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念睽违未几，企仰惟多。时迂赤牍之来，如受兼金之贶。礼逾情过，愧与幸深。惟明神之所扶，有诸福之来萃。恭惟某官全才挺特，治具该详。对休盛时，蔚有能誉。左符篆竹，已交政于黄堂；五马朱轮，即班春于绿野。敢祈自重，以永大来。其在惓惓，何以涯罄。

某启：失问逾月，不审安否？属者玉公大师及诸上人，即墓次亲启法席，内尽其诚，外丰诸物。环墓数十，即神座而祝之。自昏及旦，其事大周。德意可以格神，义心足以感物。见者莫不悦，闻者至于歔嗟，况其区区之心乎？恭惟属者之事，实及吾母。吊冥魂于黄泉，尉哀思于白日，盖古人之所未行，后世之所难有，可谓不世之高义也。某虽甚庸，不敢以言报。然牵母子之爱，欲报之实，未知义所措，惟是藏之于心，死而后已。区区之言，何足尽意？辄因问启居，少布从者，感涕不知所云。谨启，不次。某启上。

兹者代戍而东，趋治之下。顾惟江境，已在使封，未瞻罗戟之门，已预歌襦之列。行赍板刺，前造宾阶。其在欣愉，何以涯罄。

琯灰浮暖，一阳初动于黄钟；圭景迎长，万汇咸熙于化国。应受宜民之禄，孰先同德之贤。恭惟某官运契千龄，仁渐九有。雍容廊庙，转一气于鸿钧；鼓舞华戎，调四时于玉烛。祥纪卿云之瑞，德侔爱日之辉。适三岁以视祠，环百神而受职。雍雍肃肃，方勤显相之仪；简简穰穰，遂叶朋来之庆。某忝司外朴，邈在闽陬。乘使者之轺，顾衔恩而有地；望翘材之馆，繄荐寿以无阶。颂咏攸深，名言罔既。

天下之所恃而为安危者谁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百执事至于州县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过败其一局之事耳；至于宰相者，其人一非，则天下殆矣，虽亡宗赤族，何益于败。盖天子之于天下也，得其术则其道甚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当天下之责，虽得其术，其道甚难。《临》之六五曰：「知临，大君之宜」。此岂非易乎？《乾》之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此岂非难乎？然而人皆易之，何也？曰：「不知量也」。今有马于此，且其行不过百里也；驱而倍之，则马且病矣。龠合升斗之量，各有所受也；以龠合而加之斗升之上，则溢矣，况斗升之受一斛之量乎？故一邑之才，施之一郡则不可也；其以一郡之才，而当天下之责可乎？此黄霸之所以得令名于前，而见讥于后也，况远不迨霸者乎？甚矣，人之不知量也！《坤》之六五曰：「黄裳元吉」。盖君子之有诸中，形诸外，如此可也。《大有》之九二曰：「大车以载」。盖君子以盛德大烈当天下之责，如此则可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盖君子履天下之危，当天下之责，其忧劳如此可也。忠烈如伊尹，勋劳如周公，而又终以谦。《易》曰：「劳谦，君子有终吉」。呜呼，其难若此！而人皆易之，何也？曰：「好之也」。尊官重禄，固人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充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吾不才也，吾辱其位」者耶！有祸败随之耶？取天下之笑耶？为万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国，危人之天下，不顾也。岂予所谓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见之乎？予读《陈平传》，嘉平知其任；读《郑君传》，爱君知其量。呜呼，如君者岂易得哉！岂易得哉！至和元年秋九月戊申，书《郑君传》。

故吏部彭城陈公在仁庙时，以御史奉使关中，某以故人子见公，又见之于河内。其后五十年，见公孙于淮南，于是获其诗稿，伏而叹息，盖不敢少有述焉也。即幸有如平日，公父党，教之读诗可也，如与之书诗，则未可也。元祐六年春二月十三日，山阳徐积谨书。

身不行道，道不行于妻子，况天下乎！事盖有不幸而有之者。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为舜者宜何如？安坐而视之乎？不可也。置之于法乎？不可也。枉天下之法乎？不可也。三者俱不可，为舜者宜何如？固将负而逃之也。岂舜之得已哉？事盖有不幸而有之也。以父子言之，孝也；以天下言之，公也；以万世言之，教也。不得曰以一父之私而忘天下也。天下安有无父之人哉？其得天下以孝也，其失天下者亦以孝也，舜之所以为舜也。孟子之言是也，无非也。

言性者宜何法？法圣。孟子，圣之徒与，孟子之言性与孔子之言性一也，不信于孟子，是亦不信于孔子也。孔子之言性曰「性相近」也。性固善也，善固相近也。颜子之性近于孔子者也，游、夏之性近于颜子者也，众人之性近于游、夏者也。性固相近也。又曰「习相远」也。习有善恶也，善恶固相远也。习颜子则为颜子之徒也，习盗蹠则为蹠之徒也，习固相远也。故性之必有源流而为涧溪，为大壑，入于河，达于海也。塞其源，求其流，则不可也。贼其性，求其善，亦不可也。贼者，自贼也，莫大乎知善而不为，知不善而复为也。爱其财必大其垣墙，固其关键，以为禦捍之具，此诚善待贼者也。至于自贼其性，则不知禦捍之计，是于财则用心，而于善则怠也。呜呼！性固善也，然而不得恃而善也。善养则善，不善养则恶矣。仁义礼智四者之性，有其端而已矣，端其可恃乎？养之可也，充而大之可也。以其端贼害之，其可乎？则是物始萌于下，而积薪纵火于其上，其萌也可冀乎？甚矣，人之不知性也！

河为中国之忧久矣。古之时，洪水泛滥于中国，而河之害为甚。故禹于河，其力最劳，其功最大。故导河自河关、历龙门、华阴、底柱、洛、汭，至于大伾，又离二渠以杀其溢。其一出贝丘西南，其一漯川是也。过济水至于大陆，乃播为九河，以分其势。导之北行，至于海滨，然后合而为一，谓之逆河，注之于海。夫地势坤，倾于东北者也。河出于昆崙，经于中国，注于渤海，是其势所从来者高矣。顾其势湍急猛悍如此，行之地中则可，行之地上，则是返水之性，张水之势，而肆其暴者也。从而为堤防堙塞之计，则筑垣而居水者也，徒迫限其势而激其怒尔。故禹导河必于山足高地，或凿山，或穿地，使水行其中。乘高地而入于海，因高山以为之势，因大地以为之防，因渤海以为之壑。其所以顺水之性、制水之势，其道何如？其道万世之道也。其法何如？其法万世之法也。故决溢之患息，而中国之忧去。功施乎三代，而无不赖其利矣。此非圣人之知乎？谨案禹之治水疏河浚川，未尝有堤防堙塞之义，故鲧治而绩用不成。班固谓禹堙洪水，岂不谬哉！按堤防堙塞，盖起于战国。战国之时，不仁者茍于利己，壅防众川，而遗害邻国，故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滨山，齐地卑下，齐乃筑堤去河二十五里。又诸侯之国引河溉田，茍简一时之利，而禹之故道浸徙不复。汉兴三十馀年，乃有河决之患。至武帝元光中，河决于瓠子，南注钜野，通于淮、泗，数塞数坏。当此之时，去古未远，承文、景之盛，求九河之道，复先王之法，岂不易哉！乃以二十年之忧，二十年之劳，卒为堤防堙塞之计而已。虽复其渠，终不免决溢之患。遂令随其地势东渐于海，使水行地上，而堤防竟作，遗害后世矣。呜呼，堤塞者何为乎哉！上塞则下决矣，南塞则北决矣，今日塞明日复决矣，今年塞明年复决矣。此岂水之性也哉？其势使然也。今滨河郡县岁治堤，其费不下万计。及其大决，则所残无数；其小决，亦不免伤人禾稼，坏人屋庐，杀人性命。故戍卒闻戍河之命，必与其家聚哭，及其行，则父母妻子送之于道路，以为生死之诀。岂不痛哉！战国时堤防皆去国数十里，以两堤相去则是不下五十里。其水势尚得往还，而不至迫隘，不至大暴。今之堤防近者数百步，远者不过数里，故其势迫隘不得息决矣。长河之滨，浩然之事，积斗筲之土，以为禦捍之具，是何异于捧土而塞尾闾，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为今之计，莫若遵先王之法，求索九河故道而穿之。命通古今贤知之士，不以爵位高下而典领之，命善计强干之臣以佐其事，召募天下通知水利及疏河浚川吏民之能者，以充其使令。乃过钜鹿，由平原至渤海，行视故道，计其道里，与其年月，商其功徒，与其财费，计定然后举事。此功一成，万世无患矣。难者将曰：「财费，不便」。蒙对曰：复故道亦费，不复故道亦费，复故道其费大而有限，不复故道其费少而无穷。与其就无穷之费，孰若就有限之费哉！与其就万世无穷之害，孰若就万世无穷之利哉！亦可以道而图之尔。唐肃宗之初，安史之乱，两京、河东、河朔，其用兵一切之费，尽出于江淮。然而江淮之积，常有羡馀，而民亡怨嗟者，用得其人尔。今天下西有巴蜀之饶，南有江淮之富，中有帑藏之积。诚能任使得其人，明于利害而不为苛细者使领其事，又使得自举其类而佐之，则事无不济矣。难者将曰：「民力不便」。蒙将对曰：今滨河郡邑，苦于水患甚于疾病。若闻朝廷兴利除害如此，孰不手舞足蹈而乐闻其事哉！所谓佚道使民，虽劳无怨者也。诚朝廷能设法，将有以偿其所劳，示信于民，民孰不从而信之？禹非不爱其民也，然而以地之形势，必须掘九河，爱民者孰大于是？诚朝廷爱民之意深，可先命温恭谨厚、有古人之道者，使行郡邑，就其父老，明其利害而告之，且慰安其意。然后人人相告以朝廷爱民之本意也。难者将曰：「当水之冲，必徙其民，不便」。蒙将对曰：朝廷固当设法资其所徙之民。其间伤民之田庐，朝廷固当设法以偿之。又乾数郡河地，必得美田且不下数十万顷，亦足以偿其民矣。民得无水患，其始既得所资，其卒又得美田，则所苦于民者，迁徙之劳尔。商之时，自汤至于盘庚，凡五迁其都，民之劳又有甚于此矣。故圣人将有所为，不以小害妨大利，不以一时妨万世。故将益之，不能无损之。然而所损者小，而所益者大也。昔商鞅小人，坏先王之法，行暴君之政，以毒天下之民，而遗害万世。当时之人，孰不苦其法，沮其事哉！然而卒能行之者，以其必行之也。而况居天下之广居，履天下之正位，复先王之故法，兴天下之大利，去万世之大害，有何不可哉！然而必行之，则必行矣。是故《蛊》之义贵乎刚，刚者必行之道也。幸今天下无兵革之劳，无刑戮之暴，内无强臣擅命，外无方镇之患。比于汉唐，犹为无事；至于晋、宋、齐、梁、魏之间，何足数哉！故蒙尝以为：今之天下虽未可以视古，亦可谓之小康，不惟复九河而已也。尽复先王之制，尽复先王之政，尽革历代之弊，正在此时也。如其不足，不能复其九，复其六七亦可也。黄河之势，亦可分其十六七；黄河之患，亦可去其十六七；戍河之卒，亦可去其十六七；治堤之费，亦可去其十六七。亦大禹之后，治河之中策者也。水之性，性于下者也。禹之治水，水之道也。《诗》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孟子》亦曰：「为政而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为政而因先王之道，智之事云耳」。呜呼，九河者不可不复也！

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于理，合于道也」。

辩曰：荀子非也。且人之性既恶矣，又恶知恶之可矫，而善之可为也？矫性之矫，如矫木之矫，则是杞柳为杯棬之类也，何异于告子哉？弗思而已矣。余以谓礼义者，所以充其未足之善；法制者，矫其已习之恶。

荀子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

辩曰：荀子过矣。若如此论，则是上之教可废，而下之学可弃也，又乌用礼义为哉？余以谓天能命人之性，而不能就人之性。惟人能就其性。如此，则与孔子之意合。孔子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荀子曰：「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

辩曰：荀子过矣。夫奚物而不可学也？赤子之性也不匍匐矣，既匍匐也，不能行，必须左右扶持，犹曰姑徐徐云耳。然而卒能之楚、之秦、之天下者，其故何哉？盖曰学而已也。至于耳目则何独不然？其始也，目不能视矣，耳不能听矣，然而明可以察秋毫之末，聪可以辩五声之和。卒能如此者，其故何哉？亦曰学而已也。夫奚物而不可学耶？

荀子曰：「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人之性情也。今人饥见长者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然此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伪也」。

辩曰：荀子谬矣。夫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情之常也，虽圣人亦不免矣。至于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父，弟之代兄，此二行皆出于其性也，何反于性而悖于情哉？有是性即有是行也，无是性即无是行也，乌有性恶而能为孝弟哉？弗思而已矣。

荀子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合土而生瓦，然则瓦生于陶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

辩曰：荀子谬矣。夫欲行其实者必先正其名，名正则教行矣。礼义之伪，与作伪之伪有以异乎？其无以异乎？在人者必皆谓之伪，则何事而不可言伪？言情恶者，将以贵礼义也，今乃以礼义而加之伪名，则是欲贵之则反贱之也。奚不曰：「陶人因土而生瓦，工人因木而生器，圣人因人而生礼义也」，何必曰伪？

荀子曰：「薄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茍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势，茍有之中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

辩曰：荀子过甚矣。何不顾孟子之意也？孟子以仁义礼智谓之四端，夫端亦微矣。其谓仁者，岂遂足用为仁哉？其谓义者，岂遂足用为义哉？是在其养而大之也。此所谓薄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以其不足于中而必求于外也。安得曰「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势，茍有中而不求于外」耶？故人之欲为善，以其善之未足也，而有可充之资，可为之质也，何必待性恶而后为善哉？性恶而为善，譬如抟水上山；善而为善，如水之流而就湿也，火之始燃而燥也，岂不顺也？噫，荀子过矣！

荀子曰：「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性恶则兴圣王、贵礼义」。

辩曰：一阴一阳，天地之常道也。男有室，女有归，人伦之常道也。君必有民，民必有君，所以为天下也，不然何以为天下？圣王之兴，岂为性恶而已哉。故性善得圣王则愈治，得礼义则愈兴。安得曰「去圣王、息礼义」？性善而得礼义，如物萌而得膏雨也，勃然矣，有何不可哉！荀子过矣。

荀子曰：「凡人之性，尧舜之与桀蹠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

辩曰：天下之性恶而已，尧舜、盗蹠亦恶而已。是自生民以来，未尝有一人性善也。未尝有一人性善，其礼义曷从而有哉？其所谓圣人者，曷从而为圣人哉？

荀子曰：「尧问于舜，人情何如？舜对：『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

辩曰：《荀子》载尧舜之言，则吾不知也。至于「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则是妻子未具而尝有孝矣；「嗜欲得而信衰于友」，则是嗜欲未得而尝有信矣；「爵禄盈而忠衰于君」，则是爵禄未盈而尝有忠矣。则是天下之性未尝无孝、未尝无信、未尝无忠，而人之性果善矣。其所以不善者，外物害之也，岂性之罪哉。学《荀子》者，以吾言为如何？

四维者何谓也？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踰节，义不茍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为其说者为谁？管仲也。非其说者为谁？子厚也。以为廉不茍得，耻不从枉；又以谓廉耻二者，不得与礼义相抗列为四维。蒙以谓大不然，二氏之论俱失之矣。夫礼者何谓也？礼也者，履也。《履》之《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由闺门而达朝廷，由朝廷而达天下。得之则正，失之则邪；得之则治，失之则乱。礼之义大矣哉！义也者何谓也？义也者，宜也，行得其宜之谓也。天道之有阴阳，地道之有柔刚，人道之有仁义，义之义大矣哉！廉也者，何谓也？可取而取之，可取而不取者有之矣；可有而有之，可有而不有之者有之矣；可进而进之，可进而不进者有之矣；可居而居之，可居而不居者有之矣。善莫大于是，恶莫大于非是。天子行之可以化天下，诸侯行之可以化一国，卿大夫行之可以化其家。士庶人如是，何忧乎邪侈淫僻？何忧乎争夺犯分？何忧乎乱臣贼子？何忧乎德义之不兴？何忧乎刑罚之不措？廉之义大矣哉！耻也者，何谓也？不仁则耻之，不义则耻之，无礼则耻之，不智则耻之，不信则耻之。耻不仁则将为仁矣，耻不义则将为义矣，耻无礼则将为礼矣，耻不智则将为智矣，耻不信则将为信矣。彼能是，我不能是，耻也；彼不为是，而我为是，耻也；彼致其君如是，泽其民如是，我不如是，耻也；彼功烈如是，我不如是，耻也。耻之义大矣哉！

性善乎？曰：善也。以善性而习有善恶者，何也？物诱于外而欲攻于内也。好恶之不正，而邪情奸于其间也。养之弗充，则性之弗固也，况未尝一日而养之乎？能自养者盖鲜矣，于是有君师之教，礼义之化也，所以养其性，长其善而正其习也。习不正则恶矣，恶不已则其性汩。而谓性之不善，是何异于害其苗而谓苗之不长也？人亦知夫苗乎？物之有苗也，茍无外物之害，则苗无不长矣。苗之槁者，外物害之也。是故善养苗者，必去其害苗者，去莠，恶其害苗也；善养性者，必去其害性者，去恶，恶其害性也。见善则勉，见不善则惧，此所以去恶者，苗之外物也。然则性者善也，习有善与恶也，习久不变，然后善恶定也。卒而为君子，卒而为小人，皆所以取之道也。是故习不可不慎也。善习者，虽瞽鲧为父，亦舍父而习他矣。不善习者，虽父尧子舜，亦舍父子而习他矣。性则善也，习有善与恶也，是故习不可不慎也。

侯生荐朱亥，卒成其事，亦足报信陵矣。又自杀躯以谢公子，于事何益？故死生无轻重，惟义之所在。苟义有可死，则生若鸿毛之轻；苟义不可死，则生若泰山之重。若侯生者，乌得谓之义？是不义也。无乃将有激于后世乎？亦已过矣！

朝奉大夫胡公赴济州太守，过于山阳，至于南郭，即学官而见之，且有问焉。既卒其说，遂及西戎，答曰：「四夷者，中国之外患也，而西戎最甚。其故何邪？以其所备者多故也。关中之五路，河东之四路，皆所备也。即一路弗之备，即贼兵之所出者，必其所弗备也。其备如此，则我师之势常分，贼兵之势常合。以其所合攻其所分，此兵法之所忌也」。公曰：「然其方略如何」？答曰：「在问辩。审问而明辩之，继之以精讲，则方略出矣。以韩信之奇，以累胜之师，以败军之将，犹且敬而问之。此其所以无敌也。盖多多益善者，才也；战胜而好问者，智也。此信之所以奇乎」。公曰：「将有五德，智为之首，信乎孙子之知言也。盖以其书考之，圆深微妙，诸子弗逮也。此兵之难乎」？答曰：「兵为最难，其形有常，而其变无常。其甚者如猝风，如猛雨，如雷奔云腾，如逸群鸷鸟从空而下，如伏兽，如攫豹怒虎。忽起乎前，忽起乎后，或出乎左，或出乎右。于此之时，意气自若，神色不动，如坐乎户牖之间、簟席之上，顾视裕然，方且左右前后而应之也。如此庶乎能制其胜矣。以曹操之英而畏孙权，以孙权而畏司马懿，以其用兵之变化有如鬼神也。及至与武侯相持二百馀日，懿终不敢决，战则必败也。盖兵之难也如此」。公曰：「信乎兵之难也。我且去矣，子亦有以遗我者乎」？于是乎述兵之难也。

兵术所恃者将也，将之难乎其人久矣。盖胜有所不可必，而才有所不全。以司马宣王之能，不足以当武侯，是胜有所不可必也。以郭汾阳之宽厚，李光弼之威略，两人皆有所短，是才有所不全也。然而历代名将如此之众，才全而必胜者岂无一人乎哉！以传考之，其人为谁？

古之学者能言之类，据经辩道，不牵于世儒，期合于圣人而止。其发为文辞，敦严浑厚，壁立堀起，温润优游，金光玉洁。绰约者其指有馀，辨博者不烦而肆。如此辈，其气之所养，心之所自得，不蹈不袭，是之谓有本。去古浸远，其风下衰。学者既卑而亲业，与夫长而从事，皆诵当代之文、诸家之集。此李唐诸公所以慨然发愤，思有以革而变之也。方今所患何以异此？如将复古之学，贵乎有本，使之自养而自得之也，其道何繇？辅之以问辨，终之以笃行，善之善者也。夫学而弗行，犹弗学也。行其所学者，圣人之徒欤？

天子所与共天下者，其人皆出乎士也。士之所以致业乎君，致功乎民，其道皆出乎其所学也。如此则上之取士不得不重，重，故有法；士之所学不得不重，故亦有法。上之所取者重有法，故可与共天下；士之所学者自重有法，故不负人之天下。此所以治而至于大治也。夫五代之乱，其法不足言。自隋唐而上，至于炎汉，其法可考，有无得失，究而言之，以观所好。

方今之患，旱乾水溢。亢阳之变，属在西北，而饥馑荐臻，关中为甚。加之以师旅，有司之臣，日夜计议，方在用度不足。至于救荒赈饥，民之所待而全活者，为之奈何？嗷嗷赤子，匍匐道路，未知所之。朝廷闵忧，侧身西顾，将欲援而出之沟中也，而其术未获。盖圣贤学问，至于刍荛，即一日诏问诸生所宜之策，二三子何以待问？

世虽甚盛，不可不讲者，兵也。兵者，国之大命也。食者，兵之大命也。故虽赵充国之能，而制胜方略，先议边籴。魏晋而下，敌国声势，皆以所积虚实为兵之强弱。史氏所载，可得而考也。诸公亦常讲之乎？夫师行十万，日费千金，故虽积粟藏镪，所在盈溢，以汉武用之，文、景丰富，扫地尽矣。则李唐用度不足以制方镇之乱者，何足怪哉！善战，不如安边；战而后胜，不如伐人之谋；能取诸彼者，不如保此之所有。此名将所以无功也。古之人能如是，其人为谁乎？不如是，不足为将之善者也。

经者，圣人之所以尽心也，谨其始亦谨其终。然其始易知，其终难知，是何也？盖《书》，天子之事也，终于《文侯之命》可也，秦、费二《誓》何以与焉？《春秋》，鲁史也，是诸侯之事也，而书西狩获麟。《诗》之有《颂》，所以明盛德而告成功。虽有文王之业，武王之功，微成王、周公则不作矣，是太平之事也。而继之《鲁颂》，又附之《商颂》，何谓也？《易》之书也，未常不戒，故以《未济》终焉。而说者以为《既济》，岂圣人之意乎？至于二《礼》所载，终始不闻。二三子考之，各以详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