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与天地俱出，而隐于视听之表，伏羲始钩而得之，象之以卦，经文王、孔子，然后其道益完以显。故其为书最古，最为宏衍幽深，魁卓而不可穷。后世学者虽终身穷考而欲究其奥极，常患不至。故其注释者，比他经为最多。如康成之博学，其所解经莫不传于世，至于注《易》，则学者所不齿。晚乃有王弼者，自弼而降，有陆希声、刘牧，此最可称道。然弼为义多老庄无用之说，希声削文王、孔子系、象而著以己说，兹非罪人乎？然其差胜弼。牧之注本，沿蹈于希声而又益以茫昧荒虚不可究之象数。兹数子者，俱不免于诋訾，则宜说者之不息也。臣伏见某官强力积学，深于《易》义，致思十年，别为注解，斥诸家之浮杂，抗圣学而独骛。包罗大义，横穿直贯。其有高处，超然出于学者之意外。臣实惜其堙郁而未能光明于世，辄令缮写，编成五册共一十卷，谨随状进呈。乞下儒臣看详，特赐施行，庶几传经之士，有所开益矣。