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顿首：二三月至导江，遂入山，复归治弊庐，加以人事，久不启讯。辱四月二十七日书，良释思仰之劳。相示府公谓俞所作《讲堂颂》为叙己之德，于书衔立石，体未便安，俾别为记。闻之惶恐。俞游天下二十馀年，知识士人甚众，然未尝以文字求卿大夫之知。去年十二月，何侍郎语仆曰：「府公兴学，大作讲堂，愿为之记」。及行，又云：「记成，愿示其文」。今年二月醇翁见语，亦如何侯。自李伯永、赵先之及诸士大夫，累累相问《讲堂记》如何。因念国家大兴学校，三十年来凡作孔子庙记、州学记者遍天下，殆千百数，烂漫甚矣，古未尝有也。且蜀郡之学最古，又世传其文翁讲堂久坏，今府公复作之，高明宏壮，上可坐五百人，非列郡之可拟。茍欲作记，则土木尚未足称也。且记之名又不足铺扬讲堂之义，唯歌颂可以传于无穷。文既成，投于府公，辱书云：「求记若铭尔，今以颂为贶，顾何德以堪之？奚可轻示于人」？仆窃思之，以文辞浅陋邪，不示于人，实惠之大者也；茍以府学不可为颂邪，则古人作之者多矣。自汉至唐，文章大手皆采风人之旨，以为赋颂，凡宫室苑囿，鸟兽草木，君臣图像及歌乐之器，意有所美，莫不颂之，不独主于天子乃名为颂。晋赵文子室成，张老贺焉曰：「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君子曰「善颂」。汉郑昌上书颂盖宽饶，颜师古曰：「颂，谓称美之」。班固、皇甫谧皆曰：「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王延寿曰：「物以赋显，事以颂宣。匪赋匪颂，将何述焉」？马融《长笛赋》序曰：「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作《长笛颂」》。嵇康《琴赋》序亦曰：「自八音之器，歌舞之象，历代才士，并为之赋颂」。又若扬雄有《赵充国画颂》，史岑有《邓骘出师颂》，蔡邕有《胡广、黄琼画颂》、杨戏有《季汉辅臣颂》，夏侯湛有《东方朔画颂》，陆机有《汉高祖功臣颂》，袁宏有《三国名臣颂》，刘伶有《酒德颂》，马棱为广汉太守，吏民刻石颂之，蔡邕美桓彬而颂之，崔寔为父立碑颂之，至若袁隗之颂崔寔，刘操之颂姜肱，李膺、陈实之颂韩韶，郭正之颂法真，赵岐之颂季札。若此之类，史传甚众，略举数者，以明体要。又沈约之徒，文章冠天下，其所博见，通达古今，皆为颂述以美王侯。至唐，文章最高者莫如燕、许、萧、李、梁肃、韩愈、刘禹锡辈，未有不歌颂称贤人之德，美草木之异者。仆故取其体而述讲堂颂焉，则颂之义岂有嫌哉？且郡府之有学校，学校之有讲堂，乃刺史为国家行教化，论道义之所，又非刺史之所自有也，其于义可颂乎，不可颂乎？与夫颂一贤人，美一草木，其旨如何？且自汉已来，千数百年，通大贤、文人、史官，未有以颂不可施于人，美于物，而有非之者。俞窃惟府公谦恭畏让，以颂名为嫌，应以郑康成、孔颖达解《鲁颂》之义也，故未敢以书自陈。今足下见教，果以府公之言谓体未便安，而云重撰一记，鄙人岂敢复欲妄作，以取戾乎？况夫《讲堂颂》者，始称国朝文章之盛，次述府公兴劝之由，遂明学者讲劝之义，终美宣布之职，振天声于无穷，庶乎词义有可采者也。至于郑康成、孔颖达云：「《鲁颂》咏僖公功德，才如变《风》之美者。颂者，美诗之名，非王者不陈。鲁诗以其得用天子之礼，故借天子美诗之名，改称作颂，非《周颂》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颂名，故取备三颂」。又曰：「成王以周公有太平之勋，命鲁郊祭天，如天子之礼，故孔子录其诗之颂，同于王者之后」。又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今鲁侯有盛德成功，虽不可上比圣王，足得臣子追慕，借其嘉称，以美其人，故称颂」。凡孔、郑之说，支离牴牾如此。昔郑伯以璧假许田，《春秋》非之。晋侯请隧，襄王弗许。于奚请曲县繁缨以朝，仲尼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武子作钟而铭功，臧武仲谓之非礼。季氏舞八佾于庭，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孔、郑既谓鲁不当作颂，而曰借天子美诗之名而称颂，是名器可以假人也。孔子曾无一言示贬，反同二颂为经，孰谓孔子不如林放乎？噫！颂而可僭，则僭莫大焉，乱莫甚焉，非圣人删《诗》、作《春秋》之意也。且孔、郑解经，时多谬妄，此之妄作，何其甚哉！传曰：「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盖章句之徒，守文拘学，各信一家之说，曲生异义，古之作者，固无取焉，仆亦无取焉。足下以为如何？忽因起予，遂答来谕，非逞辩而好胜，亦欲释千载之惑，用资抚掌解颐，且假一言介于府公，可乎？如曰未安，愿复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