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曰：高宗即位数年，奉先帝成法以临天下，颇得守文之体。一日昏惑自恣，不奉天戒，虽前代荒乱之主，少过之者。天子之贵，嫔御之众，何至私先帝才人，使逞阴谲之计，构陷中宫，为国大丑！且高宗自晋邸升皇储，即位之年，地震于晋，久而不止，是必天意以阴盛为戒也。太宗临终，顾无忌、遂良称「好儿、好妇」，是以国家事付托于大臣也。武氏诡计初行，方议废立，遂良以死争之，是不负先帝付托也。呜呼！先帝付托于临终，天地示戒于连年，大臣力争于所议，稍近中常之主，当知事理甚明，不可不念。况高宗幼为圣父教训，正人辅导，岂全不辨事理乎？但内惑嬖者之计，外纳奸人之言，上不奉天戒，次不遵父命，下不顾忠议，徇一时之欲，以至于此。心知王皇后无辜而悯之，及为嬖者戕贼，亦卒不问，此又孱懦之太甚矣。使文武之臣、蕃夷之长共朝嬖者，此又乱礼之甚，前代未之有也。卒使嬖者擅人主之权，害宗室、杀大臣，几移宗社，实高宗之过也。然高宗之过虽奸党所赞，亦由李绩微言、于志宁顾望所致尔。李绩荷先帝付托，于志宁任宰弼之重，若稍助遂良及无忌、韩瑗、来济之言，奸党岂能动乎？是极谏高宗之过者，遂良也；成就高宗之过者，李绩、志宁也。故书曰：「右仆射、河南郡公褚遂良谏废立皇后，降潭州都督」。书其官爵，明大臣之任也。谏废立，明废者不当废，立者不当立也。因谏而降，明无罪也。遣绩、志宁立皇后，不书其官，但名之，明绩、志宁无大臣节，贱之也。书「临轩立后」而不曰「帝」，见高宗无人君之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