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曰：贞观中，天下治平，四夷宾服，天子威德甚盛。太宗练兵师，尚功名，其志甚锐。以此不衰怠之意临天下，可预防患难，永保太平之业也。但因一远夷之臣杀主害民，复侵陵邻国，诏罢兵不听。然彼有罪，岂预中国之事？命一二将帅出师境上，示征讨救援之势，使畏威怀德，足为天子能事，何至决亲征之计乎？忠贤交谏，莫非苦言；李绩一议，坚不可动。遂使中国数万之众，驱之异域，轻其性命，已似忍心。况以万乘之尊，与远夷争胜，又自轻之甚，虽平辽东数城，破延寿大军，何足益其威德？若延寿纳对卢之计，危可测乎？此盖太宗英雄自恃，忽于深虑；李绩顺意生事，遂成误计。且初议伐辽，褚遂良谏正其事，太宗然之。绩至追述延陀犯边，圣策本欲追击，由魏徵苦谏，致失事机，以此激之，遂定亲征之议。及败延寿之众，太宗下马谢天，则危心可知矣。诏从行军人战死者加勋级，榜殡地，则中国士众，殒命于远夷可知矣。天子荷宗庙社稷之重，为天下生灵之主，一旦不因中国之事，履危难，轻人命，威德无乃损乎？且李绩追咎魏徵谏击延陀事，谓之失策，如延陀犯边，太宗命将禦之，大破其众，足示中国之威，不追击之，亦未为失。高丽本不敢犯边，何至亲征乎？绩顺意生事，无以逃其罪矣。房乔忍死上表，垦谏伐辽，贤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