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礼乐之书散亡，而杂出于诸儒之记，独《中庸》出于子思。子思，圣人之后也。其所传宜得其真，而其说有异乎圣人者，何也？《论语》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盖孔子自年十五而学，学十五年而后有立，其道又须十年而一进。孔子之圣，必学而后至，久而后成。而《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自诚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诚，学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谓学而知之者，孔子必须学，则《中庸》所谓自诚而明、不学而知之者，谁可以当之欤？尧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盖思之不能无失耳，故曰「惟帝其难之」。舜之于事，必问于人而择焉，故曰「舜好问」。禹之于事，己所不决，人有告之言，则拜而从之，故曰「禹拜昌言」。汤之有过，后知而必改，故曰「改过不吝」。孔子亦尝有过，故曰「幸，茍有过，人必知之」。而《中庸》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尧之思虑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汤与孔子常有过。此五君子者，皆上古圣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犹有不及，则《中庸》之所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谁可以当之欤？此五君子者不足当之，则自有天地已来，无其人矣，岂所谓虚言高论而无益者欤？夫孔子必学而后至，尧之思虑或失，舜、禹必资于人，汤、孔不能无过，此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诚明不可及，则怠人而中止，无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传之谬也，吾子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