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昔在帝舜，命伯夷秩宗，以典三礼；命夔典乐，以教胄子。爰及夏商，制作损益，不相沿袭。周监二代，文物全备，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数度纪律，具于六典。于是教化浃洽，狱讼衰息。后之孱王，其所守者惟祭与号，而天下尚知宗周，以其典礼攸出，根本所系。虽齐桓、晋文，立威定霸，必挟王命，以令四方，犹赐胙而下拜，请隧而不许。降及末世，韩、魏之分晋，田氏之得齐，咸因诸侯请命于周，有封籍于文武之庙，而后敢正名称爵，通于天下。则知疆域之大，士民之众，甲兵之强，威势之盛，不可以犯典礼之重也。不然者，以齐、晋之视安、烈，匹夫擒之尔。后至战国，兵连祸结，九法尽斁，三纲咸解，诸侯先焚削旧礼之篇籍，而遂僭用王章焉。然而维持邦国八百馀年，虽危不亡，将绝复续，非礼何以存之？汉初，承秦灭学，荡无条贯，叔孙通采拾遗散，草蕝仪法，而后君臣之位正，郊祀之礼修，宗庙以尊，朝廷以严，治道克兴，暴乱不作。至于设官分职，纲纪天下，本末条理，教民成俗，使诸侯轨道，咸归于极，则未暇也。孝文接统，治致太平，贾谊劝上宜定制度，兴礼乐。而时将相大臣皆介胄武人，不知治体，沮寝其议。汉氏当文、景之世，可谓盛矣，百姓乐业，家给人足，五都之货殖，七迁之豪举，驱扇浮靡，汰荡亡度，闾阎之僭，乃过彻侯。夫以文帝之恭俭务德，具王道而微者，所不至于王，一息尔。其失由乎富庶而不能教也。逮乎武帝，招延材隽，其文章仪物信美哉，而制度典礼，终不克建。于后兵刑齐用，财货益急，向非叔孙之法维持之，殆矣。由是言之，叔孙氏之功垂于汉，不在萧、曹之下也。中兴之后，稍复增缉，立明堂、灵台、辟雍、小学，行宗祀养老之礼。和、安之世，渐以陵迟。桓、灵不君，王制大坏。厥后吴、魏异政，南北殊俗，世用多故，文献不足。唐平隋乱，太宗因开皇五礼，修正颁行。显庆之初，异同遽起；开元之末，讨论甫定。窃详《周官》，凡制度施设，悉系之群职，人存则法举，上修则下存。事为典常者，则谓之礼；不恭其事者，辄董以刑。表里相成，本末为用，经国治民，同条共贯。汉唐作者，有异于是，徒能类其篇目，而不属诸典司；止具乎朝廷之仪，不该乎天下之务。吏民约束，乃别著乎刑书。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夫训民正俗，不在乎礼典，而在乎刑书，此乃备其末而废其本，纵其初而要其失。故后王之道，所以异乎三代者也。我国家接衰唐之绝绪，承五季之纰政，德厚流光，海县大定，为承平者逾六十年，宜乎必世后仁，可以胜残去杀。然风俗犹未归厚，刑罚尚颇繁密，故由礼乐未明，数制未立，王道有所壅而不备者也。考定钟律，序正雅颂，布明诏于天下，诫庶民之僭忒，此固朝廷深维治世之本，欲清教化之原，思纳人于轨物者也。臣闻之《书》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先以典礼教民，而不专用乎法也。是故禁于未发之谓礼，救于已失之谓刑。禁于未发者，谓大为之防，使无越者；救于已失者，谓养成其俗，而后革之。子曰：「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是故设法而革于既失，不若立礼以防于未然也。今小大之吏，凡理民之术，莫不以簿书督责为急务，文巧苛深为善职，聚敛侵渔，集以为功，剥刻贫民，竭其膏血，锥刀毫忽，人尽争之。此乃驱之使相吞食，逼之使为盗乱，又何暇孝友礼义之劝，廉耻逊让之贵乎！故夫知理化之大体，稍能使民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所能知者。今凡群臣之上计议，条令之下四方，非刑名之科，即财利之事，民不闻乎德教，而惟利与刑之闻。故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茍取一切，无忧深思远之虑，由乎所以渐引其心术者，末也。方今圣主励精于上，贤辅讲导于下，兆民安业，四夷来庭，是可以辟九筵而布政，立圜水而宣德，益广天下之庠序，俾习射乡之礼，隆雅颂之声。分命大臣，集诸儒硕士，因前圣之遗制，考旧礼之沿革，定悫当之一说，以折衷于诸家，芟其繁重，以便遵用。自国家损益之法，至吏民等级之度，成皇家之大典，立百世之宏规。且王者受命，必有制作。是故质文互变，忠恭殊尚，改正朔，易徽号，别服色，异器械，所以新天下之耳目，振旧物之颓废。又况礼乐之大，固无沿袭之理矣。今天下学士所习者，前代之馀制；廷列群臣所引者，往朝之故事。我大宋继天而王，久旷大仪，小臣鄙愚，窃怀愤怅。盖太平之期难值，英哲之主间出，臣不胜踊跃于下，以至率然不量，僭陈大议，盖为明时重惜也。谨采末论稍近乎政教之本者，存数条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