燕最得其传。又四年，而后长子师辙与其徒汪龙友以二书来。钥老矣，如获希世之珍，屏去他书，穷昼夜读之，始尽得其大意。呜呼，盛哉！盖未有此书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为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则以为变例，窃以为未安。公之书不然，深究经旨，详阅世变，盖有所谓隐、桓、庄、闵之《春秋》，有所谓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谓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犹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犹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诸侯不复知有王矣。桓公之后，齐不竞而晋霸；文公既亡，晋不竞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兴而复微，吴出而盟诸夏，于越入吴，而《春秋》终矣。自杜征南以来，谓平王东周之始王，隐公逊国之贤君，其说甚详。而公以为不为平王，亦不为隐公，而为桓王，其说为有据依。又其大节目如诸侯改元，前所未有。齐鲁诸大国比数世间，有世而无年。至记厉王奔彘，始有纪年。古者诸侯无私史，《乘》与《梼杌》、《春秋》皆东迁之史也。书齐郑盟于石门，以志诸侯之合，书盟于咸，以志诸侯之散，是《春秋》之终始也。隐、桓、庄之际，惟郑多特笔；襄、昭、定、哀之际，惟齐多特笔。诸侯专征而后千乘之国有弑其君者矣，大夫专将而后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宋、鲁、卫、陈、蔡为一党，齐、郑为一党。公会齐、郑干中丘而后诸侯之师衡行于天下，罪莫甚于郑庄，宋、鲁、齐、卫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祸，亦莫甚于五国，是可为不臣者之戒矣。齐桓公卒，郑遂朝楚；夏之变夷，郑为乱阶。侵蔡遂伐楚，以志齐桓之霸；侵陈遂侵宋，以志楚庄之霸，足以见夷夏之盛衰矣。书公孙兹帅师，书公孙敖帅师，书公子季友卒，皆见三家之所从始。首止之盟，郑伯逃归，不盟则书，以其背夏盟也。厉之役，郑伯逃归，不书，盖逃楚也。夷夏之辨严矣。自隐而下，《春秋》治在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辞，有一国之辞，有一人之辞。于干戈无所不贬，于玉帛之使则从其爵，劝惩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郑，又五十馀年而狄晋。狄郑犹可也，狄晋甚矣。贬不于其甚，则于事端，馀实录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发。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极言鲁之用天子礼乐，以明堂位之言为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常用，僖公始作颂而以郊为夸，引祝鮀之言为證，此尤为前所未闻也。若左氏或以为非为经而作，惟公以为著其不书，以见《春秋》之所书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书首尾专发此意。昔人以杜征南为丘明忠臣，然多曲从其说，非忠也。公之《章指》谓「君子曰」者，盖博采善言，「礼也」者，盖据史旧文，非必皆合于《春秋》。或曰后人增益之，或曰后人依仿之，或以凡例义浅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盖爱而知其恶者，乃所以为忠也。又言庄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后，讫终篇多无传，疑有佚坠，公之求于传者详矣。呜呼！与止斋游，前后三十年，不得卒业于其门，既兴殄瘁之悲，而后得二书，其间尚有欲质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抚卷三叹而不能自已也。

先生为《后传》，将脱稿而病，期岁而病革。学者有欲速得其书，俾佣书传写，其已削者或留其帖于编，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也。勉宦江陵还，始得朋友订正之。然已削者可刊帖于编，而增入是正者不可复求矣。惜哉！勉从先生于桂阳，于衡，于潭，日受经焉。及《后传》且就，先生每语友朋，将面授勉，使尽质所疑而后出。已而睽隔函丈，不果质，今订正犹先生之志云。嘉定元年七月朔日，门人周勉谨书。

臣眇以书生，耕学畎亩，窃第以来，兹三十年，备历险难，粗谙民事，际遇圣明，叨恩赐对。顾臣愚陋，何所建明。惟服习父师之训，以为人臣事君，不告以帝王之道，斯谓不敬。臣闻帝王之治原于学，而学必著之行事；帝王之事行其道，而道必徵之庶民。若学而不见诸事为，则何以立人极；道而不于民攸监，则何以合天心？昔傅说告其君，以「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周公勉王以「立政立事」，「相我受民」。先臣吕公著亦言：「国家设劝讲之制，求治天下之术，《尚书》备帝王之道，尤切于治」。恭惟皇帝陛下德性聪明，根圣禀之天纵；学力充广，亲儒臣之日深。此道此学，固已洞然。矧自艺祖皇帝开辟宇宙以来，一以道理最大，为立治之本。陛下熙明之学，亲得理宗皇帝之的传，道统大原，上继尧舜。然而尧之授舜，其言简而严，盖谓历数与执中相为表里，天禄与四海相为终始，甚可懔也。逮舜之命禹，则其言详而切。危微之辨，精一之功，所谓学也；稽言询谋，则其事也。可爱可畏，无非證于民者。臣敢不铺张虞夏之隆，上渎天听。敢借汉唐为谕。汉唐贤君，非无上嘉唐虞、远辈尧舜之志。若太初中，越人言起大屋以胜火灾，此无稽之言也，武帝轻听之，建神明通天之台，千门万户之宫，以滋海内之虚耗。方士言神仙若可得，此无稽之言也，武帝又听之，幸海上，求蓬莱，天下愁苦。后虽追悔，亦已晚矣。听言若此，则平日欲闻大道之要、表章六经者，直表章而已尔。贞观初年，命五品以上更宿内省，数延问民疾苦，尝自谓不学则不明古道，亦卓然有见；而乃复立浮图，此勿询之谋也，太宗庸之，不免牵于多爱。洛阳宫既治，继有飞仙宫之作，亦勿询之谋也，太宗又庸之，竟诒弗克终之诮。行事若此，则曩时锐情经术、与学士讨古今，是直讨论之而已尔。若夫永光、建中之际，则尤有可戒者。方其宽弘恭俭，诏举有行，尝言惟有道者能以往知来，不可谓不知道；證之斯时，日月失明，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是虽好儒，无以掩牵制文义之失。若乃减大官之膳，戒服玩之奢，亦厉精治道；及徇近臣岁虽旱而禾甚美之说，租税不免，民坏屋卖瓦，行间架法，而变乱滋矣。本于一中，形孚四海，前圣大训，昭然可览若此。陛下以帝王之学，行帝王之道，固无汉唐数君之失；然本诸身者固已深探道之原，而徵诸民者犹未尽见行事之效，小臣所以未能无疑于此。夫国事之治忽，帝学之占也；生民之休戚，君道之表也。先臣陈瓘尝言：「历数在躬，有天命也；允执厥中，尽人事也。天人两得，则四海不穷，天禄常固。无过不及之谓中，不左不右之谓中；不中，若车轮无毂，不能转物，则为物所转，此自然之理也」。斯最为善言执中者。人君行道，不能转物，而为物所转，其端甚微，关系甚大，汉唐之事，概可睹矣。然圣人之言，不徒信而有徵，且示万世人主以保固民命、延洪国脉之方，曰「敬修其可愿」。盖愿治者四海之同情，敬修者一人之实德。今天下亦困矣，边陲之民困于兵，郡县之民困于赋，溪山湖海之民困于盗。幸未至于穷者，祖宗三百馀年深仁厚泽所固结，陛下爱民一念足以上通天心、下慰民望也。且夫安恬而佚乐，人所愿也，不免有流离转徙之忧，憔悴亡聊之叹，将何修而使之无阽危？丰衣而足食，人所愿也，不无颠雪而垂鹑、腹雷而形鹄，将何修而使之无冻馁？康宁而寿考，人所愿也，或者少壮戕锋刃，老羸转沟渎，将何修而俾全其生？此其大略也。非命殒于刑戮，积骨仆于征徭，曷可胜计！惟真有恻怛之忱，而后谓之敬；惟真有改图之实，而后谓之修。迩者札荒旱涝之频仍，夺攘矫虔之间作，朝廷航粟于浙、于海、于江、于闽，人免于饥，天报以稔，此天从人愿所致，陛下视民如伤所召。然修其可愿之实胡宁止此？天心之眷佑靡常，岁事之丰穰难屡，导迎和气，培植生意，因民愿欲，茂续天休，正在此时。圣学高远，当力行好事之秋，益敬其所当敬，愈修其所当修，虞夏盛隆，有不难及。抑臣闻之，帝王而下，圣贤所传《中庸》《大学》之书，与危微精一之旨互相发明。《大学》之诚意正心修身，乃所以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地。所谓致知，致此知也；所言格物，格此物也。倘宫庭之未肃，邦国之未乂，天下之反侧未平，是家国天下之大物犹未实格。谈格物者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所格何物也耶？《中庸》以中和位天地、育万物，以至诚经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其事在，有九经。其或身未尽修，贤未尽尊，庶民未尽子，远人未尽柔，则大经大本何时而植立，天地化育何时而参赞？论中和者曰「未发不是先，已发不是后」，穷极幽妙，将安用哉？学必著诸行事，道必徵诸庶民，非臣臆见，圣经贤传皆可质也。广厦细旃之所讲贯，于此已熟，诚非微臣所能测窥，惟陛下究竟及此，经筵之暇，朝政之馀，日乾夕惕，内省反观。一兴念小民水耕火耨之劳，即文王康功田功，日昃尚不遑暇食，果何乐乎常舞酣歌？一轸怀远民草行露宿之苦，则汉文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又何意乎新宫旧刹？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六府修而三事治，众贤和而万邦宁，无怠无荒，而四夷来王，宜民宜人，而百禄是总，天下事皆在圣心运量中矣。惟陛下留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