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伏见学士院集两省台谏官议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论。盖由贾昌朝欲复故道，李仲昌请开六塔，互执一说，莫知孰是。以臣愚见，皆谓不然。言故道者，未详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缪。何以言之？今谓故道可复者，但见河北水患，而欲还之京东。然不思天禧以来，河水屡决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复之势。此臣故谓未详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则不攻而自破矣。且开六塔，既云减得大河水势，然今恩、冀之患，何缘尚告危急？此则减水之利，虚妄可知。开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复横垄故道。见今六塔只是分减之水，下流无归，已为滨、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则其害如何？此臣故谓近乎欺罔之缪也。臣闻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淀之势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处决，此其常势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弃之道，自是难复。臣不敢远引书史，广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复之故道，言天禧以来屡决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于滑州天台埽决。寻而修塞，水复故道。未几，又于滑州南铁狗庙决（今所谓龙门埽者也。）。其后数年，又议修塞水，令复故道。已而又于王楚埽决，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垄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横垄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馀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时臣为河北转运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馀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于上流商胡口决。然则京东、横垄两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其验甚明，则六塔所开故道之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臣闻议者计度京东故道功料，止云铜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东去皆高，而铜城已上乃特高耳，其东比铜城已上则似低，比商胡已上则实高也。若云铜城已东地势斗下，则当日水流宜决铜城已上，何缘而顿淤横垄之口，亦何缘而大决也？然则两河故道，既皆不可为，则河北水患何为而可去？臣闻智者之于事，有不能必，则较其利害之轻重，择其害少者而为之，犹胜害多而利少，何况有害而无利。此三者，可较而择也。臣见往年商胡初决之时，议欲修塞，计用一千八百万梢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馀州军。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须用往年之物数。至于开凿故道，张奎元计功料极大，后来李参等减得全少，犹用三十万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开三尺之方，倍为六尺。且阔厚三尺而长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于人力，已为劳苦。若云六尺之方，以开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岂人力之所胜？是则前功浩大而难兴，后功虽小而不实。大抵塞商胡、开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国而劳人，所举如此，则欲开难复屡决已验之故道，使其虚费，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复，此所谓有害而无利者也。就使幸而暂塞暂复，以纾目前之患，而终于上流必决，如龙门、横垄之比，重以困国劳人，此所谓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水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智者之不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则可无决溢散漫之虞。今河所历数州之地，诚为患矣，堤防岁用之夫，诚为劳矣。与其虚费天下之材，虚举大众之役而不能成功，终不免为数州之患，劳岁用之夫，则此所谓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择也。大抵今河之势，负三决之虞：复故道，上流必决；开六塔，上流亦决；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则上流亦决。臣请选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涩，则终虞上决，为患无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验者而较之耳。言狂计愚，不足以备圣君博访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议，广谋于众而裁择之。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九。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一，《九朝编年备要》卷一五，《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四七，《宋史》卷九一《河渠志》一，《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九，《经世八编》卷九○，《文编》卷二○，《右编》卷四○，《文章辨体汇选》卷一六五，《行水金鉴》卷一一。）。

九月丙子：原无，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