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据天道，仍人事，笔则笔而削则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说，攻异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传》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质诸人情，推至隐以探万事之元，垂将来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于《春秋》矣。故杜预以谓经者不刊之书，范宁亦云义以必当为理。然至一经之指，三《传》殊说，是彼非此，学者疑焉。鲁僖之十六年：「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左氏》传之曰：「石陨于宋，星也。六鹢退飞，风也」。《公羊》又曰：「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故先言石而后言五。视之则鹢，徐而视之则退飞，故先言六而后言鹢」。《谷梁》之意，又谓先后之数者，聚散之辞也。石、鹢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左氏》则辨其物，《公》、《谷》则鉴其意。噫！岂圣人之旨不一邪？将后之学者偏见邪？何纷纷而若是也。且《春秋》载二百年之行事，阴阳之所变见，灾异之所著闻，究其所终，各有条理。且《左氏》以石为星者，庄公七年「星陨如雨」，若以所陨者是星，则当星陨而为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陨石乎？夫大水、大雪，为异必书。若以小风而鹢自退，非由风之力也。若大风而退之，则众鸟皆退，岂独退鹢乎？成王之风有拔木之力，亦未闻退飞鸟也。若风能退鹢，则是过成王之风矣，而独经不书曰大风退鹢乎？以《公羊》之意，谓数石、视鹢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间，去僖公五世矣，当石陨、鹢飞之际，是宋人次于旧史，则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数世修经，又焉及亲数石而视鹢乎？《谷梁》以谓石后言五、鹢先言六者，石、鹢微物，圣人尚不差先后，以谨记其数，则于人之褒贬可知矣。若乃「西狩获麟」不书几麟，「鸲鹆来巢」不书几鸲鹆，岂独谨记于石、鹢，而忽于麟、鸲鹆乎？如此，则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圣人纪灾异，著劝戒而已矣，又何区区于谨数乎？必曰谨物察数，人皆能之，非独仲尼而后可也。噫！三者之说，一无是矣。而周内史叔兴又以谓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阳，地动阴，有阴陵阳则日蚀，阳胜阴则岁旱。阴阳之变，出为灾祥，国之兴亡，由是而作。既曰阴阳之事，孰谓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