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古者兵出于农，故三时耕稼，一时阅武。其于四时蒐田，则又率之从事。然则农之用力于兵，以少言之，岁当两月。计其大概，则今之专力之兵一，当古之兼农之兵六。先王之制，天子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万二千五百人，其馀夫以为羡卒。周有天下，诸侯之国千有八百，以中数率之，通有兵二万五千，为兵四千五百万，而羡卒未在其数。以今之兵一当其六，今有兵百万，为八、十倍少于古。以迹言之，其专力、兼农之势固异；以多少言之，其用人之力，费人之财，今可谓省矣。古者兵出于农，故干戈、车乘、马牛亦皆取具，而国无预焉；今兵出于国，故干戈、车乘、马牛亦皆取具，而民无预焉。此今之兵又于民为便者也。秦既开阡陌，而亦兵出于民，其干戈屡动，则至于发闾左之戍。魏汉而下，亦皆以民为兵，其转徙杀戮之祸尝甚矣。至于后周、隋、唐修列府卫，而兵复近古。天宝以后，彍骑立，而募兵之法行。自是之后，纲纪失序，天子之势屈于方镇之兵，方镇之势屈于所部之兵。至其甚也，将之废置出于兵。至于五代，而国之废置出于兵。兵之祸天下，未有甚于此也。宋兴，拨乱世反之正。太祖外削藩服，而归之轨道；内操师旅，而束以法制。天下之恶子，非䲡之以刑，而自列于行伍；非驱之以暴，而自就于绳墨。以镇城邑，以戍疆埸。非独为朝廷之用，其于天下之良民，得以乐职而安业者，实赖其力。况又其费少于古，其便多于民，近世以来，制兵之善，未有及此者也。陛下出众虑之表，起百职之废，其于常武，尤属圣心。今连营之士，训练精锐；武库之兵，缮治工巧。殆古所未有。臣诚不自揆，计今之事，窃以谓西北之宜当择将率，东南之备当益戍兵，庶几上副陛下威夷狄、守四方、不世出之大志。何以言之？昔太祖之世，其捍北狄，则用李汉超于关南、马仁瑀于瀛州、韩令坤于常山、贺惟忠于易州、何继筠于棣州；其禦太原，则用郭进于西山、李谦溥于隰州、李继勋于昭义；其备西戎，则用姚内斌于庆州、董遵诲于环州、王彦升于原州、冯继业于灵州。大抵如内斌、遵诲之兵，率不过五六千人，皆责之以自守其地。今士之精锐，兵之工巧，无以复加矣，在乎得人，属之统督之寄而已。故臣以谓西北之宜当择将率，付之一州一路，任之以战守之责，陛下明考核、信赏罚，以驭之而已。以此制胜，则何求而不得也？臣又窃以古者百里之地，为千乘之国，有兵三万七千五百人。今州小者，非特百里而已。士徒之众，虽不必尽如古制，然今东南之隅，地方万里，有山海江湖险绝之势、溪洞林麓深僻之虞，而此诸路之兵，各不过数千人而已。其于防逻，常患不足。万一有追胥讨捕之事，理必乏人。向者邕州之不守，盖患于救援之不继。至于廖恩之鼠窃，而能稽诛于时月者，盖由追讨之兵不足。恩已自归，而所遣北兵，犹在道路。则东南之寡弱，盖可知也。以陛下之明，纲理天下，无所不备。其于东南之兵，计今之宜，虽不必如古者千乘之法，然稍增兵屯，使缓急足用，以销奸萌，除患于未然，亦治体之所宜及。臣故以谓东南之备当益戍兵。区区忧国之心，惟陛下之所裁择，取进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