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二日，镇再拜复书君实足下：昨日辱书，以为镇不当为议状是房庶尺律法。始得书，𢥠然而惧曰：镇违群公之议，而下与匹士合，有不适中，宜获戾于朋友也。既读书，乃释然而喜曰：得君实之书，然后决知庶之法是，而镇之议为不谬。庶之法与镇之议，于今之世用与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实之书传于后世，使后世之人质之，故终之以喜也。君实之疑凡五，而条目又十数，安敢不尽言解之？君实曰：《汉书》传于世久矣，更大儒甚众，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谬为脱文，以欺于镇也。是大不然。镇岂可欺哉？亦以义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阙文，《礼记·玉藻》之脱简，后人岂知其阙文与脱简哉？亦以义理而知之也。犹镇之知庶也，岂可逆谓其欺，而置其义理哉？又云一黍之起，于刘子骏、班孟坚之书为冗长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长几何，未知其空径几何，未知其容受几何，岂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间哉？宜起一黍，积而至一千二百然后满，故曰「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其法与文势皆当然也，岂得为冗长乎？若如君实之说，以尺生律，《汉书》不当先言本起黄钟之长，而后论用黍之法也；若尔，是子骏、孟坚之书不为冗长，而反为颠倒也。又云积一千二百黍之广，是为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实之意，以积为排积之积，广为一黍之广而然邪？夫积者，谓积于管中也，广者谓所容之广也。《诗》云「乃积乃仓」，孟康云「空径之广」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卫之父子君臣之名分，岂积与广之谓邪？又云「古人制律与尺、量、权、衡四器者，以相参校，以为三者茍亡，得其一存，则三者从可推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变」者，亦是也。古人之虑后世，其意或当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既知黍之于后世可以为尺，岂不知黍之于后世亦可为律，而故于其法为相戾乎？若如君实之说，则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径三分，围九分者，数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则弃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围十分三釐八毫，岂得谓不及半分而弃之哉？且律吕之用，天地精祲，阴阳疏密，尽能总括，不可差其秒忽，至使郑康成以馀分离为数千，算其奇○，用明注解。岂有三分之内剩四釐六毫弃而不取哉？又言「律管至小，而黍粒体圆，其中岂无负戴庣空之处，欲责其丝忽不差邪」者，此足以见君实大不晓律吕声音之甚也。设使空径只取三分，更无四釐六毫，其容才一千三十黍，任使敌撼满溢，馀一百七十更无所容；若要所容，则长其□一寸三分强方始容受，曾不知其声已展下三律矣。《汉书》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谓以九分之围乘九寸之长，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围分之法既差，则新尺与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庶之量与尺合，姑试验之乃可。又云：「权衡与量，据其容与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后可。至于尺法，止于一黍为分，无用其馀」。若以生于一千二百，是生于量也。且夫黍之施于权衡，则由黄钟之重；施于量，则由黄钟之龠；施于尺，则由黄钟之长；其实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汉书》正文也，岂得谓一黍而为尺邪？岂得谓尺生于量邪？又云「庶言太常乐太高，黄钟适当古之仲吕。不知仲吕者，果后夔之仲吕邪？开元之仲吕耶？若开元之仲吕，则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声者之论也，无复议也。又云「方响与笛，里巷之乐，庸工所为，不能尽得律吕之正」者。是徒知古今乐器之名为异，而不知其律与声之同也，亦无复议也。就使得真黍，用庶之法制为律吕，无忽微之差，乃黄帝之仲吕也，岂直后夔、开元之云乎？《书》曰「律和声」，方舜之时，使夔典乐，犹用律而后能和声。今律有四釐六毫之差，以为适然，而欲以求乐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青云之士，则不能成名」。君实欲成其名，而知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则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谚曰：「抱桥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实之议，无乃为浴者类乎？君实见咨，不敢不为此諓諓也。不宣。镇再拜（《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一附录，明刻本。又见《皇朝文鉴》卷一一六，《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一○六，《文献通考》卷一三一，《经济类编》卷四六，《文章辨体汇选》卷二二四，《宋代蜀文辑存》卷九。）。

「其」下一字，原本漫漶不明，似「必用」二字合为一字，然不可通，姑阙俟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