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习之《答梁载书》，品藻为文之得失，而言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辞章不能工，有之矣，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教》是也。吾谓仲淹之书，辞淳理真，不在《法言》下，而俗传《家教》，虽三尺童子亦能哂其言章之鄙野矣，比诸《中说》，不翅天壤之相远也，而翱并驱于辞章不工之涂者，无乃识鉴太昧乎！吾尝读习之《答皇甫湜书》，嫌《唐书》鄙浅，不足以发扬高祖、太宗列圣明德，乃云：「故欲笔削国史，成不刊之书，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群党之所谓是者，仆未必以为是；群党之所谓非者，仆未必以为非。使仆书成而传，则富贵而功德不著者未必声明于后，贫贱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于无穷」。吾甚壮其说，每恨天不与善，不使习之满其志，成其书，使子长、孟坚辈包羞于前代。及观其谓《中说》与《家教》辞同，乃疑习之茍笔削国史，贬恶褒善，不无其谬也。呜呼！与其《中说》与《家教》同科，宁老子与韩非共传也。李唐之世，翱实大儒，何品藻之无当至是乎！既蔽往贤，又误后学，故为文以让之。白圭之玷，习之有矣。陆士衡云「虽浚发于巧心，或受嗤于拙目」，信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