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罢府兵，始置神武、神策为禁兵，不过三数万人，以备天子扈从藩卫而已。故禄山之叛，驱市人以战贼。德宗蒙尘，扈驾者四百馀骑。甲兵皆散在郡国，自河朔三镇不统于京师，馀可举者，太原、青社各十万人，邠宁、宣武各六万人，潞、徐、荆、扬各五万人，襄、宣、寿、镇海各二万人，而观察、团练据要害之地者，亦各不下万人。五代之际，四方割裂，以区区中州之地，晋汉之兵尝至于数十万人，养之既费，教与用之又皆不得其理。周世宗高平之退，中国兵制始修列焉。宋兴，太祖监前世之敝，益修教习之法，始黜老懦之兵。至于边鄙，务在择用将帅，以折冲一方之难。故姚内斌领庆州，董遵诲领环州，二人所领之兵，才五六千而已。当是之时，举中国之兵，才十六万人，平五强国，不知兵之少也。至太宗伐刘继元，驾前之兵盖十馀万，兵之稍稍益广自是矣。其后曹彬之败祁沟关也，在行之兵实二十万。既而杨业败于陈家谷口，刘廷让败于君子馆，全军殁焉。士卒前后战死，沿边疮痍之兵不满万计，皆无斗志。河朔震摇，悉科乡民为兵以守城。咸平之间，又集近京诸州丁壮以为兵，而西北边臣犹请益兵不已。张齐贤请调江淮丁壮八万以益西师，天子忧之，谓吕蒙正曰：「方事之警急，升卫亦可抽减，其如卫兵，数亦不足」。蒙正复请取河南丁壮以益兵，天子难其言，然不得已而卒听焉。其后又请济师不已，遂令刘承圭取环庆诸州役兵，升为禁兵，号振武军以益焉。自此募兵之法益广矣。天子延见近臣，屡叹兵数之倍，而思太祖之法，有减兵之意。尝曰：虽议者恐其动众，亦当断在必行。然群臣莫能承上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