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近两具手奏，为前后论事不蒙朝廷施行，及多病早衰，乞补外郡，或管当南京留司御史台一次。准中书劄子，奉圣旨不允者。臣切以臣之事君，不可无义；君之用人，亦宜以礼。臣虽愚陋，陛下过听，以为御史中丞，居言事之长。若朝政不致乖戾，于国体未有所损，则岂敢辄有奏述，遽言去就？唯自权立制置条例司，政出多门，名分不正，故识者皆已忧之。然臣当时亦未敢再三言者，犹冀因此或能有所兴立。自添差提举官四五十人，颁青苗法于天下，条诏纷纠，自相违戾，人无智愚，莫不讥议。而庙堂之上，欲必以威力胜之，以至凌轹旧臣，沮折言者，聚歛之志，形于四海。奉公忧国之士，莫不怀愤切叹。臣既当事任，义不容默。是以累求进对，连上奏封，反覆开陈，冀欲寝罢。陛下虽心知其然，依违终未能决。臣言既不从，又不能引避，则事君之义，岂不亏损？或朝廷未赐矜从，臣所请固不敢已，直俟谗慝积深，方行谴责，则于陛下用人之礼，得无过差？况臣疲病之质，不能堪任显职。伏乞检会臣前奏，早赐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