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清惶恐拜覆庵头大和尚：某此月二十八日入院，蒙郡官办开堂，因即焚香，宣明师训，而禀嗣之缘，固已久矣。此时施设，聊徇化仪，故不欲复准世礼，特致书谢，自取疏外，而形累师宗也。伏惟慈鉴，必赐恕容，幸甚。今四来学众，粗成丛林，宰官檀那，咸垂资护。某旦夕勤诚，思报祖宗，不敢辄懈，以此可望察知，免赐忧念。谨上状申覆，伏乞纳受。不备。

国饶近宝，诚为货殖之源；水润作咸，必假阳精之助。兹繄天予，殆匪人为。谨殚祗祓之诚，冀动聪明之鉴。伏念臣谬尸百里，粗有四封。虽号膏腴，亦濒斥卤。旱则便于煮海，而或虑其无年；水则利于殖苗，而复忧其失塯。惟雨旸之并若，庶财赋之两全。多稼如云，今幸有千仓之望；万亭积雪，顾犹愆一篑之功。是用敷净供于琳宫，演灵科于蕊笈。式凭世礼，用荐民诚。仰冀覆焘无私，神明有格，俾潮汐晴阴之得序，庶牢盆火齐之悉宜。永与苍生，同依妙荫。

唐世礼备乐缺。《唐志》所载，其间仪品最密，节目最详，贞观初已自行得一番，上下仪制整肃，施之宗庙、朝廷、交际，各有其节，张说《开元礼》又从而为繁缛盛大之文。盖遗文古事在开元方始毕具，张说适当盛时，故能铨采详备如此。礼乐既至开元而备，然自此亦遂坏矣。古之圣人以礼乐治天下，因人情而不敢过，使之上下可以通行，此所谓就他本根处做工夫。后世为礼苟简，但文饰已备便休，更不复以推行坚久为意，而以礼文亟备为心。所以开元之后，人主狃于奢泰，堤防决坏，别开门路，遂至崇非圣之书，行不经之礼，求方士神仙以为乐。汉世亦如此，礼文至武帝稍备。武帝以为治天下止于如此，故其欲无穷；唐至开元之礼备，而玄宗之心亦遂坏。故曰礼乐非圣人不能行，非积德不能兴。其上下和合，君臣际会，皆能通知礼乐之情伪，为治之时，斤两皆到一处，政事备举，室家给足，夺攘之祸屏息，信逊忠厚之心油然而生，各就本身做到，然后为礼乐之成。而成、康之盛，号称礼乐最备。后世则不然，但考求其节目，考论其制度，使为礼乐之备，不知精神运动全不相关，则礼之备乃所以为礼之坏也。汉武帝、唐明皇同出一律，乐之要处在于声音感人，不知舜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皆就微眇处察之，则欢乐愁怨悲伤愉佚皆由声音可见。古之圣人薰陶天下之人，纳之于律吕，导之于五声，和之于八音，播之于钟鼓，拊搏管磬弦匏，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同出于一，便是礼之至乐之极，以之事天则天神降，以之事地则地祇格，以之祭山林川泽，神灵并至，福祥自臻。他全自人本心做出，以礼乐为正。其所以防范斯民，周旋情伪之至，皆是礼乐之功用，惟不可化者然后以刑折之，此朝廷之上所以不可一日无礼乐也。后世治天下不如此，但以刑法狱讼、簿书期会为本，而以大势服民，乃是劫持天下之道，使以力相从，别去不得，方始更要立礼成乐，却是别立一个道理，根脚不牢，所以做不成。汉时贾谊、董仲舒、刘向、王吉为之，臣者欲兴礼乐而其君不可，唐太宗欲兴礼乐而其臣不能。虽君臣各有所偏，然汉、唐礼乐自无缘可以制作。《文中子》载王通河汾往来之人，房、杜、王、魏皆许以经济之才，独是礼乐不许，惟以许董常，不知就使董常在，礼乐又如何兴得？《文王》之诗言「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有这般资质，方可与务礼乐。自立国之始，至于治国之成，须是逐节做得无憾处。唐太宗贞观之治，于一二节已做不尽，而况礼乐之由兴，自非太宗资质之所及也。古乐最是散亡，而唐制度尤为苟简，不复可考，只是器数已不能合。所谓律度长短，自天宝后，更安史之乱，尽用胡乐，雅乐于是而亡。乐本起于黄钟之律，天下之数皆由此起，然其说不一，其义难知，往往当世明智之士敝精力以求之犹未得其当。本朝仁宗世，尽合天下论乐，推本其致，迄无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