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少读《唐书》及《贞观政要》，见魏郑公、王圭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小大，无不议论谏诤，当时邪人庸人相参者少，虽有如封伦、李义府辈，太宗又能识而疏之，故其言无不信听，卒能成贞观太平，刑置不以，居成、康上，未尝不反复欣慕，继以嗟唶，以谓三代君臣不知曾有如此周旋议论否？虽皋陶、禹、稷与唐舜上下谋谟载于书者，亦未有若此委曲备具。颇意三代唐舜去今时远，其时虽有谋议如贞观间，或尚过之，而其史不尽存，故于今无所闻见，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繇汉以降至于陈、隋，复繇高宗以降至于五代，其史甚完，其君臣无如此谋议决也，故其治皆出贞观下，理势然尔。窃自恨不幸不生于其时，亲见其事，歌颂推说，以饱足其心。又恨不得升降进退于其间，与之往复议论也。自长以来，则好问当世事，所见闻士大夫不少，人人惟一以茍且畏慎阴拱默处为故，未尝有一人见当世事仅若毛发而肯以身任之，不为回避计惜者。况所系安危治乱有未可立睹，计谋有未可立效者，其谁肯奋然迎为之虑而己当之邪？则又谓所欣慕者已矣，数千百年间，不可复及。昨者天子赫然独见于万世之表，既更两府，复引二公为谏官。见所条下及四方人所传道，知二公在上左右，为上论治乱得失，群臣忠邪，小大无所隐，不为锱铢计惜，以避怨忌毁骂谗构之患。窃又奋起，以谓从古以来，有言责者自任其事，未知有如此周详悃至，议论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虽郑公、王圭又能过是耶？今事虽不合，亦足暴之万世，而使邪者惧，懦者有所树矣，况合乎否，未可必也。不知所谓数百千年已矣不可复有者，今幸遇而见之，其心欢喜震动，不可比说。日夜庶几，虽有邪人、庸人如封、李者，上必斥而远之，惟二公之听，致今日之治居贞观之上，令巩小者得歌颂推说以饱足其心，大者得出于其间，吐片言片辞以托名于千万世。是所望于古者不负，且令后世闻今之盛，疑唐舜、三代不及远甚，与今之疑唐太宗时无异。虽然，亦未尝不忧一日有于冥冥之中、议论之际而行谤者，使二公之道未尽用，故前以书献二公，先举是为言。已而果然，二公相次出，两府亦更改。而怨忌毁骂谗构之患，一日俱发，翕翕万状。至于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谤，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贤，不顾四方人议论，不畏天地鬼神之临己，公然欺诬，骇天下之耳目，令人感愤痛切，废食与寝，不知所为。噫！二公之不幸，实疾首蹙额之民之不幸也！虽然，君子之于道也，既得诸内，汲汲焉而务施之于外。汲汲焉务施之于外，在我者也；务施之于外而有可有不可，在彼者也。在我者，姑肆力焉至于其极而后已也；在彼者，则不可必得吾志焉。然君子不以必得之难而废其肆力者，故孔子之所说而聘者七十国，而孟子亦区区于梁、齐、滕、邾之间。为孔子者，聘六十九国尚未已。而孟子亦之梁、之齐二大国，不可，则犹俯而与邾、滕之君谋。其去齐也，迟迟而后出昼，其言曰：「王庶几改之，则必召予。如用予，则岂惟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观其心若是，岂以一不合而止哉？诚不若是，亦无以为孔孟。今二公固一不合者也，其心岂不曰「天子庶几召我而用之」，如孟子之所云乎？肆力焉于其所在我者，而任其所在彼者，不以必得之难而已，莫大于斯时矣。况今天子仁恕聪明，求治之心未尝怠，天下一归，四方诸侯承号令奔走之不暇，二公之言，如朝得于上，则夕被于四海，夕得于上，则不越宿而被于四海，岂与聘七十国、游梁、齐、邾、滕之区区难艰比耶？姑有待而已矣。此非独巩之望，乃天下之望，而二公所宜自任者也。岂不谓然乎！感愤之不已，谨成《忆昨诗》一篇，《杂说》三篇，粗道其意。后二篇并他事，因亦写寄。此皆人所厌闻，不宜为二公道，然欲启告觉悟天下之可告者，使明知二公志。次亦使邪者庸者见之，知世有断然自守者，不从己于邪，则又庶几发于天子视听，有所开益。使二公之道行，则天下之嗷嗷者，举被其赐，是亦为天下计，不独于二公发也，则二公之道何如哉？尝窃思更贡举法，责之累日于学，使学者不待乎按天下之籍，而盛须土著以待举行，悖者不能籍以进，此历代之思虑所未及，善乎，莫与为善也。故诗中善学尤具，伏惟赐省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