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治世之具，莫先乎文；文之要，莫先乎理。文必理而方工者，惟论议为最。然繇斯而谈，则驾说立言者，不得不以为己任也。唐虞已往，治道尚简；三代之际，见于六经，此不书也。两汉间鸿儒间出，犹为黄老、刑名、权霸所杂。魏晋已降，文体卑贱，固不足论。若乃羽姬翼孔，卓尔大得，根仁柢义，动为世法者，独唐贤为最。所著论议，杰然尤异者，若牛相僧孺《从道善恶无馀》，皇甫湜《纪传编年》、《夷惠清和》，独孤常州及《吴季札》，权文公德舆《两汉辨士》等论，高仆射郢《鲁用天子礼乐》，韩吏部愈《范蠡与大夫种书》，吕衡州温《功臣恕死》，白宫傅居易《晋恭世子》等议，或意出千古，或理镇群疑，或重定褒贬之误，或再正名教之失。无之足以惑后人，有之足以张吾道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