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伏见祖宗时，犹用汉、唐之法，凡有军国大事及大刑狱，皆集百官参议。盖圣人慎于临事，不敢专任独见，欲采天下公论，择其所长，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议事之体，与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秘不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决者，却送两制定议。两制知非急务，故忽略拖延，动经年岁，其中时有一两事体大者，亦与小事一例忽之。至于大事，秘而不宣，此尤不便。当处事之始，虽侍从之列皆不与闻。已行之后，事须彰布，纵有乖误，却欲论列，则追之不及。况外廷百官疏远者，虽欲有言，陛下岂得而用哉？所以兵兴数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处置多缪者，皆由大臣自无谋虑，而杜塞众见也。臣今欲乞凡有军国大事，度外廷须知而不可秘密者，如北虏去年有请合从与不合从，西戎今岁求和当许与不当许，凡如此事之类，皆下百官廷议，随其所见同异，各令署状，而陛下择其长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广采众见，兼又于庶官、寒贱、疏远人中，时因议论，可见其高材敏识者，国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无所长，则自用庙堂之议。至于小事，并乞只令两府自定。其钱谷合要见本末，则召三司官吏至两府，讨寻供析，而使大臣自择。至于礼法，亦可召礼官、法官询问。如此，则事之大小，各得其体。如允臣所请，且乞将西戎请和一事，先集百官廷议。取进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