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主道莫大于知人，尧授舜以天下，而舜举八元、八凯，以敷五典，以叙百揆，流四凶于四裔之外，而海内臣服，君子以为知务矣。上方纂承先帝之烈，躬揽万几，夙夜孜孜，兴废补敝，而独于知人官人之法，尚未皇暇，士论惑焉。然则方今中外小大之臣，与夫天下之士，忠邪杂揉，未易一日而知，虽尧舜之聪明，乌得察其贤否耶？此固不可轻虑无法，而欲必其真伪也。昔者皋陶谟九德于舜，取人以才性之分，孟子戒时君以三慎用人，推而行之，皆足以为法。而议者以为难行于今之世，必待其人有是数者之德而后官之，是必尽人之性然后可为也。君子者，焉得人人而察之？必使左右一国之人皆以为然，而后我然之，则是其责之也已详，而天下常无士矣。然则二家之说，盖亦不足法欤？又不然。愿闻子之高论，以释厥疑，且以备有司之择焉。

问：孔子作十翼，以赞《易》道。微辞奥旨，杂出于众篇，不可以一体求，不可以一隅见，周流变化，以极夫天人事物之理，其间有言鬼神阴阳之道，而终之以善性之说，何也？至于《序卦》、《杂卦》盖与夫《彖》、《系》相为表里，虽其言有若相戾，而义各有归。经曰：「地中生木，升」。是升不来也。又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可谓不来乎？「木上有水，井」，是井通也。又曰：「困乎上者，必反于下，故受之以井」。可谓通乎？《贲》，刚柔相文也，而曰：「无色」。《随》，必有事也，而曰：「无故」。《临》、《观》相反也，而有与求之义。《巽》、《兑》皆柔也，而有伏见之文。皆先儒之所未讲明，而学者之所宜究也。愿析精蕴，别白而言之。

问：《洪范》五事，协于庶应、休应。曰「肃时雨若」，「乂时旸若」，「哲时燠若」，「谋时寒若」，「圣时风若」，皆以五事之配而言之。至于咎应，常雨则曰「狂」，常旸则曰「僭」，常燠则曰「豫」，常寒则曰「急」，常风则曰「蒙」。何也？

问：孔子没，圣人之道失其传，百氏之说纷然肆邪说以枭乱天下。孟轲、荀卿氏作，相与提仁义之言以辟之。陵迟至于汉、唐，道益大坏，扬雄、韩愈氏又从而扶持辨正，然后孔子之道熄而复明。国家承平百年，儒学虽盛，而释、老二氏，源流益炽，至于庄、韩、管仲之学，亦相继而起，天下荧惑，学者不知非焉，此今日之患也。昔者，圣人之徒知其道之在己，一夫不由先王之术，则辟而正之，正而不已，又从而笔之于书，以见后世，不使其贼于仁义。是乌足为儒者道哉？曾西有言曰：「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功烈如彼其卑，尔何曾比予于是」？扬子曰：「申、韩之术，不仁之至也。有诵庄、韩之书于孔氏之门，则麾而去之」。韩子谓「释、老之害过于杨、墨」。彼之道不行，由此言之，则彼非其道，不容于圣人之世，从可知矣。然则今之君子有进而取之者，其亦有说乎？不识老庄之所谓道，释氏之所言理性，非之刑名，仲之政令，其有取于孔子之道者乎无也？不可以取而取之，不仁；可以取而去之，不智。如欲取之，又惧夫贼吾之道，而遗患于中国，非孟子所谓「生于其心，害于其政」之虑也，然则如何？如欲去之，必将明吾圣人之术，有以胜于彼者，使彼之奸言邪说不得以欺瞽愚众，而学者之无惑。兹有望于君子言也。

问：夫士志于道，仁义而已矣。舍仁义而言之，非吾所谓道也。子思之言：「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韩愈之言：「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皆合仁义而言之也。《易》之《系辞》则曰：「形而上者之谓道」。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斯又何道也？夫所谓形而上者，无形之名，而阴阳者，有为之用，然则皆名之道，何也？推乎其本，则与夫子所言之道，其有异乎不异也？先儒云：「百王无变之谓道贯」。或云：「弊者道之失」。既曰不变，而且有弊，何也？必有体用，悉为详言。

问：圣人之志见乎经者，其惟《易》、《春秋》之微乎？夫《易》之为书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体天下之动，以尽人事之理，是非无为无体者也。而仲尼曰：「神无方，而《易》无体」。又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言乎远则不禦迩，则静而正，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其神明博大，以至约不可为体要，如是何也？《春秋》之法，常事合礼则不书，违礼则讥之。公、谷氏之言也。或者引以为说，谓《春秋》无褒，可乎？又《谷梁》曰：「《春秋》为尊亲者讳，必微文以示义」。微之之旨，孰见于经？或者谓圣人书法，辞高义隐，理当自尔，非微之也，其说如何？请详于篇，以观学者之所蕴焉（《古灵先生文集》卷二一。）。

方今：原无，据库本、影宋本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